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红鳄背蝎2l吃什么:社会生态无意中鼓励了人们唯利是图，凡事只从经济利益看，人被看为与机器一样的生产工具，进而为了赚更多的钱而不择手段。

淫荡、奢侈而唯利是图的韩愈
唐宋八大家之首、中唐古文运动的发起者、“文起八代之衰”的主要功臣韩愈（韩退之、韩昌黎）先生，向来是以六经道统承继者、儒学领袖、道德典范、鲠直忠谏之臣等面貌出现在正史里、中学课堂上、文学史中。绝大多数典型中国式教育体制下的产品（一如我者），都只能对韩先生的这一夫子形象以手加额，所记得住的也无非“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训斥式名言，或者“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等一锤定音式的名词解释。
而野史中的韩愈，则是另一番面貌。他唯利是图，奢侈，而且相当淫荡。他是个两面派，嘴里说着笔下写着一套，心里想着的，却又是一套。这样的落差未免大了些——就如博客中国曾经刊发的关于白居易奢侈淫荡的另一面曾引发激烈争论一样，论争的方向被无可避免地集中到野史（笔记小说）到底可信不可信上。这里引用一句老话：“苍蝇不叮无缝蛋”，本人是在“信不信由你”的基础上，缀成本文，或博一笑，或存参考。
据《旧唐书》记载，韩愈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然后与堂兄韩会一起生活。韩会死后，则由嫂子郑氏抚养。如此艰辛的幼年生活，依照弗洛依德精神分析法来推论，必会造就韩愈复杂而多变的性格。《旧唐书》中说他“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他自己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也说自己“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两相印证，似乎可以品味出他的真实性格来。
在韩愈的诸多诗文中，他绝对不会忘记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忧国忧民，针砭时事。如《醉赠张秘书》组诗中有一首，骂的就是长安城中富家子弟的奢迷生活：
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
但他自己多次身为高官，名利场中的应酬自不可少。在这道《辞唱歌》中，对于卖唱女的身段，他也是欣赏有加：
幸有伶者妇，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痴。
在《情史》（明·詹詹外史评辑）一书中记载，韩愈养有两个侍妾，一个叫做绛桃，另一个叫做柳枝。这名字无疑都是老韩给起的，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式的给女人命名，“色香味俱佳”。这二位姑娘都能歌善舞，性情聪慧。老韩出差在外，还不忘给二位寄首诗来：
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边城特地寒。不见园桃并巷柳，马头惟有月团团。
绛档和柳枝不在身边的苦闷，由此表达得多么得那个。
但是，就在他出差在外时，柳枝跟别人私奔，又被家人给抓了回来。老韩回来以后，又写了一首诗：
别来杨柳街头树，摆乱春风只欲飞。惟有小桃园里在，留花不发待春归。
该文未曾交待他是怎么“处理”柳枝小姐的，只说对绛桃“专宠之”，但从两首诗中形成的情意反差，柳枝的下场一定凄惨无比。
男人嘛，对女人有感觉这是正常的，但如果在一种场合装成柳下惠，另一种场合又变成了西门庆，这就不对了。说韩先生在某种场合下堪比西门庆，是有道理的。西门庆为了玩女人不惜戴这种器具喝那种补药，但老韩能够自己发明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阳药，这就让西门庆望尘莫及了。
老韩可以拿去申请专利的壮阳药，自己命名为“火灵库”，制法如下：
养一大堆公鸡，喂它们吃米饭，里面掺杂硫黄粉末。硫黄在中国古代房中术里，一直充当的是催情的角色，公鸡吃了这种东西，状态可想而知。但绝不能让公鸡有性生活，要不然药性就失效了。公鸡们在那种生不如死的状态下，要呆上“千日”之久，然后由厨师每天宰一只，做给老韩吃。据说效果非常理想。
韩愈在三十六岁时，就说自己已经是“两视茫茫，白发苍苍，而牙齿动摇”的衰病夫子了，这样搞下去，自然是前途一抺黑。有人用诗来说他的死因：退之服硫黄，一病竟不痊。这硫黄到底是他自己直接吃的，还是多了一道公鸡的工序，这无从推断。可以肯定的是，韩愈自己是明白金石丹法的害处的。他曾经给别人书写墓志，里面说及当世名贵，服金石药，欲生而死者数辈，着之石，藏之地下，岂为一世戒耶！在当时，韩愈是攻击佛教的旗帜人物，同时又对黄老之学多所抨击，自己偷着壮阳延年，这等方法，又是从黄老之流中来的了。
韩愈的官最高做到京兆尹，相当于今天北京市的市长。但就他那种吃鸡的方法，怕是薪水再高也养不起。于是他就给自己找了个第二职业，那就是借着自己的名声，专门给别人写墓志，且定价绝高。有记载说，他写一个碑铭墓志，要收“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另有说要“绢五百匹”的。当时有说法，一匹绢“直钱八百”，那五百匹绢就是四百贯钱；而韩愈当国子监时，一月工资仅二十五贯。再对比当时物价，一斤盐四十文钱；一斗米五十文钱；而那时一个成年男子一年的口粮，也不过七石二斗左右。这加减法算来算去，韩愈写一篇墓志铭所得钱财，大约能够一百个人吃一年。
再把这话说回来，能搞第二职业是自己的本事，但瞎搞胡搞就不对了。拿人钱财，替人办事，所以老韩手里出来的墓志，都是在死者家属的完全授意之下写的，容不得他自己发表意见。既便是要把恶地主说成真善人，那韩愈也得照办；而韩愈声名所至，一篇篇墓志掩盖了多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