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侠一共几部电影: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和她的真假丈夫们

文/卢  弘

人们都知道，张文秋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也知道她这两个女儿分属两位生身父亲，却未必知道她除了有过两位真正的丈夫，还曾有4位战友当过她的假丈夫，又有过一位虽已过门却未成亲的未婚丈夫。他们连真带假共有7位，其中多数早已牺牲，有的与张文秋的“共同生活”又极其匆促短暂。但是他们每个人都给张文秋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有的更为她留下了无穷的思念和终生的憾恨!

这里将张文秋与他们的故事，按时间先后依次说来。但愿读者能从中了解到，像张文秋这样的一代女性，在中国革命中，有过多么奇特的经历，经过多么惨痛的遭遇，受过多么沉重的打击，又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

死里逃生初当假夫妻再次遇险机关遭破坏

原名张国兰的张文秋与刘谦初的婚史是从1927年4月至1931年4月。就在这一期间，她还遵照党的决定，先后与两位男同志结为假夫妻。这是她革命历程中的两段非比寻常的特殊“婚史”。     张文秋近照

其中的第一次，是在与谦初新婚惜别以后不久，她从故乡京山躺在棺材里装死人逃了出来，先在河南驻马店地区，后在湖北洪湖和汉川地区，参加了当地的秋收暴动和武装斗争，又潜回京山一次，想恢复那里的工作。但是那里的党组织已遭严重破坏，她进去后仍然无法存身，只得再次逃出故乡，秘密来到武汉，找省委的一个地下联络点去接头，暗号是找她的“表哥”介绍工作。一个多星期以后，她才得到回音，让她按规定时间用新的暗号到武昌首义公园去，与省委派的人见面。

她按时去到，与一个陌生男人对上暗号，那人对她近一时期的去向、活动和表现等等，作了仔细询问，她一一如实回答后，那人叫她第二天再来这里，接受党给她的新任务。

她又如约到达，那人却将她领出公园，过江到了汉口，进了三德里一幢三层楼小洋房，里面有个30来岁的男人正等着她，她正纳闷这是个什么地方，这一位又是什么人时，那人却冲她笑道：“你不是要找表哥吗?怎么见了面还不认识?”

原来他就是常驻湖北省委的中央特派员唐戈德，代号就是“表哥”。他指着领张国兰来的同志说，这位是新任湖北省委秘书长刘先源同志，说着就三人一起对张国兰今后的工作交谈起来。

唐戈德和刘先源说，党组织已经对张国兰近来的情况，进行过了解和考察，与她自己所说的完全一致，认为她经受住了严重的考验，可以分配新的工作。唐戈德正式通知她，党组织已经决定，张国兰留在省委机关，担任秘书处副处长兼机要秘书，受刘先源同志直接领导。这座房子就是省委秘书处的工作地点。唐戈德说：“从今天起，你就是这里的主要工作人员，对外要伪装成一个家庭，由你来当这家的女主人，还给你派一位‘先生’来，好掩护机关工作。”他接着又特别交代说，“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叫李丽娟，公开身分是一个小学教员，但是目前没有教课，在这个新家当‘太太’。你对这个安排，有什么意见吗?”

一下变成李丽娟的张国兰道：“我一直是做公开群众工作的，很想直接参加武装斗争，现在让我搞地下工作，还要装成一个太太，我可能不适应，恐怕干不了。”

唐戈德说：“让你当‘太太’，还要装个假夫妻，是为了应付环境和对付敌人的，不用家庭名义就租不到房子。对外是夫妻，对内还是同志关系，但是公开场合要装得很像，不能让人看出破绽，这是工作需要和党的任务。”

张国兰又说：“可我已经结了婚，有了爱人。”

   1926年刘谦初在北伐军11军政治部任宣传总教官 唐戈德说：“组织上当然了解。正因为这一点，才让你装成太太，没有结过婚的才不合适呢。”他又说：“组织上还了解到，你很有应付敌人的能力和经验，善于克服各种困难，相信你能做好新的工作，才把这副担子交给了你。”

刘先源也说：“我们还相信，你会安心工作的。”

张国兰见二人都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她，考虑一下后，毅然说：“好吧，组织上既然已经决定，我就坚决服从，努力做好工作。”

于是，他们一起将房间使用、联络办法、文件收藏和警号放置等具体问题，一一安排妥当。唐戈德和刘先源让她以女主人身分去置办家具，再雇请一个女佣，他们出去后再回来吃晚饭，一个新的“家庭”就正式建立了。

哪知当晚女佣许妈为主人铺床时，奇怪地问“太太”道：“你们还有行李在哪里?床上只有一套被褥不够用啊!”

张国兰心想糟了，这事没考虑到。正想法打个马虎眼，“李先生”却上来故作亲热地说：

“我那套行李忘在学校里了，不拿也没关系，和‘太太’先睡一个被窝嘛!”

张国兰暗想这怎么行?忙对女佣道：“许妈，你先去收拾自己的住处，这里我自己会铺。你去吧!”

许妈一走，张国兰不由对着床上仅有的一套被褥发起愁来，晚上这“戏”该怎么演呢?

刘先源见状，轻轻一笑道：“没关系，我已经有准备了。”又指指楼下许妈的去处道：“既然装就要装得像，可不能露马脚啊。不过我马上再去弄一套被褥来，你就放心吧!”

