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板茄子做法:天寿山长陵鸟瞰(图)

    

    不过，朱翊钧此行的目的，主要还不是春祭诸帝陵寝和观赏陵园的风光，他心中惦记着的是要为自己选择一处最佳的陵基。就在谒毕长陵、永陵，尚未谒祭昭陵之时，他就让文书官宋坤传示大学士张四维等人，次日要先登三陵的主山绝顶临眺地形，然后再到潭峪岭三处实地勘查。张四维提出，三陵主山崇峻，不能攀援，而风气所关又不宜开凿道路，朱翊钧这才放弃登顶选址的念头。十六日这天，朱翊钧依次勘查了祥子岭、潭峪岭、勒草洼三处，在祥子岭逗留时间最长，这是钦天监奏报的最佳一处吉壤。

    　　天寿山长陵鸟瞰
    　　黄土山被选中为“寿域”，是在永乐年间。当时，永乐皇帝不仅把自己的陵寝建在这里，还将黄土山改称天寿山，作为子孙世代营建陵寝的风水宝地。及至隆庆皇帝入土为安，天寿山已有九座帝陵，他们是永乐的长陵、洪熙的献陵、宣德的景陵、正统的裕陵、成化的茂陵、弘治的泰陵、正德的康陵、嘉靖的永陵、隆庆的昭陵。
    　　按照本朝的礼制，后嗣之君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前往天寿山谒陵，举行祭礼，不过，也有不少时候都是遣大臣代祭的，这一切都要取决于后嗣之君当时的心态、勤惰诸因素。
    　　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二十三日，朱翊钧给内阁下了一道谕旨，提出要于闰二月躬诣天寿山行春祭礼，同时勘选寿宫地基。次月十四日，又给礼部下了一道圣谕，起驾的时间就定在闰二月十二日，责成他们尽快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礼部不敢怠慢，次日便奏上一道题本，汇报了半月来的工作情况，他们已派祠祭员外郎陈述龄会同工部都水司主事阎邦、钦天监监副张邦垣和谙晓京畿一带地理的方士连世昌等人先期前往天寿山察看，并且已选中三处供参考，即永陵东边的潭峪岭，永陵北边的祥子岭，东井南边的勒草洼。
    　　为慎重起见，朱翊钧决定派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张四维、司礼监太监张宏先期前去相择，在勋臣、文臣、内臣中，这三位的官阶和资历都是最高的。同时让礼部再举荐一些通晓舆地术的官员随同前往，于是新升南京刑部尚书陈道基、通政使司左参议梁子琦、贵州佥事胡宥以究心地理，也加入到选择寿宫地基的行列。
    　　闰二月十二日，春分已过，清明将至，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朱翊钧率后妃扈从大臣从紫禁城出发，潞王和居守大臣、文武百官送行到德胜门，当晚，朱翊钧一行留宿于巩华城行宫，这是专为圣驾往来驻跸而设的。次日中午，又驻骅感思殿，由于随行人数太多，又有蓟辽总督、昌平总兵调来防护的官军前呼后拥，队伍行进十分缓慢。十四、十五日两天，朱翊钧才先后谒祭了长陵、永陵、献陵、景陵、昭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除了长陵、永陵、昭陵三处，是率同后妃一道谒祭外，其他几处都是他一人匆匆祭拜完事。
