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蝽咬了不能吃什么: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

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作者：王天根来源：近代史研究 2009.2来源日期：2009-6-26本站发布时间：2009-6-26 16:29:15阅读量：460次    内容提要　五四前后中国新旧思潮交锋，北大学术论争是其表征，主要表现在章门弟子与桐城派的学术冲突；部分章门弟子与陈独秀、胡适等皖人联手，将白话文运动的矛头指向桐城文法；桐城派大体上被赶出北大后，北大教授因新旧思想的不同及地缘身份的差异而重组学术阵营，遂导致陈独秀、胡适等皖人与江浙学人也有纷争。而政治压力下胡适倡导“整理国故”既有学理本身发展的逻辑，更与五四以后的北大派系重组过程中思想策略运作密不可分。         关键词　五四白话文运动　北京大学　整理国故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如何经由新文化运动转向整理国故早已成为历史，后来者常对北大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结合自己所处时代的价值取向，重新诠释。而真实的北大校史须依据史料考释，方能进行历史重建。谢兴尧曾在《红楼一角》前言中称：“述‘老北大’轶闻往事，以见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关于北大与中国政治的研究，学术界多有成果，萧超然在《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 》一书序言中，称自己研究北大校史的第一篇文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北京大学的革命战斗历程》是关于北大政治史、革命史的介述，对于北大的文化、学术品格完全没有涉及。萧超然在《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述略》中指出北大校内新旧两派、两种思潮的激烈斗争，预示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已不可避免。恰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又宣告失败，这场斗争就一触即发了。他的学术专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侧重“弄清楚当时在北大的校园里各个思想流派纷繁杂陈的情况及其相互之间的渗透与斗争，弄清楚当时在北大校内新旧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但很少论及皖派等军政利益集团在五四前后所扮演的角色。论及北大与五四新文化，陈万雄研究尤深入，他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多从新文化运动溯源以展示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不仅原属辛亥时期的一部分，而且与参与辛亥革命的革命知识分子基本上为同一世代。而革命与启蒙并举是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强烈的价值取向。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中称自己所论“五四”，有个明显的特点，即兼及“晚清”(如探究《新青年》的编辑方针、章太炎的白话文、傅斯年之批注《国故论衡》、梁启超的谈论中国国文教学等) 。他认为正是经过晚清、五四这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才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陈平原谈论“五四”新文化，所选择的史实包括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新青年》中的文体对话、蔡元培的大学理念、章太炎的白话试验、北大的文学史教学，还有新诗的经典化过程。洪峻峰在《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五四思想史论》一书中称：“‘五四’包含着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两大主题：五四前期主要表现为思想启蒙，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后，文化复兴的主体凸现，文化运动在形式上也由文化批判(反传统)转变为文化建构(再造文明) ；从思想启蒙到文化复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脉理。”洪著注重史料之间的内在学理逻辑。大体而言，受到作者所处的社会政治或文化语境的影响，他们对北大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或从政治或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探索，而将学术与政治结合起来的研究，并将五四前后学界的思想脉络落实到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中去把握的论著鲜见。         关于胡适与整理国故的关系，近年来颇有热度，代表性专著有四五部，其中洪峻峰认为：“胡适提出五四文艺复兴说，倡导整理国故，致力于文化复兴，与启蒙哲学的精神也是吻合的。所以五四后期的‘文化复兴’与前期的‘思想启蒙’，从根本上看，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徐雁平则着重探究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陈以爱所著《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在论述国学门早期历史时，也将其置于清末以来国学发展的脉络中，以期对国学门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卢毅在其博士论文中称，“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在民国知识界蓬勃兴起，主要是缘于它符合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产物；同时，新史料的发现与新方法的运用，以及学者普遍抱有的“与外人争胜”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长期兴盛。探究五四前后北大的历史及其与整理国故的关系，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恢复历史记忆，即：“思想中的北大；实体存在中的北大；学术纷争中的北大”。“思想中的北大”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局外人思想中的北大；其二，北大人思想中的北大。“实体存在中的北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自然环境中的北大；人文环境中的北大。人文环境中的北大涉及校园文化与学术底蕴的关系，北大师生、文理学科的构成、容纳师生的学术组织，三者与校园文化氛围存在着互动关系。“自从蔡元培任校长以来，便实行民主主义，绝对公开。校政方面，有由重要教授组织的‘评议会’决定一切。学生方面，则有学生会，可以向学校当局建议。”本文侧重探究学术纷争中的北大及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思想策略，由此管窥中国近代学术与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一斑。         一、新旧思潮与北大学术纷争         民国元年到五四运动时期，北大的学术纷争持续不断。“五四运动前夕的北大，一面是新思想、新文学的苗圃，一面也是旧思想、旧文学的荒园。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其学术派系纷争脉络大致如下：民国元年严复任校长时期，他主张“中、西学各自为体”，在学科上颇器重桐城派。同年严复去职，是民国初建南北矛盾、大总统与内阁矛盾、政治派别矛盾和官场倾轧的结果。其后，校方人事几经更替。1912年12月27日《临时大总统令》任命何　时为北京大学校校长。