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较量作文:贪官低职化：中国腐败新现象

【编者按】：以我们往常的经验，一个官员的贪腐度和其职位和手中的权利成正比。但这只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经验——那些位卑、权小却动辄涉案数千万到上亿的“九品芝麻官”轻而易举地就打破了我们的常识。

 "鄱阳夜放亿元铢/挥无度，金无数/巨款出库人上路/孤注一掷/再不做仆/他乡享洪福。衙中惊呼有巨鼠/卖豪府，辞旧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前不久，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股长李华波套取9400万元公款逃往境外后，有网友赋词一首，以表对他的“敬佩”之情。

    李华波，一个小小的股级干部，连科级都够不上，却爆发出如此惊人的贪腐能量，让人跌破眼镜。李华波的传奇之处不仅在于其涉案金额之大，更在于他作案后的从容不迫与淡定。据媒体报道，李华波在出逃之前，就已经做好了一系列准备，先是在鄱阳两校长那里借了300万元，然后又把自家数百平方米的商品房以80万元的价格贱卖……布置完一切之后，李华波才打着到海南过春节的幌子携妻女漂洋过海，逃往加拿大。如果李华波不是高调地自我举报，并留信详述作案方式，这个惊天大案很可能是另一番光景，至少不会这么快曝出。
    与此刻正逍遥海外的李华波相比，杨立强就没那么“幸运”了。今年1月，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巨额社保金被贪挪案，而当事人不过是昌平区财政局国库科财政专户的一名会计。据检方指控，在2007年2月至2009年12月期间，杨立强利用职务便利，采取在预算拨款凭证、电汇凭证、转账支票上面加盖昌平区财政局国库专用章和人名章的手段，挪用和窃取该单位公款共计5116.83万元。其中4900万元属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已全部被杨立强在赌场输光。

    如果说上述只是个案，不足以构成群像的话，那日前正在网上发酵的茂名窝案则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佐证。2月初，自广东省茂名市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检察机关以“涉嫌职务犯罪”刑拘之后，已陆续有多名涉案官员和企业老板被专案组带走，其中包括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茂名市市长助理雷挺、茂名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运容、茂名市建设局局长朱裕锦、茂名市电白县县委书记李日添等人。据警方透露，短短一个月时间之内，已经全面崩溃的罗荫国交代出来了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由于此案目前还在审理之中，相关细节还不得而知。不过，既然涉及到土地买卖和工程建设问题，涉案金额想必不会是个小数目。
    这仅仅是今年年初至现在被曝光的几个案子。在我们以往的经验里，一个官员的贪腐度往往是和他所处的职位及手中的权力成正比的，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其贪污腐化的情节可能越严重，涉案金额也越高。显然，这种常常被我们自以为是常识的理论，已远远落后于现实。那些位卑、权小，却动辄贪挪数千万甚至上亿的“九品芝麻官”，正在不停地涌现出来，并不停地打破各种纪录。特别是近5年，有愈演愈烈之势。

    其实，早在两年多前，北京市有关部门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这种“小官大贪”现象。2008年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份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调研，结果显示，该院在2005年至2008年间，共审理了21件“小官员大腐败案”，已经超过该院所审理的一审职务犯罪案件的三分之一，涉案金额高达3.4亿。而在涉案的26名被告人中，处级干部有11人，占42.3%，处级以下的有15人，占57.7%。
    可以说这些被告的级别都不高，但都有超凡的生财技能。王远利不过是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清洁队的一名队长，他却能“变废为宝”，利用签订协议和购买环卫用品、修车等职务便利，以开具燕山清洁队“大头小尾”发票等手段，贪污公款220万元。作为北京望京西园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的杨彦明也只是个处级干部，可架不住掌管的钱多，他利用先后担任几个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的职务便利，违规从营业部账户内提款，累计金额高达9452万余元。由此可见，腐败能力还真不能只看官级大小。

