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脱蝈蝈怎么养:胡绳：关于防“左”

        先说第一个问题。警惕右，警惕什么？非常明确，就是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破坏国家的安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动乱，这是必须警惕的。防“左”，究竟防什么？我想概括地说这样两条。

        第一条，防“左”就是要防止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问题要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说起。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1956年党的“八大”首先提出来的，1981年党的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个提法，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建党70周年讲话时也肯定了这个提法。历史决议里说，这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那么还有没有阶级矛盾呢？江泽民同志说：“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这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现阶段主要解决什么问题的基本认识。这个认识反映在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就是“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所以，完全不承认阶级斗争存在是错误的。国内国际阶级斗争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激化。但如果因为阶级斗争一时激化，而把它提高到不适当的位置，则是错误的。什么叫不适当的位置呢？如果提高到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位置，那就是不适当的。

        两个基本点中，有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里显然包括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实际上都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像国外有些人那样，否认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说全世界只有共同的人类利益，没有阶级的利益。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有些势力正企图和平演变中国，国内也有一定范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是，我们处理这些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拿反对、抵制和平演变来说吧。有些帝国主义者就是企图通过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来进行和平演变。那么，怎样反对和平演变呢？如果我们把门关起来，封闭起来，不和他们接触，不和他们搞经济、贸易、文化等交流，这虽然也可说是反对和平演变的一种方法，但这是愚蠢的方法，归根到底是无效的方法。这样做，就脱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搞不上去。某些帝国主义势力企图通过我们的改革开放来实行和平演变，这是他们的策略。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同时采取一种聪明的，而不是愚蠢的策略，这就是实行开放政策，在开放中抵制和平演变。他们为实行和平演变，就不能和我们断绝来往。我们的策略就是利用这一点，按照我们的需要实行开放。所以处理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要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处理国内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否则就会走到否定改革开放的老路上去。如果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不利于经济建设的。最终说来，我们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才有力量抵制、反对和平演变，才有力量真正使国内稳定，处理好各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这句话值得深思。“六·四”这个关之所以能闯过，固然因为采取了正确的、必要的措施，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实行了改革开放，抓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如果不把经济搞上去，我们还会遇到类似“六·四”的事件，就可能闯不过去。

        所以不能冲击一个中心，必须维护一个中心。不能说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经济建设，一个是阶级斗争。两个中心或者类似两个中心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问题。邓小平同志讲，这几年“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表述语言是形式，形式不准确，可能损害内容，至少会造成误解。“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提法，就是准确的表述形式。这样的提法，并没有取消阶级斗争。两个中心、两大任务的提法，实际上有个危险，就是把阶级斗争摆到不适当的位置，冲击基本路线，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至滑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去。为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这已经有1957年以后2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经验证明。毛主席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并没有料到搞成那么个样子。事物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经济建设丢开，结果就会一步步滑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灾难中去。所以防止“左”，就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防止滑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去。

        第二条，防“左”就是要防止因为怕资本主义而不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邓小平同志还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为什么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呢？要改革开放就得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这就好像是把资本主义引进来了。为什么会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种看法呢？这实际上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用一切由国家计划统一起来的老办法，所以好像经济一搞改革开放，实际上已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也就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了。如果这样来看，那就只能停止改革开放，一切都重操老做法。如果那样做，结果怎么样？有苏联和东欧的前车之鉴！前一阵子，有人说，什么事都要问一问是姓“资”还是姓“社”。这样提问题可以不可以呢？我想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脱离具体实际问姓“资”姓社”，是姓“资”的就不要，是姓“社”的就要。这样问姓“资”姓“社”，改革开放的确迈不开步子，甚至会根本取消改革开放。

        我们曾经以为，计划就是社会主义，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前资本主义已经有商品，但很不发达，真正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时期。所以在人们中造成印象，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以计划经济开始的。但是，现在大家知道，以计划和市场来区别“社”和“资”是不对的。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搞计划。回过头看，人民公社姓什么？总不能说姓资本主义吧，然而行不通。“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大家都穷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一切由国家计划统起来的社会主义，我们也不能要。所以事情并不是问姓“资”姓“社”就能解决了的。邓小平同志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用。有些东西甚至就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对我们有利，我们也要用。

        这里我举个特殊的例子，但也是个实际的例子，就是香港。香港1997年恢复主权之后怎么样呢？实行资本主义。不用问尊姓，连姓带名都是资本主义。我们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遇到这个问题。有位同志看到有关的稿子跟我说，1997年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就能繁荣稳定，这个说法在理论上站不住。他的意思是，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如果香港1997年后实行资本主义能繁荣稳定，那么实行社会主义应该更加繁荣稳定；而现在的意思是说，实行社会主义就不繁荣稳定了，所以理论上站不住。他建议加上“暂时”两个字。我说，这两个字我不敢加，我只能写在香港恢复主权后实行资本主义50年不变。虽然50年相对于几百年、一千年可说是暂时的，但不能含糊地讲“暂时”。那么对这个问题，理论上怎么解释？理论不能脱离实际。如果宣布香港主权收回来后就实行社会主义，那么恐怕在1997年以前所有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企业都跑掉了，为资本主义企业服务的专业人员也都会跑掉。要知道，香港不仅仅是个花花世界，它还是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世界金融的一个中心，世界航运的一个中心。如果把它收回来搞社会主义，就会把香港变成一个死港；而保持那里的资本主义，就能继续繁荣稳定，保持它原有的经济地位。到底哪一个办法好，哪一个办法对我们有利呢？结论是很明显的。当然，如果采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态度，那是另一回事。既然不能采取那种错误的态度，那就只能承认，在这个特殊情况下，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优越。我以为理论上只能这样解释。这就叫“一国两制”。在这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对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到底有利没有利？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来看，是让香港变成一个死港好，还是让它继续是一个繁荣的世界贸易中心好呢？按邓小平同志讲的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去衡量，我看，香港保持资本主义比变成社会主义死港好。而且资本主义的香港有许多东西可供我们学习。虽然香港的资本主义不完全，它没有重工业，但资本家在使香港成为世界贸易、金融、航运的中心这方面，的确有许多好的经验，我们应该学习。本来有些东西我们要向外国学习，现在中国版图内就有这么一块地方可以学习，好比是我们有了一个家庭教师，这有什么不好呢？