1913年北大桐城派代表性人物林纾被迫辞职。同年11月胡仁源代理校长，姚永概辞职。1914年8月19日教育总长汤化龙委任夏锡祺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章太炎门生作为新的学术势力在北大崛起。曾任正志学校教务长的姚叔节后为林纾《畏庐文续集》作序称自己与林氏于“壬子、癸丑，共事大学堂，既而皆不合以去..今年(1914)又同应徐君(指徐树铮)之聘，教授正志学校中。”林纾在《训子书》中亦称：“大学堂校长何　时，大不满意于余，对姚叔节老伯议余长短..实则思用其乡人，亦非于我有仇也。”“乡人”主要指章太炎江浙籍门生。林纾《与姚叔节书》嘲讽章太炎师徒“腾噪于京师，及力排媢姚氏，昌其师说，意可以口舌之力，扰蔑正宗”。林纾的话虽有偏激，但也反映了部分事实。章太炎与桐城派一度交恶。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 1910年)中对严复、林纾加以斥责，称“纾视复又弥下”，认为林纾的桐城文法比严复还要差，而桐城人物对章太炎奉魏晋文章为圭臬的做法亦颇为不满。校长何　时、学长夏锡祺在文科中引进章太炎门生，对桐城派采取了打击压制的态度。1916年底蔡元培任校长时，章太炎门生考证之风在北大已成气候。汤尔和等推荐皖人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引领北大新思潮。此时，北大文科教员大致上存在三派势力：章门弟子、以皖籍学人为主的新思潮派、桐城派。         桐城派与太炎门生皆精研国故，章门弟子重视六朝文章、魏晋风度，而桐城派则推崇唐诗宋词之音韵，着手建构散文之精致结构。清末民初学术转型，双方本有学术分歧，冲突势不能免。就外缘力量而言，章太炎弟子受江浙人掌权的北大校方重视，而桐城派则有皖系军阀徐树铮支持。两派基本抗衡。         陈独秀、胡适等安徽新派人物进入北大，则打破文科中势力均衡的状态。这亦与校方掌权者办学的价值导向密不可分。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办的过程中，就注意在作者群中培植胡适、刘文典等皖人力量。任职北大后，陈独秀致函胡适称：“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后胡适任教哲学系， 1917年12月13日兼任英文系主任。与陈独秀及《新青年》所联系的作者、读者群体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高一涵、李辛白、程演生、王星拱、刘文典、周龙光、高语罕、蔡晓舟等纷纷进入北大任教。这当中高一涵与陈独秀在为《甲寅》撰稿时结识，交谊颇深，后高一涵在政治系任教。 陈独秀与程演生在“国学、国文”主张上有同道之感，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载有《答程演生(国文与国学) 》：“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于大学文科也。”1917年11月28日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文科学长告白》，宣布由程演生教授“模范文”。陈独秀与刘文典则有师生之谊。1905年陈独秀任教安徽公学，次年刘文典就读该校，颇受陈独秀等器重。后刘文典经陈独秀介绍，到北大预科教国文，后教文学史。高语罕于1907年参加陈独秀等组织的“岳王会”的外围组织“维新会”，与陈独秀是同志。李辛白入北大与陈独秀、胡适有关系，陈独秀被捕，时任北大庶务主任的李辛白在《每周评论》第30期发表《怀念陈独秀》，称“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陈独秀颇注意皖人社会关系网络在新思潮中的作用。其中，陈独秀主持的皖事改进会在上海颇有影响，而与陈独秀同为怀宁籍的北大教授程演生、王星拱(任国文教员)是北京皖事改进会重要骨干，双方遥相呼应。1920年8月21日，陈独秀致程演生信称安徽纵阳人方梦超“完全是一个流氓，且与小徐(徐树铮———笔者)有关系，改进会为什么容留他！ 社会上坏人利用团体牟利的事很多，你们要小心！ 北京改进会若不驱逐方梦超，上海改进会便要宣告和北京改进会没有连带的关系，免跟着丧失名誉。”陈独秀信中还称：“兄所选的白话文稿，望速向适之取回；因为他打算将此稿卖给中华书局出版，真是出人意表之外。这件事一半是吾兄懒惰之过也。适之在京很受人攻击，想必也有自取之道。”陈独秀倡导白话文运动并非完全得到皖籍学人一致认同，就是胡适也曾以白话文稿逐利，更何况新思潮派对面尚有以桐城派人物自居的徐树铮，徐树铮背后则意味着北洋军阀的武力。在较量的过程中，陈独秀、胡适等联合章太炎弟子倡导新文体运动，与桐城文法对峙，对晚清桐城派重要代表人物林纾、严复的译作极尽挖苦之能事。面对胡适、陈独秀等对桐城文法的挑战，林纾发表小说《荆生》、《妖梦》，倡导“荆生行刺”，表明林纾等试图藉徐树铮镇压陈独秀、胡适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一句话，陈独秀、胡适等针对桐城古文而倡导的白话运动，内有意见分歧，外有皖系军阀武力威慑。         二、桐城派背后的皖系军阀与北大对桐城派弟子徐树铮卖国行径的抗议         著籍桐城弟子的徐树铮于1914年就任陆军部次长，是安福会灵魂人物，“在北洋少年诸将中，以风流儒雅自许，喜奉名人学者为师，自为书达啬蓭老人”，编有《古文辞类纂标著》，请马其昶撰写序言，倡导桐城文法。徐树铮为人恃才傲物，驻京特派记者邵飘萍在1916年8月发往《申报》的《北京特别通信》中，就曾对徐进行抨击。新思潮在新闻界代表性人物邵飘萍与北京大学关系密切， 1918年邵飘萍曾写信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倡议在北京大学成立新闻研究会。后邵飘萍被蔡元培聘为研究会导师。由此可见，徐树铮卖国在舆论媒体上遭到北大为首之多方谴责，内中有多重因素。         1917年9月17日，日本“永井启次郎建议在华设立钢厂并以日军用品易华废铁致徐树铮函”。10月，又有“日武官斋藤为以沙易械及中日军械统一致徐树铮函”。两函显示徐树铮与日本之交易，此事很快遭国人质疑。10月31日有“赵倜询问订立军械借款是否与统一军械有关密电”：“昨已上大总统一电，诸公热诚爱国，当必赞同。望速进行，迟则不及补救。查此事如果实现，前途危险，诚不堪言。究竟各报纸所传，是否属实，其内容确系若何？”从通电来看，地方实力派纷纷向中央施加压力，各报也议论纷纷。徐树铮在原电封套上批云：“复。毫无影响。现日交颇洽，仍是不慊于我山东者过于造谣。”徐树铮否认订购军械与传闻中日军械统一有关。         新思潮中心北大迅速作出反应。1918年5月22日蔡元培向总统辞北大校长职，称：“顷本校学生对于‘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多所怀疑，曾开会讨论，决定由各班长率全体学生，诣总统府要求废约。元培再三劝告，并允以代达意见于大总统，而彼等不肯听从，毅然列队进行。元培平日既疏于训育，临时又短于肆应，奉职无状，谨此辞职。”同一天，蔡元培向教育部致辞呈，又称：“本日接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禺联名一函，称独秀等因不能襄助校长管理学生，有负学长职务，谨行辞职云云。合并奉闻。”蔡元培等以辞职方式对徐树铮等军阀施加压力。与此同时，邵飘萍主持的《京报》著论抨击安福系主持的北洋军阀政府对日本借款属“祸国阴谋，借债愚策”，被京师警察厅指为“侮辱政府”，派军警武装包围报社，搜捕社长邵飘萍。邵窬墙出走，但仍执笔撰述，报纸照常出版。而1919年3月前后的徐树铮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曹锟失和，处在内外夹攻之中。不久，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阀被击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徐树铮，徐亡命日本使馆，后潜逃至上海。段祺瑞称徐树铮“因避居海上，杜门谢客，熟读百家言，参以向林纾与马其昶、姚永概、柯劭B诸宿学谈经衡文相考证，以豁达其胸襟”。此时的徐树铮已无兵权，倒是潜心桐城文法。可见五四运动前，徐树铮忙于应付与日本军火贸易而造成的舆论危机。对此，陈独秀调侃称：“林纾本来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那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做主；他恼羞成怒，听说他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无论那国的万能国会，也没有干涉国民信仰言论自由的道理。我想稍有常识的议员，都不见得肯做林纾的留声机罢。”