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翼龙推铁:2010，我们会加工资吗

观察与思考2010年第2期封面

　　各地“两会”召开在即，多个省市传出“涨工资”的呼声和动作。江苏省在全国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1月23日，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社会宣布，从2010年2月1日起省内各类地区的最低工资涨幅超过12%。 

　　此外，北京市、重庆市以及东莞市等也纷纷表示初步具备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条件。

　　专家认为，各地相继拟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基于中国经济回暖的大环境，此举措对国家、对个人，乃至对用工企业都有利好。2008年11月1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要求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当时恰恰是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显现之际，企业经营面临极大的压力，作为企业成本的一部分，最低工资标准被暂缓调整，这也是意在稳定就业、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政府宏观调控之举。

　　一年多以后，情况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经济回升走出了人们事先敢想而不敢求的V形轨迹，GDP逐季上升，2009年第四季度增长已从一季度的6.2%上升到10.7%。

　　■顾列铭

　　在南方，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90年代初父亲来这里打工，月收入为800元；10年后儿子又来这里打工，月收入仍然为800元。

　　换言之，10年过去了，两代打工者的工资收入没有任何变化，而这么低的收入在今天，连维持打工者自身的简单再生产(即养儿育女)也非常艰难。

　　而这正是在最低收入线徘徊的中国劳动者特别是中国工人的真实写照。

　　收入偏低的中国工人

　　以下是笔者采访的几个低收入者。

　　2010年1月2日， 无锡23岁打工者王先生。当天无锡最低气温零下3摄氏度。在城市忙碌的马路上，人们用大衣、羽绒服将自己层层包裹起来。而在这越来越寒冷的冬日里，建筑机械厂23岁的打工者王先生说：最怕的是生病。

　　虽然厂里发了新手套，但正在干活的他并没舍得戴，仍戴着露了手指的破手套。“冷吗？”“当然！”“为什么不戴新手套？”“舍不得，旧的还能用。”

　　王先生半个月前刚过完23岁生日，脸上还略带稚气，可干起活来却一点都不含糊，因为他们是计件拿钱的。但公司产品利润率太低，老板给的钱也不多。

　　王先生来自安徽，来无锡打工一年多，他最喜欢听的歌是《爱拼才会赢》。王先生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一家四口，兄妹两人。初中毕业后，他就开始外出打工，去过苏州、南京等地。来到无锡后，他开始学习干车床。“干这个活，夏天和冬天最不好受。夏天车间里没有空调，热的浑身是汗；冬天车间里没有供暖，冻得透心凉。”说着，他摘下手套，露出冻得通红的双手。笔者戴上他的白线手套，摸了一下一旁的零件，的确，手套几乎没什么抗寒的作用，寒冷依然渗透到手心。

　　虽然在外打工有时会累一点，但他说，每月领工资的时候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觉得辛苦没有白费。当谈到在外打工最担心遇到的事情时，他说，“最怕的就是生病”。因为打工挣的钱一个月才1000左右，除去每月固定开销外，根本剩不了多少。一旦生病，小病还能吃点药扛过去，要是严重的话就只能到小诊所里输液打针什么的，误工不说，光看病的钱就让人难以承受。

　　2009年12月20日，苏州42岁的打工者朱先生。采访朱先生时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笔者眼前是一排低矮的简易房，屋外用蛇皮布遮盖起来，工人们说，这样能挡风。房子没有门，蛇皮布卷起来再盖上几块板，就是最简单的门。工棚里，一些民工的床上放着新买的被子，几位民工正躺在床上听收音机。

　　屋外一个工人正在洗衣服，他就是朱先生，42岁，来自湖南，已有20多年的打工史了。朱先生说，老家的温度与苏州只差几摄氏度，但是苏州的冬天更阴冷。“每人发了两床被子，但还是冷，所以很多人自己又买了被子。”他们每天6时出工，17时下班，惟一的娱乐就是听听广播。为了第二天精神好，很多人20时左右就睡了。“冷水洗衣服很冷吧？”笔者问。“这点算啥。”朱先生说这话，一双大手就伸了过来，手上尽是老茧，还有一条条裂开的口子。朱先生说，他们的手早就经过风吹日晒的磨炼，不仅不会轻易破皮，就是放在冰水里，也不觉着凉。

