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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是毛***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
二十世纪最流行的“书”
严格意义上讲，“红宝书”应包括各种正式出版的毛***著作。但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读者最多，且封面又是由红塑料封皮特制，人们心目中的“红宝书”往往专指《毛主席语录》。仅“文革”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五十多种文字印成的五百多种版本,总印数为五十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三十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上个世纪60年代，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那时，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语录》不可不带。“顶礼膜拜”程度近乎宗教仪式。
作为软武器，《毛主席语录》也曾直接用于“反帝、反修”的战场。
1967年，我国500多名留学生回国，途经苏联，其中留法学生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汇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真要在“苏修叛徒集团老窝”中心开花了。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又被拘留了一批。我驻法大使亲自连夜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打电话，同时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车把被扣留学生押送飞机场，让他们立刻登机回国。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头两三个节目，还能忍受。以后每念一次毛语录，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馆黄镇同志和宋之光同志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为了中法友谊不受伤害，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
林彪提出“三十字方针”
“红宝书”的疯狂泛滥，与林彪的大力倡导密不可分。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通常所说的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后，林彪掌控了军权。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开始在全军掀起学习毛***著作运动。
1960年九十月间，林彪提出了毛***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1961年1月，他在“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又添加了几句话，拼凑了一套所谓学习毛***著作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吹嘘为“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在这之前，他还曾主张要把毛主席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
《毛主席语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编发出来的。
根据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1日起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全军官兵“活学活用”。
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任务，解放军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当时在报社资料室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语录卡片资料工作的田晓光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每天下午在报社的编前会议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点，然后由她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开始几天，这项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但过了一段时间，麻烦就出现了，有时把《毛***选集》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报社决定派出以副总编辑唐平铸为首的一行人到其他报社参观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主席著作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后来说的“语录”，作成卡片分门别类地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开始得心应手了。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套目录基础上选编的。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铸去参加总政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解放军报建议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
一天，唐平铸突然给田晓光打来电话，说总政领导要他们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会议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毛主席语录》的意见。
田晓光接受了这项任务。时间如此紧迫，必须争分夺秒。他们采取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但仍觉得速度慢，最后他们索性搬到了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1963年，我国经济开始复苏，餐桌上也能见到点油腥了。所以，1964年的元旦也显得比前两年诱人。也就是在这元旦前夜,正赶上《毛主席语录》总校、付印。那天，田晓光和同志们在印刷厂整整干了一个通宵。当新的一年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印张也降临到神州大地，在场的人都无比振奋。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从接受任务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总共不到一个月时间。
“语录”从军内走向全国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
《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又来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 从1964年5月1日《语录》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8月1日《语录》再版本正式再版发行。新版本由52开本改为64开本，并用红塑料封皮，编印单位和《前言》仍署“总政治部”，依旧限于军内发行。
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代印。过去没印的也要求代印，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数量越滚越大，印刷厂工人白天黑夜没命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请示刘志坚，看怎样处理好？刘志坚叫报罗瑞卿总长：像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语录》后也提出地方要代印《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国家体委《语录》纸型自印。
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行印刷。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8月初，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语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
最初的《毛主席语录》是纸皮封面，由于不经看，后来改为塑料皮本，并且全是大红颜色的。后来传遍全球的“红宝书”也就由此得名。
毛***本人赞成吗
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曾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刘副主任：
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此致
敬礼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封信当时自然地很快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纂者田晓光手里。在田看来，这封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第一，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国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国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
毛***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这本《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当时《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语录》的态度。
“红宝书”最高拍卖12万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使得红色海洋的狂热波涛戛然而止，“红宝书”迅速由热变冷。
经过了这场变故，当年曾创世界出版纪录的“红宝书”如今已所剩无几，存世量极其稀少。正因为如此，“红宝书”已成了许多收藏家们极力寻找的“文物”，其在文物市场上的价格不断攀升。本世纪初，一本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在著名的苏士比拍卖行拍卖时，居然卖出了折合人民币12万余元的高价。
“红宝书”的热销固然有政治的色彩，但并非全是政治的因素。“语录”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深受欢迎，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这其中，毛***文章的魅力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毛***在其一生中，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文章。这些文章包含着精深的思想、严密的逻辑、精美的语言、丰富的知识，既气势磅礴，又文采飞扬。而“红宝书”中所收录的都是毛***文章中的名言警句，这些警句更是朗朗上口、言简意赅、寓意深刻，无疑能深深地打动广大读者的心。正因为如此，许许多多人疯狂热衷于读毛***的语录也就不难理解了。
“红宝书”的影响固然有时间的限制，但并非没有长久的价值。里面的许多警句并未过时，仍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人民服务”，等等，这些警句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并将会继续发挥其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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