瑏瑠同时，《申报》也发表消息：安福系参议员张元奇称北大教员、学生鼓吹新思潮，“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并赴教育部，“请教育总长(对北大的出版物)加以取缔，当时携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为证。如教育总长无相当之制裁，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大学校长蔡元培氏而尤集矢于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氏。”该消息还谈及陈独秀辞职，“大学方面一般主张以为一学长之去留，在陈氏个人固无十分关系，但以全国最高学府不应受外间无理之干涉，故不以陈氏之去职为然”。又称：“据新国会中人言，弹劾案之提出须得多数议员之赞成。此次弹劾傅总长之运动，乃出于参院中少数耆老派之意见，决难成为事实。张元奇向傅总长之警告，不过恫喝而已”。4月6日，陈独秀以“倪嗣冲的儿子”为题目嘲讽弹劾教育总长一事，“议员倪幼丹，听说参议院要弹劾教育总长，他说道：咱们国会何必干涉学堂的事？ 照这样看来，那位自称参议院代表去恐吓傅总长的人，他的知识程度，还不及倪嗣冲的儿子。”联系前文述及1918年5月20日蔡元培、陈独秀等向教育部长辞职，可见在陈独秀等人看来，林纾等拉帮结派，拉同乡会中内阁议员弹劾教育总长及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在张元奇等压力下，傅增湘致信蔡元培，劝蔡对《新潮》加以处置，向北大施加政治压力。实际上傅增湘亦属桐城派人物，在学理上与北大桐城派有一脉相承之处。1919年4月2日蔡元培让《新潮》负责人傅斯年代撰复傅增湘函，称：“据《新潮》编辑诸生言，办此杂志之初心，愿以介绍西洋近代有益之学说为本。批评之事，仅属末节。”“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正赖大德如公，为之消弭局外失实之言。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问之竞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其时社会舆论如胡适所称，“民国八年开幕时，除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之外，北京的《国民公报》也有好几篇响应的白话文章。从此以后，响应的渐渐的更多了。”“但响应的多了，反对的也更猛烈了，大学内部的反对分子也出了一个《国故》、一个《国民》，都是拥护古文学的。”在胡适看来，反对力量不仅有校内的，也有外部施压：“校外的反对党竟想利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来压制这种新运动。八年二三月间，外间谣言四起，有的说教育部出来干涉了，有的说陈胡钱等已被驱逐出京了。这种谣言虽大半不确，但很可能代表反对党心理上的愿望。”结果亦正如胡适所称：“当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来作荆生，但荆生究竟不可多得。他们又想运动安福部的国会出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后来也失败了。”事实是1919年5月傅增湘就因对北洋政府罢免蔡元培的意向发表反对意见而被免职。正如1920年1月18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中所称：“自从蔡校长去后，各专门校长取一致行动，也辞职了！ 不久教育总长傅增湘也走了！ 教育基础， 完全动摇。以后又是一个局面了！ ”         最初，以安福系力量为骨干的北洋军阀对蔡元培、陈独秀等藉北大学生反对日本等国条约为契机，以辞职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颇反感，而北大新思潮派也不示弱。其后北大学生再为巴黎和会外交问题而罢课、游行，五四运动中所谓的外交问题，也主要针对安福会。如北大学生即称：“当时北京政府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是安福系有名的卖国贼。”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齐集于天安门广场，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学生游行队伍出发前，与徐树铮有密切往来的皖人吴炳湘和步兵衙门统领李长泰等人闻讯赶到北大，力阻北大学生上街游行。当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付学生的办法。吴炳湘应邀参加了会议。会上，吴炳湘和李长泰、段芝贵(京畿警备司令)等人主张解散北京大学。5月7日的《申报》刊有“北京电”，称：“学生二千余集警厅前要求释放所捕各生，否则均愿拘留”，“顷军政要人在钱宅，开紧急会议，主解散北京大学，傅力争不得，谒徐求维持，徐允商钱，从长计议”。         大体上看来，是否解散北京大学涉及内阁与教育部之间的复杂关系，安福系内部亦有分歧，徐树铮从中斡旋。而就学缘关系言，徐树铮与傅增湘为桐城派在军政界、教育界代表性人物，且在处理五四后的学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5月8日的《大公报》刊有《争青岛怒潮之昨讯》，称：“前晚熊希龄、王宠惠等又一再向政府要求宣布外交方针，即将学生释放。教育傅总长又亲赴警厅商请释放。”5月8日的《申报》刊有《学界风潮中各方面之态度》一文，将当局对学潮的态度分为三种。其一为“徐总统”的态度：“总统为政府之领袖，然其态度略殊，昨日逮捕学生时，原由警厅以电话请发命令，而命令所云则只曰涉及刑事，当然逮捕，措词不甚严切。今日傅增湘传总统之意以语蔡元培，亦谓总统意主和平，不为已甚，惟其所谓和平者，究以何为范围？ 甚暧昧耳。”其二为“阁员”之态度。“阁员之中至为复杂，然除傅增湘以外，殆少有息事宁人之念者，昨晚钱宅召集紧急会议时，甫见傅增湘，即群责傅氏不应不干涉北京大学之新潮，不应不撤换蔡元培，以致酿成此祸。旋又主将北京大学解散。今则下训令于教育部，有饬开名单拿办之语。”可见关于五四运动的处理，总统与内阁有分歧，教育总长傅增湘两头受气。其三为“段派”。“此包在阁与不在阁者，而言其所主张则为从严惩创且主将各官立校长一律撤换，教育总长免职。今日下午公府会议时，即多有倡此说者，而其中含有政客，臭味一流，则谓此系党派之关系，谓汪大燮、林长民诸人，素以亲美著者，实为唆使之人。安福派之郑万瞻，今日在众议院秘书长室中即大倡此说。且曰须请司法总长质问其意。殆欲藉此以兴大狱，然其说又非出自郑。”“段派”中安福系主张镇压学生运动。而在记者看来，“警察厅”中皖系人物吴炳湘“本两面光之大滑头，自善于做作也”。对于被逮捕之学生，吴称总统下令逮捕，须总统下令释放。         在各派力量胶着状态中， 5月12日全国报界联合会发出“讨贼通电”，指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徐树铮等人丧心卖国”，可见所谓“贼”基本上是安福系骨干人物。1919年5月13日《晨报》发表5月10日蔡元培《在天津车站的谈话》，称：“八日午后，尚有见告，政府已决定更换北京大学校长，继任者为马君其昶。我想再不辞职，倘政府迫不及待，先下一令免我职，我一人之不体面，为小事，而学生不免起一骚动。我之急于提出辞呈，此亦其旁因也。”蔡元培后来回忆称：“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马其昶曾被称为桐城派殿军之一，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教习、清史馆总纂，著有《桐城文录》等。关于蔡元培在学生运动高潮中避走杭州，胡适后来在致汤尔和信中称：“我从上海赶回北京时，蔡公已离京。当时我若在此，必不劝蔡出走。”“蔡公岂徐树铮等人所敢危害者耶？”②胡适是当事者之一，所言当真；也就是说蔡氏出走与林纾等唆使徐树铮武力镇压的传闻密切相关。5月13日《大公报》中“北京特约通信”同时刊有《内阁问题可解决》及《大学校长辞职问题》。前者称：“钱总理以各方面趋向如此，闻辞职之举即将完全打消。惟教育傅总长前晚赴津即表示绝决求去之意云。”后者则有：“北京大学蔡校长辞职出京后，学界波澜又有复起之势，幸未成诸事实。连日各方面多已派人出京挽请蔡氏回校，惟蔡于前日贻书大学后，即已由津南下赴沪。而政府方面以内阁问题正在未决之际，故对于大学校长辞职问题亦未及确定办法。大学学生则群情皇皇，故于昨日午又开会讨论办法。当时有两种主张。一种拟即日罢课，以要求蔡校长回校；一种则主照常上课，待政府态度确切表示后，再议其结果。则议决下列数端：一、定于今日(十三)教职员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开会推举代表晋谒大总统，请求下明令挽留蔡校长。