　　朱先生家里有两个孩子，还在读书。平时想家的时候，他就翻看存在手机里的孩子与老婆的照片。“这是我儿子，这是小女儿，都挺乖的，呵呵……”朱先生说话时，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在外打工他就靠这些照片抚慰心灵。

　　朱先生说，在外面打工肯定是苦的，但为了挣钱，也顾不上那么多。工程快结束了，这也意味着他很快就能带着几千元钱回家了。他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拿着打工挣来的工资回家过个好年，把家里的老房子翻造成新房子。但不知道包工头能否在回家过年前把自己一年的钱给结清。

　　2009年12月10日，上海50岁的刘先生。刘先生学法律出身，在国企做法务工作，他所在的国企经营状况比较差，不过也没亏损。收入不高，年薪福利加起来也就3.5万的样子。刘先生的老婆收入也不高，在一特大型国企，因为学历不高，也没有什么技能，就做些辅助后勤工作，收入就在1.5-2万左右。孩子上初中，又刚买了房，所以有点生活压力，年节余大概就在2万左右。这在房价高达几万元的上海基本就是城市贫民。

　　2009年7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5979元，同比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3%。城镇在岗职工平均收入减去消费额为8659元，其中减去三金等费用，大约还剩5000元，只够维持家庭的基本开支。

　　与此同时，虽然第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继续大幅上升，但社科院世经所发布的2009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报告却认为，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仍然疲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掩盖了这一事实。

　　而市场咨询公司尼尔森的2009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也显示，虽然我国消费者信心从第一季度底部开始反弹，但仍未恢复到2008年下半年的水平。

　　社科院世经所的报告指出，从表面上看，消费的表现总体令人满意---2009年前3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接近19%，与历年情况相比，处于一个正常的增速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指标口径不仅包含了居民的消费，还包括了政府和企业的消费。

　　该报告比较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情况。“可以粗略估算，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量中，政府和企业的贡献占到66%；而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只能解释剩下34%的增长。”报告指出了另一个显示消费疲弱的指标，即居民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2008年年底，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平均消费倾向达到0.74，但这一水平目前已降至0.65。而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消费倾向以往在大约0.6的水平，但目前已降至0.57。”

　　居民消费的不振映衬出一个很普遍的现实，那就是国人的低收入。这就可以理解在2009年7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2%，远超同期GDP7.1%的增速时，社会上对此提出的质疑。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通过对我国消费率的研究，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消费率的变化趋势有以下特点。

　　我国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在近几年呈现加速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2.1%下降至2007年的48.8%，下降了13.3个百分点。特别是200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呈现出加速下降的特点，短短8年间消费率下降了13.5个百分点。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近20多年来，世界平均消费率约为77%，而2007年我国消费率只有48.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2个百分点。

　　我国消费率的持续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的持续走低引起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48.8%下降至2007年的35.4%，下降了13.4个百分点。相对而言，我国政府消费率的变化幅度较为平缓，波动不大，1978年与2007年的政府消费率基本持平。因此，我国(最终)消费率的持续下降实际上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的持续走低引起的。

　　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针对金融危机采取的短期政策已初见成效，2009年GDP增长8.7%。虽然经济出现短期回暖，但能否长期持续增长仍有很大疑问。

　　据了解，在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目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是负数；内需对GDP贡献略有增长，但很不明显；真正在拉动GDP增长的是投资的扩大，2009年政府投资较2008年同期增加了130%。

　　据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只能是短期行为，不可能长期持续；另外，中国也可能长期用补贴发达国家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吴敬琏所说的补贴发达国家，指我国用低价的劳动力成本为发达国家生产低盈利、低价格的产品。因此只有让老百姓花钱，以消费拉动GDP持续增长才是当前最合理的。

　　2009年底，人民论坛 “未来十年十大挑战”问卷调查显示，第一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第二为“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近几年，社会上关于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议论越来越多，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对社会的稳定就会造成威胁，而这种扩大的过程往往正是能量的积累。

