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便拉出一点暗红色血:吴起与商殃变法的历史启示

　　楚国吴起与秦国商殃都是卫国人，他们在青年时代分别从事兵学，“刑名之学”[1]的研究与实践，都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当时周王室进一步衰微，随着诸侯王争霸的历史潮流，吴起服务于楚，官至令尹；商殃出力于秦，升为大良造。虽然吴起在楚推行变法在先，商殃在秦主持变法在后，但都是处在战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大变革时期，他们所采取的变革措施和政策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当他们的革新支持者楚悼王、秦孝公薨后，旧贵族势力反扑，吴起被旧贵族乱箭射死，商殃车裂身亡。他们的遭遇看来是相同的，但他们所从事的变法事业并不完全一样,楚国的变革随吴起之死而夭折，人亡政废，从此衰败下去，直至被秦灭亡。泰国的变法，商殃被杀，但他个人的悲剧并未带来历史的悲剧，秦仍借商殃的变法“成帝王之业”。[2]商殃实质上是变法的胜利者。这一废一兴，集中反映了楚国奴隶主贵族走向衰亡，泰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趋于强盛，并历史地由它结束诸侯争霸的局面，完成统一的大业，本文试比较研究两人变法结局不同历史原因。

　　一、没有政治与经济配套变革，不可能巩固与发展变革成果

前384年（楚悼王十九年）,吴起由于受魏相公叔和贵族王错的陷害排挤,被迫弃魏奔楚。因为楚悼王“素闻起贤”,[3]他一到楚，立即任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一年之后，提升为令尹，主持变法。变法的重点打击旧贵族，扶植新兴地主阶级势力。他认为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4]这一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找到了楚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在楚悼王的支持下，他针对旧贵族的特权,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禄秩”[5]即封君凡传到第三代就收回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爵，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6]精减机构,裁减冗官冗员,节省这些开支以供养和训练士兵；“令贵人往实广益之地”，[7]把旧贵族迁徙到人少地多的地方去,从事农业劳动。这样做的结果，废除了旧贵族势力特权，充实了国库，加强了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军事实力。同时，在整顿吏治以及法制建设方面也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但吴起对与政治体制变革相配套的经济体制变革触及不深，他虽然看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8]并把旧贵族和民众集中到地多人少的边远地区去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但没从根本上革除旧贵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即《井田》制，因而没有削弱旧贵族的经济实力。另外，他没有把奴隶制变为封建制，新兴地主阶级看不到可得利益，对变革持消极态度；他没有把集体奴隶变为个体农民，奴隶对他的政治变革也冷淡。由于吴起没有从经济基础上削弱以至革除旧贵族势力，就失去了主张变革的封建地主阶级与民众的支持，严重地潜伏着变革失败的危机。
　　相反，商殃变法，不象吴起从上至下，而是由下至上；不是把旧贵族扫地出门，而是从立法开始，立法尽管最终是为了削弱以至取消旧贵族特权,但守法者并不属于打击之列，比较吴起变革来要灵活得多。更为重要的，他不仅完成了立法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变革，而且完成了经济体制方面的变革，这是楚国吴起变革所无法比拟的。前361年（秦孝公元年）,商殃入秦,通过宠臣景监见到秦孝公,经多次求见,逐渐使秦孝公相信他的才识。到前359年（秦孝公二年），秦孝公任命他为左庶长，第一次实行三条新法。他变法的中心思想是“重刑厚赏”,[9]在秦献公“为户籍相伍”[10]的基础上，制定了“连坐法”；同时又颁布了奖励军功、奖励发展生产的法令。前350年（秦孝公九年），商殃由左庶长提升为大良造,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第二次颁布了废井田，奖励垦荒的法令；废井田，即开裂“井田”的封疆阡陌。[11]原“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而“封疆阡陌”又是“井田”制的主要结构。商殃下令废除（封疆阡陌），打破了旧贵族圈占田地的特权,荒地可以任意开垦，归为私有，任意买卖。国家提出破除“井田”的疆界，从法律上允许土地买卖,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发展。允许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也符合新的生产力的要求。通过先后两次推行新法，商殃为秦从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变革开了先河。
吴起和商殃变法,都重视立法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各自追求的政治目标基本上达到了。不过商殃开裂“井田”的“封疆阡陌”，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这是商殃变法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吴起对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很薄弱，没有扩大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一旦变革者楚悼王死去,变革即告失败。商殃虽然也免不了车裂之害,只是说明新兴地主阶级与旧贵族势力之间斗争的残酷性，但旧贵族却再也不能恢复旧有的“井田”制，不可在经济上扼制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 也即是无力阻止由商殃开始的政治、经济的变革。所以以经济改革为基础的商殃变法并不因商殃的遇难而终止。

　　二、没有理论指导，也谈不上变革的延续性

从吴起在魏、楚二国的变革实践看，看不到他有一整套理论指导改革，他的法家身份是靠推行法治而得名，却未闻有法家之类的著述，只是在“内修文德，外治武备”[12]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在魏、楚二国的上层建筑里进行了一些政治变革。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强兵”，以图霸业。他作为兵家，传世的兵书有《吴子》（有人认为是伪书，此不从。）后世有“孙吴兵法”之称。不过吴起明确地把“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联系起来，即把政治和军事相统一进行论述，这在当时是一大创举。吴起讲“内修文德”的“德”，是指加强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与魏武侯游西河时一段对话就证实了这一点。魏武侯高兴地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13]这时吴起列举三苗氏、彭蠡、夏桀、殷纣据险而不修德，被禹、汤、武王所灭的事实就说明：“在德不在险。”无疑他讲的“德”是指巩固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如何巩固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吴子》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中讲道、义、礼、仁。这就是吴起的德治思想。但诸侯争霸，仅仅讲德，不讲经济实力是不行的。而商殃的思想，师古引刘向《别录》说：“疑李悝及商君所托”，说明李悝、商殃皆主张以重农开发全国经济的策略。商殃不但是法家，而且是兵家，《汉书》兵家类著录有《公孙殃七十二篇》。因此，商殃与其说是法家人物，莫如说兼有法家、兵家、农家三重性的特色人物。商殃在秦国的变法，实是“法、兵、农”作为变法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纲领。这一纲领阐明：以农养兵,以兵保法（包括兵战），以法治国三位一体的路线。商殃提出并建立较为系统的理论,往后又形成商殃学派，著有《商君书》，指导秦国变法，直到　李斯相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由此观之，没有变革理论，是关系到“国富兵强”的的实现，以及变革能否延续下去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理论与实践是相统一的，它来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早在战国时期的吴起、商殃的所从事的变革理论与实践也不例外。吴起在楚变革是从“强兵”、图霸业出发的,先后取得了南平北越,北吞陈蔡、打败三晋(韩、赵、魏)，西攻强秦的胜利。商殃在秦变法，“兵革大强，诸侯畏惧”，[14]汉代著名法家桑弘羊指出秦国由于商殃变法，国家富强，成为兼并六国的基础。汉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也说：“商殃相孝公，为秦开帝业”[15]。商殃在秦的巨大功绩，在于他归纳总结变法的理论传于后世，这是商殃人亡法兴的又一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吴起在楚变革，人亡政废，其原因也源如此。

　　三、变革必须取得新兴阶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