做什么样的梦预示怀孕:第十放映室万家灯火之安身立命解说词

   工作对于有些人来说 只不过是一种养家糊口的手段，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工作却是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途径，但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人都必须依靠工作，才能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从而做到安身立命。

    安身立命这个古老的成语也就在现代社会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如果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安身就是在某处安居，而立命则是指精神有所寄托。安身立命就是指生活有着落，精神有寄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归处。也就是说，人生要有一个终极支撑点，才能够最终实现人生的意义。相对于把人生终极价值与意义最终托付给上帝的西方文明而言，东方儒家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特色恰恰充分肯定人能够在世俗生活中自我做主，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与内在人个世界的开拓，立足于现实世界，最终获得安身立命的归宿。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在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影响，而这种变化和反思自然也体现在中国电影中。下面我们就将中国电影中折射出的安身立命的三个重要元素走进中国人在巨变的年代中如何安身立命的故事。

家国一体

马山在一个贵州小镇上长大、参军、退伍，然后当上了一名小镇民警，随后结婚生子，上班下班，他的人生就这样平淡无奇地延续着。

    一天清晨，参加婚礼后宿醉醒来的马山就这样遭遇了他生命中最为黑暗的时刻，他的佩枪突然消失不见了。面对着空空如也的枪套，马山的神经几乎崩溃，因为他知道，枪里装着三颗子弹。马山同样知道，偷枪的人，是要用它杀人的。

    对于警察来说，丢枪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个突发事件不但破坏了马山的工作和平淡的生活，也让他意识到另一个范畴更加宽泛的概念——家国一体。

    家，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不理解中国人的家，就永远不能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把家作为一种精神行的归宿，最重要的价值观都与家有关系。家，不但是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在，它也是先人生命的延长线，更是家族形成的据点。在精神象征上，家是彰显祖德及庇荫子孙所在，正是安身立命的诠释。

    马山作为一个小镇警察，他的生活基础完全根植于家庭，但是丢枪这个事件让他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让他如同一个焦虑的幽灵走遍了镇上的每一个角落，用机警的目光重新审视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马山在经营饭店的战友帮助下依稀回忆起昨夜婚宴上发生的事情，但丢枪的事情还是没有丝毫线索。一夜之间，小镇上所有的人都成了马山怀疑的对象。一夜之间，马山原本以为熟悉不过的小镇突然陌生了，并逐渐变换成为一个危机四伏的陷阱显现出诡异危险的气息。此时马上的内心正在经历挣扎和彷徨，宛若幽灵一般在幽暗狭长的小镇街道上行走，试图寻找失落的回忆。但马山作为一个警察，他最后还是要面对自己的职责，不能再继续隐瞒自己丢枪的现实。

    马山回到派出所，所里正在分发先进集体的奖金，大家热火朝天的正在商量如何分配奖金的问题，但马山却失魂落魄一般在回忆所有可能涉及丢枪线索的人物，他们走马灯一般在他脑海中重现，失态的马山被同事发觉，一句丢枪的玩笑话却改变了一切。局长获悉马山丢枪后立刻赶来小镇督导破案，针对马山丢枪后的反应，局长的话将马山、小镇和家国概念联系在了一起。

    派出所内一派紧张的气氛，前后的气氛转换突兀，让观众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此时画面的对比强化了影片所要表达的效果：前景是马山低着头，在他身后是一面挂满锦旗的墙，象征着荣誉的锦旗此时显得格外的扎眼，似乎在嘲笑和揶揄着前面这个自责内疚的人。配枪的失踪、命案的发生、危险的靠近，使得马山深深得陷入人生的黑暗。丢枪的事实让他的家庭也陷入了麻烦，妻儿的哀怨和失落更是让马山体会到，作为一个男人，在履行自己的警察职责同时也要努力去保护他的家庭免受伤害。黑暗中奔走的马山开始追寻丢枪的线索。马山身为一个警察和普通人不同的是，他是一个身负特别社会责任的人，社会职责赋予他的权利此时变成了沉甸甸的负担，这种负担是警察的责任和社会压力的混合体，这种压力导致了马山的迷失，而迷失又变成了黑暗中追寻的过程。