　　在上个世纪初，刘少奇等人曾经到安源煤矿做过安源煤矿工人阶级的调查。几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农业科学院的博士生正沿着刘少奇的足迹做着和他当年同样的事情，这位博士生发现，现在在安源煤矿，矿工的生活依然十分艰苦。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几十年没有给这个社区这个行业的这类人群带来深刻的质的变化。

　　请注意，在做出这个结论时，这位博士生做了严格的限制，只针对特定的对象。这位博士生的说法绝对不是在否定制度，而是给制度做一个提醒：现实生活和你承诺的制度空间是有差距的，是我们应该改进的。否则任由这种情况无限期地存在下去的话，一方面在客观上造成极大贫富差距的存在，另一个层次上也是在积累社会矛盾的冲突。这就强调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都是生活在社会的区域空间，造成剧烈的冲突，造成剧烈的心理上的群体的认同和群体之间的排斥，对一个社会的秩序稳定有巨大的瓦解和破坏作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问题。

　　而贫富差距的扩大，肯定要造成弱势群体生活出现问题、困难，如果这种局面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弱势群体不能得到保护，自身通过努力又无法改变，就必然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当然，全国总的情况还不至于那么严重，但在一些地区，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到了一个很危险的程度，引起的愤怒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安源的情况。另外，在一些地区，一些人在生活方式上的炫耀，所带来的不良效果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在大城市还好一些，尤其是在一些落后地区，比如农村的一些村镇，那种炫耀财富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行为的标志、社会群体的识别符号。这个问题引起的冲突还是很大的。这些从一些已经发生的案件中，就可以看出这方面冲突的心理基础。现在北京的有钱人流行“开车别开太好的”说法，言外之意就是不要招摇，否则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灾祸。

　　许多国家都存在城市居住空间的贫富分化问题，即有所谓“富人区”与“穷人区”之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住宅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城市也开始显露居住空间两极分化端倪，如深圳、上海、南京、广州等。

　　专家研究认为，贫富人群相对集中聚居，形成贫困人口区位化现象，将会导致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贫困人口本身来说，贫困人口聚集在一起，因整体消费能力低，减少了其就业的机会；由于设施的欠缺，恶化了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社会上对贫困社区人口的人为分类，易使他们“破罐子破摔”。另一方面，我国城市贫困区大多集中在城乡结合带，流动人口多，人口素质相对较低，容易形成贫困素质循环感染和治安死角，增强诱发社会不安定因素。

　　总体来说，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并未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但已经到了国家和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的阶段。国家应该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必须正视个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一少部分收入很高，相当多人收入很低，甚至有一部分人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这一社会现实。

　　邓小平曾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段话中，邓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最本质的问题做了界定，此话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顾问君

　　很多打工者问：“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难道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就这么大？”

　　其实，这不是劳动差别大，而是赚钱的方式不同----企业主当然也付出劳动，但他们赚钱主要依赖所投入的资金、厂房和设备，属于资本所得；而普通工人呢，赚钱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实现我国“保增长，调结构”的目标尤为关键。

　　但是，现今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限制了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活力与动力。因此，启动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刺激消费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我国一直没有很完善地解决一次分配(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问题，所以未能切实做到分配合理化，没能提高广大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籍此用消费拉动经济。

　　分配严重失衡

　　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一次分配，其发生在单位(企业)与个人之间。而政府的转移支付部分叫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政府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将其一部分财政收入单方面无偿地让渡而发生的支出。比如：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救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

　　在2007年10月15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时就表示，将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长期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偏低、国民收入分配向国家和资本所有者倾斜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

　　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上世纪90年代以前，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41%。与此同时，营业盈余比重由原来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2000-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结构失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来自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近几年中，从未增加过工资的全国普通工人超过26%。

　　不但如此，人们还发现试图通过付出更多劳动来提高收入，似乎变得越来越难。

　　对此，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存在差距也正常，但若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很多问题。而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例却不断上扬。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更不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如果老百姓没多少钱可以用来消费，出台再多的刺激政策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分析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除了现阶段一次分配制度极不合理外，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也不合理。而这从大环境看主要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关，长期重投资轻消费，社会财富增加的大部分被政府拿去搞建设了。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长更是超过GDP增幅。相关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这跟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致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的状况一直难以扭转。　

