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2011016期封面
1947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同学结伴秋游八达岭
20世纪50年代，“一五”计划期间，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外出实习

　　大学梦想与君子之道

　　清华基因

　　君子以自强不息

　　◎苗炜

　　“我外公和外婆是1937年8月17日那一天坐船离开上海，去欧洲留学的，那时淞沪会战已经开始，船是从上海租界出发的，留学生在船上都能看到上海的炮火，他们很多人都是哭着离开。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他们一定要学成回来建设祖国。”高晓松谈起他的外公张维、外婆陆士嘉时说。张维1937年考取第5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生，先在帝国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后在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继续留在德国，1941年与留学德国的陆士嘉女士结为伉俪。“我母亲就是1942年出生在德国，当时盟军已经开始轰炸德国，我外公外婆在‘二战’结束后辗转返回中国，1947年来到清华。住到了胜因院，隔壁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后边就是金岳霖。”

　　胜因院，位于清华校内照澜院西南、新林院西，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建成，取名胜因院，大概是因为西南联大期间清华曾租用昆明圣因寺为校舍，改“圣”为“胜”，也有纪念抗战胜利的寓意。

　　从建校开始，清华就与战事有着密切的关系。1910年12月，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开始教学和考试，各地选拔之英才要经过甄别才能留洋或留校继续学习，淘汰率接近10%。1911年8月的招生考试，共4场，第一场考3门功课，第二到第四场共考10门功课，除中文和历史外，考试均用英文。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清华学堂原定10月16日新学期开学，因辛亥革命，外事紧急，开学仪式暂缓，大量学生开始自行离校回家。当时正在清华学堂求学的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日来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现北京各报，已为政府禁止登载各省乱事，以故一切详情难得确知。”而后，美国公使致函清华学堂美国教员，称无法派兵守护清华园，学校中的美国教员或者进城居住，或者返回美国。清政府挪用这一年的退还庚款去弥补军费，清华学堂的经费来源断绝。11月8日晚，校方宣布：“本学堂暂行解散，现仅余存款三千金，当分给诸生作旅费各谋他适，计每人可得二十元，明晨发给。凡职员、学生人等，统即于明晨搬出。”1912年5月1日，停顿了半年的清华学堂重新开学，返校学生有300多人。此时，这所学校的英文名称已悄然变化，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中的“帝国”两字不见了。清华在清廷统治下只有一个学期，但追溯这所学校的兴办，又不可避免地留有一个老旧帝国的影子。“清华之立，其源实导自庚子拳匪之乱……四万万人之膏血，清华所以成立之原素也。”在这所学校建立之初，她就承担着一份特殊的使命。“将来中国之命运，殆全操诸留美学生之手。而清华实为留美学生之制造厂。质言之，清华学校与将来中国之命运，实为莫大之关系。关心中国前途者，对于清华已往之历史，盖不可以忽焉者也。”

　　曹禺的《雷雨》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完成的。“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如曹禺一样，肯定有许多青年在山坡上躺下看蓝天白云，在体育馆草地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在紧张的学业之余，这所大学以体育强调学生健全体格和男子气概的培养，以辩论演讲培养学生的修辞和民主精神，让学生领略自由开放的态度，以文艺生活培养学生的高尚品性，以服务社会来表现对社会及不幸同胞的关怀。曹禺在这里演戏，爱上了古典音乐也爱上了一个姑娘，学习英语德语，看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然而，这里并非世外桃源。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和同学们办起了《救亡日报》，而在1933年他即将毕业之时，日本军队占领了山海关、进攻热河，曹禺在古北口慰问29军将士。那时的毕业班可以享受一次公费旅行，钱稻孙带队前往日本，曹禺在东京、奈良等城市游览看戏，一面会惊叹于日本文化之美，一面也会念及故土上两国正在交战。

　　清华学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这责任还是梁启超早年间的演讲说得尤为清楚：“纵观四万万同胞，得安居乐业，教养其子弟者几何人？读书子弟能得良师益友之熏陶者几何人？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虽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底柱，则民国幸甚矣。”梁启超以《易经》中的两句话来定义他所说的“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后来成为清华校训。在清华大礼堂的二楼，曾经悬挂“寿与国同”的横匾，人们从清华这小小的一隅，看见积弱的古老国家救亡图存过程中的曙光。而梁启超也清楚地论述了个人、大学教育与国家的关系——“英美教育精神，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宗旨。国家犹机器也，国民犹轮轴也。转移盘旋，端在国民，必使人人得发展其本能，人人得勉为劲德尔门，即我国所谓君子者。莽莽神州，需用君子人，于今益极，本英美教育大意而更张之。”

　　如果说英美大学的理想之一是认识真理，让学生成为理性之人，而清华大学的理想包含着救民济世的情怀，那么她潜在的一个目标是让国家认识真理。“我很小就听到外公、外婆讲梁思成、林徽因的事迹，讲金岳霖，他们的价值观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不会为一时一事的得失所改变，他们知道目前所经历的都是历史的一个片断，他们努力让国家认识真理，我理解他们的幻灭与坚持。”高晓松说。这位歌手将在清华百年校庆之时，为母校送上赞歌。■

　　清华的种子

　　1921年4月，《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校刊的编辑写道：“学校一个时代的精神如何，就看校长的态度怎样。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理想、有希望的人。清华以前享有的盛誉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

　　主笔◎鲁伊

　　时间，大约是1911年的某个夏日。北京城外，西直门到海淀的石板路上，清脆的铜铃声和嘚嘚的蹄声中，两个西装革履的人，正骑着驴子迤逦而行。

　　那些迎面而来，驮着干鲜果品进城贩卖的乡农，或许会对两人那当时在北京西郊仍不多见的衣着投以惊异的眼光。但要不了几年，海淀的贫妇乞儿就会对如此打扮的人司空见惯，并且机灵地凑向前去，滔滔不绝地说着别处所听不见的恭维之辞——“先生，您将来做校长。”

　　这两个人的目的地，是距北京城20里外成府村东北的一处本已废弃多年的园子。本地土著管这儿叫“小五爷园”，因这400多亩地，原是道光皇帝赏给第五个儿子奕琮的赐园。可惜，他的儿子载漪在1900年庚子之变中，于园内聚义和团民设坛举事。最终的结果，载漪被发配新疆，永不叙用，而园子，也被内务府收回，不过十年光景，因无人打理，便已围墙残破，户牖不存，只余园中桑树山茶，对着那块咸丰皇帝手书的“清华赐园”的匾额，寂寞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倘或花木有灵，恐怕万万不会想到，命运的流转轮回，让这座因庚子而废的园子，又会因庚子而兴。仅仅是又一个10年之后，这里便会成为生活在满是“令人呕吐的臭味和不堪入目的街景”的老北京城内的学生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如果一位高等美国人旅行到北平，觉得北京饭店的抽水马桶不行，上西郊去，一定可以满意而归。那儿什么都齐全：邮政局，电报局，银行，使皮鞋脚变成猫脚的软木地板，蹬不碎的玻璃地板，大理石的游泳池和厕所……南方大学生做梦都想不到的。那巍峨的屋子啊，简直是——有皇宫般庄严，而比皇宫舒服，有洋房的各式优点，而比洋房美丽。”1936年的《宇宙风》杂志上，有人这般带着点酸意的调侃。而早在这之前的1920年，访问北京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便已惊叹：

　　“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所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让我感到完美。”

　　清华之立

　　促成这一改变的源起，是一笔为数“一千零七十八万五千二百八十六元一角二分”美元的款子。

　　庚子之变后，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清政府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担保，向英、美、日、俄、法、德、意、奥八国赔款白银4.5亿两(约合3亿美元)。其中美国分到的赔款占全部的7.4%，共为美元“二千四百四十四万又七百七十八元八角一分”。

　　台湾学者苏云峰在翻检从上世纪70年代起陆续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时发现，事实上，早在条约签订之时，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s)和订约全权代表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便已清楚，美国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实际损失仅为1165.5万美元，余下的1278.5万多美元，“原属过多”。

　　第一个发现其中猫腻的中国人，是时任驻美公使的梁诚。1905年1月，当与海·约翰交涉庚款赔付细节问题时，海·约翰无心之中透露了庚款超索的真相。梁诚当机立断，不再纠缠于以何种方式给付赔款的细枝末节，转为向海·约翰请求退还超收的庚款。身为1875年留美幼童的梁诚更想出了一个既可获得美方之欢迎，也可为中国造就无穷人才的方案。在当年4月10日致外务部的信中，梁诚写道：

