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部有白点的猎蝽:《国学必读》导读

《国学必读》导读

    钱基博先生（1887—1957），字子泉，号潜庐、老泉，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古文大家、文史专家和教育家。历任私立上海圣约翰大学、国立北京清华大学、私立上海光华大学、国立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国立浙江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私立武昌华中大学等高校国文系教授，或兼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则继任华中师范学院（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寿终。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北大国学门与“古史辨派”的共同推动下，“整理国故”运动迅速高涨。作为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承的重镇，全国各大学文科纷纷成立国学研究机构，影响所及，甚至连大学入学考试也常有国学知识之测验，且考题逐年增加。教育部遂鼓励当时的高级中学开设“国学概论”课程，但必修选修随意，也没有指定统一教材；直到1922年11月新学制（即“壬戌学制”）课程颁布，这门课才最终得以确立。《国学必读》即是钱基博先生为普及国学常识而编选的一部中学教科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它自民国十三年（1924年）四月付印问世以来，流传江南各校，深得高级中学普通科和师范科师生的欢迎，影响非常广泛。

    其实，当年的“国学运动”，就是现在所谓的“国学热”。只不过彼“热”非此“热”，各有各的“情势”，各有各的“热”法而已。不过，时过境迁，在“国学热”经由电视讲坛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而国学常识极度匮乏的当下，听听昨天的那些国学运动倡导者们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然而，在我们这个“主编”满地走、选本满天飞的时代，要找到一本合适的国学选本其实并不容易。因为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学养和眼光。我以为，《国学必读》无疑是一部值得推荐和认真研究的经典选本。

   《国学必读》分上下两册，上册为“文学通论”，凡收录三十七家文章四十四篇，杂记七十五则，目的是使学生“读之而古今文章之利病，可以析焉”；下册为“国故概论”，凡收录二十家文章三十六篇，杂记三则，目的亦是使学生“读之而古今学术之源流于是备焉”。

    为什么要这样编排呢？

    钱先生解释说：“先之以文学通论者；曾涤生有言：‘古圣观天地之文，兽迮鸟迹而作书契，于是乎有文。文与文相生而为字，字与字相续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知舍文学无以通国学之邮矣。题之曰国学必读，而不曰国文者，盖国文不过国学之一，而国学可以赅国文言之也；曰必读，谓非籀读此编，观其会通，未足与语于国学也。”由此可知，钱先生编选此书的真实目的，在辨章学术，牖启途辙。他虽然把“国学”类分为通论、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文学六部分，其中国文（文学）不过国学之一，但是文学可以“通国学之邮”，是治国学的基础，故单独拈出，作为上册。他同时还指出，这些选文又是“必读”的，“非籀读此编，观其会通，未足与语于国学也”。

   《国学必读》选文是非常精粹的。因为中学生基础有限，要学的东西又太多了，如果不善于引导，所选文章要么艰涩而阻进学之途，要么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漫无系统，效果未必就好。所以，选文过程中既要考虑知识系统的合理搭配，又要考虑中学生的实际需求，深入浅出，才能学有所成。

    选文上起三国魏，下至民国，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跨度，各个时代（除元朝）都有文章入选，而又突出了清代和民国。清代在上册入选二十三篇，杂记六十四则，占十分之五六；在下册比重骤降，只入选六篇，杂记三则，还不到十分之二。民国在上册入选十五篇，占十分之三；在下册比重猛增，入选二十九篇，占十分之七八。我个人以为，钱先生这样处理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在清代大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过骄人的成绩。尤其是古典诗文演变到了清代，体裁和风格已经非常完善和成熟；而对古典诗文的精细研究，尤以桐城派诸大家为翘楚。所以研究国学，不可抹煞清代学术的既有成果。进入民国后，伴随着儒学式微，欧化之风渐强，其中经学日益被边缘化，直至消亡；史学则“借尸还魂”，出现了一种畸形的繁荣局面；在西方学术体系无情的冲击下，子学的下场最为悲惨，不仅名号被消解了，而且不得不按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等西学范式进行分科改造，削足适履，面目全非，子学完全丧失了自身的中国特色；与子学比较而言，集部之学的遭遇也不见得好多少，一变而为白话文学，再变而为革命文学，损失的不仅仅是古典文学这座“半壁江山”。遥想当年，陈独秀、胡适等人借助“新文化运动”这面大旗，白话文运动先行，继而提倡新诗、白话小说、平民文学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文学革命”干得真是轰轰烈烈。到了1920年，除了全国各大报刊改用白话之外，教育部又颁令初小“国文”科改为“国语”科，白话文学如愿以偿取得了“文学正统”的地位。而“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更多偏重于史学。所以，对于编选者来说，不可能漠视民国学术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走向。

