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蝎子炖汤:欢迎对话：中国文化重建（二）

徐景安---黎呜：

发来我最近写的有关重建中国文化的4篇文章，请批评指教。

一、我十分敬重您对人类文化历史的深刻思考，提出了极有价值的创见，尤其是提出“21世纪需要人学”，具有深远意义。

二、但是，我大惑不解的是，您一方面对孔子的仁爱和孝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作为人类的三大元精神之一；另一方面又对孔子极力诋毁，称之为“罪大恶极的瘟神”。我认为，倡导人学的研究，应该尊重所有对人学有贡献的人和思想，不应该偏激。深感忧虑的是，现在的年轻人本来对仁爱和孝道就抵触，而您对传统文化的攻击，更加固了他们的成见，而仁爱和孝道却又是您提倡的。诱恶容易劝善难啊！您自己说过：“令人忧虑的是，中国人现时在抛弃孝悌精神方面，比接受求知精神的速度还快。”可您最近发表的文章起什么作用呢？

三、您非常正确地指出：“21世纪的人学应是历史上曾经创造的所有神学、哲学和人学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综合，是一次真正东西文明和文化的大合壁。”我写的《如何重建中国文化、道德、教育》一文，正是按您的思想所作的努力。

四、您认为，人类文明的出路在于思维方法的革命，以阴阳三行论替代二元论思维。但是阴阳三行论思维如何具体应用、演绎，就没有下文了。我觉得您对历史和现状的批判十分深刻，但出路和药方却没有深入研究。我将自由主义的爱自我、儒学文化的爱他人、社会主义的爱大家综合在一起，作为中国新文化，不知是否符合您的阴阳三行论思维？

总之，真诚地希望得到您的批评指教。       

黎呜---徐景安

您好。看到您的来信，您寄来的文章我一定好好拜读。关于孔夫子，我虽然不完全否定，但我的确认为，他及其儒家给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关于中国的人学，孔夫子的贡献只是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比较被动的部分，最重要的是伏羲、老子、墨子，关于这一点，将在我今后的文章中作出清楚的介绍。经过长时期认真地研究，我深感到，孔夫子及其儒家的确应该为中国人的愚昧担负最主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我深深地认定，对于孔夫子的有价值的东西，也只能在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之后才能真正让人们认识到。不要忘记，孔夫子在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中，几乎就是中国人心中的“上帝”，这种神圣的地位完全是历代的帝王将相们吹捧出来的，是名不副实的。谢谢您的来信。

徐景安---黎呜：                              

在您的《问人性》还未出版前，我从您的朋友、我的部下李清振那里就看到了。从此，我就是您的忠实读者，从您的书中吸取了许多营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现在的研究是实施您当年的理念。非常遗憾的是，您却离开自己的理念越走越远。

一、您提出要研究人学，并以此为己任。所谓人学，就是对人性的认识。这就决定了人学研究一定是综合的，即吸收、整合所有对人性认识有价值的学说、流派。也只有站在人学的高度，才会有海纳百川的胸怀，真正做到继承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这句话，谁都会说，但没有人真正去做。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属于某一个流派的，而不是研究人学的，自然以自己的主张、主义为至上，而排斥其它的主张、主义。您的《问人性》，就是站在人学的高度对中西方文化的优劣作了历史的比较，并且预测了未来。尽管具体论点有探讨之处，但取这种态度和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像个人学大师。可今天的您，已放弃人学的宗旨，流落为一派之见，对被您称为创造了人类三大元精神之一的孔子与儒学，极尽否定、排斥、攻击、诅咒、谩骂之事。您将孔子与儒学，概括为五毒：精神的复古主义、做人的唯上主义、认知的独断主义、行政的人治主义、政体习惯的专制主义。四柔：孝、悌、忠、恕。过去的黎呜对孝、悌、忠、恕大加肯定，并为现今中国的迅速抛弃而哀叹、悲悯。今天的黎呜却说“四柔”是“非常不真实的花言巧语”；“仁者爱人”则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这样作了“认知的独断”和一笔抹杀之后，就对“五毒”猛烈攻击。最后，孔子就成了“罪大恶极的瘟神”、“千古不赦的罪人”。您说：“对于孔夫子的有价值的东西，也只能在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之后才能真正让人们认识到。”孔子成了“瘟神”与“罪人”之后，还能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继承，但凡能让今天的人还有可继承的“有价值的东西”的人，一定不是“瘟神”与“罪人”。这与人学研究的方法相矩多么遥远。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那您最崇敬的“圣经”，说了多少“打了左脸给右脸”一类违背现代文明的话，那也可批得一文不值。

