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乐队经典歌曲:求真是学者第一要务 替百姓说话不是其必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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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26日 09:37 大洋网-广州日报
稍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悲观和批评的文章总是能轻易地获得掌声。但是,研究人员不会因为老百姓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
钟伟/文
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是第一要务。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
,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经济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很遗憾,这不是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必然的义务或者使命。
粗略地说,科学是求真的,人文是求善的,艺术是求美的,经济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正努力争取自身的求真地位。何谓求真?作为医生,他会尽其职业技能,为病人诊治,如果产妇生产的是个女婴,那么他不会为讨得产妇一家的欢欣而把女婴说成是男婴;如果病人得的是难以治愈的重症,那么他也不应该轻描淡写地说这仅仅是一场风寒。但这绝不意味着,医生就没有重男轻女的偏见,或者他乐意见到病人身患重症的结果。
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也绝对是第一要务。做学术研究、给政策建议、写财经评论时,他必须本着经济学固有的逻辑以及实证数据,然后得出相关结论。没有逻辑和数据的观点对他来说是难以忍受和无法置评的。回顾过去5年,2001年底,国内外充斥着 中国经济被严重高估、行将崩溃的质疑,我和赵晓、曙松等从中国的能源消耗、服务业的漏统等角度进行实证,得出了中国经济规模被低估的结论,一时舆论大哗,这样的研究被认为是向政府献媚的。2003年初,我撰写了一则短文,提出从GDP统计的支出法和部门法来估计,“非典”恐怕难以改变中国经济景气周期的强劲回升,它带来了各种令人难堪的侮辱,但却没有带来对GDP测算方法和数据的任何质疑和讨论。近日一则“粗略的 房价骤降可能带来何等金融风险”的短文,再度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下,做研究和做评论,是否都需要小心翼翼地秉承理性呢?我依然固执地认为,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求真决定了经济学者不是喜鹊也不是乌鸦。稍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悲观和批评的文章总是能轻易地获得掌声。但是,研究人员不会因为老百姓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如果他沾染了这样的习气,那么同样有可能的是,这个研究人员会在官员面前屈从于权势说官员爱听的话语,在企业家面前屈从于财富说企业家爱听的话语,一个丧失了说实话本质的研究人员,就有可能堕落为一个忽而媚众、忽而趋炎附势的变色龙。考虑到权力和金钱往往对学者的诱惑力更大,因此放弃了求真精神的学人更容易和权贵合谋。
一个知识分子,从不应忘记他的社会责任,但是很少有一个行业像经济研究这个行业一样,因为说实话而引致公众普遍的误解。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学人坚持理性和实话,并不意味着他从内心喜欢其研究的结论,但却仍然会坚持结论。如同医生得出病人身患重症的结论,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研究人员内心对非典、对贫富不均、对贪污腐败、对高房价、对 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判断,也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第二,学人专业技能的局限性,运用逻辑和处理数据的不当,都会使得他深信不疑的结论有可能是错的,这种出错的可能性,看来比医生误诊的可能性更大。我这些年来的研究中也有这样的败笔,令我惭愧不已。哪怕是一篇短短的财经评论,如果对手不从发现逻辑漏洞和数据错误入手进行批评,那么学人就会固执己见地保持沉默。
学者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地犯错,有什么方式惩罚他呢?这需要学术市场富有效率,如果一个学人常常说公众爱听的话,事实也证明他的媚众是错误的,但如果公众遗忘学人犯错的速度,比其追求新鲜刺激的观点更快,那么最终充斥市场的,就会都是媚众、媚官和媚钱的文人和文字,真实的声音将日见其稀甚至消亡。
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这需要看百姓的诉求是否在理,一个经受了哪怕粗浅经济学训练的研究人员,求真本性都超越了一切。这给他带来了两个巨大的危险,一是他的言论往往不合时宜,而民众却期望他是民意代表那样的角色;二是他的结论过于坚持理性,这决定了他潜在地认为,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的事情,他并不必然不认同。在一个浮躁的国度,“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仍是稀缺的座右铭,因此要坚持的,除了理性、理性,还是理性。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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