　　综合多个部门和专家的测算，在国民收入三大分配主体政府、企业、居民中，目前我国的分配比例是33∶30∶37；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比例曾经是24∶18∶56。

　　“国家和企业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是我国现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点。”长期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的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政府收入占比过高，应控制在25%之内；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多数国家在60%左右，美国已达到70%；企业收入占比偏高，国际上一般低于25%。

　　目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说到贫富悬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概念—“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世界银行的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我国不同行业职工的收入差距最高已达10倍。

　　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到2005年增至4.88倍。而国际上公认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要加以调控。

　　据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最近10年来，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总的趋势是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某些垄断行业的收入更高，而传统的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收入则相对较低。

　　“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社会非议最大的诱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

　　更应看到，垄断行业的高利润和高收入，不光是凭借国家的特殊政策和雄厚资金，更是建立在挤压一般企业应有利润的基础上的，这在相当程度上使其它企业增收不增利，难以加工资。

　　分配制度如何改革

　　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分配自古以来事关社稷民生，如今我国的国民财富总量已雄踞世界第三，分好财富的问题日显重要。连续三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2009年的会议更是强调“加大调整力度”。

　　同时，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下称《指导意见》)。

　　笔者认为，改革分配制度不仅仅是简单做加减法，而必须解决深层问题以推进改革。

　　第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让利于民。

　　目前，各级政府用税收、收费罚款、土地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等权力在国民收入中进行分配。政府分配占比高，问题症结在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而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深化资源价格改革，正是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改革举措之一。　专家认为，以上举措对调整当前收入分配格局至关重要。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将减少行政收费；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将限制一些地方政府的“卖矿”收益。

　　“初次分配调整的重点不是强化对劳动市场的干预，关键在于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说。

　　第二，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扩大就业。

　　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归根结底取决于工人和岗位孰少孰多。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引导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各种服务业加快发展，是2010年的工作重点。

　　要提高国民劳动报酬占比，解决好就业是前提。目前我国就业压力之大世界罕见，有2.5亿农村劳动力要转移，每年还有600多万大学生和500万城镇新增劳动力要就业，制定和实施促进小企业、服务业战略规划已刻不容缓。

　　目前我国每千人拥有企业11个，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45个企业，发展中国家是25个。2008年，我国服务业在GDP中占比40%，与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比低6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率占全部就业33%，比一般国家水平低27个百分点。

　　过去三十年，我国对能容纳大量就业的小企业、服务业的发展，在思想上忽视，在战略上轻视，在体制上障碍较多，在政策上没有支持，在法律上没有有用和能用的条款促进，使国民经济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

　　当前，分配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偏低”：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都与经济结构有关。比如，由于投资、出口、消费比例不协调，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劳动力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已从最低时的21.6%升到40%以上，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大量一产富余劳动力被挤进二产，造成二产劳动力供过于求；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财富增长相对缓慢。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必须着眼于整个经济结构，从调整相关经济结构和深化体制改革着手，调整出口、投资、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通过变粗放型生产方式为集约型，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推动产品由低端进入中高端、压缩过剩产能等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大力发展三产扩大就业，减轻二产人力资源市场过度竞争。

　　第三，要扎实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平均分配。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为5-10倍。

　　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公并非竞争力和人力资本差异的体现，而主要是垄断行业获取了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收益。垄断格局不打破，这种收入分配的格局必然存在。

　　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大亮点。“我认为最为重要的就是扩大准入。”温家宝说，凡是政策没有规定不可以进入的，都应该让民间资本进入。

　　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隔6年再次提出要“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表明2010年中国在市场化改革方面会有新的突破，教育、医疗、卫生、基建、公用事业等垄断领域会吸引更多民营资本进入。

　　与此同时，通过提高垄断行业利润上缴国家的比例，使得其行业从业人员收入维持在高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合理比例之上。