    　　天寿山的陵区周围，因山势筑有围墙，山口处筑城关，设敌楼，派陵军驻守防护。朱诩钧从昌平县的右牌坊进入陵区，这里是陵区的最南面，位于神道的前方，石牌坊通体为汉白玉石结构，五间六柱，上部为庑殿顶，各柱间建有夹楼，结构宏伟，制作精致。这座嘉靖十九年修成的建筑，着意体现了皇家的威严。石牌坊柱下的石础盘雕饰着莲瓣纹，夹桿石上又分别雕有龙、狮及海水江崖云气纹。进入大红门后，随行的官员全部下马步行，大红门内便是陵园的禁区，门前两侧的下马石碑上刻着八个大字：“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只有朱翊钧还在飞云辇内坐着。行进在宽敞的神道上，朱翊钧内心又泛出了一股做人君的自豪，神道两侧的十八对石像生仿佛在夹道欢迎他的到来。四武臣，披甲胄，执锤、佩剑，高大雄伟，威风凛凛。四文臣、四勋臣，手执牙笏，冠服整齐，庄严肃穆。而四只(匹)狮子、獬豸、骆驼、象、麒麟、马，皆二蹲二立，形态逼真，气势雄伟。穿过石像生夹迎的神道，出棂星门，经五孔桥，过七孔桥，朱翊钧先向北直达长陵。

    　　一天奔波下来，朱翊钧对这三处似乎均不满意，十八日，朱翊钧由功德寺返回北京。次日，徐文璧、张四维上疏探问朱翊钧的意见，他便给礼、工二部和钦天监的官员又下了一道谕旨：再相吉地二三处，画图贴说，进呈御览。
    　　朱翊钧否决了钦天监选定的三处陵基，职司勘选的官员中，便开始了互相攻讦，各自表现。通政司左参议梁子琦率先指责钦天监副张邦垣不谙地理，同时径自具奏自己新选中的三处：皇山寺西岭、团山、珠窝圈，并附上八张地形图。张邦垣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疏称又自东山口至九龙池逐一寻择，选得形龙山、勒草洼前、大峪山、宝山、平冈等吉地五处，术士连世昌提出除张邦垣提到的五处外，还有一处叫黄山的地方，也值得考虑，随同奏疏也附上了六张地形图。
    　　勘选陵基的官员间各执己说，朱翊钧被弄得无所适从，只好让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巍，会同梁子琦、张邦垣、连世昌等人再到实地勘查，比较优劣，从中选择三四处，再画出详细的地形图供审阅。四月初，徐学谟、杨巍等人从天寿山回到京师，奏报了重新覆视的结果，提出形龙山，石门沟山、大峪山并称吉壤，堪以营兆。朱翊钧决定，秋后让徐文璧、张四维、张宏三人先期覆阅所择陵基，然后再考虑自己到实地勘查事宜。
    　　八月二十一日，徐文璧一行离京前往天寿山核勘，由于张四维回籍丁忧，内阁的代表是继任首辅申时行。会同前往的还有礼、工二部的堂上官徐学谟和杨兆。前工部尚书杨巍已改任吏部尚书，便不再参与此事。
    　　三天后，徐文璧、申时行二人具名汇报了此行勘查的结果，认为除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外，形龙山与大峪山二处都是尽善尽美，毫无异议的吉壤。形龙山吉地，主山高耸，叠嶂层峦，金星肥员，水星落脉，取坐乙山卒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并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都是拱众水来朝，为至尊至贵之地。大峪山吉地则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六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仿明钞本。徐文璧、申时行都不是舆地学家，这套风水理论基本上是张邦垣、连世昌的杰作。
    　　梁子琦见自己推荐的三处都被否定，遂上疏参论徐学谟与申时行为儿女亲家，附势植党。申、徐二人自然又要申辩一番，官司打到朱翊钧处，梁子琦被冠以挟私渎奏的罪名，罚俸三月。朱翊钧做出这样的处分决定，除了要维护大臣之体，也因为若听任这样的攻讦继续下去，自己营建寿宫的吉地还不知何时才能确定。