    上册“文学通论”略分为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两部分。

    一、古代文论：收录二十一家文章共三十三篇，均取材于书牍、笔记、序跋、论说，甄选极精，皆为牖启中学生辨章集部之源流正变。比如录清章学诚《文集》、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叙录》，意在阐明集部之缘起。录梁昭明太子《文选序》、清李兆洛《骈体文钞序》、阮元《文言说》、方苞《古文约选序例》，则旨在究明文集类次之体要而穷其流变者。录清刘大櫆《论文偶记》五则、姚鼐《复鲁絜非论文分阴柔阳刚书》，以辨析音节之高下疏密和文气之阴柔阳刚。选文短小，读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哪怕片言只语，亦足以抉发文心，让初学者受益无穷。

    二、现代文论：收录十五家文章共十九篇。首先，选录了一组有关翻译名词的讨论文章，分别为清吴汝纶《与严几道论译西书书》、严复《译<天演论>例言》、胡以鲁《论译名》、容伯挺《致<甲寅>记者论译名》和章士钊《答容挺公论译名》。1914年11月，以章士钊、胡以鲁、容伯挺、朱自清等人为代表，掀起了一场“译名大讨论”。上列后三篇文章，反映的就是这场翻译史上的著名大辩论。它不仅奠定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格局，而且对此后现代汉语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文学革命”的实绩不容回避。选文以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开篇，有的放矢，便于初学。继之以胡适《谈新诗》和《论短篇小说》二文，论及欧化的白话文、新诗、短篇小说。在理论探讨方面，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胡怀琛《新派诗说》与蔡达《诗之研究》，可以看作二组具有论战性质的文章；论战双方虽略带意气，但各抒己见，态度还算客观公允。最后，辑录了一组通论性质的文章，涉及学科建设，分别为国语文法、修辞学、文学批评等，选文均可以做为二十世纪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份证言。

    下册“国故概论”，分别按通论、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来进行辑录。这可以看作钱先生“国学”分类思想的最早表述。但“通论”不能名学，再加上单独成册的“文学概论”，似乎可称为国学的五分法。1926年，钱基博先生编撰《国学文选类纂》时，则将“国学”明确分为六类：“曰小学之部，曰经学之部，曰子学之部，曰史学之部，曰文学之部，曰校雠目录之部” [1]；不仅延续了五分法的类目，而且还增加了“校雠目录学”，故可称为国学的六分法。让人心生疑问的是，两种国学分类思想，哪一种才是钱先生的成熟看法呢？如果五分法仅仅是考虑到中学生初涉国学殿堂，对于他们来说，校雠目录之学又实在是过于艰涩了，所以才决定不选这类的文章。那么，矛盾自然也就不成立了。如果不然，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钱先生对国学分类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以下按通论、经学、小学、史学、子学五部分，分别予以简要的介绍：

    一、通论：收录十家文章共十二篇，分别为夏曾祐《孔子学说》、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章炳麟《中国文学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和《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和《研究国故的方法》、刘文典《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陈启天《中国古代名学论略》、樊炳清《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江亢虎《中国文化及于西方之影响》、钱基博《某社存古小学教学意见书》，都是通论性质的文章。这些选文内容丰富，涉及国学的方方面面，比如：道、儒、墨三家学术之介绍，治国学的方法，学习国学的意义，中国古代名学概论，中西文化之沟通与互补，小学生阅读传统文化典籍之次第……等等，都是中学生学习国学所“必读”的。钱先生对此意趣最浓，所辑篇目也最多。