二、研究人学作什么用，那是指导人类实践，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特别强调，“修身为本”、“行为师范”。学问首先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日常的应对，不是用来教训、指责、批判、攻击别人的。作为人学研究的大师，首先自己应该做到宽宏、大度、慈悲、仁爱、智慧，能尽量肯定、吸取、发掘他人、他主义、他学派中的合理、正确、有价值的成分，决不会对他人、他主义、他学派采取偏激、狂妄、蔑视的态度。当您被称为哲学狂徒之后，并不感到是对自己的污辱，反而自我定位为“狂徒”。结果，追求极端，成为您的一种偏好和风格。世界上只有您敢这样骂、这样说：“自古以来的儒家，从孔夫子开始，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等等等，一直到近代的儒家第三代、第四代，乃至今天还又在自吹自擂的新儒家，康晓光、蒋庆、陈明们，他们在本质上，其实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白痴’”和‘骗子’”，“ 中国人几乎从来就被伪信仰和伪知识所愚弄、所宣传、所教育”，“ 中国人的近两千多年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中国人心甘情愿自愚并矢志坚持要走向人类愚昧之极的历史”、“近代西方人理性精神的勃发而至理性主义的肆无忌惮的狂妄所造成的西方人类同时也包括其他人类的全面的精神丧失…总之，20世纪表现了人类原精神性的全面的丧失。”这样，从东方到西方、从历史到现在，世界人类除了愚昧之外就是白痴，能这样说吗？狂徒决不会创建人学，人学决不会由狂徒所创。您立旨要启发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智慧，我不知道，您说的智慧就是这样否定一切？儒学的精髓就是，你所讲的一切学问，都从自己做起。这打中了文人的要害，言行不一、知行脱节。您不是倡导人学吗，那您首先学会做人。您不是倡导真善美吗，那您就自己力行真善美。这样，知识越多，就越谦逊、越平和，不会越狂妄、越偏激。我讲这一切，是衷心地希望您从哲学狂徒回到人学大师的位置。您的丰厚知识与思维能力才能真正造福社会和人民。

三、创建人学需要创新。您有很多极宝贵的创新思想，三大元精神就是您的创新。还有对未来社会的预侧、人学研究的思路、人类思维方法的革命，等等。可以说，您是中国最有原创思想的人。但是，您后来的精力过多地花在批判上，儒学的抬头，使您完全迷失了方向，把儒学作为了您的死对头。您不知是否忘了这些话：“能够拯救人类的只剩下了重塑信仰精神、重塑仁爱精神的人学革命了”，“所称的人学则应是以人类的仁爱精神为中心价值并同时兼及信仰精神和求知精神的重要价值的新的人学”，“复活人类仁爱的原精神是中国人继续发扬中华民族圣人传统的孝悌忠恕的精神，使之成为为全人类服务的一项伟大任务”，“人类的仁爱的原精神是人类走向自由的美神的惟一之路，舍此将无自由可言。”您将仁爱精神，不仅作为拯救中国，还将拯救人类的希望。作为创立了仁爱精神的孔子和儒学，怎么一夜之间成了您的死敌呢？所以，您还是多想想创新、多想想未来。我发现您在批判时容易偏激，创新时还很理智。不过，您的创新主张转为可操作的层面，还有许多路要走。特别是面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怎么起步，是必须考虑的。不能只是浪漫地畅想未来，必须理智地面对现实。

四、总起来说，创建人学需要综合性、实践性、创新性。我就是从此出发，对自由主义、儒学传统、社会主义三大思潮作了有机的整合。您说：“广义地看，人学即研究人类的具有普遍性的人性的学说；而狭义地看，人学则是研究人类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学说。”我认为，爱自我、爱他人、爱大家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敬畏和感恩人的生命就是人学的精神性信仰。我的研究结果与您的人学定义完全吻合。所以，我的研究，希望得到您的批评指教。我对您的批评，全是依据您的思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共同为创建人学而努力。我套用一句老话，一切有利于创建人学的事就做、话就说，一切不利于创建人学的事就不做、话就不说，如何？

仲大军---徐景安（摘录）

   徐先生提的几个问题很有意思：中国有文化吗？中国有道德吗？中国有教育吗？年已66岁的徐先生对着苍天发问。从这几个问题可以看出，徐先生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已经看得十分糟糕。

    我也有同感，但看法又与徐先生有所不同。或许徐景安先生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当社会混沌已久，堕落已久，另外一些纠正性的精神文化便会产生。失望之中其实正在诞生着希望。看似混乱、空虚的中国社会其实也萌发着大量坚实有益的思想文化和探索。

    譬如，今天的中国社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坚定地诞生出了各个思想文化流派，只是这些群体并未强大得象一个专制力量一样取得话语霸权。当今的中国有新儒家，新法家，新道法家，新墨家，新马列主义，新毛泽东思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左派，新自由右派......这些思想派别的认识都比历史任何一个时候都深入，都更鲜明。