    马山的迷失是因为他安身立命的基础丢失了，一把装有三颗子弹的手枪让他的小家和国家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是一个人生活的基础，当我们把家的逻辑和原理延展到国后就形成所谓的国家，以家为国的文化基础，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的文化传统。显然，国家是国与家的合体，即氏族社会的血缘逻辑演变为家的逻辑，再与文明社会的国的逻辑进行中庸调和后的产物。中国人是在家的基础之上延展出国的概念，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是由家庭、村落再延伸到国家后构成的。黑暗中奔走的马山不仅仅是为了他的小家在奔忙，也是为了捍卫自己身为警察的荣誉并重新寻回自己的内心宁静。这段阳光下的追逐，是整部电影中少见的阳光明媚的欢快段落，对于一直在黑暗中苦苦追寻的马山来说，这段骑自行车追逐小偷的段落将他内心的压抑和阴霾一扫而空。马山珍视的信念激励着他在黑暗中呼喊奔走并最终回到阳光下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于信念的寻找和重建。在那个时侯，马山突然发现自己真正体会到了生命中久已失落的真实与美好。

    马山最后终于用自我牺牲的方式寻回了自己的佩枪，原来是小镇上的结巴刘为了报复造假酒的周晓刚趁马山在婚礼上喝醉后偷走了他的佩枪并打算用它杀了周晓刚。马山假扮周晓刚引出了结巴刘并用假枪诱骗结巴刘打完了手枪里的子弹最后逮捕了他。

    影片结尾濒临死亡的马山在想象中回到了妻子执教的学校，遥望着自己的家人，遥望着自己的生活，马山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脱。一个人最恐惧的时候，往往是真正的恐惧来临之前。当他一直避之不及的东西终于和他面对面时，就算是死亡，也不能再让他恐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理想是天下一家、家国一体，也就是说，家的逻辑和国的逻辑是直接贯通的，中国人对于家的理念、家的文化有着一种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它是社会结构的范型，它是人生价值的源头，是中国人最后的归宿，中国人，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有个家存在就不会导致人生的失落。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每个人都要有安身立命的归处，才能找到人生的终极支撑点，才能够最终实现人生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处理好家与国的关系、情与理的关系、入世和出世的关系就能够处理好安身立命的人生终极命题。

情理之间

电影老港正传是一部以收集香港平民集体回忆作为主打内容的电影，在短短两个小时里，讲述了香港这人口密集的弹丸之地四十余载的平民沧桑。就其囊括的历年大事记和带有极强象征感的众生相而言，这部电影更像是献给全体香港人的一次集体回忆。

    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年轻的左长旺成为了爱国戏院的定影放映员。被朋友和家人叫成老左的左长旺，在香港爱国戏院工作了一辈子，在港英政府管理下的香港身为一个爱国的左派分子，老左的生活注定要在情理之间不停的做出选择。作为一个拥有自己坚定信念的香港普通人，老左在金钱至上的香港社会里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的故事正是香港这个独特的商业环境中如何平和理想和现实，如何安身立命的故事。

   身为香港左派的老左却身处在港英政府的统治环境，种种爱国举动备受打击。这让刚刚开始追求自己理想的老左第一次明白情与理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情感要素的基本文化逻辑就是要合情合理，所以中国文化的教化体系中一直遵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原则，而如何处理好情理之间的关系则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老左的邻居陆佑一直看不起老左和爱国人士，本来是好朋友的老左和陆佑因为对于如何理解情理关系的不同彼此之间开始产生隔阂。

    老左的儿子左忠和陆佑的儿子陆敏是青梅竹马的一对，老左和陆佑之间的隔阂却没有影响儿女之间的感情发展。青梅竹马的左忠和陆敏在电影院里开始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左忠作为一个香港左派的后代一直是在身旁朋友不理解的目光中长大。但无论如何生活如何艰难左忠的身边一直有陆敏陪伴着。

    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商业社会里如何平衡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对于现代人的安身立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出发点是血缘和家族，在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里如何将中国文化的基本出发点融合进理性主义社会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的问题。成年后的左忠和陆敏对于生活的态度和老辈人完全不同。高中毕业后，陆敏留学海外，与左忠暂别，而左忠则企图利用内地改革开放的时机走冒险发达的道路，两人从此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

    沉迷于发财梦的左忠去大陆做投机生意失败，他只能回家求救，当他得知父亲已经将钱拿去资助了同事的儿子读书，左忠愤然离去，母亲秀英一方面抱怨儿子不争气一方面又担心父子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大，一蹶不振的左忠碰到了刚从国外休假回来的陆敏，本打算和他重修旧好的陆敏得知左忠对她的请求却是借钱而不是和好后大失所望。