    　　九月初六日，朱翊钧为勘定寿宫吉地，二度前往天寿山，其时正当秋祭，朱翊钧此次更是无心祭陵。初八日这天，朱翊钧率同后妃诣长陵、永陵、昭陵行秋祭礼后，便养精蓄力准备次日勘选陵基，其他六陵和怀冲、哀冲二太子陵寝俱遣官代祭。
    　　初九日，在后妃和随行官员的簇拥下，朱翊钧一边仔细观察地势，一边听谙晓风水的官员解说，经过反复比较，朱翊钧决定寿宫吉地就选在大峪山，让申时行随即传谕礼部和钦天监知道。
    　　寿宫吉地选定后，朱翊钧心中十分高兴，人未返京，便先赏赐了有功的人员，并传谕要在天寿山多住一天。十六日，朱翊钧在皇极门升座，接受文武百官的致词称贺。次日，前任首辅张四维以下俱获得加恩赏赐。阁臣张四维荫一子入监读书，赏银五十两，彩缎四表里；申时行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荫一子入监读书；余有丁加少保，改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余官照旧，各给应得诰命。勋臣徐文璧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杨炳加太子太傅。六部堂官徐学谟、杨兆各加太子少保，礼部侍郎高启愚、工部侍郎何起鸣以及司属官吕兴周、葛昕、阎邦各升俸一级，钦天监副张邦垣升二级，主簿杨汝常、欧承意各一级，司礼监太监张宏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正千户。君臣欢喜，弹冠相庆，只有梁子琦一人非但劳而无功，又遭罚俸惩治，又遭言官纠劾，赖吏部尚书杨巍申救，才免予深究。寿宫吉地既已确定，议定动土兴工的事宜便又提上了礼部的议事日程，礼部尚书徐学谟题请朱翊钧让钦天监推算黄道吉日。题报交到朱翊钧手中后，他没有马上表示同意，素以孝子相标榜的他，提出要躬请两宫圣母察看后，礼部和钦天监再择日具仪来看。朱翊钧说一句很轻巧，下面的官吏军民人等又要兴师动众一番，国库的银两又要锐减，御史朱应谷率先上疏委婉劝谏，指出圣躬不必再阅，两宫圣母不宜再劳，朱翊钧未予理睬，定下来年秋祭时再临天寿山。
    　　万历皇帝亲自选定的大峪山寿宫吉地一年以后，也就是万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同两宫皇太后和众后妃又从京城出发，这次扈从的官员更多，除了内阁和礼、工二部的属官外，吏部、户部、兵部、刑部的尚书也在随行之列，因当秋防之际，又遇边外青把都率部往长昂营内祭神，内阁、兵部接连行文宣大、蓟辽总督加强防备，朱翊钧也让司礼监传谕总督内教场管事高相等人，率领中军和各队人等，俱要小心谨慎，各守信地护卫。
    　　抵达天寿山后，朱翊钧陪两宫皇太后依旧只致祭了长陵、永陵、昭陵，便骑马前导，两宫太后乘步辇随后由九龙池、神仙洞、东山洞口来到大峪山选定的吉地，其他六陵派勋臣朱应祯等代祭。次日，又在大峪山临近的山头登望大峪山，当时正是天朗气清，风和日暖，大峪山优美的景色尽收眼底，两宫太后不禁为儿子苦心孤诣选定的风水宝地连连颔首称善，至此寿宫吉地才算最后确定。
    　　十月，主管营建事宜的官员全部确定，敕定国公徐文璧、首辅申时行二位班首勋臣和文臣为知建造，以示事体尊荣和工程重大。兵部尚书张学颜和工部尚书杨兆为总督工程，侍郎何起鸣提督，王友贤催攒，阴武卿专管，因徐学谟已致仕，继任礼部尚书陈经邦总拟规制，户科给事中田大年负责监收物料。同时任命，太监张宏总督，刘济提督，张清、王升、马良管理，实行外官与内臣的双重管理体制。