        怕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前20年“左”倾思想的继续。那时，总想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标准，要求公有制生产关系越纯越好，越大越公越好，越先进越好，以为只要生产关系先进，就自然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去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反而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以推进经济建设为标准来看待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关系只有适合生产力的水平，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固然生产关系不那么纯，是会发生很多问题的。1997年后，香港还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那里还有赌博、色情营业，有黑社会，甚至还有一些反共反华的人在那儿跟我们捣乱，这是麻烦事。同样的，我们有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还有个体经营，这些都会引出一些麻烦。但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看这些问题。要看到公有制是国家经济的主体，公有制以外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存在对发展生产力有利。如果不要这些麻烦，回头去搞纯而又纯，那么经济上不去，就会有最大的麻烦。

        现在归结一下，所谓防“左”，一防以阶级斗争为纲，二防对改革开放动摇。要防止这两个方面，就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邓小平同志十分强调这个问题。他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他还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经过许多曲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所以不能变。防“左”，我认为就是这个含义。

        当然要警惕右。邓小平同志强调，“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也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去跟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克服它，那就是右的倾向，这也危险。但是，如果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改革开放，我们也坚持不了社会主义。右的倾向必须反对，但是不能用“左”反对右。

        第二个问题。先说为什么会产生“左”。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产生过“左”的错误。为什么会产生“左”呢？这个问题党史界、理论界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左”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1945年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里说，“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同时指出它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在1981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没有沿用这种说法。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里，也没有这样写，没有用这个说法。我们不是否定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在社会上，当然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党存在于这个社会里，它会受到党外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是，简单地说“左”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未必恰当。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很复杂，可以产生各种倾向，不见得一定就产生“左”的东西。譬如民主革命时，小资产阶级难道都以为越革命越好？都只要斗争，不要团结？很难这么说（第一个历史决议也说到小资产阶级的复杂性）。而且这种说法好像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就一定不会犯错误；一旦有了错误，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思想造成的。这也不大说得过去。站在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即使真是站稳了，还可能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准确，由于看事情在认识上有偏差，于是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可能是严重的错误。不能说错误都是产生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者资产阶级思想。那样解释虽然简单，但对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我们认为，“左”的倾向之所以容易产生，还是要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革命的复杂性、特殊性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确实需要革命，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面对的确实只有一条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固然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但是还必须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从实际出发。对实际的认识，以及在理论和实际的联系方面，如果发生偏差，就会发生错误。我们既然是革命的队伍，就比较容易简单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为越革命越好，调子越高越好。这样就容易产生“左”的倾向。

        很久以来，人们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左”比右好。这种思想至今还有较深的影响。刚才我说的“左”之所以产生，可以由于认识方法上的偏差，那么，这似乎是证明“左”比右好了。所以我稍微谈一谈这个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要求是要作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一定要用得恰当。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左”代表小资产阶级，右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如果按这样简单的阶级分析，那么“左”也比右好。小资产阶级总比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好吧。其实这样简单地作阶级分析是不对的，不可取的。党内产生右的倾向，我看也不一定简单地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革命队伍里右的倾向，也可以由于认识上的偏差造成。譬如说，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错误的陈独秀等人，和一些有右的倾向的同志，难道说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吗？恐怕不能那么说。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有右的倾向，导致投降主义。但是犯这种错误的人，也不一定是代表资产阶级。近些年，我们两个总书记犯错误，应该说是右的错误，他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斗争，对动乱不坚决斗争。但也不好说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会儿“左”，一会儿右，那么就说共产国际一会儿代表小资产阶级，一会儿代表资产阶级，也讲不通。所以说，在革命队伍中，在一定范围内的“左”和右，都可以由于认识偏差而产生。当然，右的倾向发展下去，就可能变成对革命灰心丧气，完全失望，甚至脱离革命，跑到敌人队伍里去。这的确很严重。但是，我们不能以达到这种严重程度的右倾错误，跟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倾错误对比，说是“左”比右好，这当然不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达到个人野心而推行“左”的一套，已远远超出了党内的范围。而且极左会诱发出或转化为右，那就更不能说什么“左”比右好了。

        我们要看到“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历史证明，“左”倾错误可以把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搞垮。30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持续4年，几乎把革命搞垮了。“文化大革命”10年，造成经济停滞，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局面。这样搞法，只能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满。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没有什么前途。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左”的错误的严重性，可以使革命瓦解、垮台，而且还可以引出右的错误来。所以我们不能说“左”比右好。还是邓小平同志讲得对：“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右的错误比较容易鉴别出来，而“左”的错误不大容易识别。邓小平同志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我们要很好地运用国内国际的历史经验，提高鉴别“左”的错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