　　“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此二千二百万金之断不致竟归他人掌握矣。”

　　然而，梁诚的方案却并未能得到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在袁看来，这笔钱应当“用以整饬路矿，作为举办学务之成本，即以所获余利分别振兴学校”。尽管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联合会议就已经通过了将超收庚款退还中国的议案，而担任外务部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也在答谢公文中表示“体会新近贵国总统希望鼓励我国学生赴美入学校及求高深学问之诚意……此后当按年派送学生到贵国承受教育”，但直到这年底，袁世凯派特使唐绍仪出访华盛顿时，仍试图交涉以庚款为抵押借款开办银行。一如既往，美方显然对这个方案毫无兴趣。唐绍仪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坚持派遣留学原议，否则退款之事将拖延无望。

　　两种主张背后的两种力量，长达数年的角力之后，以光绪、慈禧的去世画上一个句点。1908年11月，溥仪登基，载沣摄政，袁世凯被解职。以庚款用于教育的阻碍不复存在。1909年，宣统元年，外务部和学部于7月10日会奏，在北京设“游美学务处”，附设“游美肄业馆”，以周自齐为学务处督办，唐国安、范源濂为会办。两个半月后，外务部上奏折“拟建游美肄业馆恳恩赏清华园”：

　　“查有西直门外成府东北清华园旧址一区，方广约四百余亩，尚存房屋数十间，卉木萧疏，泉流映带，清爽高旷，于卫生最为合宜，且与京张铁道路线仅有半里，往来亦称利便，以之建筑讲堂、操场、办事室、图书馆、教习寓庐、学生斋舍，庶几藏修游息各得其宜。”

　　两天之后，奏折得到批准。设在史家胡同里的游美学务处，紧锣密鼓地招考头两批留美学生，并在几乎未经任何培训的情况下匆匆派遣至美国的同时，几十里外的清华园内，开始大兴土木，“将围墙先行修建，然后将各项工程次第举办”。

　　通往海淀的垂柳官道上，两名骑驴人中，较为年长的那一个，便于这前后初次光顾清华园。

　　他叫颜惠庆，1909年时在外务部新闻处工作，原本的职责，是主编英文版的《北京日报》。然而，担任游美学务处督办的周自齐此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赴英参加英皇乔治五世加冕典礼的各项事宜，而唐国安也即将赴欧美考察，均无法分心兼顾游美肄业馆的繁杂事务，曾经当过驻美使馆二等参赞并参与庚款交涉的颜惠庆因此成为襄理此事的最佳人选。据《民国人物列传·颜惠庆篇》记载，从1909年秋天到1911年春天，只要身在北京，颜惠庆每周均需赴郊外预定校址筹备处办事两次。“雇小驴骑以代步，出城后取捷径前往，可节省时间二小时。”

　　不过，颜惠庆为这个园子带来的最大贡献，却是骑在另一头驴背上的那个年轻人。

　　颜惠庆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不过12岁，是一个茶商的独生子，刚刚被送到颜惠庆执教其间的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书。他很聪明，又极其勤奋好学，终日伏案阅读英国名著，故此英文造诣甚深，哪怕写一封普通的信函，也都用字精当，文笔典雅。正因如此，尚未毕业时，他就已经被聘任为书院的英文教员，更协助颜惠庆一同编著了中国第一部英汉大辞典《标准英汉双解大辞典》。1907年，他自费留美，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随即于1910年9月归国。作此清华园一游之时，他刚刚参加完清廷留学生考试，授进士，点翰林，与詹天佑、严复一样，成为一名带有浓厚时代特色的“洋翰林”。

　　这时的颜惠庆，在外务部渐次升迁，时间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910年12月21日，清华园房舍已就，“游美肄业馆”正式更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4月1日，468名在京待命的考取学生第一次聚至清华园中，举行开学仪式。频繁往返于海淀和内城之间对仍需在外务部履职的颜惠庆来说，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于是，他便也效法两年前的周自齐，想到了荐人以代的主意。

　　几乎是第一时间进入颜惠庆视野的，便是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还有谁能比一个在美国大学里获得过教育学硕士学位的人更适合参与管理一所全面模仿美国学制的留美预备学校呢？

　　这个人，姓周，名诒春，字寄梅。多年以后，他的学生会充满敬意地称他为“寄师”、“寄公”或“老校长”。然而再过上几十年，这个名字又会为绝大多数的人所遗忘。以之为关键词搜索，跳出的网页，“被遗忘的清华老校长”赫然在目，实在是一种双重的讽刺。

　　历史如青铜器，后人只看见它锈迹斑斑的古雅模样，对之大发思古之幽情，却忘记了，想象常常代替了真相。而在以风流轶事主导的历史叙事里，一个人说过什么，往往比一个人做过什么更加重要。

　　完全是出于机缘巧合，在梳理清华的百年历史时，我们在故纸堆中发现了这个频频出现但如今却很少被人提及的名字。而当我们进一步的翻检搜索当年的文档记录，却发现，正是这个长久以来消失在公众视线中、被有意无意遗忘了的人，奠定了令这所因国耻而生的学校深刻影响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的“清华之格”。于是，我们决定追随他的人生轨迹，并以之为线索，展开我们探访清华的旅程。  1926年，清华大学赴美留学生70多人在太平洋远航中的邮轮上合影
1947年，时逢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校友和来宾在“宴会厅”（体育馆）聚餐
 清华大学传统游戏——打驴球（摄于1948年）

　　清华之道

　　一张拍摄于1914年的照片，几乎是周诒春留下的唯一公开影像。照片里戴着圆边眼镜的西装青年，有着饱满圆润的额头，深邃专注的眼睛，略为抿起的嘴唇，坚毅但看上去似乎又有一点故作老成。

　　说是故作，因为他实在太年轻——即便是在那个中西碰撞使得留洋青年才俊辈出的年代。正式出任清华学堂教务长时，周诒春还不满29岁，成为校长时，仍未到而立之年。作为对照，唐国安任清华校长时已54岁，与周诒春同时期任副校长的赵国材比周大4岁，20年后，梅贻琦当上清华大学校长时，也已42岁。曾经担任过周诒春秘书的清华毕业生徐辅治提到过，当时有外宾到清华参观，见到校长如此年轻，均大为惊异。

　　这位年轻校长的就任，源于一场意外的悲剧。

　　1913年8月22日，时任清华校长的唐国安心脏病发，遽然辞世。在前一天递交给外务部的报告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处境：

　　“视事以来，时虑郧越，乃学风之嚣张，今非昔比，学款之支绌，罗掘俱穷。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教务者半，耗于款务者亦半。入春以来，陡患心疾，比时旋轻旋重，方冀霍然，讵料渐入膏肓，势将不起。”

　　虽然在当时及后来的许多人看来，建立于“四万万人之膏血”基础之上的清华，拥有20世纪初中国其他学校完全无法媲美的优越条件，但事实上，建校之初的3年中，清华一直步履蹒跚地走在生存或灭亡的悬崖小径上。

　　1911年秋季学期开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烽烟四起，风声鹤唳，北京高校从法政学堂开始，纷纷放假，清华也被波及。美国教师全部出国避乱，学生大都离校回家，不知学校重开何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与清华渊源颇深的颜惠庆和周诒春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颜任外交部次长，周诒春一度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清华大学得以于1912年5月重新开学。然而这之后，由于二次革命中袁世凯挪用美国退回的庚款接济兵饷，清华一度处于无米下锅的窘境，“罗掘俱穷”绝非夸大之词。此外，由于清华直接隶属于外交部，不像其他学堂一样归学部(教育部)管辖，如此特殊的地位，也使其成为易受教育界人士攻击的靶子。更重要的是，尽管学校已开3年，但没有人真正清楚，要把清华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要在这里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

　　如此艰难时势，令身在漩涡之中的唐国安心力交瘁。一息尚存之际，他荐周诒春以自代：

　　“(周)老成练达，学识皆优，自充任副校长以来，苦心孤诣，劳怨弗辞。国安虽病，该副校长兼理一切，颇能措置裕如。若以之升任校长，必能胜任愉快。”

　　报告尚未得到批复，唐国安便已撒手人寰。临终前，他将自己的全部藏书赠予清华学校图书馆，他希望，周诒春能把它们保管得很好，正如他为之鞠躬尽瘁的清华学堂。

　　此时此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者的周诒春，却正身在美国。

　　这一行的目的，是率领110名此前耽搁甚久方始成行的清华庚款留美学生前往美国入学报到。据徐辅治、孙锡三等人的回忆和清华校史记录，自这一年起，每年暑假，周诒春均亲自将清华留美学生护送至美国，帮助他们安排好在美国的学习地点和程序后才离开，前后凡此7次，直至他从清华校长的职位上引退。

