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重庆铁板香辣豆腐:毛泽东论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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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倡研究孔子。1938年，他就说：“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1973年5月，在谈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他又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
毛泽东常以孔子事迹为例，开导人们。如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倡“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1942年的《反对党八股》中称赞孔子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并提出要“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1958年5月，毛泽东就破除迷信问题讲话时举了古今很多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例子，其中说到：“孔夫子当时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后来教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相当于我们现在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做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翌年夏天，他在与孔从周将军谈话时又说：“你先人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
毛泽东总体上对孔子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当然，也多有批评，有时甚至是言辞过火的批评。
1953年，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时说，孔子的缺点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判精神，有恶霸作风。1964年2月，他又指出：“孔夫子教学也有问题，没有工业、农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说，“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至于20世纪60年代后，毛泽东将孔子全面否定，作了诸如“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等失之偏颇的评语，那就另当别论了。
许全兴 [作者简介]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原研究生院院长，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毛泽东指出了孔子“正名”思想的合理性，并借鉴了“正名”的作法，他的有关论述在孔子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是前所未有的。
“正名”是孔子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在1939年2月致张闻天的信中对孔子“正名”思想的论析，十分精当，为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古人的思想提供了范例。
孔子临终前自认为是哲人。据《礼记·檀弓上》记载：一天早晨，孔子拄着手杖，逍遥于门外，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歌毕入门，当户而坐，长叹曰：“予殆将死也！”从此卧床不起，“七日而没”。《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类似记载。孔子确实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人。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代，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他感到天下无道久矣，痛心疾首，矢志于救世。他的哲学是救世哲学，政治哲学。为了救世，恢复周礼，变“无道”为“有道”，他四处奔走，栖栖惶惶，提出“正名”的主张。《论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学生子路问老师：卫国的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把“正名”看成是为政的第一要务。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专门写了“正名主义”一章，认为“正名主义，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胡适主要是从政治上论述“正名”，他在评述“正名主义”对后世学术的影响时，虽然也谈到其在“名学上的影响”，称“实是中国名学的始祖”[1]，但他并未从哲学上论及名实关系。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的孔子章中也把“正名主义”列为一节来写[2]。但他也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并未涉及哲学上的名实问题。陈伯达在1939年初撰写《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并送毛泽东审阅。陈在文中先讲孔子的身世、生活的时代和孔子与老子的关系。在转入孔子思想正题时，他首先讲的是“正名”思想。与胡适、冯友兰不同，陈伯达是辩证唯物论者，他把中国古代的名实问题看成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他是从名与实的关系上去分析孔子的“正名”，并确定孔子哲学的性质。他说：“在孔子看来，名是第一，'事'（事物）是被名所决定，而不是名被'事'所决定。名实的关系在这里是被倒置的。孔子把真实的世界变成概念的世界，而且把概念的世界看成不变的世界。”[3]他还指出了孔子“正名”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实质。他说，孔子把“正名”看成建立和巩固真实封建秩序的基础，其实相反，真正的封建秩序乃是“正名”的基础；孔子的正名是为肯定和巩固封建秩序服务的。他认为，孔子的哲学与老子不同，是唯心论。
毛泽东在读了陈伯达的论文后致信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陈伯达的上级领导，是他请毛泽东给陈文提意见的）。在信中，毛泽东在肯定陈的文章是“好的”的前提下，提出了七点商榷之处，其中第一点就是关于孔子的“正名”问题。孔子的“正名”是企图用过时的、已崩坏了的周礼来匡正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现实，恢复旧的制度。孔子把名（周礼）看成是不变的根本，而不是把事（社会现实）看成根本。他不是让“名”去适应社会现实，而是要社会倒退回去以符合“名”。所以孔子的“正名”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在哲学上是唯心论的。毛泽东赞成陈伯达对孔子“正名”的分析说：“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毛泽东不满足于这一点，不满足于仅仅指出孔子是唯心论的错误。在他看来，孔子的“正名”中有着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可为我们吸取利用。紧接着他指出：正名，“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毛进一步指出了“正名”有其合理性，可为我们借鉴。