　　第四，要稳步推进城镇化，惠及农民。

　　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从1985年到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城乡差距由1.86倍扩大到3.33倍。推进城镇化，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亮点。

　　而要提高农民收入占比，关键是减少农业人口。2008年占就业人口总数40%的农业人口，只创造出占GDP总量10%的农业产值。目前我国农业产值在GDP中占比每三年下降两个百分点，大量的农业人口分配越来越少的农业产值，收入怎么可能提高？

　　多位专家表示，随着农民身份转换提速，农民增收难有望缓解。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我国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正在大幅增加。2009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8.5%，其中，由各项补贴、离退休金和养老金以及救济款三大部分组成转移性收入增速遥遥领先，达到26.4%。

　　关于财产性收入，专家建议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促进土地流转和变现，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流；清晰界定农户宅基地产权属性，推进宅基地流转、置换方式创新，让农户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

　　第五，公共财政应优先投向民生领域，支持保障。

　　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三大“民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合计29.2%，比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低24.8个百分点，其中医疗和社保支出不足问题尤其明显。

　　从国际上看，转型国家因为政府权力的逐步削弱可能导致公共品供给不足。但是在中国，公共品供给不足却是地方政府权力过大所致。由于财政分权，地方政府除了为增长而竞争、有足够的激励提供公路、机场、港口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对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供给显然缺乏足够的激励。

　　为此，在“十二五”期间要强化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建立以社会救助、全民医疗保障和全民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经济保障体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来大力发展公共服务，加大对老年人的服务保障。

　　2009年GDP“保8”成功，财政收入增长8%，而投入社保的财政支出预计增长17.1%，超出1倍以上，这是前所未有的。不过，目前，政府实际行政开支占全部实际收入的比例已升至40%，高于东亚、拉美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这一开支不能超过政府全部支出的15%。

　　随着人大监督和公共监督的强化，我国的民生投资有望持续扩大。事实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穆虹说，2009年分四批下达的中央投资中，直接用于民生的投资比例超过了50%。

　　■苏锡民

　　众所周知，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提高劳动者收入，则是对劳动者的尊重！

　　在二十一世纪，不能再让中国的劳动者拿低工资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规矩”。中国的劳动者不是“天经地义”应该拿低工资的。

　　全社会都要关注劳动者收入严重偏低的现状，让中国的劳动者活得体面，活出尊严。

　　最低工资必须大幅提高

　　先看看欧洲国家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瑞典是22700元/月，瑞士是20838元/月，卢森堡是16420元/月，冰岛是14993元/月，爱尔兰是14620元/月，比利时是14407元/月+社会福利，澳大利亚是14380元/月，荷兰是13820元/月，法国是13377元/月。

　　目前，中国许多地方的最低工资一般在500元/月上下，最高的也没有超过1000元/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最低工资是中国的30-40倍！

　　通过对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资制度研究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最低工资要以人均GDP作参照，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率发达国家为37%，发展中国家为68%，世界平均为60%。2008年，中国人均GDP是3259美元(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如果中国工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话，全国最低保障工资应是3259×68%=2216美元，也就是1261元/月。

　　目前，我们中国有哪个地区的最低工资能达到1261元/月？只有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出合理的最低工资，才能理顺其他各行业、各部门的工资关系。国外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一般比最低工资高出40-60%，最高达100%。

　　而为使多数企业能够支付1261元/月的最低工资，笔者建议，一方面，政府必须对企业减税，并减少各种收费；另一方面，大力开放垄断行业，使社会平均利润得以提高。如此，才能使劳动报酬增长不低于、甚至略高于经济增长和企业收入增长。

　　这在今日中国尤其重要。中国目前正处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的结构。一个是现代经济部门，与此并存的另一个是传统经济部门。在现代经济部门里，工资是由工作者创造的边际产出决定；而在传统经济部门里，情况则完全不一样。一方面边际产出本来就低；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现存的1.5亿剩余劳动力，造成了刘易斯所说的低价劳动力无限制供应的局面。这些劳动力要求的仅仅是生存工资。假若由于某种原因城市里非熟练工人工资有所提高，那么就会吸引从农村来的劳动力参与竞争，最终使工资回到原来的生存工资水平。只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吸收完，城市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不可能与生存工资有实质的差别。

