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 四渡赤水，究竟神在哪里？

    不知何故，对四渡赤水的研究几乎都忽略了红军情报工作所起的重大作用，与之相关的史料也很罕见。不难想象，在当时复杂多变的险恶环境里，人数装备均处于绝对劣势的红军如果没有出色的情报工作支持，再高明的指挥也无法避免盲人瞎马的困境。以土城之战为例，1935年1月下旬的土城之战是四渡赤水的序幕。这一仗之所以没能打好，并非毛泽东指挥不当，而是情报失误所致。

    “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3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战斗发动之前，“毛泽东首先了解了敌情。周恩来说：'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的川军2个旅对红一军团前锋部队进行反扑，阻止红军北进；另一部川军2个旅尾追红军，其先头已达土城以东地区。'毛泽东立即问刘伯承：'阻我渡江北进的川军到底有多少？'刘伯承回答：'据侦察报告，约为4个团。''川军既然只有2个旅4个团，那么，我们集中三五两个军团打它。'”（陈伯江：《中国土地革命战争》，21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1月）并决定由彭德怀统一指挥三、五军团进攻。

    1月27日20时，中革军委发出《关于28日行动的部署》的电令。28日5时战斗打响。激战几小时后，“这时，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杨尚昆回忆录》，1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

    由于战斗激烈，敌军“步步向土城镇进逼，一直打到镇东面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吕黎平：《战土城首渡赤水》，载《党史资料征集情况》第6期）“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毛泽东传》，346页）

    事后，毛泽东起码有两次提到了土城之战的情报失误。一次是在2月9日的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的三条经验教训中第一条就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4个团，实际上是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中国土地革命战争》，218页）

    另一次是在战前动员会上：“毛泽东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好像有点自责的神情，对集合坐在平地上的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这一次，我们再不吃那种亏了。吃一堑长一智嘛！现在采取声西击东的战术，再渡赤水，消灭王家烈，打回遵义去，誓为死难烈士报仇。'”（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117、1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由此可见，情报失误是土城失利的主要原因。

    继土城之战的是二渡赤水后的桐遵之战。这一仗之所以胜利，情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5年2月6日，蒋介石任命云南省主席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7日，龙云在《作战方略》电令中部署以川军主力固守古蔺、叙永、古宋、长宁等县及长江沿岸，防堵红军北渡。以川军三个旅向安边、屏山一带布防，两个旅向滩头、普耳渡、盐津地区布防，分别依托金沙江、横江防堵红军西渡。又以黔军一部固守土城、赤水地区，防堵红军东进。

    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中央军委分析了面临的形势，认为敌人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军阀王家烈部，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毛泽东传》，348页）红军对龙云的绝密计划不可能未卜先知，但这针锋相对的措施却清楚地表明红军已经完全掌握了龙云刚下达的《作战方略》情报。“2月11日，中央红军出敌不意，回师东进，从敌人的空隙穿插出来，将十倍于红军的敌人抛在长江北岸和乌江西岸，争取了作战的主动权。”（谭智勇：《四渡赤水》，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很清楚，毛泽东二渡赤水决策的正确，正是基于对敌情掌握的正确。

    二渡赤水后不久，红军取得了桐遵之战的大胜。据杨尚昆回忆，2月25日，三军团奉命向桐梓进军途中，从俘虏的黔军那里得知，守备娄山关要塞的只有柏辉章的三个团；又从电话中监听到，离娄山关南5华里的黑神庙一带，驻有黔军杜肇华的一个旅，能参战的兵力共四个团。“我们立刻向军委报告：'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并和一军团协同向黑神庙之敌发起攻击。当天午夜，朱总司令复电同意我们的建议，命令坚决消灭娄山关的守敌。”（《杨尚昆回忆录》，125页）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消灭敌军两个师8个团，俘虏约3000人，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比较土城之战和桐遵之战，不难发现情报的准确与否往往直接决定战斗的胜负。