    九十年代，香港回归在即，有人忧心忡忡办移民，也有人趁机寻求商机发财。老左所在的戏院生意因为经济不景气而走下坡路，看着香港人为前途和钱财而盲目地奔波劳碌，老左依旧我行我素，继续坚持他的理想。正在期盼香港回归祖国的老左突然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原来秀英患有心脏病，却为了不使家人担心而一直隐瞒。秀英病逝后老左意识到世界上最爱自己的人已经离去，正在大陆做生意的左忠匆匆赶回却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左忠埋怨父亲一直为了自己的理想疏于照顾母亲的病情，使得父子关系进一步恶化。

    九七香港回归，举国同庆，老左期盼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而此时也是妻子秀英去世一周年的日子。经过亚洲金融风暴的欺负跌宕，左忠带着母亲临终的遗言回到家，他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执着和母亲的苦心，父子二人重归于好。

    当新世纪七百万香港人都已经把回乡当作家常便饭，而老左的回乡梦想却仍旧没有实现。退休了的老左被戏院返聘成为技术顾问，继续在电影放映的岗位上发挥余热。

    2003年非典来临，香港人人自危，左忠却坚定地留下来照顾生病的陆敏，此时的左忠已经不再急功近利地寻求一夜暴富，而是开始踏实地生活，认真地对待未来和梦想。此时的陆敏同样经历了生活的颠沛流离，两个人终于又坐到了一起，而他们之间的爱情还能重来一次吗。

    电影从一个十分普通的香港三口之家讲起，但实际上却在讲述七百万普通香港人的四十年风雨历程。老左一家的故事，其实正是香港万千家庭的缩影。电影中被镜头凝固的这些面孔正是那些普通香港人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

    故事的主人公老左和家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传神地表达出中国文化中情与理的关系。老左作为一个香港左派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了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中，他呼喊着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红色口号，热忱地对待工作和身边的朋友，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却忽视了身边最亲近的妻子和儿子，这样的一个人仿佛是一个不通情理的典型代表。而老左的儿子左忠则是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他痛恨栖身于天台的狭窄空间，腻烦父亲用虚拟的传统道德来束缚自己的生活，代表着新一代香港人拼搏精神的左忠努力赚钱，努力享受生活，为此不惜一切带价，哪怕屡战屡败却又能屡败屡战。在父子二人不同的生活选择中，如何安身立命成为了他们冲突的焦点，中国传统文化的至高追求，就是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就是为人们树立一个美好的境界。从这一点来说，老左无疑是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来验证了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这个美好的境界包容了人的理想和信念，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家族的逻辑、血缘的逻辑首先是一个情字。如果以这个角度来审视老左的生活，这个电影角色无疑过于理性化，而缺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安身立命的另一种理解。

    《论语》中说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意思是父亲犯了罪，儿子不能告发，儿子犯了罪，父亲也不能告发。这句话表明，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家庭生活一直遵循一种情感的逻辑，而不是理性化的逻辑，父子之间相互隐瞒是符合天理人情的，这就叫直在其中。这个直就是中国文化的真谛，中国人生活的真谛。故事到最后老左终于和儿子、和生活取得了谅解，也为自己寻找到生活的归宿。

如何能在事业和家庭之间获得平衡则是中国人在追求安身立命过程中最艰难的考验。中国电影中大多数的情感冲突往往都来自于此。

《别拿自己不当干部》这部电影通过发生在主人公王喜身上的几个波澜不惊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纺织厂工段长，一个在别人眼中不过是兵头将尾的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那些平平凡凡却又让人感动的故事。

    虽然只管着200多人，但干部这两个字在王喜心中是责任、是形象、是神圣，他的所作所为都以干部为标准，始终保持着干部两字的纯洁和神圣。在王喜身上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更有常人的人性弱点，整个影片展现个观众的将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丰满有人物个性的基层工人形象。

   王喜虽然只是一个工段长，却多年的以身作则，虽然没有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但耳濡目染的妻子张芸却早已自觉按照干部家属应有的标准严格律己了，连单位福利发瓶酱豆腐她都把瓶子完好的留给同事，自己领破了罐的，为的是不给当干部的丈夫脸上抹黑，而他们上小学的儿子更是因为自己有个当干部的老爸经常在同学面前豪情万丈。