　　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在今后十几年里，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以前，低工资的状况不会有实质的改变。一方面在传统部门里，已经拿低工资的人始终维持在生存线水平上，另一方面在现代部门里，已经拿高工资的人工资还会继续快速增长。这样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要扭转这个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最终必须靠经济的二元结构归一，也就是说，要等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完全吸收完以后。这时低收入工作者的工资才能跳出生存工资的水平。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尽管提高劳动所得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真正落实必须依靠法律和制度保障，目前，中国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工资增长计划，可惜缺乏有力保证。

　　而要改变这种现状，有限途径应是从制度上和机制上突破，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即按照GDP增长比例确定劳动者报酬调整幅度和频率，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国民经济增长幅度。

　　同时，还必须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工资谈判机制，提高普通劳动者与企业谈判的能力，以切实提高自己的收入。

　　强化产业工人协商工资增长的地位。这是一个庞大的复杂工程，也是一个长期工程。要在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基础上，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这对广大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来说，任务更紧迫。这些企业就业人口多，收入水平低；扩大消费，这个群体是重点。要积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扭转“劳方不敢谈、不会谈，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局面；对中小企业建立工资增长机制明确给予减免税优惠，形成利益引导，助其减轻经营压力。

　　目前，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一般在55%以上，而在我国，2007年这一比重已从1997年的53.4%降至39.7%。以2008年GDP总量31万亿元算，如果劳动报酬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就能多发3万多亿元工资，普通劳动者境遇会大为改善。　

　　特别要指出的是，要改变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被增长”的局面。所谓“被增长”，也就是说实际没有增长，但在统计数据中却增长了—2009年上半年全国职工工资、城乡居民收入数据发布后，社会上对其增速高于经济增速提出了质疑—2009年7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称，据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远超同期GDP7.1%的增速。

　　很多人称，统计数据与自己的收入不符，工资“被增长”了。

　　国家统计局对此的解释是，现行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统计范围，尚未包括城镇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而工资总额统计的是个人税前工资，并且包括个人缴纳的养老、医疗、住房等个人账户的基金，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甚至包括实物形式支付等。全国约3亿城镇就业人口，目前工资统计只涵盖了约1.3亿，私营企业职工、个体户和一些灵活就业人员没有涵盖在内。

　　看来，我国城镇单位职工工资统计范围过窄，存在缺陷。

　　在金融危机中，处于工资低端的岗位和企业减少，而处于工资高端的岗位和企业变化较小，是造成平均工资数据仍然上升的原因之一。此外，机关事业单位平均工资增幅快于企业，也是工资同比增长的原因之一，前者平均增幅约高出企业3个百分点。据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冯乃林表示，政策因素是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增长的主要原因。如机关行政单位工资调整和津补贴规范目前还在逐步兑现；教育部门关于各级学校教师的工资水平不得低于当地同级别公务员工资的政策出台等。但对一般人而言，放眼望去，只见企业在裁员，在降薪，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失业者的行列。然而，据统计我们的收入却在以11.2%的幅度在增加，这岂不是咄咄怪事！难怪有人说，中国人加工资—空调。就连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这样的专家也说，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个人所得税同比去年增速却大幅下降，这之间相互矛盾。

　　2009年7月，风险咨询和内部审计专业机构甫瀚公司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100强公司治理评价》报告。该专项研究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按市值(截至 2008年6月30日 )排名的前100家样本公司进行调查和分析，发现高管薪酬迅猛增长已有失控之势，金融业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已明显高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该报告以2007年年报数据为样本，发现在全体高管人数增长18.63%的情况下，全体高管成员(包括董事和监事)的报酬总额增长幅度却高达111.23%。2007年是泡沫之年，名义薪酬上涨并不奇怪，但增长之快仍然令人称奇：从人均报酬水平来看，全体高管成员的人均报酬水平为58.39万元，比上年度的36.08万元增长了61.83%；全体董事会成员的平均报酬水平46.92万元，比上一年度的27.03万元增长了73.58%；增长幅度最大的是执行董事—人均报酬为177.01万元，比上年度的88.95万元增长了近一倍。

