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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悖论
(2011-03-28 09: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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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悖论是一种特殊的矛盾,道德悖论是悖论的一个特殊领域。所谓道德悖论,就是这样的一种自相矛盾,它反映的是一个道德行为选择和道德价值实现的结果同时出现善与恶两种截然不同的特殊情况。
道德悖论是一种“实践精神”的产物,我们可称其为实践悖论或事实悖论。它并非主体“做错了事”的结果,而恰恰是“做对了事”的后果——因为做对了,所以也做错了。茅于轼在其《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曾分析过《镜花缘》中虚拟的“君子国”的“君子作风”,认为由于每“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所以“君子国是最适宜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所以“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亡,被‘小人’国替代”;进而指出:“过去人们以为普及为别人做好事就可以改进社会风气,实在是极大的误解,因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专门拣别人便宜的人,将数十倍于为别人做好事的人。”显然,君子们发扬“君子作风”是“做对了事”的,但正因为如此他们又“做错了事”;用一般悖论模式表示就是:发扬“君子作风”是一种善,同时也是一种恶。
道德悖论体中自相矛盾的善与恶,不可简单地用“善为主流”和“恶为支流”这样的思维模式来加以评判,不论是在社会评价的意义上还是在自我评价的意义上都应当作如是观。因为道德悖论体中善与恶两个方面的实际情况是:在有些情况下主要是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主要是恶。不仅如此,在社会缺乏必要的引导和制约机制的情况下,道德悖论的“恶果”甚至还会发生膨胀,殃及从善者,出现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景况,最终引发人们普遍的道德危机感。有人路见伤者,动了恻隐之心,将其送往医院就诊,自己却成了难以脱身的“肇事者”。这种时常见诸报端的“好心反得恶报”、“好人反成坏人”的情况,就是“人心不古”、社会缺乏制约道德悖论的必要机制的一个明证。因此,对道德悖论的后果究竟是善还是恶,需要据实作出具体分析。
道德悖论体中善与恶的自相矛盾,既是即时的,又是即在的,但其时空上的这一特性又具有隐蔽性,人们一般不易发现,或发现了却又不愿深究,不愿承认。这是因为,从道德评价的社会标准和社会心理看,自古以来人们看重的是动机而不是效果,即使主张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人也是偏重于动机而不是效果,只要能够见到一点“善果”,即使同时出现“得不偿失”的“恶果”,也并不在意。在中国这同样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好心未办成贴近好心的好事”或“好心未办成好事”乃至“好心办了坏事”等情况之所以“情有可原”,皆因这种传统使然。从道德评价主体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特点看,一般都带有“自誉”的倾向,评价的目的是为了自我肯定,张扬崇高,不论评价主体是社会还是个体都会是这样。正因如此,当主体发现自己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实现出现悖论现象时,一般都视而不见,不愿承认,加上媒体的“正面宣传”,最终就淡化甚至遮盖了悖论中的“恶果”现象。
中国封建社会使德性主义的道德政治化、刑法化,赋予德性主义假设体系以“独尊”的地位,使之具有专制政治和刑法那样的绝对权威,通过教化极力掩饰普遍真实存在的道德悖论,夸大道德悖论的“善果”。其结果固然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治,锻造了中华传统文明,但其“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一方面,培养了大批精于渲染和张扬自己行为表面的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善果”、粉饰和掩盖支配自己行为的“恶意”的“恶人”———伪君子,进而使本已存在的“恶果”变种和泛滥;另一方面,就绝大多数黎民百姓来说,则养成了擅长夸大道德作用、言必称道德价值的思维习惯。传统中国的“道德大国”形象其实是有其“道德弱国”的一面的,这种虚弱多为悖论“恶果”所致,却长期被悖论的“善果”所遮掩。
道德悖论的普遍存在具有必然性。它使得道德价值之善的实现从来都是有限的,需要“付出代价”的,在选择、追求和实现道德价值的过程中,人们只能尽可能地扩充“善果”,减少“恶果”,而不可能完全获得“善果”,避免“恶果”。究竟应当怎样选择和实现道德价值,取决于人们的道德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