一、上书大总统。一、因蔡校长已赴沪，派人赴沪挽劝..至大学校自蔡氏去后原委托温宗禹代管校务，现该校教职员又组织干事会协助校务一切事宜云。”《北京大学日刊》则称：“本月十三日晚九时，本校评议会与教授主任会特开联席会议，商量维持大学之法..(会议)由温学长主席，并由教育部秦司长报告，谓教育部袁次长于昨日见国务院郭秘书长。郭秘书长力言挽留蔡校长之指令，实已拟就。现待署名送印，日内即可发表..会议议决，以挽回蔡校长为本狡〔校〕共同目的。”到5月14日，虽然政府“挽留蔡校长的指令下了，但是吐词不恳切，而且含有责备的意。所以各方面均不满意于当局，舆论哗然。第二日，傅总长免职的命令又下了。于是乎安福部要政府提出田应璜作教育总长。这真是促成第二次罢课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呵！ ”北洋政府及安福系施加行政干预的目的无果而终，各派力量博弈的结果是蔡元培复任北大校长。         陈独秀、胡适的对立面严复对五四运动则另有一种解释：“中央政界岌岌，日有破产之忧。安福系势力似成弩末，而苦于骑虎难下。闻此番京、津罢市，乃冯华甫居中煽动，用以推倒徐、段。”实际上，早在1916年严复对徐树铮就有所评价，称：“徐树铮人尚老辣有干，其饱受抨击，自系党派关系。”1919年7月，严复又称“蔡孑民人格甚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严复政治偏见显而易见，但其论及学生运动背后之政治权势纷争，则是客观事实。         五四运动引起北洋高度关注。陈独秀致胡适的信称：“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难免犯法。”“惩办被捕的学生三十多人，整顿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陈独秀、胡适等感到无形的压力，压力源自皖系军阀势力。         三、陈独秀出走与北大纷争         1919年陈独秀离开北大，除受皖派军阀势力外在压力外，就学术纷争而言，与北大文科中部分江浙学人排挤亦有关。校长蔡元培受江浙学人包围，沈尹默称：“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 。”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是汤尔和的主意，而陈独秀离开北大与其受到沈尹默、汤尔和等江浙势力的打击密切相关。周作人称：“他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也是在改革时期的重要角色。但是仲甫的行为不大检点，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旧派的教员中是常有的，人家认为是当然的事，可是在新派便不同了，报上时常揭发，载陈老二抓伤妓女等事，这在高调进德会的蔡孑民，实在是很伤脑筋的事。”在胡适看来，陈独秀嫖娼事件只不过为汤尔和、沈尹默等江浙学人攻击陈独秀提供了绝好把柄而已。事后胡适致汤尔和信称：“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 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 及今思之，岂值一噱？ 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胡适又为陈独秀辩解称：“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 “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胡适当时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指汤尔和)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胡适的话绝非虚言， 1920年6月胡适到南京暑校作学术报告，陶孟和致胡适的信称：“近日沈、马诸公屡有密谋..派列课程，延请教员，皆独断独行，长此以往，恐非大学之福。弟意非有除恶务尽之办法，则前途不堪设想。暑校完事，务必早日归来为妙。”沈尹默等密谋及拉帮结派之行迹，引起英美派陶孟和、胡适等人的担心。         胡适认为沈尹默等不仅要将陈独秀赶出北大，还将矛头指向自己：“尹默诸人后来用种种方法排挤我，我只以不瞅不睬处之，因为我是向来不屑同他们作敌对的。”陈独秀受处分，身份由北大文科学长变为“准文科学长”，胡适在校内亦受排挤。与皖籍学人在北大遭遇边缘化相对应的是其时北大浙江学人成立同乡会组织，校长蔡元培任浙江同乡会会长。该同乡会竟然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公告并有多次活动通知在日刊上刊载，可见利用地缘关系凝成浙江学人团体后，便取得了更多的发言权。         事实上胡适后来对沈尹默等的打击也作了应对：“‘五四运动’时，胡适以‘革命’为幌子，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胡适与罗家伦，傅斯年皆作如是观。但此议在教授评议会上遭到沈尹默等江浙学人的反对。六三运动后，《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被捕，胡适接办， 9月1日汤尔和日记载：“《每周评论》已封，且有传适之至警厅之说。”胡适后来称自己与虞春汀同去见吴炳湘，“谈了一会，他劝我不要办《每周评论》了，要办报，可以另起报名。我答应了，此事就完了。”这样，皖籍学人陈独秀、胡适在校外亦失去了《每周评论》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         陈独秀离开北大后，北大与教育部的矛盾日益尖锐。马叙伦称五四运动后，“教育总长范元廉〔濂〕辞职离京，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我们教联会代表头二十个，死缠住了他，好像讨债似的，他也只得‘挂冠而去’，来了一个和教育界太无渊源的傅岳　，也了不下这个风潮”。傅岳　是教育部的负责人，又是安福系在教育行政上的代表，而北大教联会由江浙学人控制着。马叙伦称：“从‘五四运动’开始后到结束，教联会是我主持着。”其时北大常利用罢课向教育部施加压力。1920年1月4日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有调侃性的小标题“教育次长与开导”，称：“日昨我们学生的代表因为教职员罢课的事，跑到教育部去质问教育次长傅岳芬〔　〕‘到底有怎样的办法？’傅当时答道：‘本部现已派人开导教职员，叫他们即日上课了’。代表听了这句话，大为骇异，一齐起来驳他：‘怎这样藐视教职员的人格？’他连忙下个转语说：‘开导二字，我说错了，应改为敦请’。”在学生看来，“他平日摆惯次长的架子，所以见着你们学生，总老气横秋的觉得这班乳臭小儿，究该要受他的教训”。傅岳　所以态度强硬，与其有安福系撑腰是分不开的。后来皖人胡适致汤尔和信，则将罢课学潮与对抗军阀联系起来：“八年年底罢课之事，先生亦是为流言所误。当时蔡先生已归来坐镇，何畏一个傅岳　？ 我们只要能好好的办学校，他们那能动摇我们？”“不幸我们自己毁自己，不惜先后罢课至近二年之久，就使北京教育界纪纲荡然，名誉扫地。此岂傅岳　之过哉？ 汤尔和先生与马夷初诸人不明大体之过也！ ”汤尔和、马夷初(即马叙伦)早年就读陈介石任教的杭州圆通寺的养正学堂，庚子年间结为拜把子兄弟，同为温州学派的骨干。利用学生罢课向教育部施加压力以达倒傅目的，是胡适不能赞同的。更有甚者， 1920年1月11日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谈及“八日的会议”时，称：“教育次长傅岳　早就没有维持学界的力量，久为学界所吐弃。目前教职员整队到教育部行授旗礼，已经是太难堪了！ 怎奈傅氏预备替安福作牺牲，总死守着教育部的衙门，不肯下台。于是一月八日，北京公立男女大小各学校，对于傅氏的破坏教育，曾开一个大会，讨论对付的方法。”学生于9日午后2时到教育部门前集会倒傅，未果。学生散时，“有一人拿纸写了，‘安福狗，傅岳　罪当死’几个大字，粘贴在大门上。”学生罢课倒傅中教育秩序失范更是胡适所不愿看到的。         在北大与教育部冲突中，学生罢课以去傅岳　，是针对安福系而来。但其背后也有浙人势力。汤尔和称：“当时在五四以后，政府确有收拾各校之心。傅之来即系为安福出力，曾口出大言，谓能一手包办，以致各校异常愤激。渠之目标，首在北大，尤在孑民。用胡去蔡，已见事实。”即北洋政府意以胡仁源取代蔡元培。胡仁源，浙江人，清进士，曾留学英国，历任北京大学预科和工科学长、代理校长， 1914年1月至1916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任职期间北大聘有教员辜鸿铭、刘师培、姚永朴、陈石遗、黄侃等，北大一时古文风盛。