    　　十二月中旬，提督工程工部侍郎何其鸣，条陈营建大工十二事，对物料的采办、贮放、运输，工价的发放，工匠、车户的安排与抚恤，工具、供应、住房的预备以及军事上的防守等，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朱翊钧一一予以允行。
    　　转眼又到了来年的八月，大峪山开始破土动工。初一这天，朱翊钧派申时行前往主持仪式，可是申时行人未离京师，太仆寺少卿李植、光禄寺少卿江东之、尚宝司少卿羊可立这三位以弹劾穷追张居正而深获朱翊钧器重的官员，却对大峪山是否为吉地提出了质疑，认为选中大峪山来营建寿宫，是因为申时行与徐学谟关系密切，故而赞同他的方案，这与梁子琦当年的意见一致。申时行闻报，赶紧上疏辩解。朱翊钧对此也很生气，如果肯定李植三位的意见，至少自己的面子上也过不去，岂不是承认自己被申时行愚弄，而影响自己天睿聪明、大政御揽钦断的形象。于是，朱翊钧传谕申时行：“大峪佳美毓秀，出朕亲定，又奉两宫圣母阅视，原无与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无一言，今吉典方兴，辄敢狂肆诬构。朕志已定，不必另择，卿其安心辅理。”
    　　建于宣德十年的长陵神功圣德碑亭话虽是这么说，朱翊钧的心里却也因此又搁上了一块心病。八月二十七日，朱翊钧将张邦垣所进的大峪山图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不知是心理因素影响，还是确有其事，朱翊钧突然发现西北角有一石块微微隆起，原定的地址必须往前移动一些，视线方不会受阻。越看心里越有些别扭，随即着令徐文璧、申时行、张宏三人当日起程，赶到工地核实。三天以后，三人回京复命，报告西北角有一石块隆起事并不存在，只是绘图中略有出入。朱翊钧听后仍不放心，意欲再亲往大峪山核实。于是，一方面责成户、兵二部筹集五万银两以备赏赍，又从太仆寺挪用马价银十万两；另一方面，让内阁传谕礼臣率领台官和李植等人所提到的一些精通舆地的人先期前往天寿山，除了大峪山外，另择几处备阅，大有更换地址之势。
    　　闰九月初六日，为确定寿宫地址，朱翊钧第四次离京向天寿山进发。一路上，又是后妃、勋臣、阁臣、九卿及诸司有职事官员浩浩荡荡的扈从队伍。初八日，上午朱翊钧碍于礼制还是到长陵、永陵、昭陵前行了祭礼，下午便直奔大峪山，看了半天，朱翊钧没有表态，扈行的大臣有些慌了，吏部尚书杨巍、户部尚书毕锵、礼部尚书沈鲤、刑部尚书舒化、工部尚书杨兆和工部侍郎何起鸣、倪光荐，兵部侍郎石星、辛应乾，佥都御史赵焕，大理寺少卿王用汲，太常卿何源，礼科都给事中王三余，御史朱希旦，以及勋臣徐文璧、吴继爵等纷纷上疏，请朱翊钧不要变更主意，朱翊钧依旧一言不发，内心却十分恼怒，“朕看阅寿宫，自有主张，他们原也不知风水，如何纷纷来劝说?”又想：“待朕看定，如何这等忙迫，是甚么意思?”事后，朱翊钧对申时行谈到了自己的不满。
    　　次日，朱翊钧又沿着黄山、宝山、大峪山东井平冈一线，再查看了一遍，新又看重了宝山，认为宝山与大峪山同为吉地，因碍于宝山介于二祖陵之间，不敢僭分，故依旧还定在大峪山，工程继续进行。
    　　经过这番折腾，朱翊钧自己也找不出什么再理想的地方，于是对左右的人说了一段颇有体面的话；“今外廷诸臣为寿宫事争言风水，夫在德不在险，从前秦始皇营骊山，何尝不求选风水，结果不久就被掘开，选求何益?我祖宗山陵及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都当归葬于此，哪来许多吉壤?我志定矣。”选陵风波就此过去。
    　　这一年，朱翊钧23岁，对于这位年轻的皇帝在青春盛年如此关注自己陵寝的营建，世人多以为费解。就在当年的三月，御史邓便上疏劝停。这位来自文章节义之邦江西南城县的言官，有感于当时民苦重役，又遭大旱，建议推迟兴工，指出：“世宗皇帝即位十有七年而为此役，又迟回者数年，盖慎之也。皇上春秋方盛，且用民之力必以其时，诗曰：‘我稼既同，上入执公功，盍姑己诸’”。对于这样的儒生说教，朱翊钧采取了留中不报的处理方法。