    桐遵之战后，情报又一次决定了红军的行动。中央军委曾于3月10日晚决定进攻位于打鼓新场的敌军，但于第二天一早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取消这一决定，主要理由是“根据昨前两天情报”，敌情已经发生变化，“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236页）在此同时，蒋介石又重新布置各路部队准备围歼红军。然而这些命令刚刚发出，“中央红军就及时得到了蒋介石调兵遣将的情报，还破获了敌方的一些电报密码。”于是红军立刻就掌握了对手的全部动态，“毛泽东仔细研究了敌情，发现东、北、南三个方向都有敌人重兵围堵，惟有西方较为薄弱。”（《中国土地革命战争》，234页）据此红军制定了避实就虚的决策，向西进军。这样，三渡赤水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因为赤水河就在红军不远的西边。

    根据这些情况不难推断，红军在西进途中，毛泽东及时掌握了对手也整体向西移动、尤其是蒋介石已经亲临贵阳指挥作战的情报。于是红军将计就计，干脆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以迷惑对手也加速西移。一旦南边的中央军因西移而露出缺口时，毛泽东立即抓住时机指挥红军折西向东，四渡赤水，直奔贵阳以逼蒋介石调出滇军。也许蒋介石误以为毛泽东已经走上了石达开的不归路，因此急于想在这最后一战中露上一手而来到前线，没想到弄巧成拙，差点当了毛泽东的俘虏。

    在渡金沙江时，情报还是起了关键的作用。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二局情报掌握得好，我们才有可能顺利地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当我们离金沙江边还有三天行程时，敌人在我们的后边只有一天的路程。敌人前面是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怕死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报情况说前面没有共军，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来又要3天，这样就和我们的距离差了6天，所以我们才有时间把一军团从龙街渡、三军团从洪门渡都调到皎平渡顺利渡江。”（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31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4月）从这一情况来看，当年红军对战场变化可谓了如指掌，国民党军队无密可保  。

　　众所周知，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战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四个字：敌变我变。其实这四个字是说来容易做到难，因为在敌众我寡的战场上“我变”的前提必须是确切掌握“敌变”的具体情况。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时时刻刻在紧张地侦听对手每一支部队的通讯。据吕黎平回忆，长征中担任红军总部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圣（二局局长）来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120页）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317页）
    这些回忆清楚地表明当年红军是多么严密地监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只不过为了高度保密，只有极少数领导人了解情报内容，以至不明个中玄机的绝大部分指战员对红军的行动发生了误解，甚至高层领导如林彪还出现了因红军走“弓背路”而怀疑毛泽东指挥能力的风波。
    总之，四渡赤水期间的毛泽东依靠情报信息的绝对优势，对敌军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使得对手处处陷于被动。一句话，掌握了对手的情报无疑等于掌握了对手的命脉，这就使得原本就擅长用兵，尤其是擅长运动战的毛泽东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对情报的重要作用，长征中掌管红军情报工作的刘伯承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胡立教：《追忆郭化若同志创建工农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载《解放日报》1996.10.30）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徐向前后来对时任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之一的罗青长说：
    《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铮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解放军报》2001.11.12）
    有人对长征中红军能及时掌握敌情，而敌军却耳目闭塞总是不能及时掌握红军动态发出了感慨：红军究竟靠什么能如此高度保密？（罗开富：《红军长征追踪》，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6月）其实说来很简单，红军既然早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就开始侦听敌台以获取绝密情报，当然就多了个心眼以防敌人侦听。“为了加强电台保密，郭化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制定许多具体纪律，规定不许两个电台之间随意通话，利用电台密语代替电台名，在电报密码本上再加密码表，密码表经常更换，重要的军事机密一报一密等。为防止部队行动泄密，毛泽东还采纳郭化若的意见，命令电台的电键交给（毛泽东的）警卫员携带。这些措施效果显著，使红军的军事秘密做到万无一失，畅通无阻。”（常建忠：《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当时对垒双方的保密工作根本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