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乙丙三数之和是183:中国教育问题万言书

中国教育问题万言书

提交者：狼平 提交时间：2004-9-13 21:38:51

一
从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视角与感受来看，如果有人问到我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我会回答，中国目前问题成堆，尤其是中国教育界，问题已经堆成了山。现在这个社会，老百姓有许多难念的经，但最难莫过于教育。这决不是一个会令包括教育管理部门在内的决策层满意的判断，但它肯定是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的共同体验：就在社会转型进程和改革开放背景下老百姓的处境来看，现在再没有比中国的教育给我们带来的压力、痛苦、伤害更大、更多、更重了，以至于从关切度的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三农问题、证券市场的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其他重大而突出的问题反倒显得不是什么燃眉之急的问题了。

大约三年前的九月，我因公务路过曾就读过两年的家乡的一所中学，该学校是一所乡办高级中学，创办于六十年代，学校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我在校的时候大约有一千多学生，无论在德智体各个方面都名列全县九所中学前茅，有一次，学校参加全地区组织的会考中，语文获得第一，物理获得第三，团体获得第五。（能够清楚记得的原因是我本人也在获奖之列）不要小看这个成绩，这是一个乡办中学获得的成绩。学校在绿树包围之中，这是她能够让学子们流下想念的一个重要理由：每位毕业或转学的学生都要给母校植一棵树，我之所以想重返母校，除了美好的回忆之外，就是想看看我转学走时栽下的一棵树。但是，来到学校原址后看到，这里已经完全面目全非，一派衰败景象，几乎所有的树都砍伐一空，四五家脏乱不堪的小吃店和一个铁匠铺占据了操场，教室成了圈养牲口的地方，没有人会看出这里曾经是一所完整的学校。到乡政府了解情况后得知，由于经费原因，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校开始走下坡路，随后，教师纷纷调走，义务教育形同虚设，许多孩子由于贫困而放弃了学业，学校先后撤掉了高中和初中，最后连小学也撤了，这所学校的历史就此划上了句号。一个县现在只有三所国立中学，有六所学校遭受了和我的母校一样的命运。在我的家乡，乡与村一级教育的衰败随处可见，成为被教育遗忘的角落。

纵观这些年教育的景象，除了一个“乱”字和一个“败”字，再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达方式了。诸如义务教育的缺位、农村教育的失血、高收费引发的社会问题、教育腐败的、教育不公平的尖锐存在、教育产业化的误区、英语教学与考试的教条式推行、假学历的泛滥成灾等等，让人目不暇接。2004年9月的中国《新闻周刊》刊文披露，据官方统计，中国十年教育乱收费已达二千亿元人民币。据《青年时讯》1月1日报道，在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的调查中，教育被列 为第二位。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乱收费投诉中教育连续两年名列榜首。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随后她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台湾在要经济起飞之际，ＧＤＰ的１２％到２２％都投入了教育，而中国现在的教育投入始终没有超出ＧＤＰ的３％！无知者以为台湾今日在科技上成就源自美国的帮助和昔日从大陆运去的黄金，其实主因还是教育。理性者都清楚，任何国家要强盛靠的只能是教育！

教育之乱，其结果都落在了被教育对象身上，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悖论般的现实：在今天的中国，再没有什么比一位学生家长送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更重要的事情了，同样，在今天的中国，再没有比一位学生家长送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更艰难的事情了。因此，现在到了必须全面反思教育的时候了，在一些教育界高官大谈教育发展的宏伟蓝图和教育取得的辉煌成就之时，请注意，要小心让堆积成山的教育问题绊倒而显得太尴尬。