　　1914年从清华毕业、当年8月15日作为清华第五批“放洋学生”的陈鹤琴，几十年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周校长先教学生们在国外吃饭时的礼仪，不仅讲课，还亲自做示范。学生们在青年会住了一个月，周校长的‘吃饭课’也讲了一个月。这些留学生戏称自己为‘吃饭学生’，称周校长为‘吃饭先生’。”

　　这位“吃饭先生”教的吃饭课，包括坐席、坐的姿势、喝汤、吃面包、用刀叉、席间交谈的注意事项。当时看来琐碎，但当陈鹤琴后来在美国受邀到一位市长家中吃饭，将周校长传授的礼仪搬出来并受到市长夫妇“中国不愧是礼仪之邦”的赞赏时，他方才领会到，周诒春的良苦用心。

　　护送学生赴美、安顿他们在美国的行止、帮助他们消除在异国他乡生活的疏离感，对于一所设立时将主要宗旨定位为“留美预备”的学校的校长来说，虽不必非要如此，但似乎也尚属分内之事。然而，不顾旅途劳顿，平均每年在邮船的风浪颠簸中度过两个月的时间，周诒春的真正目的，却绝非让这些经过千挑万选遴选出的“质地聪明、性格纯正、身体强壮、身家清白、恰当年龄”的最优秀的中国学生，尽早成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美国化的“假洋鬼子”。

　　船上的漫长时光，周诒春用来与学生逐一恳谈，了解他们的志向和学业选择。以陈鹤琴为例，赴美之前，他原打算到俄亥俄州的教会学校奥柏林大学攻读教育学，然后再转到哥伦比亚师范学院。但在船上，他却逐渐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我为什么要读教育？教育不是一种很空泛的东西吗？读了教育，还不是坐冷板凳，看别人的面孔讨生活吗？”他开始想要学一门实在的手艺，自食其力，不求于人。学医，成了他的新选择。

　　权衡再三之后，陈鹤琴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周诒春。周诒春马上打了一个电报给留美监督，替陈鹤琴接洽转到美国最著名的医科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然而，心愿得偿没过几天，陈鹤琴便开始后悔起来。

　　“教育虽然不能使我独立，难道医学是我所愿意学的东西吗？一个人做人总有一定的志向。定了志向，再定学什么。现在我要自己问一声：‘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我的志向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的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

　　下定决心之后，陈鹤琴忐忑地找到周诒春。周诒春并没有因他的反复而发怒，反而微笑着道：“电报已经打出，不能再改了。好在霍普金斯大学文理科也是非常著名的，你还是到那里去吧！”

　　这一插曲的尾声，是陈鹤琴先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教育系，再赴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深造，1919年8月获得教育学硕士后归国。此后的岁月里，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与陶行知一道开辟了一系列乡村幼稚教育基地，出版了大量儿童心理和幼儿教育专著，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幼儿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如果说对于陈鹤琴的个人选择，周诒春表现得通情达理并照顾周全的话，对于另一个学生——1911至1916年就读于清华、1917年留美的吴宓——所应该走的道路，他却显得有些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赴美之前，吴宓初时打算学路矿等实学，转而又想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新闻出版。而吴宓的继父为其谋划的人生道路，却是“英文学好，易谋饭碗。洋行之买办，大人物之翻译，得钱皆不赀，且最好先入美国籍，使中国亡，则可保一家之安乐”。

　　正当吴宓为此纠结不已时，周诒春却根据此前对他的了解，力主吴宓前往哈佛大学修习看起来十分没前途的文学。要到数十年之后，俨然已成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的吴宓，才在日记中对这位自己早年多有腹诽的师长当初的识人洞见由衷地发出感叹：“校长实是宓之知己。”

　　刊登在1917年《清华周刊临时增刊》上的一份训辞，最能全面体现周诒春对这些清华留美学生的期待。

　　周诒春提醒即将于这年夏天赴美的毕业生，在美留学期间，应注意四件事。一要发展个人潜能，勿墨守师说，凡学问“后来居上”，世界是进化的。二宜自发心裁，创造发明，勿徒崇拜西人。他列举清华官费生祁暄发明“国文打字机”，王预之“对照表”和茅以升之“算尺”等例子，证明黄种人是有为的，希望同学接踵而起，日新又新。三是注重调查与克己修省，“中国百政废弛，应调查改良者千万，宜取美人之长补我之短。不可为外国之诱惑力而自蔽自欺”。四则要服务社会，宣扬国光，时刻以孔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相勉。而切实的做法，除了到唐人街去启迪华人智识，以消除外国人对我之诬蔑，在与西人交谈时，也要阐扬本国文化，保持不亢不卑的言辞态度，更需在毕业论文中“择关于中国之学术政治社会实业等为题”，使不明中国情势的外人渐除隔膜，“顿起尊敬之心也”(转引自台湾学者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终极目标：“他日学成归国，报效祖国，贡献社会，为母校增光。”当整个社会都将清华目为一个跳板式的留美预备营时，在周诒春的心中，却有一个更远大更宏伟的规划。

　　“寄师的原意，不是徒尔要造就一班美国化的学生，而是要把清华慢慢地办理成一所完全中国式的大学。”刘师舜，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和翻译家，在追念周诒春的回忆文章中，一语道破天机。

　　要体会周诒春做出这一决定所需要的大智慧和大勇气，我们应对那个时代的中国教育嬗变有着更深刻的了解。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美国为何乐于将超索的巨额庚款退回中国，并指定这笔经费必须用于文化教育事业，且暗示需派遣学生赴美留学？

　　在劳伦斯·克雷明所著的《美国教育史：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中，给出了一种答案。克雷明指出，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帝国”概念经历了重大调整，“上帝给美国安排的命运”逐渐改变为通过“仁爱”帝国主义来发挥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新地区不再并入美帝国，成为大城区的一部分；正相反，大城区与它的依存者将保持比较传统的联系：在大城区的保护之下，这些新地区将是原材料的供应地、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及大城区教育的对象。调整后的帝国观是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大批美国旅游者、技术人员和占领军到达世界各地，通过实例、设计甚至武力向所在国传授和传播美国文化、文明……不论其教学是否具有系统性，他们的行为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中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也预示了仿效所能带来的益处。”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当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于1906年3月6日与罗斯福总统见面、建议将庚款退还用以选派中国学生来美深造时，罗斯福不待他说完，便表示：“我完全同意你……这是一个伟大的想法，我要设法完成它。”

　　而从另一方面，自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起，中国掀起的留日高潮，也是促使罗斯福速下决心、推动庚款退回的另一层原因。数据显示，从1896年到清华学堂正式成立的1911年，16年中，中国留日学生多达4.5059万人，尤以1905年到1907年为最高峰，每年都在6700人以上。这固然是出于中日地理上的近便、清政府的鼓励、甲午战败的刺激，但很少为人提及的一点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也在运用种种手段、大力吸引中国留学生。

　　1898年5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写给外务大臣的信中指出：“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

　　这种鼓励与吸引，主要体现于为留日学生提供种种生活上的便利，以及在日本创办一系列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学堂或科系，尤其是法政、警务和军事科。这不仅使得留日成为经济上十分划算的选择，更保证了这些留日学生归国后的仕途。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在自传中写道：“其时(留日)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治文化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仕进之捷径者。”

　　与之相对应，从1909到1925年，尽管有庚款资助，17年间，中国留美学生合计才不过1031人。如此鲜明对比，令得当时舆论，纷纷以清华为抨击对象，认为它崇洋媚外，斥巨资培养美式精英，而于国家社会贡献有限。就连身为庚款留学生的胡适，也在1914年发表《非留学篇》，宣称留学实是“吾国之大耻”、“废时伤财事倍功半”。他在文章中算了一笔细账：在国内上学，最贵的是上海的各大学校，但平均每年只要250墨元(注：晚清民国时在中国流通的墨西哥银圆，也称鹰洋)，而以官费留学，每年花费不下2000墨元，“以吾一年留学之费，可养八人在上海读书之资”，“今岁费四十万元，其所造就仅二百人耳。若以此四十万元，为国内振兴高等教育之费……可设大学二所，可容学生二千人”。