    　　其实，朱翊钧的心中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首先，从嘉靖、隆庆二帝的经历上，朱翊钧对人的生死现象看得比较透彻，皇祖嘉靖皇帝日事斋醮，夜求长生，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一死。皇父隆庆皇帝英年早逝，登基六年即亡。因此，他日常的精力，除了用于追求生前享乐以外，便把关注力投向营建身后的生活，而不耗费在徒劳的斋醮和对死的畏惧上。其次，对死无限畏惧的嘉靖皇帝，在生前还是为自己营建了一座规模仅次于长陵，而结构之精细、宏伟，冠于诸陵的永陵。隆庆皇帝则由于生前没有营陵，死后匆匆营建安葬，不仅规制偏小，地址也没有选好，以至在万历初年便发生了陵基下陷的事件，而不得不再度兴工修复。历时五年，耗银八百万两，修建了一座豪华壮观的地下宫殿
    　　确定在大峪山营陵后，朱翊钧便着手亲自拟定寿宫的式样和丈尺。在当时天寿山上的九处明帝陵中，永陵是最具特色的陵寝之一，它在规模上仅次于长陵，而坚固华美又为诸陵之冠，永陵明楼的檐枋、斗拱全部用石材仿木结构雕制，再髹漆施彩，宝城垛口、明楼地面，全部砌花斑石，陵宫之外，又多加了一道外罗墙，这些都为永陵所独有。本来，明朝诸帝，自洪熙皇帝献陵以后，规制都崇尚俭约。在营建景陵时，宣德皇帝曾召来吏部尚书蹇义(1363—1345)、户部尚书夏原吉(1366—1430)，对他们说了一段深得后世称道的话：“国家以四海之富葬亲，岂惜劳费。然古帝王皆崇俭制。孝子思保其亲体魄于永久，亦不欲厚葬。”于是，仅建寝殿五楹，左右庑神厨各五楹。弘治皇帝的遗诏“惓惓以节用爱民为本”，以致工部议定葬礼时，也敢明确“乞敕内府诸司，凡葬仪冥器并山陵殿宇，务从减省”《明史》卷58《礼志十二》。。打破这种良好的风尚和传统，而追求宏大奢华的正是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朱翊钧除了对其祖父有一种特殊的崇敬，意欲效法他深居内宫不出而又权不旁移、朝纲自操的统治术外，也继承了他的贪财富、慕虚荣，为一己之私而置他人于不顾的品性。故此，朱翊钧决定，兴建的陵寝，整体上的规模和形制将全部仿照永陵，而在一些局部的细节上还要有所创新。
    　　对朱翊钧做出这样的决定，廷臣中也有不以为然者，时任礼部侍郎的朱赓(1535—1608)便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这位日后一度独相的浙江山阴人，字少钦，号金庭，自万历六年(1578)以侍读为日讲官后，总不忘借古讽今教导朱翊钧，曾经借讲《宋史》之际，极言“花石纲”之害，以此劝谏朱翊钧少兴土木，停治苑囿。当朱翊钧通过太监向外臣示意，意欲仿永陵规制时，朱赓随即上疏表示异议，提出“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朱翊钧将他的奏疏留中不下。
    　　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营陵工程全面展开，伐运石头、木材的任务，由来自各地的班军轮番更代，据户部初步的估算，每天役使的工匠军夫不下二、三万人。到万历十五年(1587)八月，由于工地上军夫人数太多，兵部左侍郎杨俊民不得不提请对他们也要分班管理。朱翊钧同意了他的安排，将在营副将六员分为三班，大峪山一员，大石窝一员，各以歇操之日，轮流查点催督，半月一换。山东班军行令连工三月，中都、河南班军一月一换。