二

高收费猛如虎。如今，教育对最无助、最基层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试想一想，一个国家的公民必须把全部收入的80%用于教育支出，这难道正常吗？事实上，问题要严重的多，许多家庭已经被洗劫一空或负债累累。神圣的教育殿堂就是这样在貌视合理的收费政策蔽荫下担负教书育人的使命吗？据统计，2001年，北京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800—6000元。上海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600—5500元（2002年为5000-6500），天津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200元—5000元，四川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3500—5000元，广东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是：4500元—5000元，浙江大学为4800元，湖南大学为5000元。2002年海南省的普通高校学费是：公办学校在3800-8000元/年之间。有统计表明，大学收费2003年较2000年平均增长了6—7倍，有的地区竟高达20倍。今年，山东省教育厅宣布该省普通高校的热门专业学费又上浮10%；湖南各高校热门专业学费由学校在省定统一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幅度不超过30%；福州大学各专业学费涨幅更高达40%！也就是说，各地高校的学费，现在平均是每年8000元左右！今年，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HRK）要求收取每学期500欧元的学费。也就是说，我们差不多是德国的两倍！而20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已经是一个农民近4年收入的总和！从学费占人均GDP来看，我国目前人均GDP约8000元人民币，8000元的学费占人均GDP的100%！而在学费较高的加拿大和美国，学费都不超过人均GDP的10%。《中国教育先锋网》在去年8月12日发表了陈明远的文章《大学学费：相隔六十年》。作者在查阅大量文献后发现，在30年代我国的国立大学每年约收取22—40银圆的学费，师范类不收学费。 从货币购买力看，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也就是说，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的学费约为660元人民币。作者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揭示，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也就是说，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可以看出，平均8000元的学费不但严重超出当前中国社会及学生承受能力，而且致使社会成员面临的受教育机会甚至不如上世纪30年的旧中国更公平！1994年，国务院在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学生实行缴费上学制度，缴费的标准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和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因地、因校(或专业)确定”。可见，高校学费必须参照生均成本、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又做了什么呢，每年开学之际，教育管理部门总是一再发表谈话，声明“一个也不能少”的豪言壮语，要各高校不能让学生因为学费问题上不了学。不知道教育部门发这样的空头号召到底是给谁看的。在暴涨的学费面前，可怜天下父母心，自己再苦、再累、再穷，可是决不能因此断送了孩子的前程。降低生活标准，勒紧裤腰带给孩子交学费者有之；砸锅卖铁甚至卖血卖淫供孩子上学者有之；四处借高利贷乃至借贷无门、放弃上学有之。过高的学费，就是暗地里提高高等教育的门槛，把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子女拒绝在大学之外。而低收入的社会底层又构成社会的主体，所以过高的学费，就是要大部分的人上不起大学，拦在大学门外，不能给自己创造机会参与财富的分配。据媒体报道，近日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大学每年5000元以上的学杂费收费标准。

前不久，教育部某高官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声称，“中国的教育状况总的来说是好的，无论九年义务教育还是高等级教育，都得到显著发展”。不知道他在侃侃而谈的时候是否还在内心残存一丝良知和内疚感。因为成千上万因贫苦而付不起学费的孩子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很多学生因交不起几百元学杂费而失学。国内媒体相继报道，松原市宁江区实验中学刘晓强在今年高考中以634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但因家庭贫困，学费没有着落而想去复读，等来年再考。新华网８月26日报道，海口市琼山中学的蔡彩月去年考上江西中医学院，因家庭贫困而放弃上学的机会。今年高考，她又以565分被海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录取。但是面对每年8000多元的学费，蔡彩月一家人再次陷入困境，可能再次放弃上学的机会。或许，刘晓强和蔡彩月还要算幸运的。《东亚经贸新闻》2004年8月25日报道，一个叫李致富的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后，患有多种疾病的母亲为了给他省出学费，放弃了治疗并选择了悬梁自尽。《中国教育先锋网》7月30日报道，永春县达埔镇狮峰村一个母亲也同样因为无法承受儿子录取通知书上天文数字一样的学费，服毒自杀身亡。2003年，同样是这个时候，陕西榆林58岁的农民景统仕，也同样是面对女儿考上大学后随之而来的高额学费，不堪重负而服毒自杀。同样的悲剧2002年在陕西也发生过，陕西宝鸡市学生小丁的父亲因为无力筹措儿子的学费跳楼自杀身亡。6月15日，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学生付新彬跳楼自杀。这一天，距离他毕业离校仅剩１７天。付新彬家境贫困，4年共拖欠学校上万元学费，临近毕业却没有找到工作，是贫困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使他走上了轻生之路。高考前，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突然传出惊人消息，该校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因欠学校几百元学费，学校说如不交清学费便不让高考，郑清明万般无奈便走上了绝路———卧轨自杀。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善良的父 母因为负担不起子女高昂的学费而自杀！这类连年上演的悲剧为喜庆和庄重的中国大学招生抹上了重重的阴影,“莫让大学录取通知书变成催命符”成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呼吁.