　　然而，时时刻刻提醒学生“获受国耻之赐，既受特别权利，当负特别义务”的周诒春，就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或者，向来强调实干，反复指出“今日中国所急需者，非高谈阔论之理想家，乃身体力行之实验家”的他，只是在静静地等待一个时机？

　　《民国史料丛刊》中，收录了出版于民国15年(1926年)的《清华一览》。里面一份表格列出了历年清华“放洋”学生的联系方式。一一点数，九成以上，均于学成后回国效力。他们是清华、北大、南开等高等院校中的院长、教授，外交部、交通部、实业部等国民政府部门中的干员，银行、煤矿、工厂里的经理和襄理……这些当年自水木清华漂洋过海的种子，渐次飞回，重新扎根于古老中国的土地。

　　1916年7月27日，周诒春上书外交部：

　　“窃以清华学校系于前清宣统三年就游美肄业馆改设，开办至今，先后已历八年。留学毕业回国学生，日见其众，年来志切来学者，更见络绎不绝……故拟以原定学程上，分年扩充增加，俾于数年之后，得完全成一大学本科之程度，以应时势之需要。”

　　在这份报告中，周诒春特地指出：

　　“清华经费，至民国二十九年庚子赔款摊还清结后，亦将无以为继。届时更恐维持之不暇，势难更求增进之要图。不如趁此时机，渐求扩充，藉可撙节经费。至赔款退清之时，则大学之规模设备，均可早定基础。至时本校回国学生可达数千，如经常费无着，即可望其中富者出财，智者尽力，为母校分任维持之义务，则退还赔款虽已终结，而学校仍可图继续存在。”  清华大学图书馆外景（摄于1953年）
 周诒春1913年出任清华学校校长（摄于1914年）
 1947年，清华大学室内游泳池修复后投入使用。图为启用仪式上的跳水表演

　　清华之物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梅贻琦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时说过的这段话，履见诸报章。如果断章取义地看，很容易理解为，大楼与大师，是非此即彼、互相对立的双方。然而，回归到最初的语境之下，便会发现，真相并非如此。

　　这段名言之前，梅贻琦是这样说的：

　　“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

　　而事实上，清华成立20周年之际的梅贻琦之所以会觉得设备和大楼之事不难，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周诒春任职期间，“勤勤恳恳，扩充校务；增损修革，惨淡经营；心力憔悴，成绩昭著”。通过一系列的校园建筑改造活动，已经奠定了清华大学未来几十年中的物理格局。

　　《清华周刊》1922年双四节特刊上，对11年前清华初建时的样貌如是描述：“本校建设之始……园内旧建筑，岿然存者，只工字厅一所。开办时造成讲室、宿舍、医院、礼堂等处，大小共计一千一百余间。”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的图书馆，仅有“大房一间，小房两间，设备简陋，藏书甚少”。第一任校长唐国安逝世前将自己的藏书赠与清华，却因地方偏窄不足用而长时间被封存。

　　但到罗素1920年访问清华时，这里却已经变成了“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给罗素留下这一印象的，无疑是周诒春于1916年开始主持修建、当时已经大体完工投入使用的“清华四大建筑”：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

　　据孙锡三回忆，这四大建筑样式均各有所本，“大礼堂是模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建筑修正建造的，图书馆是模仿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图书馆略事缩小而造的”。但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建筑并非徒具华丽的外表。

　　仍以图书馆为例，这栋造价17.5万元的两层大楼，“全部照欧美新式避火法建造”，“轮奂壮丽，可为全国冠”。但使其成为令当时北京城内学者师生艳羡不已的关键，却是大楼之内丰富的藏书。1920年7月，当时的图书馆主任戴超按照周诒春在任时制定的“图书经费需占全校预算20%”的构想，一口气编列了11.5万元的图书采购预算，与之对照，当时全中国没有一所大学的图书经费超过2万元。民国元年时，清华图书馆的馆藏“中西文共仅二千余册”，到民国十年时，中文书即增至2万册以上，西文书增至1万册以上。再历10年，中文书已逾14万册，西文书已达4万多册。而管理这所图书馆的，则均为受过现代化图书馆专业训练的人。时任图书馆副主任的袁同礼，更是第一位被接受为大英图书协会和牛津图书协会会员的中国人。后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能汇集众多当代大师，这些藏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然而，正是这些无论软件硬件设施均以美国著名大学为标准的建筑，为周诒春召来了漫天诽谤。

　　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杜威的名著《学校与社会进步》中，这位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倡导人其实已经给出了解答。他敏锐地观察到，工业革命之后，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随着人们面对面紧密连接的小型农村社区的衰落，它所包含的“以培养守秩序和勤勉习惯、树立责任观念为目的的教育”也逐渐落伍。在他看来，新的学校必须成为一种初具雏形的社区生活，其中活跃着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的职业，同时也渗透着艺术、历史和科学的精神。学校应当在这样的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学生成为社会的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并授予其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现代化大社会。

　　这样的一个新生事物，必然需要一个物理载体。可是这个载体应该是什么样的？

　　毫无疑问，古老的书斋和私塾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它的需要，但实验室和机器车间就是答案吗？在现代化和城市化中先行一步的美国，其教育理念和体制模式，也在不停地向俄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借鉴吸收。事实上，20世纪初的美式大学，尽管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模式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但已经并非是纯粹美国式的了。它所体现的，其实是一个挂着美国标签的面对现代社会适者生存的产物。而作为美式大学符号的现代化的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其宗旨，正是周诒春为清华定下的教育方针——德智体三育并进，造就一完全之人格。

　　然而，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教育界人士，都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周诒春在清华园内大兴土木之时，北京城里，已然物议纷纷。“北京教育界人士认为清华只需兴建讲堂寝室及自修室即可，不应‘妄拟欧美’兴建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及大礼堂。更不需要兴建学生宿舍、中外教员住宅和教员办公室。他们认为教员除预备功课外，别无公事可办，盖什么办公室？”苏云峰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书中写道。而如此大规模地兴建工程、添购器具，使得清华自1915年起，连续4年预算均超出百万元以上，这也引来了受美国人控制的校董事会的反弹。

　　种种矛盾，在1917年秋，周诒春护送清华留学生赴美并调查学务之时爆发。这一年10月12日，北京教育界黄正明、刘文治等6人，向外交部指控周诒春的九大罪状，并将原文以《北京清华学校之黑幕》为题，刊登于北京的报纸上。与此同时，校董事会也给周诒春发电报，质疑他此前拨付给驻美监督处的一笔购买钢材、图书仪器和聘请美国教员路费和薪酬的款项，要他回国解释。

　　90多年后，我们在国家图书馆的微缩胶片上，借着昏黄的光线看到了那洋洋数千言的罪状：

　　“养尊处优，以公款添筑卧室，供其亲族居住”……应该是徐辅治和刘师舜共同的回忆吧，从1911到1936年，周诒春在北京跨工、商、学三界，任职众多，位于扁担厂25号的一所四合院却是他唯一的财产。而在南京担任实业部常务次长时，由于“凡来南京之客人无处可居者，悉留之住并膳食”，开支浩大而均出自私囊，这一处北京的房子，最终也被抵押出售。

　　……

　　然而，当年在耶鲁读书时曾获演说辩论最优金牌奖的周诒春，却对这些从证据角度讲不堪一击的恶意攻击不予置辩。

　　1917年12月25日，甫一归国，他便致信清华董事会，详尽说明那笔受到质疑的款项每一角每一分的用途，结果是一切会计手续完整。

　　1918年1月4日，他以“力微任重，劳顿成疾”为由，向外交部提出辞呈。

　　1918年1月18日，清华学生“着制服、擎枪致敬”，送别周诒春。他在仪式上发表简短讲话，教导学生“注重体育，保持康健，有了健全的身体，自能担负繁重的事务”，许多人因之泪下。

　　1921年4月，《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校刊的编辑写道：“学校一个时代的精神如何，就看校长的态度怎样。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理想、有希望的人。清华以前享有的盛誉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

　　1931年4月，《国立清华大学20周年纪念刊》上，做出这样的评价：“周诒春任职四年余，建树极众，历任校长无出其右。”