    特别不能说今天的中国没文化，没教育。其实今天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不知比改革开放前丰富多少倍，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了八个样板戏，而今天一年就是几十部大片，天天晚上都是中外大片轮番上演，在这些作品中并不乏优秀之作。譬如《亮剑》、《五月槐花香》、《汉武帝》、《井冈山》、《大将陈庚》等哪部片子不是看起来令人津津有味！

    再说教育，尽管我国教育自改革开放后一头钻进应试教育的窠臼之中，但这种将孩子沦落成牛马般辛劳的教育，却训练出多少知识的仓库和机器。当代青少年所掌握的知识和技巧不知是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倍，几百倍。这正是工业社会的需要，工业化需要的是千千万万刻板机械的科技人才，而不是农业时代的浪漫诗人。

    自然科学正在对人类产生异化作用！但谁让你接受现代科学、享受技术文明呢！其实这也是一种发展的无奈。

至于说中国有没有道德？这倒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其实徐先生在这里还应加上一个质问：中国有法律吗？特别是中国有好法官吗？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法制社会，道德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裁判权，最终说了算的是法院判决。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道德有何用？

之所以出现这种窘境，根源不在于中国的道德沦丧，而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设不到位。要找出问题的根源。

   徐先生另一个抱怨是，当代中国社会完全堕入物欲和肉欲的深渊，已经成为一个过度物质自由或说物欲泛滥的社会。改革开放以自由地追求物质目标为宗旨的发展把中国人引入一种道德堕落的状态。

    中国社会之所以掉入肉欲、物欲的洪流，一是因为穷困得太久，才导致一心一意搞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物质财富享受为目标。第二个原因是仅有经济上的自由，缺乏政治文化上的自由，致使国民的精神生活只能沉溺在吃喝玩乐上，过剩的精神空间无处打发。试问，这些年里中国何曾有过群众集会、庆祝活动等方面的政治生活？何时讲求过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政治禁锢达到了历史罕见的程度，除了干活、挣钱、上床玩女人之外再无别的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民族还能有什么追求！因此，文化重建对于中国来说只能是一种侈谈。中国当代的物质自由主义是对几千年禁欲和贫穷的封建等级专制文化的一种报复，压抑了几千年的性欲和物欲得到了大释放。在物欲和肉欲得到满足之后，接下来的将是压制了几千的政治权利欲望的释放。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的。不管徐景安等老先生是否看得惯，社会毕竟是要按自己的意志前进的。至于说“文化重建”这种概念，也是系统论思维和革命思维的产物，不如随遇而安。其实重建就发生在社会堕落和腐败之中，没有破，便没有立。没有坏，也不会有好。好的东西总是隐藏在坏的东西旁边，是在与坏相对照下同时发生的。

    看看老子的《太极图》，两个鲜明的阴阳对立物，就明白社会变化的内涵了。说了半天，我的中心意思是，不要过多地去谴责社会的糜烂，而是要找出主要原因，从根本上来扭转中国社会的歪风邪气。

徐景安---大军：

很感谢，把我的有关重建中国文化的4篇文章刊登于贵网，并写了一大段评语。你非常重视我的年龄66岁，并说“不管徐景安等老先生是否看得惯，社会毕竟是要按自己的意志前进的”。言下之意，我是一个唠唠叨叨、怨天忧人，怀念过去、无视进步的老头，好像对我有所误解。

一、对于今天社会的历史进步，我不知写了多少文章加以肯定。无论从经济民主，还是思想自由方面，今天比过去都有巨大进步，尽管已然存在着太多的遗憾和缺陷。就像我批评的物欲和肉欲的泛滥，也总比吃不饱饭、还没有乞讨的自由强。

二、对当今社会的缺陷和弊端就需要批判，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其实，你也正在做同样的努力，只是视角不同、结论不同、药方不同。有的批判现实，是为倒退过去；有的批判现实，是为寻求未来。我的《要不要重建》、《症结在哪里》是讲现象、找原因，《如何重建》、《中国新文化》是谈设想、求未来。“说了半天，我的中心意思是，不要过多地去谴责社会的糜烂，而是要找出主要原因，从根本上来扭转中国社会的歪风邪气。”我赞成你这一说法的后2句，谴责社会的糜烂不存在过多、过少。这由谁来掌握呢？后2句是完全正确的。可今天，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多，凡是揭露的、批判的，甚至骂娘的，很容易共鸣，网上大量的是这类文章，而提建设性意见的很少，也不感兴趣。在某网站上，我的《要不要重建》点击2400，《症结在哪里》就1400，《如何重建》、《中国新文化》只400多。这种情况的发生，既反映了对现实的不满与预期的丧失，也与知识界指责、批评的多，给出路、药方的少有关。我正是为改变这种状况作努力，并且用我的理念在实践中推广，在全国搞了3个地方的试点。