三

教育是涉及每一个家庭的大事，因此，教育所产生的不平等是一个社会最广泛的不平等。现在舆论正在热谈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根子上还是我们的教育部门从观念上把农民工子女视为二等公民，在政策上采取了不平等的措施。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农村到东部沿海城市,其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到外省外市打工低人一等,难享国民待遇, 他们的子女要想在经常居住地上小学初中简直就是道道难关,一是没有学校可读,当地教育部门根本不考虑,要求你回户籍地读书;二是有些地方允许就读,但是借读费高得吓人, 前不久,福建省发出《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招收借读生工作管理的通知》规定：对外地户口学生借读费标准（不含学生正常缴纳的杂费和代办费）为：小学每生每学年最高限额800元，初中每生每学年最高限额1300元。鉴于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及中小学生培养成本比较高，这3个市所属的县城城关以上的中小学，借读费收费标准可在省定最高限额基他础上上浮20％。福建的做法表明：他们采取了一种歧视性的教育政策，并同时借高收费推卸了义务教育的责任,由户籍的差异而导致的教育不公平损害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许多农民工子女辍学了,城市中新的文盲大军正在形成。有人提出，农民工参与创造了中国东部的繁荣,而东部的政府部门又做了什么?财政的钱难到不该用一些于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吗?

高收费导致有些农村家庭知道交不起大学学费,许多家长采取读完初中就不让孩子读书了，以免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又没有钱上大学，所以我们的高考升学率是以很多孩子不读高中来支撑的，也就是说如果公办大学不收学费，那么考上公办大学的人很多应当是那些初中毕业后失去读高中机会的人。全国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而一个大学生一年要交学费5000元，农民从哪里去生钱来交学费和生活费?

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不公平也尖锐存在。出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初衷与豪情，从1999年起，教育部分三年累计单独给北大、清华各拨18亿。作为一个教育经费十分拮据的国家，基于某种“拔苗助长”的逻辑与大跃进思维，漠视中国的国情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手如此阔绰地把钱投向个别名牌大学，人们难免要问：一流大学到底为谁而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北大、清华的优秀毕业生大量外流，并没有效力于花大价钱培育他的祖国，对此，有人戏称一流大学成为“留美预备班”。

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在任何一个社会，教育要起到的社会作用是非同小可的，教育要通过自身的培养教育功能，起到进行社会阶层结构的平衡，以及重新调整社会结构的巨大作用。专家认为，一个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他最期望的是，机会对他是开放的，并且不至由于不利的社会背景与经济背景而处于劣势。不要说在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就连向他开放机会的期望都被取消，这肯定是最大的不公平。一个人可能出生低微，家境贫寒，一无所有，但是只要他在社会上有享受到公平教育的机会，只要他肯学，有一颗时刻进取，不甘停顿的心，他的未来就会充满成功的希望，他的成功榜样也会为更多暂时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指引方向，因为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阶层，一个民族的根本命运。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中国城市贫民和农民子弟而言，教育几乎是他们彻底摆脱贫困，通往社会高层、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通道。如果中国的教育界一旦把通向穷人的那扇大门关闭了，破坏了高考制度中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其后果直接危害到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制度，给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的信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彻底动摇国家稳定的社会根基。