“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文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姚、陈师法桐城文法，黄侃、刘师培或为章太炎弟子或为学术知音，胡仁源与北大古文兴盛之关系可见一斑。在教育部运作的“用胡去蔡”的过程中，北大学生认为：“蔡校长的去留，和吾国教育前途很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救国运动，就令他不安于位。我们为教育前途计，就良心上着想，都不能不挽留他。既挽留蔡校长，那么无论何人，也不能任他前来。”他们还表示，胡仁源庸碌而又为袁希涛等所推荐，更不能任校长。而“用胡去蔡”本为江浙学人政治之争，却间接导致北大文科中皖人与浙人之纷争。汤尔和1921年12月6日至20日日记载：所谓“六三”“索薪发现”(乃指工资发现金)风潮后，学生再次罢课，要求傅岳　去职。此次冲突汤尔和、马夷初等在教职会上主张罢课倒傅，反对者胡适被迫辞去代教务长之职。胡适后发感慨：“当时人只知北京教育界‘跟着马叙伦走上死路’(此陈独秀语) ，不知全是汤尔和先生之奇计也！ ”皖、浙派学人之争由此亦可略见一斑。         北大与教育部权力之争还表现在是否“留蔡助蒋”，蔡指蔡元培，蒋指蒋梦麟。蒋梦麟来北大实为江苏学人之代言人，由沈尹默之言可见：“沈君谓梦兄之来纯由某所主持，其故则为江苏省教育会出力..昨谈此节，裴子断定沈素来利用鹤公，今见梦兄负重命来此，陡生吃醋之意，又恃部中奥援，故敢放肆。”马叙伦评价其中原委道：“北大里原有几位怕江苏教育会来抢北大的，便放了空气”，反对蒋梦麟来北大掌权。沈尹默也回忆说：“蒋梦麟来以后，也就是黄任之插手进来后，我就想离开北大。”黄任之被沈尹默视作江苏教育会系统的代表，是蔡元培在教育界的对头；“蒋梦麟本来是蔡元培的学生，后由黄任之送他去美国学教育，目的当然要为江苏教育会系统培育人才”。         沈认为蒋梦麟与胡适是同道。胡适在7月28日称：“蒋来后纷争乃止。”蒋梦麟被沈尹默等人视作敌手，沈尹默要出国进修，遭到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反对。在沈看来，蒋氏“以为我们这一起人是一个势力，会拆他的台，无论如何不放”。1922年后，蒋、胡联手将“教政分开，以校长治校”，江浙学人把持的教授评议会“成为空的，取消了教授治校”。还有一点亦需提及，即沈尹默与汤尔和亦有矛盾，可见江浙固有江苏、浙江之别，学人亦各自引其奥援。在胡适看来，就是北大浙江籍教员因地缘关系也还存在温州学派，陈介石、林损、马序伦等属于此派。陈介石是开山人，林损则是陈介石的外甥，这其中有师生兼亲缘关系。可见政治语境下北大学术阵营分化与重组之繁杂，既有派系间的斗争与妥协，而派系内部在政治上歧见亦无可避免。         四、胡适倡导“整理国故”与北大学术派系的重新组合         陈独秀离职北大后，面对章门弟子、梁启超门徒，胡适等要在北大站稳脚跟，除了继续文学改良运动外，在国学上也必须与章太炎及其弟子抗衡。1919年底胡适倡导“整理国故”，从思想层面看是针对旧派的阻力，为了“再造文明”；就北大学术纷争而言，则表明胡适意在破除章太炎及其门生对国学“资源”之垄断，取得自己一席发言之地。正如顾颉刚所称：“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画。”章太炎整理国故的重要标志是《国故论衡》。事实上胡适整理国故与章太炎的题旨情境有所不同，黄日葵后来称：“‘五四’的前年..哲学文学方面，以《新潮》为代表..渐趋国故的整理，从事于根本的改造运动..隐然以胡适之为首领。”胡适评论称：“这种旁观的观察——也可以说是身历其境，身受其影响的人的观察——是很有趣的。”         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新潮》与《国故》的论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反对者之间的学术纷争。在政治上充当安福系喉舌的《公言报》于1919年3月18日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以所谓旁观者的身份发表评论称：“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         在《公言报》看来，《国故》的创办正是为了与主张新文学的北大新派学生所办之《新潮》对抗：“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也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即《国故》主持者大多为旧派人物。《北京大学日刊》刊载国故月刊社职员中编辑就有马叙伦、林损、朱希祖等，并称“尚拟请编辑数人，俟得同意后再公布”。其中马叙伦、林损是胡适所谓温州学派陈介石的弟子，朱希祖是章太炎的弟子。马、朱二人曾于1910年同在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任国文教习，地缘关系颇厚。其后《国故》正式出版时，朱希祖并未列名其中，其中原委如《公言报》所称：“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在姚叔节、林琴南辈，目击刘、黄诸后生之皋比坐拥，已不免有文艺衰微之感。然若视新文学派之所主张，更当认为荒诞不经，似为其祸之及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转顾太炎新派，反若涂轨之犹能接近矣。”“介乎二派者，则有海盐朱希祖氏。”即朱希祖介于旧派、新派之间的角色认同，或多或少使得他后来与刘师培、黄侃等主持的《国故》保持一定的距离。其时北大思潮新旧对峙，“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神州日报》在3月21日发表的《北京大学新旧两派之争衡》，亦有类似评论。         整理国故运动的舆论平台《新潮》于1919年1月1日创刊，被《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称为“以介绍西洋现代思潮，批评中国今日社会上学术上各问题为职司”。《新潮》尤其注重使北京大学在新学术中确立领先地位，《新潮发刊旨趣书》称：“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于外国大学，实与历史上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立于世界大学之林，今日幸能脱弃旧型，入于轨道..今日幸能入世界潮流，而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之先导。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中国，影响无量。”其志向于此可见一斑。所谓新学当然是与国故相对而言的。毛子水在《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以北大入学参考书目章太炎《国故论衡》为范例，称其为近来讨论国故的书籍里最精审的一种。但毛子水笔锋一转，又称若据章太炎的意思，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而《新潮》发刊旨趣则是侧重研讨国故在今日世界学术上的位置。毛子水还将胡适对国故的界定与章太炎相区别，认为两者关于国故的差别主要是科学精神方面：“近时出版的讲国故学的书籍，章太炎先生的《文始》、《检论》和《国故论衡》，又如他的杂文如《五朝学》、《五朝法律索隐》、《五朝官制索隐》等，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胡适之先生的《墨家哲学》和《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就大体而言，都是精审的著作。马胡二君，都是研究过科学的。”相比而言，毛子水称章太炎有些“好古”的毛病，并围绕“诸子学起原”问题，探讨了胡适与章太炎的分歧。就刊物而言，毛子水称：“国内讲国故学的杂志，前有《国粹学报》等，最近有《国故》，用意皆很好。但是他们里面所登的，有许多亦似乎缺点科学的精神。”毛子水的论文涉及《国故》杂志，很快被反驳。张煊在《国故》第3期发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双方遂展开论战。面对学生挑动起来的《新潮》杂志与《国故》月刊之间的论争，胡适立足《新潮》的立场对整理国故做了一番评判，他提倡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         胡适对国故学的清理从章太炎论诸子学开始。