　　90多年后，他“妄靡巨款，营私害公”的罪证——清华的四大建筑，依然是这所校园里最优美的风景，而在此之后的许多营造，早已倾颓无存。

　　清华之人

　　后世论之，周诒春离开清华的真正原因，在于当时外交部内部的派系斗争。亲日派上台，一为周诒春提供奥援的颜惠庆遭到排挤，而掌控巨款的清华校长这个肥缺，亦为人所艳羡。种种原因层层加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然而，在从晚清到民国那个经济变革、政治跌宕、文化撞击、社会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在与所有以上因素都息息相关的教育问题上，在清华这个如此特殊的小世界中，纵没有这些外部原因，身处两种力量拉扯较量之中的掌舵人，是否又能安然无恙？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二十年中，校名三更，校长十易。”周诒春离去之后，清华校长更替仿如家常便饭，最短者任职仅3个月，更曾出现连续11个月无校长的局面。苏云峰对这些匆匆过客的清华校长们的履历背景曾一一加以详查，得出的结论是——“每位都有良好的学历和能力，但不一定有办学的兴趣和热忱，多数以清华为跳板，活跃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或与学生相处不良，被学生赶走，或在清华的时间太过短暂，乏善可陈。”

　　上世纪30年代初，清华人事最为紊乱之时，据当时校刊记载，学生曾派代表，到周诒春家中请“老校长”返校任职。校刊还发出呼吁：“请教育部即任命周诒春为校长，如教部仍不顾同学公意任命他人长校时，一概坚决拒绝。”

　　周诒春并未归来。这件事，加之此前他曾婉拒曹云祥发出的担任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顾问的邀请，被某些研究者推断为周诒春对清华存有心结的证据。但是，只看他在抗战期间，对贵阳清华中学的大力促成，不仅以清华为之命名，更将校训、校歌、教育方针和管理制度一一移植，而且在生活上亦对时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和其他来黔清华校友照拂毕至，便知道，这种揣度应是低估了周诒春的境界。

　　事实的真相是，他太忙。

　　从清华引退后，从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大约是周诒春一生中最忙碌也最有成果的时光。据徐辅治的回忆，周诒春那时担任的职务有天津永利公司董事长、北京仁立地毯公司董事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托事会主席、北京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北京中国营造学会理事长、北京图书馆建筑委员会委员、北京欧美同学会董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执行委员，一度还兼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

　　而且，只要身在其位，周诒春便尽力谋其政，从来不肯做华威先生式的挂名董事，也不肯因为身在某一机构便偏离自己为社会谋福利的立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何廉曾回忆道，1926年，当时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有意聘请何廉出任社会调查部研究主任，许以月薪400元，而何廉在南开的月薪只有180元，相差甚远。他向担任基金会董事的周诒春请教是否应当接受这个邀请。周诒春对他说，南开虽苦，但可以做事，不仅能做研究，还可教课，劝他不要为钱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当时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商量一下。后来，何廉得到一笔特殊经费，用于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在筚路蓝缕的开创期间，周诒春极力帮忙，几乎每日都利用自己的专车，陪同何廉四处奔走，搜集整理材料。

　　在1934年的英文版周刊《中国评论》(China Critic)上，曾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和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主持人物特写专栏“知交剪影”(Intimate Portraits)的温源宁这样描写他所熟识的周诒春：

　　“如果他不是不断的忙碌，生命便没有价值。从早到晚，他总是在为某项计划辛勤劳动，以满足某种社会需要或是解决某种社会问题。他可以像个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那样对你说话，支持他实际活动的却是永不褪色的理想主义。今日的周诒春，实在是一名勤奋工作而未能获得适当报酬的劳动者。在北平或是在上海，无论在什么位置上，他都是一名热心公务而效率极高的人物。他说不上富有，甚至算不得小康，但是为了劝诱一名百万富翁拿出一笔钱来赞助一项有意义的事业，他会毫不吝惜地掏他自己的腰包。”

　　这些有意义的事业中，包括周诒春一如既往的爱盖大楼。

　　清华同学会成立伊始，他便出面募集捐款，在北池子骑河楼购买布置了一个会所，内有游艺室、会客室、会议室及单人宿舍多间，以备校中教职员及学生来市区工作或休假时住宿之需。而早些时候欧美同学会的成立和会所的修整，也出自他的大力倡议之下。他的目的，是将清华毕业生和欧美留学生联合成一支有组织的力量，以更好地造福社会，不至于像当年的留日学生一样，“政府以巨资培养学生，毕业后恝然置之，任其自寻出路，以致学非所用，无裨实际”。

　　1920年，美国政府第二次退还溢付的庚子赔款，为保管及运用这一款项，于1924年9月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周诒春的推动下，这笔赔款的一部分被用以建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位于北海西岸文津街上)。据孙锡三回忆，在整个工程进展期间，周诒春“每日早晚两次，风雨无阻地亲临工地视察指示，是以，保证了它的建筑质量”。直至今日，这栋仍在使用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宫殿式建筑，依然为中西合璧建筑的典范。

　　这一幕，在1938年贵阳清华中学兴建新校舍时再度重现。根据王思元等人留下的回忆录，当时在贵阳担任省府委员兼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长的周诒春，“每到星期日，便早早乘他的小车从贵阳到花溪，视察学校或与师生谈话。每次总是下午很晚才回城里，风雨无阻，几无例外。可以说，周诒春在贵州七年多，绝大部分的休假日是在清华中学度过的”。

　　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如此热心为所在机构组织添置资产的人，却几乎从未花心思给自己买房置地。抗日战争结束后，时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的周诒春前往北京办理敌伪机构接收事宜。由于他此前在北京的住宅早已折价偿债，只好借住于友人孙锡三客厅旁的一个小房间，其秘书徐辅治在床旁另搭一帆布床。但当农林部的另一名接收特派员徐廷瑚提议将一房屋和设备颇好的接收的日本人住宅拨给周诒春使用时，他却断然拒绝。

　　他亦不图名。在贵阳时，清华中学的基建经费大部分是周诒春以为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字达铨)祝寿的名义筹集来的。当时教师们曾提议，既然学校的礼堂可以因此被命名为“达公楼”，至少也应有一建筑被命名为“寄公楼”。周诒春却正颜答道：“只要我在世一天，就不许用我的名字命名任何建筑。”

　　……

　　当我们将周诒春离开清华后的所作所为一一厘清，在这一大背景下，他于1918年的离开，便不再是悲剧式的退场，而是某种带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新的开始。

　　生于华夏沉沦、中原板荡、民生艰难、内忧外侮之际，一个享万兆国民血汗之供养的“受教育的人”，一个拥有强健之身体、活泼之精神、具有完全人格的现代中国人，何能一直苟且偷安于环境优裕的“世外桃源”之中？他当如何负起自己的责任，回应美国教育家乔治·康茨振聋发聩的提问：学校敢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

　　早在1915年11月出版的《清华学报》上，周诒春就以《受教育者的责任》为题，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这与他一直以来对学生的谆谆教导如出一辙：振兴实业，普及教育，改革政治法律，整顿金融。而在告别清华的日子里，这些正是他之所为。正如温源宁所洞见的，“他(周诒春)并不把他的工作看成是一个职务，而看成为实现他心中理想的一种手段”。抗日名将、清华毕业生、同样亦是周诒春门下高弟的孙立人有一句流传颇广的名言：“一日清华人，一世清华人。”所陈述的，也是这一道理。

　　1934年，胡适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一改20年前在《非留学篇》中的尖锐质疑。他慷慨激昂地写道：

　　“平心说来，‘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智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社会风俗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过以前的任何时代。这时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现状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现，然而种种缺陷都不能减损这二十年的总进步的净盈余。”

　　“这二三十年中的领袖人才，正因为生活在一个新世界的新潮流里，他们的人格往往比旧时代的人物更伟大：思想更透辟，知识更丰富，气象更开阔，行为更豪放，人格更崇高……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辈中，如高梦旦先生，如张元济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吴稚晖先生，如张伯苓先生；朋辈中，如周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灏先生，如姜蒋佐先生：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爱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耀的。”

　　如果你详察这份名单中列出的人物的生平，便会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与庚款和清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作为其中与清华关系最深切的周诒春，更是用他的一生，为我们描摹了一颗沉默无声的种子，在黑暗中经历了种种挫折与幻灭后，是如何以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自我牺牲精神，终于繁衍成一片壮美的森林。

　　1958年8月30日，75岁的周诒春在上海病逝。只有在他足不出户的晚年，家人才终于有机会与他相处，而在那之前，他的时间，全部给了他的学生、朋友和事业。当我们辗转托人找到周诒春之子、已经96岁的周华康先生，想要向他打听一些其父的生平琐事时，得到的答复是，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同父亲生活在一起，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从梁实秋到孙立人，均在回忆录中屡次提到，“周校长一直把我当自己的孩子看待”，“比父子见面还来得亲切”。