四

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的致命毒瘤，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正在由党政机关和权力部门向全社会的各个领域蔓延，而且看不到有明显得到遏制的迹象。有人认为，在中国，因腐败给社会带来最大的损害就是教育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一个是要“为人师表”，另一个是要“治病救人”，现在一旦“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实际上已经在把我们的后代当作商品，北航腐败事件败露后，在一片惊谔和愤怒的民间舆论之外，更多的是麻木和无奈，绝大部分人相信，这只是教育腐败冰山之一角。在肆无忌惮的“敲诈” 教育者敲诈被教育者的故事中，我们除了看到这些作为已经堕落到了极点的各案的教育者之外，更深层次地看到教育腐败给我们整个社会带来的悲哀与灾难。当整个社会陷于腐败的泥潭之后，幻想在某些大学里还保留有一片净土倒是不正常的。反过来，当教育腐败泛滥成灾的时候，我们还依靠什么来挽救这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呢，因为，教育腐败污染的是源头啊！

我们的教育收费政策的必须为教育腐败承担必要的责任。教育部为了充分调动各高校自主招生的积极性，扩大招生数量，减少失学人数，允许各高校对属于“扩招”的学生实行收费政策，所收取的费用可用“赞助费”或其它合适的名目进行，用于改善自身的办学条件，调动高校教师的教学积极性等等。 2003年开始，有22所高校开始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进行自主招生试点的高校增至28所，都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招生人数控制在试点高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以内。用教育部的解释来说，自主招生是国家为积极探索多样化选拔培养高素质及拔尖人才的途径而进行的一项招生改革试验，是考试机制与国际接轨的一种努力。高校招生过程中运行的潜规则就这样产生了，招生潜规则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教育资源的短缺，另一方面是因为招生录取过程缺乏必要的透明性，黑箱操作，缺少或干脆没有外部的社会监督，决定许多考生命运的事情往往掌握在极少数招生大员手里，在招生工作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招生指标很容易成为教育部门某些人的敛财工具。各高校招生中的提档、定向、批条、录取的各个环节中所人为产生出来的发财漏洞，使学校，也使许多参与招生工作的教师个人从中发财致富，这早已成为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举例说，一所国家重点高校，它今年招生的实际能力可容纳1000名学生，可是在它上报今年招生计划的时候只报了800人，另外200人就属于“扩招”，允许收受在学费以外的“赞助”费用，所收款项归自己支配。在具体实施上，经常采用的是提高录取分数挡的做法。仔细看看下面几个公开报道的消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向考生勒索10万元人民币才能发录取通知书恶劣行径；西安科技大学要求考生以2万元换录取通知书，考生家长在科大招生办下跪乞求；西安财经学院爆高考招生丑闻，过线也得交3万。招生办的人说，自己手上有60个指标，每个指标3万元，现在有400多个考生在等着。如果不愿意交钱，半个小时后打电话给她；如果愿意，她让学生家长在半个小时内到西安市翠华路85中对面的农业银行，找银行的办公室。瞧！此人非常赤露、公开、无耻地倒出了全体大学的招生内幕。

其实，中国教育系统的腐败何止在大学的招生，重点小学的招生，重点中学的初中和高中的招生都是如此。只要每年一到招生的时期，无形中也就是某些教育界人士发财致富的好时期，以国家的教育资源为本钱，以学生为商品，大敲学生家长的竹杠，只赚不赔的无本生意就这样形成了。现在盛行名校变民校风。也就是原公办名校创办的民办机制的分校，简称名校办民校,入读国有民办学校的学生要通过各校自设的考试，并实行高收费。很明显，这是一种恶劣的富有教育特色的转移和侵吞国有教育资源的伎俩，其结果必然导致城市新贵抢走了本该由原住民们享受的优质教育权利，是典型的教育腐败。