　　看来这“平均数”确实不靠谱。搜狐网调查显示，有52.51%的网友呼吁国家统计局—“别平均，还是细化一下，将各种工资段的人数比例也公布出来：月工资1500元以下的有多少，2500元以下的有多少，5000元以下的有多少，20000元以下的有多少，也让我们知道差距有多大。”

　　有案可查的是，大多数人的工资被金融行业等高薪行业“增长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平均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业，平均工资为3060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1倍；其次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平均工资为2773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9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第三位，平均工资为2324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

　　而大多数人的收入只能持平，至于住宿和餐饮业、建筑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其平均工资分别为9885元、10349元和11661元，分别只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7.5%、70.7%和79.7%，但这些行业的从业者也托高薪行业的福，工资“被增长”了。

　　工资“被增长”如果被地方政府作为政绩，那大多数人的工资增长也就成了“政绩工程”。

　　税收调控必须全面有效

　　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调节，是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的有效途径。

　　用税收来调节悬殊的个人收入是十分必要的。但现实却是高收入者的个人调节税收流失较为严重。

　　分析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构成可以发现，工薪阶层和个体工商户缴纳的税款占了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量的90%以上。

　　目前，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还是调整收入差距。然而，在国家收上来的个人所得税中，普通收入的工薪阶层却占了绝大部分。这显然有悖于国家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的初衷。

　　为此必须改革税收制度，加大所得税再分配功能，首先要调高高收入者的累进所得税率，其次要减少所得税的累进层级，并加大各层级之间的级差。目前，垄断行业不仅工资很高，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也很高，企业年金也大都建立了。有的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加起来超过工资收入，很不合理。以前，高公积金和高企业年金都免征个税，这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

　　近日，国税总局发出通知，已明确企业年金要征收个人所得税。

　　还想特别强调的是，目前央企每年上交税费后，还有数千亿元税后利润留在了企业，难免会有一部分以补助、奖金等形式进入个人腰包，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要在继续打破垄断的同时，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国企利润上缴机制，用以弥补对中小企业减税和社保基金的支出。

　　还须看到，今天很多群众生活窘迫，不少是由于我们结构调整等造成的，他们为改革的顺利进行付出了成本。因此，他们完全应该分享今天的改革成果。传统上人们所强调的公平，是你有能力干得多就应该拿的报酬多，但从社会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看，有能力的人，即所谓强势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也多，因而有必要给社会更多的补偿，即设立合理的再分配机制。

　　中国国民的收入差距拉大，主要是因为机会的不平等。平等有机会的平等与结果的平等两种，后者多体现在对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上，为此必须加强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坚持效率优先，在再分配领域则要强调公平，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方式调节收入分配。

　　■锡 士

　　2010年1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继续处在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要更加注重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优化政府公共投资结构，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特别是要支持解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更有力地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集中财力办大事、办推进改革、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的事。

　　胡锦涛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机制。要加快完善税收制度，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则表示，增加百姓收入，缩减收入差距，调整储蓄消费的失衡，如果中国能做到这些，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就能持续增长，并促进全球失衡局面的解决。

　　林毅夫认为，中国必须纠正的最严重的失衡是收入差距问题。他说，由于中国金融和资源部门的市场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这些改革将使中国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增加普通人群的收入。一个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其产业就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其国民经济就可以得到最为快速、最具可持续性的发展。同时，低收入者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人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我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区段的生产活动，就可以多创造就业机会，让更多低收入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张晓晶谈到如何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时说，第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低收入人群为什么收入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就业机会不够多。如果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他们的收入就会随之增长。第二，即使中低收入者获得就业，但他们在就业中获得的收入仍然不高，而收入不高的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事实上，劳动者应该获得更多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应该更多一些。所以，要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第三，要让低收入群体能够在城市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包括户籍问题、福利保障等。第四，就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收入。