    　　陵工所需的方砖，都是专门特烧的。一种是辅地方砖，烧自南直隶的苏州，质地极其细腻，犹如沙中澄金，俗称金砖，当时承运苏州白粮的漕船，每船规定必须带砖200块。另一种为白城砖，绝大部分为山东临清烧制，这种砖尺寸较大，一般长0.49米、宽0.24米、厚0.12米，用泥都是久经浆泡，成砖十分结实，最适宜于城垣、宫殿、陵墓等重大工程。当时，临清专门为寿工烧砖的窑户就有近百家，而每家又雇佣有若干位匠人，当地著名的烧砖窑户辛余、赵学贤、王甸、隋邦音、黄诚、李国士、顾亨、段珍以及匠人高尚仁、张保、侯奉、邢邦相、王进用、李秀其、杜虎、吕朝卿等都无一例外地卷入了这场力役，到工程用砖紧急时，常额之外，又添临时加派，李养德等加派窑户不得不日夜加班烧制。
    　　朱翊钧对地面建筑所用木材也很讲究，言明要多用楠木，丈八之围。这种木材味香，质地坚硬，耐腐蚀，多产于湖广、四川、云南等地的深山穷谷中，砍伐、运输都十分困难，“深山穷谷，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瘴疠死者无论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难移，倘遇阻艰，必成伤殒。蜀民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至于海木，官府出价千两一株，而若运到工地，实际费金不下每株万两，以至产木地区的百姓，谈及采木，莫不哽咽，而朱翊钧为了工程的需要，对此自然不闻不问。工程在夜以继日地进行，内阁大学士每月都有两人到工地现场看视，除了首辅申时行是每次必往外，次辅以下每次轮派一人同行，几百名内外员役充当监工。
    　　由于工程浩大，开支繁巨，营陵资金的筹措成了一大问题，为了加快工程速度，万历十四年(1586)六月二十四日，朱翊钧给内阁下了一道谕旨：“闻嘉靖年间，朝殿等工，抚按官各进有助工赃罚银两，是否可行，令工部议”。这种商量性的口吻，并不意味着他要虚怀纳谏，而是嘉靖间赎锾助工之举，声名太糟。工部明确驳回了朱翊钧的建议，时任工部尚书的杨兆，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进士，在他入仕的次年，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一场天火使奉先、华盖、谨身三殿，文武二楼，奉天、左顺、右顺、午门及午门外直庐全部被烧毁，嘉靖皇帝不知警惧，在连年大工迭兴、边费横增致使内帑空虚、工部节年积蓄先已用尽的情况下，又开抚按官进助工赃罚之例，既养肥了一大批贪官，也把百姓推向了更贫困的深渊，这一切都给杨兆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于是题覆“查议助工之旨言，各处民穷，诛求已遍，今一旦以助工之诏传之四方，抚按诸臣不得不责之有司，有司未必皆贤，万一奉行未善，借用明旨，公肆科罚，株连波及，逮系责追，累累道路，窃恐大工未必济，而且重遗万姓困也。今查本部库内积贮尚有事例银六十万金，尽足目前支费，将来若复难继，自当查例上请借用，惟期不至误事，臣之责也，何敢他诿?”杨兆立下军令状，以申时行为首辅的内阁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支持工部的做法，指出嘉靖间事为“故不得宜而为权宜之计也，且寿宫吉典方当萃万国之欢心，以延万年之福泽，与朝殿被灾，天心警戒之时不同，该部见在称不乏，又与先年公私殚竭之时不同。臣等审时度势，窃谓该部之言似宜允从，助工之举似宜停罢。”阁部意见一致，又有工部担保不至误事，朱翊钧只好暂时依从，着令用心经理，如有不敷，预先查议题请，以济大工。