中国现阶段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依然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中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只有不到5%，而世界的平均水平超过15%。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学教育属于稀缺资源，必然会造成竞争过度的局面。一方面本来天真浪漫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为的是能在考试中名列前茅，上好的中学、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另一方面也给重点学校普遍收取高昂的“择校费”和巧立名目的各种收费提供了条件。假如六门功课考２００多分都可以靠钱来圆“大学梦”，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靠钱做不到呢？在学校近乎疯狂敛钱的时刻，大概他们早已经忘记了作为学校存在的最终理由：所肩负的教书育人的使命，忘掉了大学时代正是他们的教育对象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在物质上遭受重创、在精神上丧失家园感的孩子们。当我们在某些作秀的场合一再声明诸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辞藻之时，有谁想过，假如中国的教育继续在歧路上走下去，一百年后，除了更深切地体味劫后低嘤般的苦痛回忆之外，中国的教育在这段历史能给我们留下的难道还有什么更光彩照人的东西吗？

五

走进大学校园，难以感觉到进步的清新空气，想象不出那里保存着时代最锐利的思想，相反，你会感到一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低级交易、商业味道浓厚的气息，一种急功近利式的扩张和媚世流俗般的张扬，想不到，神圣而荣光的文凭证明竟然薄命如纸，大学成了假学历假文凭的制造工厂。想一想八十年代，官员中有个大专文凭都鲜见，有学历者都受到重用，于是文凭之含金量大增。仅仅十余年，放眼望去，我华夏之高官都是硕士、博士了。这么高的比例，与任何发达国家相比，都不逊色。有人戏语，“我们的官员都是时代超人，他们精力充沛，能做官、能治学、能赚钱，什么都不耽误。想我当年专职读个学士都很吃力，他们比我强多了”。

可以说，有四种学历是造假的重灾区：党校学历，硕士博士学历，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历，成人自学考试学历。这四种学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各不相同的地方，也有共同的地方。以党校学历为例，许多党校不具备办学资格、管理粗放、教学刻板，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多数学员应付性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混张文凭，有的甚至书本拿到后一遍未看便上考场。由于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不少领导，还有熟人、朋友、关系户等，通融、照顾现象自然发生。考试抄袭、代考等作弊行为成了公开的秘密。地方党校似乎变成了官员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以上都有人代劳）、不用交学费（可报销）而轻而易举拿到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的文凭零售点，与街头出售的那种假文凭没有多少区别。由于党校毕业文凭，在干部人事部门被认可，社会上许多人便蜂拥而至，且一般情况下只要交钱，都给予录取，并能顺利毕业。这种自毁形象、自毁信誉的做法受到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的指责和强烈批评，也使党校文凭贬值，在社会上的信誉大打折扣。至于硕士、博士学历，也早已沦为许多领导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贴金的东西，国际工商管理硕士学历也成了许多国有企业老板装点身份的东西，四种学历的声誉都受到极大的败坏，都存在学历腐败的问题，都是水分学历和假学历的聚集地。

学历问题的背后是错误和执偏的用人政策导向，是各级办学机构的利益驱动所致，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心照不宣的造假，是长期听之任之地存在的问题，参与者合谋者之众，其后果必然是公然的、赤裸裸的腐败和造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是主要受益人，学历泡沫的泛滥，学历垃圾成堆。特别是领导干部文凭造假是社会的毒瘤。老百姓提出质问：现在讲建设信用社会，干部文凭都是假的，还建设什么信用社会？如果是在一个民选的国家连候选人都当不上。

六

现在，教育产业化正在受到各方面的诘难，教育产业实际上已经堪称身败名裂了。去年年底，中国教育管理部门的高官曾声明：“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一项政策”。2004年9月2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网上回答问题时再次说，“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民间舆论的普遍看法是教育管理部门为了卸掉压力同时也为了推掉责任，熟悉教育的人都不会忘了，一位卸任的国家领导人曾经在多种场合强调“教育要实行产业化”，随后，一些“院士”、“专家”应声出来论证，说什么“教育是投资，教育是产业”，“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家长应当支付教育费用”；接着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员们表示“要与国际接轨”，“教育产业化势在必行”。还没有等人反应过来，甚至还没有弄懂“教育产业化”是个什么意思，就看到学费扶摇直上九千里，教育开的是产业化的花，结的却是高收费的果，不论你如何辩解，现实就是如此。

