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安门中医院妇科:开放创新是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

纵观近半个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影响深广的现象。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全球化和创新两大引擎为主要驱动，世界经济发展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人才、市场、金融资源、研究开发、制造业等在全球范围内高度整合，国家创新系统正朝着全球创新系统演变；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引发着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角色及其相互联系的重构；围绕全球价值链的博弈，创新企业群雄割据，寓合作于竞争之中，以专利、标准获取为核心的企业并购浪潮此起彼伏，企业联盟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推动着产业竞争和创新格局的演化和重构。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的联系，也重塑了创新的形态，催生了政府对创新治理的新模式。开放创新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鲜明特征。谁掌握了开放创新的主动权，就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资源为创新所用，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大至一国，小到一企业，概莫能外。开放创新不仅为政府的创新战略和政策工具的供给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视角。

开放创新是全球化时代创新的基本形态

全球化在更大广度和深度塑造了全球创新要素的空间联系和相互作用。全球化在加快各类生产要素流动，催生创新涌现的同时，也使企业和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与创新带来的破坏性创新浪潮结伴而行，使得经典的工业革命在过去30年的巨变方面黯然失色。2010年8月麦肯锡预测了在高新技术支持下全球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十大趋势，其中开放式创新、组织网络化发展、更大范围地利用协作技术位列前三。信息通讯技术的开放创新对工业化、商业模式的革命性影响就是这一破坏性浪潮的典型代表。

“破坏性”不仅是对已有秩序的颠覆，更意味着新秩序的重建。传统的垂直一体化创新模式显然已经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即使是最有能力的研发机构或创新企业，也必须把识别、获取和利用外部知识源作为创新的核心过程。就政府而言，开放创新意味着有效降低经济发展和创新治理等秩序的“重建成本”，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灵活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的核心内容包括：产业界与学术界的融合的渠道和国家公共创新资源对企业创新的响应程度，创新企业（集群）的规模和质量，创新政策与经济等其他相关政策的协同，创新的国家系统与全球系统的联系等等。

开放创新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经验

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充分发挥了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和自然资源等综合比较优势，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解缚下各类生产要素基于市场机制自组织潜力的持续释放，国际资本、技术要素伴随着产业转移不断扎根于中国本土，成为推动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成为推动科技全球化不可忽视的因素。

伴随着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国的创新系统也在由相对封闭向不断开放发展。在开放中创新，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进步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的研发队伍规模和财力投入都已位居世界前列，以及经济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这些都成为中国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强大牵引。

在对自主创新的理解上，美欧等发达国家与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至于中国许多政策工具的出台，不断拨动发达国家的敏感神经，自主创新政策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与世界强国对话的焦点。争论的核心，就是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工具是否破坏了竞争环境。

制造业的国际竞争集中反映了中国未来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所处的日益激烈和复杂的外部环境。自主创新决非自我创新，更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在更加开放背景下，充分利用全球人才、资本和技术等创新要素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是围绕核心竞争力提高，在国家范围内整合创新要素并高效配置的创新体制变革。创新的速度取决于开放的程度。谁把握了当前开放创新的内在规律，并实施有效的政策工具，就能在创新竞争中掌握主动。处于开放创新的21世纪，中国必须更加积极地顺应全球化潮流，更充分地借鉴他国的创新经验，使本土的创新要素在更高的层次上与全球创新要素深度融合。背离了开放，创新将会举步维艰，甚至被世界创新潮流所淘汰。

开放创新的关键在于牢牢把握开放的主动权

2008年10月13日，全球最大的专业从事知识产权投资的公司——美国高智公司（Intellectual Ventures）在北京举办中国区开业典礼。公司宣称主要针对目前中国市场存在的国际专利申请资金短缺、申请困难、专利成果转化率低下等问题，提供一个专业化、国际化的技术商业化平台，使得发明单位可以拥有更多的国际专利，节省相关专利申请和转移成本，并最终获得经济收益。其向中国的公司、学术界、个人发出了充满诱惑的邀请：不必创业，不必离开现有工作岗位，您今天的“idea”可能通过我们转变成一项价值上亿的资产！

高智公司由曾担任美国微软首席技术官的Nathan Myhrvold等4人于2000年成立，其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州的Bellevue。美国总部设有发明实验室（IV Lab），公司基金主要由微软、英特尔等大公司投资，主要用于在世界范围内购买新创意和新技术的知识产权。其核心盈利模式就是在找寻到合适的发明者后，把发明创意开发成国际发明专利并打包授权给企业，与发明者分享利润。除微软、英特尔外，其他投资者不乏世界强势科技巨头，包括亚马逊、苹果、思科、eBay、Google、诺基亚、索尼、雅虎和微软。高智公司的战略，与其背后的投资巨头多年来精心实施的研发全球化战略——全球化延揽创新人才、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建立研发中心等密切配合，打响了一场资本开道，跨国公司幕后操盘，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专利，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战役。