　　周诒春，字寄梅——如果可以，请你记住这个名字。因为当你享受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与便利时，需得知道，这个国家，亏欠这些种子般的人物良多。■

　　(本文资料来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周刊》(1914至1931年各卷)、《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人物志》、《民国史料丛刊(文教、高等教育)》、《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吴宓日记》、《美国教育史：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等著作，并参考了陈鹤琴、孙立人、刘师舜、孙锡三、王道立等人的回忆录，周诒春先生及其家人的老照片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提供，特此致谢) 

清华学派和“四大导师”

2011年04月15日13:29  三联生活周刊 曹云祥（1881－1937），1922年4月至1928年1月出任清华学校校长
 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陈寅恪
梁启超

　　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赴中国讲学后，曾写下他对清华的印象：“到了清华园，一个英国客就感到仿佛在美国一样……这个学校的校长，也就像一位美国中小城镇里的镇长。”考古学家李济之子李光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里，记录了由父亲转述的这段话。而这“仿佛在美国一样”的氛围，其实已让部分清华师生有不满足。1925年，《清华周刊》第315期刊登了已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的清华学生施滉的文章，他对当时尚未完全改制的学校的进言，就体现了这种情绪：“同学渐渐的觉悟自己是中国国民，已经稍稍注意国情，虽然仍把留美当做入清华的目的，可是已经知道留美不是最终的目的了。学校方面已经确定为中国造就领袖人才为清华教育的方针，并且鼓励学生研究国情。……务必要使清华人才能够应付中国环境。”

　　主笔◎曾焱

　　清华改制以设立国学研究院为发端。1924年秋，时任清华校长曹云祥开始筹备改制，设大学各学系及国学研究院，留美预备班办至1929年结束。曹请来胡适主持设计国学研究院的学制蓝图，但当他提请胡适为导师的时候，胡适表示自己不够格：“非第一流的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三人里，除章太炎未肯受聘，梁启超、王国维先后于1925年春迁入清华园，加上其后从欧洲回国的赵元任、陈寅恪，清华为国学研究院所请都是会通古今中西的一时之选，校内外称“四大导师”。

　　国学和科学同被重视，倡导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家固有的文化，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独成风气的“清华学派”谱系由此生发。虽然1928年后时势遽变，王国维自沉，梁启超病逝，赵元任去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四大导师”只剩陈寅恪一人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在训练了4届72名学生后不再开课，但它成功的治学风格和人文气质仍在改制为国立大学后的清华得到了承继。冯友兰、潘光旦、叶企孙、陈岱孙、费孝通……第二代、第三代清华教授集“清华学派”之成，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过程中都成为独开风气的学者兼思想者。

　　通方知类

　　看民国时期学者对王国维先生外形的描述，大致无二：个子不高，面孔瘦而微须，常穿藏青长袍外罩黑缎马褂，瓜皮帽下的一根发辫，在清华园里是他最特别的标记。

　　王国维进入清华园，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都被看待为20世纪学术史的一件大事。立命于现代教育机构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了一位被视作遗民学术圈的代表人物为首席导师，且此人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力荐，在当时不可谓不轰动。从民国时期取不同立场的学者们的追忆文字来看，外形如遗老的王国维，思想学问上实是旧学的破坏者。民国学术界早就关注他，1917年蔡元培想聘他到北大做教授未成，到20年代通过马衡，设法请他做了一段时间北大国学门的通讯导师。王国维的同乡学者、后来任过台湾“故宫”院长的蒋复璁认为：“要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传统就不能不想到静安先生的道德与学问，在‘五四’后讲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条路子是他开创而有光辉的成绩。”

　　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是在王国维身后，陈寅恪对他学术方法的概括。顾颉刚当年悼王国维先生的文字，也非常值得转述：“他的学问，恐怕一般人要和别的老先生老古董们相提并论，以为他们都是研究旧学，保存国粹的；这是大错误。学问的新旧决不在材料，而在方法上、思想上。”“静安先生在二十年前治哲学、文学、心理学、法学等，他的研究学问的方法已经上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路。自从跟了罗氏到日本，始把这些东西一齐丢掉，专注于考古学及史学。他对于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都要研究，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不过这一点他因为和遗老的牌子有些冲突，所以讳莫如深而已。……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做经书(圣道)看而当做史料看，圣贤不当做圣贤(超人)看而当做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

　　迁入清华前，王国维在北京住地安门织染局十号。1924年初，蒋复璁去家中拜望，王国维相送一本白纸铅印的《静安文集》，里面收有他早年译的康德、叔本华文章，拜伦诗以及以叔本华学说为出发写成的《红楼梦评论》。蒋复璁问先生以后还想用西学做点什么工作，当时正研究西北地理及元代掌故的王国维说，想用英文译本重译《马可·波罗游记》并加以考证。这部书没有来得及写，他就自沉于昆明湖了。为梅兰芳执笔口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许姬传，回忆古文物学家徐森玉曾同他谈论王国维，说他著述的方法有三个字：“博”、“专”、“细”。徐和王私交好，有次去家中拜访，王国维正在写《宋元戏曲史》，桌上和架上摆的都是有关这部书的资料，四处摊开，聊天也左右不离这个话题，并将辩难得出的结论都记在笔记里。过段时间再去，见他已经完成了《宋元戏曲史》校样，书桌和书架上全部换成了下一本书的资料，和人谈话的题目也全变了。

　　王国维于学问上的成就，大贡献都在35岁后。他是浙江海宁人，父亲擅书画但无功名，是当铺里的一个朝奉先生，也就是管事人。王国维在乡里有少而敏达的名声，18岁中秀才，后来却屡试不第，22岁后离家到上海求出路。他先在时务报馆谋到书记员的差事，后来转入讲授新学的东文学社半工半读，跟日本老师学了日文和英文，开始接触对他一生影响很大的康德和叔本华学说，遇到当时还是维新名士的罗振玉，获他识拔、资助，从此在生计和治学上一生未能和罗氏分开。

　　在罗振玉所办的《农学报》和《教育世界》杂志上，当时大半是王国维的翻译和撰述。1913年，他29岁东渡日本，在东京的物理学校苦读日文、英文，学习数学、物理和西方哲学，奠定了融通中外思想的基础。从31岁到36岁居北京5年，他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出发来做中国文学批评，研调诗词戏曲，《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等传阅极广的著述陆续在这一期间出版，作为诗人和文学史家的王国维被学界所重，中国文学史对通俗文学价值的认识也由他开始。在为《国学丛刊》起草的出版宣言中，王国维提出了于中国近代学术之形成有启发的思想，“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辛亥革命后，王国维跟随罗振玉，携家眷再渡日本4年半。从日本开始，36岁后的他进入了中西文化会通时期，专治经史，做大量甲骨文拓片的调查和考释，将经史与实物新史料合而为一，相互证明。这是他以古史学者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声誉之始。在学界中人看来，他最伟大的成绩要算《殷周制度论》，这是他研究甲骨文的大发明，梁启超赞为“绝学”——“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

　　在清华两年，王国维每月400元大洋，在全国教授中应是数一数二的高薪——据清华校史资料，1931年梅贻琦任清华校长后，确定教授的薪金标准为300～400元，最高500元。讲师为120～200元，助教80～140元，普通校工9～25元。1925年春迁入清华后，王国维和研究院的另一位教授朱自清都住在西院，有说是他不愿住好的北院洋房，而西院里完全是中国式的房子。王国维家租用了16号和18号两栋。“16号是父亲的书房，为研究写作的地方。书室为三件正房的西间，三面靠壁全是书架，书籍堆放到接近屋顶，内间小室亦放满了书。南面靠窗放大书桌一张，藤椅一只，书桌两旁各有木椅一把，备学生来访时用。”这是王东明对父亲书房的回忆。在她印象中父亲生活很有规律，如果没有预先的约会，每天上午一定步行到公事房办公，下午在家中书房研读或撰稿。

　　语言学家姜亮夫撰文回忆当年考进国学研究院后，第一堂课就是听王静安先生讲的。先生“上课不大抬头看学生”，但讲课“非常细腻、细致”，讲的是《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再用三体石经和隶书做比较，“这样一来对汉字的研究方法细密了，而且还知道许多相关书籍”。校园里每周六有师生同乐会，王国维虽然像平时一样寡言笑，但偶尔也会即兴表演节目，比如梁启超背诵《桃花扇》的时候，他就背一篇《两京赋》。两人记忆力都很惊人。