我认为教育产业化结出来的真正恶果是铺天盖地的“大学城”，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即清理和整治混乱而无序的大学城，这是一个可怕的教育泡沫，大量高收费带来的血汗钱和银行贷款都盲目堆积到了大学城的建设上，现在大学城遍布各个省市区，各个大学仍然在大肆圈地,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创办新校区，不惜毁掉招牌疯狂扩招。目前许多大学的师生比高达1：25，国外才1：14，这样的高速招生带来了连锁的恶性循环：大学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而必然出现滥竽充数式的教学队伍，过度降低大学门槛使生源素质陡然下降，不称职的教育者和不合格的教育对象的相遇到了大学殿堂，我们能奢望人才就产生在这样的摇篮吗？

现在，出于对教育产业化的反动，我们恍然又回到了关于教育本原的探讨，时下的观点是：教育经费的投入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直接经济效益,而更多的是为了取得长远的社会效益，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教育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教育不是生产资料，教育也不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教育是阶级服务的一种手段，是应该属于当代社会的上层建筑。以运动和文革的方式处理问题和矛盾，这是我们的一个恶习，在教育产业化被“搞臭了”的情势下，产业化的全体始作俑者要么不再作声，要么掉转了风向，而认真反思产业化是如何走上歧路并且深度地伤害了中国教育的这些重要事情却被搁在一边了。

尽管现在持有这样的观点已经很不合时宜，但我认为从广义的角度，教育应当具有双重属性：经济或产业属性，事业属性，从事业的角度应当是容易理解的，作为产业属性，它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教育消费对相关产业的贡献和拉动；教学与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校办产业（企业），；民办教育的发展。在这四个方面中，教育的相关消费无法进入独立的属于教育的产业统计体系，对学校来说，教书育人与促进德智体全面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成果的转让与应用是第二位的，校办产业在经历了1999-2001年的所谓高科技泡沫与神话后归于沉寂，真正得到发展的是民办教育，就是教育进入市场的这一块。现在有一种迹象，有人把教育以及教育产业出现的诸多问题归咎了民办教育，这实际上是一种扑脏水的行为，教育管理部门和决策者可以想一想，结合教育自身的特性与中国的国情，你难道可以把中国的教育都推向市场吗？中国民办教育能成为中国教育的主流吗？不可否认，民办教育在发展中客观上对高校高收费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问题是，在民办教育如野草般遍地生长的时候，教育部门和决策者从战略上重视了吗？调控了吗？引导了吗？问题并主要在于民办教育，而是我们并不清晰的教育思路以及问题变的不可收拾时马后炮式的决策与管理。

现在让我们回到教育本身来看教育产业，毫无疑问，教育首先是惠及全民的事业，它的经济属性从属于它的首要属性，它是服务和附属于教育事业的东西，教育永远是以教书育人为目的的，而不是依靠教育资源赚钱的，这就是教育产业的定位与宿命，也是教育在选择面对产业问题时必须遵守的一个低线，任何试图把教育市场化、商品化、商业化的做法都会导致教育误入歧途。至此，我们可以这样得出结论：教育产业的错主要是错在我们对教育本质和教育功能的片面诠释，错在对教育产业功能和属性的过度放大，在此基础上把教育资源引向市场化、商品化的歧路。当教育产业被错误地解读或者说被别有用心地解读为高收费乃至乱收费时，从敲诈的角度，学生实际上被绑票，从商业的角度，学生沦为商品和交易对象。在检讨教育产业化时，我们看到，教育部门甚至更高的部门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在教育产业误入歧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思路迷乱、目光短视、不时受既得利益冲动并参与分食教育既得利益的教育监管和决策部门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