    关于“小官大贪”，山西省人民可能体会更深。近年来，山西省光在焦煤反腐运动中就查处了违纪党员干部数千人，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就至少有4人，包括灵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史双生、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原大队长关建军、繁峙县检察院原副检察长穆新成、蒲县煤炭局原局长及党总支书记郝鹏俊等。为此，去年年初，山西省纪委还专门制作了《小官大贪警示录》，在省内各大机关轮流播放。
    各种层出不穷的“小官大贪”案例甚至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反腐败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就曾表示，“当前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新趋势就是腐败的落势化”。所谓“腐败落势化”，即指腐败现象从较高的职位向下落，向基层渗透，许多腐败现象的主体可能仅仅是科级干部甚至是普通人员。由于这些人员最接近基层，而大批的项目投资和上级拨款最后也都落实到基层，他们是直接的经手人和掌管人，所以更容易滋生腐败。同时又由于这个级别的官员人数众多，不宜监管，贪腐一旦成为常态的话，危害极大。

    梳理一系列“小官大贪”现象，我们会发现一些案子频发于某特定的部门和领域。如果从涉案人具体分管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管钱的，如前文提到的李华波、杨立强、杨彦明，此外还有厦门市灌口镇经发中心原会计陈伯伟，以及创下挪用公款3.96亿元纪录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财会部财务处原处长刘林祥等。
    另一类是管资源或工程的，如被冠名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吉首市国土局原党组书记杨祥云、北京市凉水河管理处原主任田奇凡等。

    关于前一种腐败案例，在中国也算是一种传统现象。长期手握重金，难免会有人动心。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种监守自盗型的官员，历来都不少见。
    后一种则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开发进程而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腐败类型。过去10年，国家在铁路、公路、水利等各种基建项目上的投资超出以往，一些工程的预算款项动辄就超过几亿、几十亿，于是，与之相关的一些部门因为掌管着庞大的现金流而一下子“阔”了起来；而土地、煤炭等资源也因为房地产的疯狂开发和能源紧缺成了香饽饽，随着地价、煤价一路飙升，地方政府更是视其为经济命脉。
    知道了这些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土、煤矿、交通等部门容易出贪官。这些机构里随便一个职务都有可能是肥缺，哪怕只是一个小官、芝麻官甚至普通人，只要敢豁出去，都能把手中的一丁点儿权力兑换成超出自身能力数倍的赃款。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监管部门的权力寻租也正在向外蔓延，特别在资源领域最为明显。被网友冠名为“史上最贪”反贪局长的山西繁峙县副检察长穆新成，自己没有公司，也从不参与经营活动，光是收一些矿主的“好处费”“中介费”等，就敛财过亿。这种执法和监管部门染指腐败的现象，最直接后果就是“猫鼠一家”，监督形同虚设。
    另外，我们还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官员的沦陷居然跟赌博有莫大干系。本文略有提及的李华波、杨立强、史双生、陈伯伟，以及后文即将提到的安徽省淮南市泥河镇原副镇长谢昭金、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明华村原党支部书记兼经济合作社社长陈关生等，皆是因为沉迷于赌博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且赌额都超过千万。
    据北京市一中院最新调查显示，最近几年，在其一审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往往是判刑10年以上的大案，而这些案件中，因赌博诱发的就占到20%。比较典型的有2006年门头沟区原三电办副主任贪污689万案、2008年什刹海房管所所长张吉春贪污700余万元案，以及2009年大兴一小学出纳贪污260万元案。
    换个角度看，所有这些误入歧途的官员何尝不是赌徒，并且是失败的赌徒。细究起来，大部分人权力其实并不大，远没有到一个人说了算的地步，但架不住他们胆子大，在权力不够使的情况下，他们就通过造假、作弊，甚至强取豪夺等方式铤而走险。可能，开始的几次他们都稍有斩获，并以此磨砺了心智，然后想着再玩一把大的，接着是更大的……正是这种赌徒式的、永不厌倦的贪欲心理，最终把他们送上了法律的审判席。

文/壹贰叁  登载于《博客天下》总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