他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4]实践，做，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即是把观念、理论、方案、图样等“名”，经过实践活动对象化为“事”的过程，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过程。所以，“正名”作为实践论来讲是对的，它强调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毛泽东常以孔子事迹为例，开导人们。如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倡“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1942年的《反对党八股》中称赞孔子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并提出要“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1958年5月，毛泽东就破除迷信问题讲话时举了古今很多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例子，其中说到：“孔夫子当时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后来教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相当于我们现在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做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翌年夏天，他在与孔从周将军谈话时又说：“你先人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
毛泽东总体上对孔子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当然，也多有批评，有时甚至是言辞过火的批评。
1953年，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时说，孔子的缺点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判精神，有恶霸作风。1964年2月，他又指出：“孔夫子教学也有问题，没有工业、农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说，“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至于20世纪60年代后，毛泽东将孔子全面否定，作了诸如“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等失之偏颇的评语，那就另当别论了。
许全兴 [作者简介]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原研究生院院长，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毛泽东指出了孔子“正名”思想的合理性，并借鉴了“正名”的作法，他的有关论述在孔子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是前所未有的。
“正名”是孔子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在1939年2月致张闻天的信中对孔子“正名”思想的论析，十分精当，为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古人的思想提供了范例。
孔子临终前自认为是哲人。据《礼记·檀弓上》记载：一天早晨，孔子拄着手杖，逍遥于门外，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歌毕入门，当户而坐，长叹曰：“予殆将死也！”从此卧床不起，“七日而没”。《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类似记载。孔子确实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人。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代，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他感到天下无道久矣，痛心疾首，矢志于救世。他的哲学是救世哲学，政治哲学。为了救世，恢复周礼，变“无道”为“有道”，他四处奔走，栖栖惶惶，提出“正名”的主张。《论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学生子路问老师：卫国的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把“正名”看成是为政的第一要务。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专门写了“正名主义”一章，认为“正名主义，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胡适主要是从政治上论述“正名”，他在评述“正名主义”对后世学术的影响时，虽然也谈到其在“名学上的影响”，称“实是中国名学的始祖”[1]，但他并未从哲学上论及名实关系。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的孔子章中也把“正名主义”列为一节来写[2]。但他也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并未涉及哲学上的名实问题。陈伯达在1939年初撰写《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并送毛泽东审阅。陈在文中先讲孔子的身世、生活的时代和孔子与老子的关系。在转入孔子思想正题时，他首先讲的是“正名”思想。与胡适、冯友兰不同，陈伯达是辩证唯物论者，他把中国古代的名实问题看成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他是从名与实的关系上去分析孔子的“正名”，并确定孔子哲学的性质。他说：“在孔子看来，名是第一，'事'（事物）是被名所决定，而不是名被'事'所决定。名实的关系在这里是被倒置的。孔子把真实的世界变成概念的世界，而且把概念的世界看成不变的世界。”[3]他还指出了孔子“正名”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实质。他说，孔子把“正名”看成建立和巩固真实封建秩序的基础，其实相反，真正的封建秩序乃是“正名”的基础；孔子的正名是为肯定和巩固封建秩序服务的。他认为，孔子的哲学与老子不同，是唯心论。
毛泽东在读了陈伯达的论文后致信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陈伯达的上级领导，是他请毛泽东给陈文提意见的）。在信中，毛泽东在肯定陈的文章是“好的”的前提下，提出了七点商榷之处，其中第一点就是关于孔子的“正名”问题。孔子的“正名”是企图用过时的、已崩坏了的周礼来匡正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现实，恢复旧的制度。孔子把名（周礼）看成是不变的根本，而不是把事（社会现实）看成根本。他不是让“名”去适应社会现实，而是要社会倒退回去以符合“名”。所以孔子的“正名”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在哲学上是唯心论的。毛泽东赞成陈伯达对孔子“正名”的分析说：“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毛泽东不满足于这一点，不满足于仅仅指出孔子是唯心论的错误。在他看来，孔子的“正名”中有着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可为我们吸取利用。紧接着他指出：正名，“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毛进一步指出了“正名”有其合理性，可为我们借鉴。他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4]实践，做，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即是把观念、理论、方案、图样等“名”，经过实践活动对象化为“事”的过程，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过程。所以，“正名”作为实践论来讲是对的，它强调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