　　他也并不总是极乏趣味。清华每周六晚还有一个学术演讲会，王国维先生曾给学生讲“新莽量衡”，不仅详细考证出王莽篡位后改革的度量衡制度，而且带来了他根据考证复制的量衡模具，当时是大学部学生的徐铸成觉得，“我这样历史知识贫乏的青年，听了也觉津津有味，久久不忘”。他很少训斥学生，但也不虚言。他和学生在一起，很少表态。他有两句口头禅：学生讲得对，他就说一句“那倒很有意思”，如果不对，他就摇头，或者加上一句“怕不可靠”。有学生在“历史学会”的茶话会上提议办刊物，他马上站起来反对，说“刊物不必办，以你们这样年龄，应该多读书，少写文章，即使写了，也不必发表”。

　　王国维生于1877年，小梁启超4岁，但因为有那根发辫，人都觉得他老古。有一流传很广且意味深长的细节，说有次太太为他梳辫子，问他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什么。他的回答是：“正是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什么！”

　　对王国维最后自沉昆明湖是“殉清”还是“殉文化”等说，一直有持续不断的争论，不再赘述。1927年9月21日，在他蹈湖后3个多月，梁启超在他墓前对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做长篇悼词，评其学问道德：“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1898年王国维在上海时务报馆做一个小书记员的时候，梁启超已是《时务报》主笔，两人地位悬殊。而他们同在清华国学院任教后，梁启超却坚持尊王国维为首席，自己甘居其后，对其广而深的学问极为钦敬。从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到鲁迅、郭沫若，民国学界对他学问道德的赞佩，一如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所写：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国维
赵元任
清华大学教授俱乐部

　　气度识见

　　梁启超1920年底以《国学小史》为题，开始在清华园里系统地讲学。这50多篇讲稿，他后来从中挑选了6万字结集成《墨子学案》出版。有这样的前缘，当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时，被延请的四大导师里面他第一个欣然允聘。

　　1925年9月国学研究院开学，梁启超在《清华周刊》第350期上发表了题为《学问独立于清华第二期事业》的文章，第一次透彻地谈及清华设大学部和国学院与中国学术独立之关系。他说，为时势便利计，希望清华最少有以下三种学问的独立：第一是自然科学——尤注重生物学与矿物学；第二是工学；第三是史学与考古学。清华后来的发展，基本循了这条轨迹。

　　他入清华园时52岁，在个人声誉和社会影响力上已过了他的全盛时代，但生活仍自律刻苦，无论冬夏每天5点起床，工作10小时。他在清华的斋门前挂有一牌，“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如果偶然有人来访，谈话时间也不能超过1个小时，给人感觉他十分严苛。其实和国学院其他3位导师比，梁启超对学生倒是最不吝赞誉奖掖，而对自己常有内省。他为潘光旦批改作业，写下这么一段话：“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王力作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他在批语里给出了“卓越千古，推倒一时”这样盛赞的词句。姜亮夫当年从北师大研究科转考清华国学院，知道消息时已经过了考试时间，他试着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说明情况，希望得到补考机会，结果过了几天他就得到清华教务处的面试通知。梁启超不但对一个素未谋面的四川学生来信妥为处理，还亲自见他，为他出题考试。

　　国学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生活拮据者多，梁启超就想办法为他们找些生计，比如让学生给他发起创办的北京松坡图书馆编写目录，做“提调”(头目)的学生可以拿到五六十元一月，其他的人也有二三十元收入。据和他关系亲近的学生周传儒回忆，先生每天晚饭后一定写字，他的大字每个能卖大洋8元，每月可得两三千元。先生写字的时候，他常在身边持纸，先生写好后，由他报题什么上款，先生最后也记不清是谁叫他写的，所以帮人向先生求字并不难办。

　　在清华园，梁启超的演讲极富个性。他口才很好，学生回忆，先生召见时往往自己滔滔不绝，而不让学生讲话。演讲时他却习惯先写好讲稿，然后以浓墨亲笔抄写在宽大的宣纸稿纸上。在演讲时，他随时引用作品，大部分能背诵出来，偶有卡壳，他就用手指敲打自己的头，等上一会儿，大部分又记起来。在周末的师生同乐会上，他还即兴表演过大段背诵《桃花扇》，能一字不差。

　　入国学研究院后，他很想把自己的学术精力集中在治史方面。1925年9月，他开讲“治史方法”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秋冬开始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入研究院授课仅半年多，梁启超就发肾病住进协和医院手术，被错割一肾，此后两年一直是抱病讲学和著述。1926年春，他准备继续写作《中国文化史》，已经拟定的提纲分3部29篇，包括朝代、种族、地理、政制、舆论及政党、法律、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国际关系、社会组织、服饰、考工、通商、文学、音乐等180多个章目。这个有百科全书气派的写作计划，被郑振铎感叹为“著书的胆力足以‘吞全牛’了”。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究竟是梁启超还是吴宓向校方力荐陈寅恪为研究院第四大导师？至今好像也没有确切的定论。陈哲三教授在台湾撰文说是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推荐，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回答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问有什么著作，梁说也没有什么大作，文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梁说：陈寅恪虽然没有专著，但他写的寥寥数百字比我的全部著作还有价值，如果清华不请，外国的大学也会请他。曹云祥听了，这才登门礼聘。而据吴宓日记中所写，是他向校方推荐了好友陈寅恪替补。他们1919年在美国哈佛相识，留学时期就是密友，吴对陈的学问始终折服，他曾写信给国内朋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真正到清华履聘已是1926年8月，国学研究院开课近一年后。学校聘他时，他还在柏林大学研究梵文、藏文和佛经，并为购书短缺款项伤脑筋。为让陈寅恪能早些到校，吴宓请求校长曹云祥给予资金资助他购书，最后曹同意先预支几千元薪金，兑成美元后汇至柏林，陈寅恪这才得以处理完欧洲的事情，于1925年12月起程回国，半年多后到了清华报到。学校安排他住在赵元任隔壁。在欧洲时就交好的赵元任夫妇进城替他买了家具，尚未结婚的陈寅恪则把住宅让出一半给赵元任家用，生活也由赵夫人一并打理。他身体弱，冬天要穿两件皮袄，有学生对这个细节印象很深。后来赵元任敦促他恋爱结婚，原因就是不能再让太太一人照顾两个家。

　　在研究院，陈寅恪主讲《西洋人研究东方学的目录学》、《金刚经》。他的课要求学生知识面广，特别是讲有梵文翻译的《金刚经》时，他引印度文、巴利文、梵文等十几种语言，用比较法来讲，有些学生只能听懂三分之一，就尽量多记笔记。而在他做了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后，有一段时间仍每周进城两次，向人学习西夏文和蒙古文。这些文字都成为他治史的工具。对佛学在中国的地位，他的见解超乎众人：“自宋以来，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

　　陈寅恪喜欢做对子，时常以此和人玩笑。有次学生们到他家中拜访，高兴之余，他说送给大家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众人大笑。这副对子巧妙地嵌入了国学院两大导师的经历：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入清华前曾做过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也算是大清皇帝的老师。

　　王国维死后，遗书中命将他的书籍交给陈寅恪和吴宓二人整理。陈、吴也向他遗体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一场面，在清华国学院成了学术传承的象征。1928年夏，清华正式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陈寅恪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的唯一教授，同时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陈寅恪从15岁起长期在日本和欧美留学，治学方向又冷僻，受聘时确实不为国内学界所了解。1927年后王、梁先后去世，赵离校，四大导师中剩他独撑研究院，终成为清华学派中为人瞩目的重要人物。

　　文理会通

　　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里，赵元任最年轻，当时33岁，比晚到校的陈寅恪还要小一点。他是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的学生，所以后来一直以清华为母校。1924年他回国任教前在法国考察学习一年，同在法国的蔡元培曾极力邀请他去北大，但他还是坚持要应清华之聘。

　　在清华期间，赵元任予人的印象是奇才博学，诙谐有趣。语言学家陈原在《赵元任年谱》序中尊他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山之祖，也是一个人文学者——“我在这里使用‘人文学者’这个语词，更接近当代美国学术界给Humanities(人文学科)所定义的学者：既非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又非传统的社会科学家，确实多学科交叉或跨学科的学者，既尊重人的价值、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又富于人情味和人道精神的学问家。”1922年商务印书馆初版《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是他翻译的。《国语留声片课本》是1921年他亲自到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灌录。广为传唱的《叫我如何不想他》由他谱曲。国语罗马字拼音也是他和“数人会”学者首创，为20世纪50年代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奠定了语言学的基础。他曾跟朋友们说《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多半是他在卫生间里翻译出来的，告诉女儿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以致他的大女儿赵如兰暗自揣测：“我真弄不懂他怎么会有时间作曲——也许是在他剃胡子的时候？”