三、你说：“重建就发生在社会堕落和腐败之中，没有破，便没有立。没有坏，也不会有好。好的东西总是隐藏在坏的东西旁边，是在与坏相对照下同时发生的。”不破不立，中国人最熟悉，文革叫得最响的就是这句口号。但破毕竟是破，立毕竟是立，破不能替代立。破固然不容易，立就更难。社会堕落和腐败不会自然发生重建。没有文艺复兴以来思想家立于重见的呼喊，封建皇权制怎么会自然过渡到资产阶级民主制？我在“立”上作了一些努力，非常想听听你的批评意见。从你眼下的批评中，我还没有“看出当前我国新老之间的严重文化对撞”究竟在哪里？

欧阳君山---徐景安

徐老，谢谢您一直以来发送的文章，每每拜读，深受教益，高度共鸣！

徐景安---欧阳君山

我提出重建中国文化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你也在思考中西文化的结合，不过你把社会认同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我觉得有点勉强，希望听到你的高见。

欧阳君山---徐景安

谢谢您的鼓励！我非常赞同您提出的重建中国文化的设想，我也的确在这方面作过一些浅薄的思考，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方面的专家学人，我接触过不少。坦白地说，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们的很多学人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我认为，学人在思考问题、发表意见时，一定要务实，所使用的概念、所发表的意见、所提出的理念，是不是经得起推敲，是从自己的假设出发，还是从别人的东西出发，如果是自己的假设，这个假设有多大的经验基础，以及最后逻辑是不是自洽。如果从别人的东西出发，对别人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理解了，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接触过很多从事中华文化复兴的相关学者，他们究竟是在复兴中华文化，还是复兴他们自家的私货，很难讲，我感觉多是后者。这方面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如何判断一种思想的成熟》，也曾发过您，不知收悉否？

     读徐老的文章，感觉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非常成熟，有人情炼达气象，不是学界多见的那种科班学究，对中华哲学感悟甚深，难得！

徐景安---欧阳君山

你的这篇文章《如何判断一种思想的成熟》，我看过，写得很好，也很有针对性。

你说：判断一个人学术上是否成熟，有七个标准：1.看他是不是有穷根究底的锐气；2.看他是不是有海纳百川的胸怀；3.看他是不是有为而不争的淡定；4.看他是不是有温暖别人的情怀；5.看他是不是有启发他人的柔情；6.看他是不是有百折不烦的耐心；7.看他是不是有心平气和的从容。

我认为，其中第二点最重要，有否海纳百川的胸怀，也就是能否真正发现、挖掘、吸纳对象中的合理、正确、有价值的成分。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必须先有沙里淘真的精神、心境、功夫、技能。可是，称为专家、学者的，往往把自己认同的一种思想、观点、理念、价值、流派、主义作为判定一切事物的标准，把不同的说得一无是处，批倒批臭，狗屎不如，而看不到别人蕴含的合理、正确、有价值的成分。我认为，凡能成为一种流派、一种主义的，必定有存在的理由。儒学传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不仅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三大思潮，而且形成为实践运动，怎么会没有存在的理由呢？正是从此出发，我发掘这三大思潮中的合理部分，再加以整合，作为中国新文化的价值观。我希望更多的学者来参与整合的工作，愿意作这样事的人很少。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加工的工匠，不是什么专家。我一点不贬低专家的作用，但我非常不赞同有些人对他人、他主义、他文化全盘否定甚至恶毒攻击的做法。他们对社会只起分裂、破坏、离散、误导作用，这与倡导多元文化无关。

欧阳君山---徐景安

徐老，总体上，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但我感觉，以当今思想界的现状，更重要的可能不是“整合”，而是“发现”。我个人认为，只有发现，才有真正的理解，自然也就不整而合。仅供徐老参考！

徐景安---欧阳君山

“发现”也好，“整合”也好，都需要。我想再补充你的《如何判断一种思想的成熟》，增加笫8条标准：看他提供的理念是不是具有普适性，既可治国，也可治家，更可治身，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认为，爱自我，爱他人，爱大家，在人类历史上都分别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但都暴露了它的片面性，今天的人类应该把这三者整合在一起，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理念。做到了的个人，就会是幸福人生；做到了的家庭，就会是幸福家庭；做到了的国家，就会是幸福国家。确立了普适性这条标准，就可衡量、鉴别、比较当今社会的各种思潮了，也可为“发现”提供指引。实践性，是人文思想成熟的最终裁判。

欧阳君山---徐景安

谢谢徐老！您的补充非常好。我当初正是因为拜读您的文章，才有冲动说要与您联系，向您讨教的。修齐治平的思想，我高度赞同，西方的自由民主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证明这个。您对东西方的东西都非常透，看到了西方的优点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