    二、经学：收录六家文章共六篇，以辨章经学之源流，为有志于经学的后来者指明了一条以贯通古今之法治经的门径。首录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叙《六经》及《孝经》、《论语》在先秦至两汉之间的授受传承，示经今古文学之显隐。钱先生一贯认为：“通经之法，要在明经传之别，通今古之殊。”[2]据此，他又辑录了清龚自珍《六经正名》，以考证经传的沿革；复录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所以明今古文家法之分殊及其学术流变。次录胡培翚《诂经文钞序》、陈寿祺《经郛条例》二文，叙述清儒治经的方法，以求“开设户牖，启示途辙”[3]，真正起到了目录为学术研究导航的作用。末录钱基博《师范学校读经科教授进程说明书》，详细阐发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开设读经课程之旨趣，为研读经学的中学生打开了一扇窗户。作者指出：“师范学校之读经，其旨趣与大学文科之治经不同。盖大学文科治经之所以，在讲学，在董理国故。而师范学校之读经，则重经世，重修养人格。”

    三、小学：收录七家文章共八篇。小学是“审形声，明训诂”之学，所以钱先生辑录“国故概论”时将小学单列为一类。而读古经古书，必先识古字。识古字之形，晓古语之声，方能解古书之义。字类定于形，字义生于声。知古字之形声，才可辨今字形声之正误。因此，形声乃识字之本。故而辑录了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论古书音读》三则、陈寿祺《汉读举例》，用以辨小学之音读。录江谦《古今音异读表序》、金可庄《声音学听讲录》，章炳麟《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揭示了中国古音的演变过程。众所周知，古音学的全盛期是清朝，虽然清代学者确认了先秦古音与后代语音并不相同，但对古音的声母问题，却很少论列；其间只有钱大昕做过专门研究，论定古无轻唇音与舌上音。章炳麟进一步论证古代“娘”、“日”二声母归于“泥”，确定古代声母为二十一个，从而推进了古音学的研究。录梁启超《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文中列出了许多说明“音近义通”的例证，从古语音之原以求古文字之原。录章炳麟《中国文字略说》，阐明文字学的内涵和流变。末录钱基博《吴江沈颍若先生<文字源流>后序》，以英文与中文进行比较研究，说明中西文字之“形声虽殊”，而“所以为传达言语之具者实同”，则扩展了研读小学的路径。小学的学术流变一目了然，学者可循此脉络上下求索。

    四、史学：收录三家文章共四篇。首录清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所以探古史之源头。次录梁启超《五千年史势鸟瞰》和《历史统计学》二文：前者介绍了一种研究中国文化史的新方法——历史地理学，来说明地理环境“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故治史者于地理之背景，终不能蔑视也”。后者则介绍了另一种研究中国史的新方法——历史统计学，192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历史统计学”的概念，这使他成为中国本土最早倡导历史统计学的史学家。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在历史文化地理和佛教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卓有成效地加以运用，同时又提出了许多研究的设想。梁启超对历史地理学和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对二十世纪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这两门新兴学科的运用几乎成了一种学术时尚；尽管，人们对其评价并不完全一致。如今重读旧文，仍给予我们许多启迪。末录柳诒徵《正史之史料》。此文发表于1923年3月的《史地学报》，当时正值“疑古思潮”风发泉涌之时，柳诒徵不仅考察了正史之前、一家所撰史书、众手所修史书等三类史料的来源，而且对疑古派治史学的方法与某些偏颇的结论表示了怀疑，并率直地提出了批评：“要之史书无一事无来历，其小有出入，乃一时之疏，非故意以误后人，不得执一以疑其百也。今不务考其本源，而凭空言出私见，冀以补其遗而正其讹，吾不知其可也。”