　　赵元任1892年生于天津一个官宦之家，9岁后随父母迁回老家常州。在南京读完江南高等学堂的3年预科后，1910年，他到北京参加了清华游美学务处的庚款留学考试。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详细记录了这次考试的科目：“上午考国文，题目选自《孟子》：‘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说。下午考英文作文，三小时。然后等五天，如果以上两门合格再准继续参加考试。27日考代数、平面几何、希腊历史、罗马历史、德文或法文。28日考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化学与三角……”他得了第二名，比同批考取的胡适和竺可桢等人都要靠前许多。他所受到的新学教育，和之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的毕业生相比并无逊色。他到美国后的求学经历，也是清华所倡导的“通才教育”的完美成果——他的学问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最后却于语言学的成就最大，被认为是“中国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兴趣却宽广，从1912年5月29日的一篇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在数学外选修了多门物理学课程以及哲学、语言学的课，如《现代哲学发展史》、《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课堂讨论》、《语音学》等。到大学四年级时，赵元任被教授告知他同时具备申请数学或哲学研究生奖学金的水平，结果从数学系毕业的赵元任改做了哲学研究生。读研后，他对语言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和胡适一起用英文撰写了系列文章在《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上发表。此时他对音乐的研习也达到了很高程度，课余一直选修《和声课》和《对位课》，学习作曲。之后几年，赵元任先后求学于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始终保持着对哲学、物理和数学的研究，以致在1919年完成学业后，康奈尔大学提供给他这个哲学博士的教职竟是物理学讲师，而他也乐于接受。一年后，清华学校(1920年还没有改制为大学)邀请他回国，教授的学科又一变为数学。赵元任在清华教代数和英文，常到胡适家里长谈的却是音韵学和国语罗马化问题，就跟他们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一样，因为文字改革在“五四运动”前后是知识分子最关心的话题，它所蕴含的社会意义有一部分已在学术之外。

　　赵元任会通中西文理的博学，在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期间有了一次表现。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罗素辗转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和北京各地讲学，赵元任被“借”去做翻译近一年。因罗素讲学将涉及高等数学、逻辑学、哲学和教育，内容相当广泛，蔡元培、蒋百里等人都觉得别人很难胜任翻译工作，唯有元任先生最适合。为罗素做翻译十分忙碌，但就在这期间，他还同时完成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译书，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实元任先生进行这次翻译，不是一般的文学译作，他是在进行一种试验，语言的试验，文字改革的试验，文学革命的试验，也是不同思维的文学作品移译的试验。”多年后陈原对这本译书如此评价。

　　1920到1921年，这是赵元任被国学研究院聘请为导师之前的另一段清华生活，很短暂。1925年后，他们一家人在清华又住4年。赵元任和夫人杨步伟个性都活跃，最不爱整天说规矩话，衣着或行动也都受人瞩目，清华园里有关他们的回忆多半都是快乐而好玩的。赵元任总穿西装，有时也以长袍搭西装裤。杨步伟是教授夫人中少有的留过学的人，爱穿洋装丝袜，每天开车进城买菜。两个女儿六七岁，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记得她们“漂亮又活泼，是全院最出色的孩子”。他们家里请客，就像现在的自助餐，让客人拿了餐具从桌上自取，叫做“立取食”，吃一次饭，被请的人回来要议论好半天。

　　赵元任朋友多，写信占用不少时间。于是他干脆将信的内容做成文字幽默的笔记，用英文写，每隔一段时间就编成一本小册子，印了寄给国内外好友。他称小册子为“绿信”，因为封面是绿色的。这些已经不仅是私信了，除了报告近况，还会谈到自己的思想过程，考虑了什么学术上的问题。1921到1925年，他基本每隔两年编寄一册，颇有规律，3册之后中断了数十年，直到70年代才又续上，第六册还未写出就去世了。1921年3月19日发出的第一封“绿信”共20页约6000字，印寄164册；1923年4月15日发出的第二封绿信，40页，1.5万多字，印发240册，他在里面谈到语言学、国语罗马字拼音以及音乐的谱写方法，很像是一本学术交流杂志，笔下却轻松诙谐。

　　1921年8月赵元任再度赴美，回哈佛大学做讲师，这次开的两门课是哲学和中国语言，他的研究重点也逐渐转向语言学和语音学。1925年回国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后，他正式将中国语言学和语音学作为自己的主攻学术方向。

　　国学院于1925年9月9日开学。除了4个导师，还有研究院主任吴宓和讲师李济。学程分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两类，普通演讲为必修，研究院的学生每人至少须选定4种，专题研究则是“就一己之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选定题目以为本年内之专门研究”。赵元任第一年开出的普通演讲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音韵学》等，指导学生进行的专题研究则包括《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和《中国现代方言》等题。姜亮夫回忆他讲声韵学和其他老师的考古声韵学有很大不同，主要是描写语言学，即用国际音标的发音方法运用到汉语声韵学中来。后来为著名语言学家的王力1926年考入国学研究院，专题研究题目为《中国古文法》，指导老师是梁启超和赵元任。据他的回忆，当时全班32人，只有他一人跟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1982年王力重新影印出版论文《中国古文法》，在序中提到两位导师的不同方法：梁启超先生对他的论文多加赞语，而赵元任先生正好相反，“他用铅笔小字作眉批，专找我的毛病，其中最严厉的一句批评的话，就是：‘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后来成为我的座右铭”。赵元任这样批评王力的原因，是因他在论文里讲到“反照句”、“纲目句”的时候，加上了一个“附言”说：“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元任先生批的原话是：“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

　　在清华国学院4年，除教授学生外，赵元任重要的学术活动一是讨论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另一项就是汉语方言田野调查。他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做方言和方音调查的学者。1925年9月26日，刚从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刘半农在赵元任家发起成立了聚谈音韵学的“数人会”，在京成员有刘半农、钱玄同、黎锦熙、汪怡、赵元任和林语堂。赵元任夫人杨步伟说王国维本来也想加入，但还没正式进来就出事了。“数人会”的意思，是取隋陆法言《切韵序》中的一句话，就是“吾辈数人定则定矣”。这6个人大致每月聚两次，3个月后，他们“以北京音系为国音”的建议被教育部国语统一会同意采用了；一年后，“数人会”即讨论拿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稿本。刘半农还是他作现代音乐的伙伴，两人词曲唱和了《教我如何不想他》等艺术歌曲。1934年刘半农去世，赵元任作了一首传诵一时的挽词：“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1927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确定由赵元任主持汉语方言实地调查工作，第一次调查对象为吴语，范围包括江苏的东南部跟浙江的东北大半部。据《赵元任年谱》：这年10月到12月，赵元任带领助手杨时逢日夜兼行，搭火车、汽车，坐小火轮，几乎有站的地方都停下来调查，有时一天跑4个地方。他们旅行两个多月，记录了吴语区33个地方的方言，访问了200多人。为了准确记录音调，在当时还没有录音设备的情况下，赵元任就随身带一个“滑动音调管”，用来与发音人声调相配。1928年，他以调查材料写成的《现代吴语的研究》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印行出版。由于他们是用国际音标记录实际语音，印刷厂没有音标字模，他就和助手杨时逢用手画成表格，再做影印。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也是现代汉语方言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而关于赵元任令人惊异的语言天才，有好多故事。比如被胡适写到文章里的，说他跟随罗素旅行讲学时，一路上学会好几种方言，走到哪个地方就用当地的方言翻译，逼真程度令听众都错以为他是同乡。1928年做粤语方言调查，他到广州两个星期后，就能用广东话演讲。一次在清华园的周末同乐会上，他给师生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等地，再从上海折回北京，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方言介绍名胜和特产，一口气说了近1个小时，听者捧腹。他还有倒说英语的本事，先用录音机把一句话录下来，之后反转放出来，他便模仿这种倒话，录好后用录音机倒放，听起来又是正常的话了。本来他只是在试验一种语音分析，结果被人传成了神奇的本事。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史学、语言、考古及人类学三组分别聘请了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为主任，全都来自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年3月，赵元任一家就搬离了清华园。此时国学院已基本停办了，他辞去清华教职，但仍在清华兼课。■

　　(部分参考书目：《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追忆王国维》、《追忆梁启超》、《赵元任年谱》、《陈寅恪年谱》、《清华旧影》)

.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 margin-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 margin-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 margin-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