    耿直的王喜自然也得罪了不少人，这么多年一直是个兵头将尾的工段长，王喜的老婆就找了个半仙给王喜算命，结果半仙说王喜是官来也不大，而且眼看就要丢了这顶小乌纱帽，因为犯了小人。

    中国人的情感不光是留给自己也不光是交给别人的，它是人与人之间发生互动的一个机制，人与人之间通过情感来互动。情理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中国电影中常见的矛盾冲突，所以中国电影常用这样一种感动的机制，在情感上打动别人，在情感上颠覆别人，最后完成电影的情感诉求。

    儿子经常在学校吹嘘自己爸爸是干部，结果被学校老师摊派了修理乒乓球案子的任务，王喜只能自己亲自动手上阵，还被老师误解为是王喜爸爸派来的工人，好在儿子小小年纪就能明白事理，这让王喜得到了不少安慰。

    女工赵小玲因感情被厂劳资处长儿子玩弄而自杀，王喜亲自把她送到医院并主动到厂保卫处去讨个说法。王喜作为一个实在人坚信做人就得干点实事儿，而身为干部，除了表率群众外，更是要为群众排忧解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孟子开始，提出人性有四个基本结构，叫恻隐之心、恭敬之心、羞恶之心，还有是非之心。这四心的观点仍旧延续了中国文化中对于安身立命的态度，那就是讲究情理。这四心当中，只有是非之心勉强可以算作一种理性，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和恭敬之心都属于情感范畴，正是情感在中国概念的安身立命中的重要地位，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在电影中的体现，才会呈现出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中这样的微笑与泪水并存的状态。

    劳资处长的儿子气势汹汹地杀到王喜的办公室挑衅，结果却被王喜收拾住，但是最后更值得王喜还是吃了暗亏，而且王喜因为得罪了领导兵头将尾的工段长也当不成了，被发配去了澡堂当值班员，作为党员和优秀干部的王喜，虽然对自己的机遇无比失落，但依旧在澡堂副堂主的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如果王喜最后在澡堂一直郁郁不得志，那么这种情理之间的戏剧冲突，对于大部分普通观众来说，就会过于沉重，所以影片结尾工人韩月华冲进了男浴室，告诉王喜在车间的民主评选中大家把他选为副主任，王喜终于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

    影片略带光明的结尾显然是主演和导演冯巩的一厢情愿，他宁可用这样的光明求得观众看电影时的一丝心里安慰而不愿用现实主义的悲剧手法瓦解老百姓对于传统文化中情理的信念。

出世入世

文耀是一名走街串巷推销《新婚指南》的出版社推销员，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公交车上喋喋不休地讲述着他自己的故事。作为一个现代大都市中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文耀虽然怀揣梦想，但也只能无奈地在现实中沉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精神结构，这个据有特别弹性的精神结构主要负责解决中国人如何安身立命的话题，并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重要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点是入世的，因为中国人有办法解决如何永恒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实现永恒的手段就是所谓的三立：立德、立言、立功。立德，就是要有美好的德行，有了好的德行以后就会精神不死；立言，就是把自己的思想通过著作流传下去，也是负责解决精神不死的问题；而立功，就是世俗层面的成功，所谓的建功立业，但是伟人可以建功立业精神不死，普通如你我的小老百姓又该怎样安身立命。

    电影《大电影2.0之两个傻瓜的荒唐事》就讲述了一个普通人的笑中带泪的故事。开场公交车上的推销只是过门，喋喋不休的文耀通过回忆爷爷和父亲关于电影的梦想其实是在构建自己对于生活的梦想。

    显眼的红色领带象征着文耀对于生活的热情，他虽然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推销员，但他却能够从平凡的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幸福，只是对于普通人来说，现实和梦想并不能保证一定吻合。文耀白天和这个城市一样光鲜，而当夜幕降临，他却要回到见楼下摘得出租房，面对困顿的现实生活，对于文耀来说得到幸福并不意味着可以永远拥有，如何守护自己的幸福，即将成为他生活中最大的考验。