章太炎等近代学者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对诸子学的探讨有其社会语境。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及改造国学的过程。康有为撰写《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试图从学理上论证变法维新的合法性，引发诸多学术争议。此中大致可分严复、夏曾佑等及章太炎门徒等两派。1902年章太炎发表《订孔》，对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尊孔贬老的做法颇为不满。此外章太炎对严复评点老子亦有看法。1910 年5 月，他发表《原学》，称：“《老子》五千言，亦与是类，文义差明，不知者多以清谈忽之，或以权术摈之。有严复者，立说差异，而多附以功利之说，此徒以斯宾塞辈论议相校耳，亦非由涉历人事而得之也。”章太炎与严复学术恩怨既由于各自偏重国学或西学的学术差异，也由于革命与改良之政治取向不同。1905年严复藉评老子，在学理上将老子的社会理念与斯宾塞社会学思想做比较和会通，在《老子》29章中评点：“老子以天下为神器，斯宾塞尔以国群为有机体，真有识者，故〔固〕不异人意。”夏曾佑为严复《评点老子》作序称：“若夫老子之所值，与斯宾塞等之所值，盖亦尝相同矣。而几道之所值，则亦与老子、斯宾塞等之所值同也。此其见之能相同，又奚异哉！ ”与严复长于从西学层面诠释诸子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相比，精于国故的章太炎自然在诸多学术观点上存有差异，但双方也有一致的地方，如对于“诸子出于王官论”，章氏便与夏氏为同道。         胡适与章太炎在传统学术上有大量分歧，而以“诸子出王官”之说最有代表性。1918年胡适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书附录中有《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在该书导言中胡适又写道：“哲学家的时代，既不分明，如何能知道他们思想的传授沿革？ 最荒谬的是汉朝的刘歆、班固说诸子的学说都出于王官；又说‘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诸子既都出于王官与六经，还有什么别的渊源传授可说？”胡适称：“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此说关于诸子学说之根据，不可以不辨也。”胡适认为所谓“王官为诸子所自出..不独言之无所依据，亦大悖于学术思想兴衰之迹矣。”胡适对章太炎的诸子学持批判态度，并将其论著送批评对象评判。1919年章太炎致胡适信称：“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很有见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仍望十尺竿头再进一步。”章太炎还从佛学层面解读庄子并举例，劝胡适“要细看”。         另一方面，胡适又将对章太炎诸子学的批判与新思潮及整理国故联系起来，此则与北大学术阵营重组相关。陈独秀离北大后，北大文科江浙学人益奉章太炎国故学为圭臬。《国故论衡》、《文史通义》及北大预科所用之课本被指定为入学国文考试的参考书目。瑏瑠这就意味着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是北大入学考生的一本必读书。为清算北大盛行的章太炎国故学及林纾等所谓国粹， 1919年12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称：“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胡适所谓“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中表现为两种趋势：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这两项是其推动新思潮的手段。在胡适看来，新思潮对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当持三种态度：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主张整理国故。如陈独秀指责林纾等“国故党”一样，胡适整理国故除有其学术发展的逻辑外，另有其现实用意。他称：“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 ’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 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 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1920年胡适有了整理出版《国故丛书》的想法，此想法得到“马(幼渔) 、沈(尹默) 、钱(玄同)诸先生赞同”，马幼渔、钱玄同是章太炎弟子，沈尹默其弟是章太炎弟子，而他本人打着章门弟子的牌子进入北大。胡适所以请这三个人应与他们属于“新派”有关，这样，借助整理国故，胡适既与旧派抗衡，又试图调和关系。         1922年3月8日北大出版委员会议有“国故丛书”、“国故小丛书”计划， 3月16日又改议办刊物《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四种。胡适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称，研究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他同时还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宗旨、方法与途径。胡适虽称：“我之所以整理国故者，只欲人人知所谓国故者‘亦不过如此而已’”，而在沈尹默看来，胡所以由“‘改良文学’到逐渐复古，走到梁任公、林琴南一边”，却有其必然性。新旧思潮冲突中钱玄同、刘半农化名在《新青年》上反驳林琴南，胡适认为化名不妥，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结果遭到沈尹默、周树人、周作人的反对，沈联系此事认为胡适整理国故也决非偶然。沈、胡当时成见颇深，但此话却另有“上下文”：在胡适、陈独秀发起白话文运动时，严复、林纾被视作近代桐城文法的重要人物，是主要的批判对象，而到整理国故时，胡适却又从翻译史的角度予以肯定。胡适称：“在引进现代科学、哲学方面，严复博士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用文言文来翻译孟德斯鸠、密尔、赫胥黎和斯宾塞的著作..在翻译欧美文学巨著方面，林纾先生是杰出代表..我们须意识到林先生是第一个把西方文学引进中国，就像严复哲学译介。早期文言文译著对于字字珠玑而又思想乏味的中国文学鉴赏起到糖衣炮弹的效果。”联系胡适前后的所谓批判态度的变化，可见沈尹默的话绝非空穴来风。         设置研究所国学门是胡适等将整理国故的行为付诸学术制度的表征，其制度安排可见《研究所国学门启事》。1922年2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的“校务纪闻”专栏刊有2月18日的《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事》，其中委员长为蔡元培，委员有顾孟馀、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会议以沈兼士作报告为核心，其次是“提议”。“提议”涉及研究所规章制度：“沈兼士提出规出(规出二字当误排)规则草案，并说明本学门研究应打破学系观念。本学门虽由中国文学、哲学、史学三系组成，而国学范围所包甚广，研究上不应限于三系。”针对沈兼士打破学系的提法，胡适称要突破学科樊篱：“谓国学门以文字为范围而不以学科为范围，如有人研究中国数学史，本学门自可延请数学史家做导师”。胡适积极发言，争取舆论的主导权。“沈兼         士谓评议会议决之研究所组织大纲第六条，研究生以本校毕业生及未毕业生之有特别研究成绩者为限。惟新学制规定入研究院者似不限于大学一校之毕业生。本所规则应否修改？”胡适谓：“组织大纲第六条，及研究规则第一条，在‘未毕业生’之后应加‘及校外学者’五字。”在讨论创办杂志时，蔡元培提议以研究所四学门为基本，每一学门出一种杂志。会议议决由研究所国学门、外国文学门、自然科学门、社会科学门分任编辑，对于后三者，“未成立以前，由各相关之学系分组担任”。其中“国学门公推胡适为主任编辑”。胡适遂成为整理国故的核心刊物《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负责人。         