    　　在朱翊钧的紧催快逼之下，工程进展颇为迅速，到万历十六年(1588)的秋天，寿宫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就绪，朱翊钧又萌发了亲阅寿宫的念头。九月初十这天，朱翊钧率后妃阁臣、公侯勋臣、六部堂官等从京师出发，出德胜门，在清河行宫少憩后，便赶往巩华城驻跸，十一日驻跸于感思殿。次日，朱翊钧率后妃谒毕长陵、永陵、昭陵后，便直奔大峪山自己寿宫的工地。
    　　新的寿宫就坐落于长陵的西北部，陵区总神道从七孔桥以北分道后，一条蜿蜒通向西北方向的神道已经铺成，新修的神道宽7米，长约3公里，中间铺的是青石板，两侧砌青石为边，在神道的东南端立有石桥三孔，陵园门前又并列着单孔石桥三座。
    　　陵园的第一道门，称外罗墙门，朱门三孔，门楼重檐，上覆黄瓦，按照设计，墙上将镶琢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龙蛇图像，这些是永陵所没有的，门内是石铺地面，两侧神厨、神库各三间。过外罗墙门，进入第二道门，也即宫墙门，门有三券洞，上有门楼，单檐，琉璃斗拱，施黄瓦，门两侧紧接宫墙，墙高6.28米，墙的四周各有掖门，白石基的墙身已被涂上红色，墙的上部又覆盖有亮光闪闪的黄瓦。第三道门是棱恩门，门楼建有五间，门基址进深14.7、宽29.68、高2.04米，门基两侧的围墙与宫墙相接，使棱恩门前后形成院落。过棱恩门便进了棱恩殿，这是供嗣君和文武百官们祭祀陵寝的场所，殿室共有七间，殿基为石须弥座，进深35.9、面宽58.6、高2.23米，有石栏杆环绕。座前有月台，台两侧各有石阶一道，台前石阶三道，中道陛石雕刻着龙凤云纹，殿基后石阶一道。殿两侧又各有墙，与宫墙相接，使殿的前后均为院落。在殿的两侧，各自排列着九间廊庑，殿后为状如牌楼的棂灵门，门两侧为方形石柱。穿过棂星门，便是石几筵，这是为将来供安放香炉、烛台、香瓶而设的。
    　　由于工程浩大，外罗墙门、宫墙门、祾恩门、祾恩殿、棂星门的一些局部设施，尚未完全按照设计方案建好，朱翊钧此次主要是察看宝城和玄宫，这也是整个工程的最重要、最关键部分。大峪山地宫中殿宝城位于陵园的后部，由城墙围作圆形，城中用黄土填实。由于陵内禁绝取土、行车，这些黄土都是从陵区西南10公里处的黄土塘，由人工排开长队，一筐一筐传递运送。宝城墙垣全部用砖砌成，磨砖对缝，不露灰浆。城墙高7.32米，底宽6.6米，顶宽6.18米，墙外侧置垛口，内置矮墙，顶部铺砖，墙顶宽阔，可以行走瞭望。整座宝城面积广阔，内径达216米，为便于排水，工程设计者除了在墙外底部作散水，以护墙基外，又于墙内侧设立井，向城外泄水，于墙顶部设石螭首排水。与宝城形成一个整体的是明楼，这是砖石结构，四面券门，各设台级，四角为方形石柱。重檐歇山顶，上覆黄瓦，檐与檐枋、斗拱全部为仿木结构，用石雕成，施彩髹漆，坚固美观，明楼的地面为花斑石铺砌，这些采自河南浚县的石材，色彩绚丽，明亮如镜。
    　　看完宝城，朱翊钧便下到玄宫，这里是他人生的最终归宿地。通往玄宫的隧道门，就设在宝城的南侧，这是由两道起券门洞组成，内券洞两侧各有一道砖砌大墙，这便是砖隧道，隧道宽度为8米。与砖隧道末端相向、与金刚墙位置相接的是石隧道，宽度也为8米，长度为40米。隧道上顶平，下部呈斜坡，由东而西，由浅入深。两壁经过细磨的花斑石，光滑平整，色彩绚丽。
    　　穿过石隧道，便来到玄宫的孔道，接照设计，这里将建筑起金刚墙，墙的通高将有8.8米、厚1.6米，墙基已经铺就，是四层石条，不过墙身则只能等朱翊钧阳寿已尽、住进这座地下宫殿后，才可用城砖施灰浆砌就。金刚墙内侧，还将建一道墙，即玄官甬道墙，自然此时也只是留好位置。