　　张晓晶说，财政应该加大对农民和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渠道。权宜之计是帮助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尽快渡过难关；长远来看，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以利于吸纳更多劳动力。同时，还应尽快完善社保，解决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这也是逐步扩大消费的坚实保障。

　　张晓晶表示，扩大居民消费，首先就要增加居民收入，这就要求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目前在中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这不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如果老百姓没有钱，谈何消费？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工资收入的情况下，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应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城镇居民内部，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人均收入之比，由2000年的3.61∶1扩大到2006年的5.56∶1；在农村，则由6.47∶1扩大为7.17∶1。另外，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2007年也拉大到3.33∶1的历史高位。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升级和扩大内需是一个直接的障碍。

　　那么，目前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张晓晶认为推动收入分配格局就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也会遇到改革的阵痛。

　　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新闻中心近日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8.3%的人感觉和十年前相比，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84.6%的人认为，目前的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让人不能接受。在怎样缩小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也认为应该“济贫”，而非“劫富”。调查中，当被问及如何缩小贫富差距，73.5%的人认同的是“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而非“对高收入人群课以重税”。

　　■金 名

　　一、工资集体谈判。工资集体谈判制产生于18世纪末的美国，是协调劳资冲突的产物。工资集体谈判制是指通过企业(雇主)与工会(工人)之间的谈判来决定工人工资的一种工资决定方式。这一分配制度到20世纪30年代最终确立，确立的标志是美国政府制定了最低工资法及有关劳资关系法，工资集体谈判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和约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都推行劳资谈判工资制，并由政府法律予以确定，使之成为当代西方通行的初次收入分配决定制度。工资集体谈判制的实质在于通过相对平等的劳资集体谈判，使工人能够分享到劳动效益提高和利润增长的成果。这一制度创新印证了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要求，反映了分享经济理论揭示的经济效应。其意义在于：从企业来说，有利于增进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使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得到协调；从社会来说，集体谈判以“协议”方式规范了劳资双方行为，使劳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的激化程度下降到最低点，从而减少了社会震荡；从分配本身来说，工资由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双方即劳资双方共同决定，这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使分配相对合理。

　　二、最低工资法。以法律形式规定最低工资，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

　　三、分享制与职工持股计划。在利润分享制中，工人在固定工资以外，按照事先决定的比例奖金的形式分配利润的一部分。职工持股计划则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进入滞胀阶段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产权组织形式和新的收入分配制度形式。职工持股计划包括企业职工拥有该企业部分产权或全部产权。尽管职工股份制是通过产权的重新分配来达到企业收入的重新分配，分享制是在原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劳动报酬的重新分配，两者有区别，但是在职工股份制企业中职工以股息形式分享部分利润，因此有的西方经济学家从“分享利润”的意义上，把职工股份制归为分享制的一种形式。

　　四、股票期权计划的推行。经理股票期权计划在美国公司蓬勃兴起，并扩散到其他西方国家。企业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薪酬的形式通常由基本工资、奖金、福利计划和股权激励组成。从薪酬制度的演变过程来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基本工资、奖金和福利组成，90年代以来，股权计划这一长期激励机制在经理薪酬结构中日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股票期权是公司给予经营者在某一时期、某一固定价格购买本公司股票的权利。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股价上涨，经营者行使购股权便能获得可观的资本收益，反之，则只能放弃这一权利。这种机制有利于激励经理人努力改进公司的经营管理。同时，经理期权计划也从美国公司扩散到其他西方国家企业。在欧洲，许多企业通过引入这一计划，以灵活的薪酬分配机制吸引了优秀人才。日本企业也开始引入股票期权计划，开始向高级管理人员提供股票期权，以试图解决企业长期崇尚均等薪酬而导致的企业低效益问题。

　　五、政府不断调整财政税收政策。美国联邦政府主要依靠所得税，州政府主要依靠消费税，地方政府主要依靠财产税。德国税收收入分配制度比较完善和稳定，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划分为专享税和共享税，其主要特点是：共享税是主体。共享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几个重要税种。共享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70%以上。专享税都是一些次要税种，联邦政府主要有关税，州政府主要有财产税，地方政府主要有土地税等。

　　六、建立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