全球化时代，世界日益扁平化的同时，“赢者通吃”的产业竞争法则亦大行其道，处于价值链不同位势造成的国家间发展层级的差距也更加明显。开放创新本质上是国家创新系统活力的竞争。长期以来，我国的很多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的本质，是主动整合全球生产要素的能力的缺乏，以致产业发展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处于为跨国公司配套的地位。创新制胜的21世纪，我们在创新要素的整合能力方面如果不能加快提升，在跨国公司新一轮创新全球化战略的冲击下，我国长期努力形成的科技和人才积累将被锁定在全球创新链的低端，沦为跨国公司知识生产的“配套车间”的危险将不断增加。创新无止境，改革亦永无止境。提高我国的开放创新能力，必须把内部要素的充分整合与对外开放合作加以协同推进，把完善国家创新系统作为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提高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等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能力，提高政府的公共政策对日益增长的全社会创新需求的响应能力，这是我们在未来的开放创新中赢得主动的关键所在。

发展壮大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企业群体。世界创新型国家发展，无不倚赖于大批敢于担当创新使命，具有创新胆略的企业群体的不断涌现和壮大。这些企业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始终将创新作为企业自主发展的核心战略，在激烈的产业竞争前沿纵横捭阖，善于调动一切有利因素为我所用，成为技术、资本和人才等要素有机融合的创新体。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承接了世界产业结构转移，从而快速缩短了与先进水平的差距。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当多的企业仅仅满足于国内产业给跨国公司配套，上下游被控制，产业链短、细、边缘化的特征明显。加之金融滞后和软弱，对实体产业培育至关重要的开发性金融萎缩，遇到国际金融动荡，资金短缺的现象就愈显突出。一些占有垄断性资源的大企业对创新无暇顾及，无力担当起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角色，产学研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联合与互动，使得一些产业虽然嫁接在本土，但得不到创新资源的滋养。企业过度依赖订货商，而自身的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匮乏，加上缺乏有效的产业组织，产业链相关企业无实现利益的联盟，当遇到国际上的产业竞争和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就很容易被分化瓦解。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正进入金融危机后的新一轮大转型。转变发展方式是各国面临的共同命题。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恰逢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孕育并快速发展的宝贵时机，稍纵即逝。在扩大开放中加快发展，乃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中国的企业界必须充分估量未来竞争的态势，不论出身，不论规模，均应肩负起创新的历史责任，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的主体，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体。要把提高开放创新能力作为扩大开放的内功勤修苦练，建立起与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创新战略联盟关系，通过增强创新能力进而增强对产业链的控制力。要树立通过合作参与竞争的理念，不断提高与上下游企业乃至竞争对手的合作水平，通过聚集产业群来提高企业的合作创新和资源整合能力，从战略高度布局核心产业链环节，结船出海，提高驾驭国际产业竞争风浪的能力。

建立政府与企业的创新伙伴关系。这对培育创新企业至关重要。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创新对政府政策的倚赖也呈现日益加深的趋势。在创新方面，政府与企业已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结合体，国家所有资源的配置，均把提高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能力作为核心。政府与企业的创新伙伴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要作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营造者，避免政策大起大落，为企业创新提供可预见的金融、法规和政策环境，促进能激发大量积极进取的企业家精神的竞争性市场的发展，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创新支持上一视同仁，形成各类企业竞相创新的良好局面。二是政府要作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催化剂和纽带。通过各种计划、重大工程项目、产业联盟和创新创业平台的支持，提高企业与公共创新机构的网络化联系程度，在结合国家目标的重点技术突破方面发挥“催化”作用，在知识产权等方面提供有效的规制保障。三是建立公共科技资源响应企业创新的有效机制。尊重并支持企业对产业和市场竞争前沿趋势的判断，汇聚各方智慧，建立技术预测等机制，形成对企业创新的战略信息支撑体系和重点技术选择的有效机制，以此为基础，推动公共科技资源聚焦企业创新战略重点。

建立相互策动，有机衔接的国家创新资源配置体系。国家层面的创新资源，既包括对创新的财政投入，也包括广义的创新人才供给、创新政策工具等等。目前中央财政对创新的投入散布在多部门和行业，在实施中五龙治水，各自为政。在清晰的顶层设计基础上由多主体实施，对保持创新活动的生态环境多样化必不可少，但过于分散且缺少顶层的统筹协调，势必造成有限经费的投入方向、定位和配置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复和低效。目前存在的多头申报、重复交账的现象已严重扭曲了政府对创新支持的本义，且助长了科研活动的浮躁和腐败。按照开放创新的要求，必须从根本上采取措施，加强对公共科技经费投入结构的改革，明确相关部门分工和合作，强化不同类型投入的功能设计和评估监督，形成不同类型资源相互策动的机制。