    　　甬道是玄宫的导引建筑，位于金刚墙内侧，玄宫石门之前。甬道上用砖起券，长宽各7.9米，南北两壁下各九层石条铺砌。上通墙起券，青石铺地，由地面至券顶通高7.3米，拱券为双效券，券脚高3.06米，拱跨7.9米，矢高4.84米。甬道东壁为砖墙，与金刚墙并列，墙有券洞门，与金刚墙开口相通，券洞门通高3.33米。券作双交券，拱跨2.74米，矢高1.58米，券脚高1.75米。
    　　甬道西壁是玄宫第一道门，券洞全部用石材构成，上有门楼，门楼出檐。檐、枋、脊、吻兽，皆用汉白玉雕出，制作十分精美。券洞两下脚为束腰石须弥座，饰仰覆莲。洞内还设有两扇石门，石门连上下门轴都是整块汉白玉做成，洁白光润。推开石门，便是玄宫的前殿，这是一个长方形石室，东西长20，宽6，高7.2米，南北两侧墙壁用九层石条平铺，上部通墙石材石券，地面用方形澄桨砖平铺。穿过前殿西端的洞券门，便进入了中殿，中殿长32米，面宽、高与前殿相同，地面上也是铺着方形澄浆砖。中殿西端将用于安放朱翊钧和皇后的神座，座前还留出了供设黄琉璃五供和长明灯的位置，五供是一个香炉、二个烛台、二个香瓶，所谓长明灯就是在青花大瓷缸内盛放油脂，这一切自然现在也都还用不着。玄宫后殿将是放置朱翊钧和皇后棺椁的地方，因而比前殿、中殿都要高大、宽敞，殿南北长30.1米，东西宽9.1米，自地面至券顶高9.5米，地面铺砌的也是花斑石，砌工整齐，磨制平整，细腻光滑。后殿中部偏西处设宝床，这是供安放棺椁的，床四周作束腰须弥座，饰覆仰莲，床长17.5米，宽3.7，高0.4米。此外，在中殿的两侧还建有左右配殿，有甬道和券门与中殿相通，配殿内也建有棺床。整座玄宫，前、中、后三殿和左右两配殿连成一体，玄宫连同甬道长87.34米，左右横垮47.28米，总面积1195平方米。
    　　作为陵园建筑的主体，宝城和玄宫从设计到建造都有一套完整的规划，由于是生前预建陵寝，死后要重新打开隧道将棺椁安葬在地宫内，因而地上宝城内侧的石壁上留有许多刻字的标记，这些都要求与地下玄宫各部位建筑互相对应，准确无误。看完宝城、玄宫的建筑，朱翊钧十分满意。走出玄宫，在临时搭设的幄次中喝完茶后，又兴致勃勃地在寿宫四周眺望了一下景致，脸上流露着满意的微笑。
    　　九月二十四日，回到紫禁城的朱翊钧，对参预工程的有功人员给予了特典奖赏。
    　　转眼又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的春天，万木复苏，百花争艳，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朱翊钧打算陪两宫皇太后阅视自己的寿宫，此意率先遭到工科都给事中张养蒙的反对。张养蒙，字泰亨，号见冲，山西泽州人。这位万历五年考中进士的言官，少负才名，明习天下事，初选庶吉士，历吏科左给事中，及居言路，慷慨好建白，曾因疏救御史高维崧而忤旨，遭罚俸处分。此时已升迁为工科都给事中的他，对于寿宫工程的浩费和工部的开支情况了如指掌，得悉朱翊钧又要阅视寿宫，便提出“费用不赀，乞銮舆暂停，俟大工告竣，通请阅临”。出人意料的是，朱翊钧这次却没有坚持。到万历十八年(1590)六月大工告竣时，朱翊钧更不再提重阅寿宫之事，没有举行任何庆祝仪式。当月，给事中惠世扬、御史薛贞奉命前来巡视陵工，营建陵寝的开支已超出八百万两，这是当时全国两年赋税的总收入。从朱翊钧的性格来看，显然不会是为了节省民力和财力，而唯一的解释便是他已完全沉醉于财色酒气之中，非但怠于临朝，不视朝、不御经筵、不亲郊庙、不批章奏，也不愿再赴天寿山，受路途颠簸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