    （这段比较搞）

    倒霉的文耀在推销业绩上一直不成功，在一次遭遇小偷之后，小偷的一番话却使他茅塞顿开，决定拍摄DVD配合《新婚指南》的发行。

    文耀卖掉了爷爷传下来的8毫米胶片摄影机，换回来一台DV摄像机，然后通过在音像出版社工作的老同学，文耀开始了他的《新婚指南》DVD版的拍摄计划。作为一个家族传统，其实电影梦想一直隐藏在文耀的基因中，而现在梦想和现实有了机会能够合二为一，建功立业的人生梦想似乎就在文耀的眼前唾手可得。

    有了导演好摄像机后作为接下来拍摄计划第一步，文耀开始寻找自己的男演员，来自香港的无业游民阿毛就这样走进了文耀的镜头。

    作为拍摄计划的第二步，文耀和阿毛打算公开招聘女演员，在看过了许多不靠谱的候选人之后，文耀和阿毛遇到了一个叫做美凤的女演员。

    经历种种磨难的文耀最后还是在阳台上找到了邻居家的小保姆来做自己的女主角。这个宛如游戏一般的过程其实只是在为后面那些匪夷所思的故事在积蓄张力。

    女演员美凤利用自己的手机拍摄下试戏的片段，然后编造了导演企图对她进行潜规则的桃色新闻。一时间，所有的小报头版都出现了文耀的大头照，原本只想靠拍摄DVD来推销《新婚指南》的文耀发现自己陷入了大麻烦之中。

    文耀的大麻烦却使他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文耀终于获得了资金开始拍摄他的《新婚指南》DVD版，这段极具恶趣味的片段让观众好好开心了一把。

    不过生活不会就这么容易放过文耀，妻子小鱼也得知了文耀的桃色新闻，一连串文耀意想不到的麻烦也自此不断开始。（这段比较搞）

    文耀面对妻子的一番倾诉，成为这部喜剧中最温情脉脉的段落。一部貌似荒唐的电影，却能够打动观众内心最隐秘的情感诉求，是因为喜剧中出现的现实这个字眼，却能够狠狠地敲打我们的内心，无论作为哪一种身份，都会在生活中遇到阻碍。小时候吃不到棒棒糖便是现实，少年时被暗恋对象拒绝也是现实，直到成年以后才发现以前的那些挫折如今看来都是小菜一碟，解决温饱，努力奔小康，才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就算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背后被人踩上几脚，忙忙碌碌疲于奔命，也只能把辛苦往肚子里咽，这就是现代都市人，所要面对的安身立命。

    文耀的倾诉让妻子小鱼开始理解了他的苦衷，夫妻二人联手开始继续拍摄《新婚指南》，而这一段恶搞了诸多电影的片段也成为本片中最为趣味性的段落。

    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人生意向都牢牢地指向入世，入世这个概念把中国人的价值目标、人伦关系都奠定于现实的基础上。中国文化有儒家、道家、佛家三大文化体系。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它讲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入世作为实践儒家理想的唯一手段，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而道家主张隐世与避世，但这个隐世和避世的目的却是为了更成功地入世，其根本精神是无为而无不为，是以避世的方法入世；佛家是主张出世的，但是佛家的出世其实质并不是要走出这个世界，而是要摆脱尘世以及自身情欲的困扰，其目的还是要达到人生的永恒，总之，中国文化形成的是一个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精神结构，这个精神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它和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是相适应的，所以，中国人往往得意的时候是个儒家，失意的时候是个道家，到了绝望的时候就是个佛家，但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能找到一个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所在。在《大电影2.0》中正是电影让文耀拥有了一个欺骗自己的理由，我从事的是艺术工作，它让我超越了我现在不完美的生活，而三个人在小阳台上高声呐喊“人至贱则无敌”的时候，正是全片的点睛之笔。

    这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这是一部关于生活的电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也就是说，就算暂时不知道自己的天命是什么，但人总归要有个安身立命的归处，生命一定会有所依循。对于都市人来说，人的生命一定要有个定位，否则生命没有原点就会永远站不住脚，永远不满意，永远在空虚之中，在影片的结尾，文耀拍摄的新婚指南获得了成功，但他还是放弃了这份看起来很有前途的职业，最后成为一个婚礼摄像师（突然想起来春熙就是干这个的）获得了安宁的生活。对于中国人来说，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动心，就是一种在入世当中出世的境界，对于中国人如何安身立命的终极命题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给出的答案也许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能够在出世和入世之间把握中庸之道，则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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