其次，要加快培养适应开放创新的新一代创新者。基础教育是创新人才破土而出的第一关口，关系国家兴衰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强健儿童体魄、促其健康人格和合作精神的养成、呵护其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是基础教育必须承担的首要任务。创新来自于各种洞察力之间的交流。高等教育要适应学科交叉创新的趋势，从教育理念、教材设计、教学方法、评价导向、教育与科研结合诸方面深化改革，既要培养大批专注于学科细分领域的研究人才和群体，也要关注多学科间存在的大量空白区域的跨学科、跨领域人才的培养。要把学生的基本实践经验和独立见解作为重要的创新品质加以培育，不拘一格，百花齐放，为蓬勃发展的开放创新时代提供多元化的人才支撑。

再者，要加强产业、金融、贸易、科技等政策工具的协同。要充分考虑不同部门政策工具制定的出发点和利益边界，以促进自主创新为共同目标，减少相互掣肘和脱节，形成有机衔接的政策工具体系。

国家科技计划的布局要适应开放创新的需要。国家科技计划的主旨，就是要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促进多学科研究人员队伍和多领域合作伙伴的形成，积累解决重要问题的专业知识。国家主体科技计划要担负起促进开放创新的旗舰功能。在主攻方向的选择、项目遴选机制、评价方式等加大改革。从指南和重点研究方向的确立开始，就要用开放的视野，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促进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促进科技界与产业界的融合，注重吸纳全球智慧形成解决方案，以更深地融入全球知识生产链，与国际同行开展实质性研发与创新合作。要积极推动跨国公司成为中国创新生态系统的积极因素，支持跨国公司跟国内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合作创新，参加国家的一些重大科技项目和创新能力的建设，促进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研发资源配置与我创新能力的提升得到更高层次的结合。

其次，各主体科技计划间的开放融合要成为科技改革的重点。传统的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的划分已经难以适应当今创新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学科交叉和融合的趋势下，重大创新已很难在单一领域产生。要认真研究创新链的发展规律，打破主体计划间各管一段的传统模式，在专家组的组成、指南的确立时就要进行一体化设计，确保任务间有机衔接，也可避免多头申报、交叉重复的问题。

再者，必须强化创新资源配置的高效和公平。发挥好专家咨询的决策参考功能，同时要减少部分专家囿于自身利益和单位利益，在项目评价过程中有失公允的现象。项目评价的失准不仅贻误创新时机，更会从根本上腐蚀科技界创新文化。对创新能力的科学评价指标体系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如何将有限的科技资源配置到最有能力完成科研目标的团队上去，必须在评价手段上加快建立新机制。特别是产业化目标比较明显的项目，要积极引入创投基金评审机制，从更广的角度来评价科研团队的潜力和承担任务的实力。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为目标，建设协同创新特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源于多学科和跨领域融合创新的重大突破，以及商业模式和市场的成熟。技术创新越前沿，创造新产业需要清除的市场和体制障碍越多。包括基础设施、市场准入的标准体系、市场化后的监管体系等等。在产业成长阶段尤其需要跨部门的大规模的协调合作。要像改革开放之初建设经济特区一样，选择若干我国有可能突破的领域，建设一批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创新特区”。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共性和关键环节，打破部门和区域界线，以重大任务为纽带，整合中央地方资源和各部门资源，汇聚相关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协同攻关，在知识产权协调、资金和管理规定方面给予研发活动更加灵活的支持，形成跨部门、跨区域整合创新要素的科研特区。在商业模式的培育、市场准入支持方式等方面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积累经验，示范推广，成为科技、产业、经济、金融、人才等政策工具密切配合的政策特区。

建立支持开放创新的金融支撑体系。资源优化配置和风险分散，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两大功能。在现有金融体系下，我国金融资源较多流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房地产开发、大型企业等，而对创业和创新活动，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不足。如果金融体系发展不能与创新经济的迅速增长相适应，我们将长期面临资源配置低效率与高风险的问题。要抓住金融改革的有利时机，把建立起创新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双赢关系作为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推力，围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构筑适应大企业、中小企业、个体创业者、海外中国企业、国内项目乃至海外项目等多种类型的投融资服务的现代金融产业，促进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创新经济的大循环。国家级的成果转化基金要充分发挥引领功能，吸引国内外优质创投资本加盟，并通过先进的项目评价机制、管理运营机制、企业孵化和上市培育机制的引入，开辟政府支持全社会创新的广阔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