《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人员的变动及办刊导向反映了学术阵营的分化。1923年1月《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内封面刊有胡适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名单。成员有沈兼士、顾孟馀、马裕藻、钱玄同、朱希祖、周作人、单不广(应为“庵”) 、刘文典、李大钊、郑奠。从人员构成来看，章门弟子约占一半。1923年4月第1卷第2号内封面上编辑委员会名单未变。1923年7月第1卷第3号内封面上只有“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字样，具体名单没有刊载。         1923年12月第1卷第4号亦如此，但该卷附录刊有《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其中“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纪事”称：“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午后一时，本学门假城南龙树寺之抱冰堂开恳亲会。与会者有研究所所长，国学门主任，委员，导师，通信员，编辑员蒋梦麟，沈兼士，马裕藻，周作人，张竞生，郑奠，谭熙鸿，陈垣，李泰　，沈尹默，铎尔蒙，今西龙，伊凤阁诸先生，及本学门助教，书记，研究生，与古迹古物调查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档案整理会等属于本学门之各学术团体之会员及新闻记者孙伏园先生，计共三十余人。”与会人员中缺《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主任胡适。会议先由主任沈兼士致开幕词，沈专门谈及《国学丛刊》，称：“近以清代学者戴震二百年的纪念，同人拟以第五期《国学季刊》作为戴东原专号..我看这个题目尚不算枯窘。”所谓同人主要指编辑委员会主任胡适，“尚不算枯窘”可见沈兼士语气中并未多加肯定。随后蒋梦麟代校长兼所长作简短发言，对沈兼士关于国学门的报告多予以肯定，并表示支持。沈、蒋相呼应，有诸多微妙因素。对此情形，胡适写道：“通伯又谈北大所谓‘法国文化派’结党把持，倾轧梦麟的情形，闻之一叹。梦麟方倚此辈为心腹朋友呢！ 我虽早窥破此辈的趋势，但我终不料他们会阴险下流到这步田地！ ”通伯指陈源，即陈西滢，留学英国， 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12月13日胡适等支持他与徐志摩创办并主编《现代评论》。可见这其中还有留学国别差异而形成的派别。所谓法国文化派，“此辈者，李石曾、顾孟馀、沈尹默一班人也”。其有别于胡适、陈源等英美派。         胡适的戴震研究亦可说明在此前后北京大学学术阵营又有重组。1925年12月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2卷第1号，刊载论文只有三篇，第一篇即是胡适的《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后在“著者附记”中称：“此稿作于1923年12月，中间屡作屡辍，改削无数次，凡历二十个月方才脱稿。”近人已有论著指出胡适论戴震与章太炎论戴震之学，有着一致思路或曰思想脉络上颇有雷同。不过胡适称：“戴震在清儒中最特异的地方，就在他认清了考据名物训诂不是最后的目的，只是一种‘明道’的方法。”胡适从哲学层面强调戴震之学具有方法论意义，这正是胡适整理国故中予以强调的新知识及新方法。该期《国学季刊》封底称：“戴东原先生纪念论文，本会收到甚多。本号限于篇幅，未能尽量发表；当于本卷二三号中继续登载。”         与1923年1月第1卷第1号相比较， 1925年12月的《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2卷第1号的以胡适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又发生变化。此时成员为朱希祖、周作人、陈垣、刘文典、郑奠、顾孟馀、沈兼士、马裕藻、单不广(庵) 、钢和泰、钱玄同、顾颉刚，无李大钊，增加陈垣、钢和泰、顾颉刚。1926年7月至1927年5月，胡适为庚款等事，远游欧美。归国后居上海， 1928年任中国公学校长。1929年胡适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等文，激怒蒋介石等，成为上海市特别党部、国民党教育部重点打击对象。沉寂4年后， 1929年12月《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才出版第2卷第2号，其内封面上所刊编辑委员会名单发生巨大变化。编辑委员会主任为章太炎弟子朱希祖，成员“以姓名笔画为序”，有沈兼士、马衡、刘复、马裕藻、陈垣、钱玄同。朱希祖主持的该期《国学季刊》刊载8篇论文，关于戴震的只有马裕藻的《戴东原对于古音学的贡献》，另一方面，同期竟刊载了朱希祖的两篇文章。关于朱希祖的学术价值取向，《公言报》有所评骘，称：“朱亦太炎之高足弟子也，邃有国学，且明于世界文学进化之途径，故于旧文学之外，兼冀组织新文学。惟彼之所谓新者，非脱却旧之范围，盖其手段不在于破坏，而在于改良。以记者之愚，似觉朱氏之主张较为适当也。”朱希祖亦自称：“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 议论相同。”②总之，此时胡适与《国学季刊》大体上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刊物基本在章太炎弟子掌控之中。         胡适脱离《国学季刊》既是北大学术阵营重组的结果，亦有他后来对整理国故检讨的成分。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引起学界多方面的反应。他曾应清华学校学生在短期内掌握国故学常识之需求，拟定《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并在《清华周刊》刊出，随即遭梁启超反对。梁启超还提出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并附有《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梁启超对胡适整理国故没有好感：“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这是人人公认的。但会做学问的人，觉得趣味就在这一点。”针对胡适等所谓整理国故的“方法”或读书方法，梁启超称自己条陈的方法极陈旧、极笨、极麻烦，然实属必要：“什么方法呢？ 是抄录或笔记。”③胡适整理国故没有得到同属英美派北大成员陈西滢的赞同，亦为陈西滢论辩对手鲁迅所反对。创造社郭沫若及成仿吾等也对整理国故提出商兑。面对舆论界多方面的反对意见，胡适亦开始检视整理国故得失。胡适于1926年6月6日在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上称：“说到整理国故，我很想把这个意见写出来，今天不妨先略说一说。因为这事我大约总得负一点点责任，所以不得不忏悔。”“多少青年，他也研究国学，你也研究国学，国学变成了出风头的捷径，随便拿起一本书来就是几万字的介绍。有许多人，方法上没有训练，思想上没有充分的参考资料，头脑子没有弄清楚，就钻进故纸堆里去，实在走进了死路！ ”1927年胡适抛出了《整理国故与“打鬼”》，称整理国故的重要目的是要从“烂纸堆”里“捉妖”、“打鬼”。“输入新知识与新思想固是要紧，然而‘打鬼’更是要紧。”这无疑是面对整理国故过程中众多指责的自我辩解，这样的说辞与其在1921年4月30日编纂《国故丛书》以作中学国文读物的想法相比较，与其在1923年10月17日同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商讨，为高级中学作整理国故的书以付诸实施等相比较，差异显而易见。被胡适指责利用派系矛盾将陈独秀赶出北大的汤尔和，在辩难时有意将胡适整理国故功过与自己运动学生罢课为江浙学人争利相提并论：“兄在八、九年力主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影响所及，岂止罢课而已，为功为孽，兄自知之，无待弟之解释也。”①简言之，胡适所以倡导“整理国故”既有学理本身发展的逻辑，更与五四前后的北大学术纷争中派系重新组合密不可分。         五、对北大学术阵营分化与重组的思考         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导致学术阵营分化与重组，而学术阵营的分化、重组又与胡适发起整理国故有着密切关系，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语境与文化氛围。         