    五、子学：收录五家文章共七篇。读子部之书，不可不知诸子之起源与派别以尽其学术流变。首录夏曾祐《周秦之际之学派》、章炳麟《论诸子的大概》，究明诸子学之所自起。晚清以来，西学东渐，墨学中兴，诸子学因之风靡一时，后生小子，惟新是骛，声气标榜，无不奉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以为圭臬。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之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的一大创见。此学说的建立，根于“进化论”的观念，借助了晚清经今文家说和杜威式的实用主义，推翻旧说而取代之，从而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疑古”、“释古”、“信古”各派均有深远影响；并最终导致传统文化式微，经学一变而为子学之附庸，最终又使子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面对时贤好为疑古，不思“综贯史志”，但执己见，坐儒家以万恶之名，学术之迹因以不明，柳诒徵发表了《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一文，针砭时弊，逐一辩驳。文末略云：“吾为此论，非好与诸氏辩难。只以今之学者不肯潜心读书，而又喜闻新说；根柢本自浅薄，一闻诸氏之言，便奉为枕中鸿宝，非儒谤古，大言不惭；则国学沦胥，实诸氏之过也。诸氏自有其所长，故亦当世之学者。第下笔不慎，习于诋诃。其书流布人间，几使人人养成山膏之习；故不得不引绳披根以箴其失。至于所言之浅俚，故不值海内鸿博者一哂也。”后来者眼明，庶几不负柳先生的良苦用心。末录江山渊《论子部之沿革兴废》、《论九流之名称》、《论道家为百家所从出》三文，以阐明九流十家之分殊和流变，以及道家“上接史官之传，下开百家之学”的特殊地位。

    不过，《国学必读》也有个别类目的选文不尽如人意。比如“小学”部分的选文，就过于偏重音韵学而疏于文字学、训诂学方面的内容。好在《国学必读》出版后不久，钱基博先生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故而他编撰《国学文选类纂》一书时，特地有针对性地调整文字、音韵、训诂三部分选文的比例，弥补了缺憾。所以，《国学必读》与《国学文选类纂》相为表里，对读最佳。陶渊明有句云：“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由于此书出版太早而甄选不够全面，或尚不足以为病乎。

    与许多民国选本一样，本书也有一个“作者录”，置于分册目录之后，言简意赅，恰似一篇篇精彩的作者小传，颇具特色。比如李兆洛条曰：“时论盛推方、姚，崇散行而薄骈偶，崇八家而轻六朝。而申耆则以为唐宋作者，无不导源汉魏；汉魏之骈偶，实唐宋散行之祖；辑《骈体文钞》七十一卷，以当桐城姚氏之《古文辞类纂》。于是阳湖派别张一军，与桐城抗颜行矣！”笔势雄健，意气凌云。再比如章炳麟条有曰：“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其精义多先儒所未发。”评骘精当，赞赏之意溢于言表。又曰：“虽然章氏谨守家法，而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龟甲文；治经学排斥今文派。”钱先生秉承史家传统，不替贤者生者讳，直斥章氏治学之非。又比如柳诒徵条曰：“而柳氏不徇众好，独以为古人古书不可轻疑。章氏比之‘凤鸣高冈’。其为人美须髯，善谭议。治中国史学尤精洽，采摭极博，而议论有裁断。”寥寥数语，就将柳先生为人为学之风格神采，刻画无遗，栩栩如在目前。

    此次重印《国学必读》，乃根据中华书局民国十三年（1924年）七月再版本进行校释。点校时，鉴于民国时期著述通例，除了文字上化繁为简之外，只对小部分标点做了改动，至于句中明显的错、讹、衍、脱等文字，则直接删改或补正，并用脚注予以简要说明；翻译名词一仍其旧，惟对那些与今日通行译法有明显差异者，则用脚注予以标明；而书中引文非不通处，概不订正，以见原貌。结构方面，自然把繁体竖排版改为简体横排版，并按黄曙辉兄的要求，将上下两册合并为一册，故而分别位于上下册的“目录”、“作者录”和“作者待访录”都被收归一处。其中，“作者录”按出生先后排序，内容也有少量合并与删改；“作者待访录”中六人之简历，由校释者据网络资料撰写，详见各自篇题脚注；惟金可庄之生平史料，尚付阙如，敬乞海内知者有以教我。

庚寅春日后学傅宏星谨识

[1] 1925年4月，钱先生在《新教育》杂志第10卷第3期上，发表《“古书治要”之教材举例》一文，将“古书治要”（即校雠学）课程之教材分为六类：曰小学源流，曰经部源流，曰子部源流，曰史部源流，曰集部源流，曰古书源流。他对第六类“古书源流”的解释是：而终之以“古书源流”，则所以观其会通明其关系，而“辨古书部次类例之大凡”者也。此与《国学文选类纂》的国学分类并不矛盾。

[2]《国学文选类纂·乙集叙目》，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