从政治语境看，北大学术纷争背后涉及北大与北京政府的斗争与妥协。教育总长蔡元培将代表袁世凯在教育界势力的北大校长严复赶下台，严复去职，是1912年民国初建南北矛盾、大总统与内阁矛盾、政治派别矛盾和官场倾轧的结果。此后，与严复相联系的桐城派力量在北大明显削弱。1913年姚永概辞职，夏锡祺取而代之。而章太炎弟子大量进入北大与江浙学人任学长特别是蔡元培任校长有内在的联系。章门弟子与桐城派在论学价值取向上，皆以返古开新标示，所本的学术资源皆是国学。桐城派、章太炎弟子治国学的路径及方法都本着正本清源的朴学根基。桐城派、章太炎弟子关于国学的分歧，涉及其时学界对国学精华的不同认识以及经典文本的不同选择。这些国学研究者大多又兼有北大教员的身份，他们对魏晋风度的提倡或对唐宋文选的抉择，对中国文化重镇北大的人文品格及精神的塑造有显著的影响。         在政治上，林纾等为首的北大桐城派与安福俱乐部颇有联系。五四运动前陈独秀、胡适等新派在政治上侧重反对桐城派背后的军方力量及以徐树铮等为灵魂的安福系。巴黎和会消息传来，新派更将卖国贼与安福系相联系。全国意义上的五四运动在政治上对学术重镇北大的冲击是显然的。在北大与政府的矛盾中，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被迫离开北大，而在政府与北大冲突中试图折中的桐城派弟子傅增湘亦被免去教育总长职务。此后，蒋梦麟代北大校长，傅岳　任教育次长，北大与安福系关系再度成为学术与政治博弈的焦点。相比较而言，新派中皖籍学人陈独秀、胡适与安福系把持下的教育部较为疏远，而以章太炎弟子为骨干的江浙学人则与教育部亲近。“民国元年，教育部召集了一个读音统一会，讨论读音统一的问题。”章门弟子利用拼音会议凝聚成团队力量，标举章太炎学派。1916年成立国语研究会，“内中出力的会员多半是和教育部有关系的”。“七年十一月，教育部把这副字母正式颁布了。”章太炎弟子在教育部中颇有能量，是故，“国语研究会能于傅岳　做教育次长代理部务的时代，使教育部做到这样重要的改革”。         在与教育部冲突及妥协的过程中，北大新派内部亦有政治与思想之分野。胡适称陈独秀因嫖娼事件被迫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与之有关) ..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而处分陈独秀的1919年3月16日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五四前后的政治与思想分野亦加速了整个学术界阵营的分化与重组。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在新世界散发传单被捕⑤，与安福系交谊颇深的桐城派领军人物马其昶、姚永概出面多方营救。胡适后来致陈独秀信称：“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学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这显示出在政治与思想分野的过程中，同乡地缘关系在某些时候可以缓和学人之间的紧张。         就文化层面而言，北大学术纷争经由新文化运动转向整理国故，中间经历五四运动。其时中国文化所面临的转型，主要包含西方思想引进及本土化解读与国学近代化这两个层面。民初北大主要是以皖籍为主的桐城派与以江浙籍为主的章门弟子之学术纷争。教员中桐城派人物并非一味固守桐城文法，他们在强调唐宋文选的同时，在义理上已有开放的文化心态。而以江浙籍为主的文科教员大多在日本听过章太炎讲国故之学，但章门弟子东度扶桑之初衷并非完全是为了向逗留在日本的章太炎讨教国故，他们或为政治避难或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寻求近代中国的富强之路。至于这些人进入北大后强调魏晋风度，与桐城派只是在国故学表象上有所差异，两者在文化上皆持开放心态。正如章太炎致吴承仕信所称：“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佑党人之召章蔡也。”         后来北大学术阵营重组，两者关系逐步演化成五四新文化反对派与倡导者的对立。其中又涉及部分章门弟子与陈独秀、胡适等新派联手反对桐城派。陈独秀、胡适等利用《新青年》传播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受桐城派抨击。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称非难《新青年》的，无非是因为《新青年》“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 ，破坏旧艺术(中国戏) ，破坏旧宗教(鬼神) ，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 ，这几条罪案。”这涉及新旧之争，“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但是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所谓德先生、赛先生及后来的穆勒尔姑娘(Morality或Moral)等概念均取自西方，而用“先生”、“姑娘”等中国民众所熟悉的词汇来描述西方民主、自由及道德，这是西方学理中国化的处理。陈独秀试图用这些语汇背后的西方思想理念来启蒙中国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为了对抗新文化思潮，林纾等在北京组织讲习会。针对林纾等造谣中伤，陈独秀称：“迷顽可怜的国故党，看见《新青年》杂志里面，有几篇大学教习做的文章，他们因为反对《新青年》，便对大学造了种种谣言，其实连影儿也没有。这种谣言传的很远，大家都信以为真，因此北京、上海各报，也就加了许多批评。”林纾等桐城人物一度被新派人物讥讽为“国故党”。“这班国故党中，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新申报》里‘荆生’的著者林琴南，和《神州日报》的通信记者张厚载两人。”林纾曾希望桐城弟子徐树铮利用军政实力予以武力干预，这就意味着学术与政治的联手。         对新派人物胡适而言，“国故党”是新派要打击的对象，而对于“国故党”手中的国故当然也不能手软。对西方学术做本土化解读的内在理路，实已蕴含着用西方探究学问的方法清理国故。当然在陈独秀离开北大后，胡适由倡导新文化转向整理国故有多重因素，其中就包括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由思想启蒙转向讨论政治，并引起了北洋政府关注。1923年胡适生病住院曾被学界及政坛怀疑为他吓得逃走了：“上个月我在国语讲习所告假，那边就有人疑心我的告假是和国务会议‘取缔新思想’的议案有关系了。”胡适被迫在《努力周报》第36期发表声明：“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尽管胡适在日记中表示“不愿于政府和我们作对的时候出京”，但亦决定“以后我就不多做时评了”。这样，整理国故就成为比较好的选择。         胡适等大兴整理国故是五四后的事。随着新文化倡导者内部的分裂，新旧之争逐渐演变为新派内部英美派与江浙派人事之争。其时，北大新派亦因留学国别差异而有英美派、法国文化派。就地缘关系而言，北大江浙学人内部甚至还存在过温州学派。诸如此类的学术阵营重组实际就是排除或打击异己，从而发掘利益集团优势，目的是为了在学术及政治上占有更多的资源及发言权。由此而言，胡适整理国故尤有分化章门弟子学术阵营的一面。胡适等所谓整理国故，大体上是国学的近代化或曰本土学术近代化。胡适用美国杜威等实验主义方法整理国故，在治学的路径上以西方“科学”的方法解读与整理国故。就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无论是整理国故的内容还是方法，客观上为国学近代化作了许多工作，尽管胡适自称整理目的是告诉国人，国学不过如此。从严复、林纾凭借桐城文法译介西学到胡适由整理国故转向全盘西化，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皆酝酿了近代文化转向。这其中有太多的政治因素，而不仅仅是学术逻辑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简言之，在中西学术会通中探索近代文化转型，将五四运动中的北大与整理国故中的北大联系起来，考察胡适整理国故之原委，分析其中学术派系势力的消长与潜在政治压力的关系，可以为我们探究近代学术经由倡导新文化走向整理国故提供一面镜子。从镜子中折射的是政治运动语境下中国近代学术变迁的一个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