“表哥”唐戈德也过来，让张国兰看许妈已经休息了，又关好楼上房门，严肃地宣布了党内地下工作的严格纪律，内容是：秘密机关在对外活动中，相互只有单线直的关系，不能多头联系发生横的关系；在一个组织中的同志，各自负责自己的事，不得过问和打听本职工作以外的事；不准与工作无关的同志互相来往，对工作有关者也不能追问对方真实姓名、身分及来历。有几条纪律则是专为张国兰面临的情况定的，它要求：如因工作需要用假夫妻办法来掩护秘密机关时，同居一起的男女同志不准谈情说爱，更不得发生男女关系；如一方已有爱人，另一方绝对不准向其求爱；如果双方都未结婚，并且相互爱慕愿意结合，须报请组织审查批准，不得私自结婚；申请结婚必须双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强求对方；在保持假夫妻关系期间，对外要尽量装得很像，保证不出漏洞，一旦工作结束，解除“夫妻”关系后，双方不能再互相联系和自行来往。此外，还有机关暴露或人员被捕后的各种应变措施和更严格的斗争纪律。唐戈德一条一条交待以后说：“这都是保证党的安全的铁的纪律，任何人都得无条件遵守。如有违反，轻则给予处分，重则开除党籍直至予以处决。李丽娟同志，你没有做过秘密工作，这些纪律应该牢牢记住和绝对执行。”

张国兰听罢，也庄严地说：“我都记住了，保证遵照执行。”

刘先源也作了应有的表示，又对张国兰说：“怎么样，这下该放心了吧?”

他们接着又商定了几条具体工作规定，还从今晚起，在三楼临街的一个玻璃窗口，挂两条肥皂作为警号，正常时一直挂在那里，一旦发生险情就取下来。外头来的人先看清肥皂还在不在，再决定是否进来。

夜深后，唐戈德回自己住处，刘先源去送他后，又带回来一套被褥、床单和枕头之类。可是张国兰心里总是不大踏实，在女佣许妈面前，他们反正是在演戏，当着唐戈德的面两人也只是同志关系，如今只剩了他们“夫妻”二人，并且从此每天每夜共居一室，这“戏”可怎么往下演呢?

刘先源似已看出她的心思，轻轻将自己那套被褥，铺到小套间一张小床上，笑着对张国兰说：“我睡那儿，你就在大床上休息。安心睡吧，明朝早起，继续演‘戏’。明朝见!”说着便自去睡了。

刘先源过去不久就打起了呼噜，张国兰却还坐在床边发愣。几个月来，血雨腥风，出生入死，简直无处安身。今天竟忽然有了个“家”，还当上了“太太”，只是这位“先生”却不是自己的丈夫，两天前还根本不认识他，至今也不知他的真名实姓和确切来历，而自己真正的亲人刘谦初，却不知身在何方甚至存亡难测……

直到天快亮，她才连着衣服倒在床上迷糊了一会。

刘先源趁女佣没上来，悄悄起床将自己的被褥改铺到大床上，还抱歉地对张国兰笑了笑道：“你再睡会儿吧，这些时你也太累了。”

张国兰虽然已无睡意，也依然闭上眼睛，身上搭着刘先源为她加的被子，暗自想道：“看来有夫有妻，却又非夫非妻，这个‘戏’要演到哪一天呢?”

早上他们故意亲亲热热地一起洗漱和吃了早饭，刘先源出去“上班”了，“太太”让许妈上街买菜，自己在家继续收拾新居。

晚饭前，“先生”和“表哥”又一起回来，还带回了两口皮箱。当夜他们在楼上房间里，等许妈休息后轻轻打开箱子，一个箱子里是等待分发或要从密码转译、作技术处理的秘密文件，另一个箱子里全是绝密档案材料。刘先源向张国兰一一交待后，又教她学会了处理文件的技术方法，有的用米汤或药液书写的文件，得用火烤或涂别的药水，才能看见字迹。张国兰在刘先源和唐戈德的指导帮助下，开始了这项新鲜而神秘的工作，她和自家的“先生”与“表哥”合作得也很愉快。省委对他们的工作，也一再表示满意，只是唐戈德和刘先源回“家”越来越少，许多重要工作都是张国兰独立进行了。

当年秋初，由于张国兰已经独立工作并很有成效，“表哥”唐戈德和“先生”刘先源奉命调往别处，唐戈德的工作由化名胡正卿的王为宪接替，他的妻子褚志元是湖北省委的秘密交通员，与张国兰早已相识。刘先源的继任者叫李振亚，原名却不知是什么。他自称是“太太”李丽娟的“堂兄”，让张国兰告诉许妈说，她家“先生”去上海做事了，近期内不回武汉来，只得请她的“堂兄”来为李先生代课，同时帮助照料“堂妹”家里，平时常在这里，许妈是个老实人，照常为这家服务。

哪知过了不久，省委另一个秘密机关不慎被敌人破获，新任中央特派员王为宪不幸被捕。李振亚立即通知张国兰迅速转移，所有文件全部清理带走，一纸一字也不能丢失，又要走得不露声色。张国兰先将三楼窗口挂的肥皂撤掉，表示这一秘密机关已经撤销，又将文件材料等都收拾起来锁进箱子，家里的生活用品则一切照旧。她告诉许妈说今天要送一个表妹去外地，让许妈去叫一辆黄包车来，把表妹存在这里的两个皮箱给她送去。说着又给许妈留了一些钱，关照她看好家，自己这一两天不回来住。黄包车一到，她就带着两个箱子走了。

就在这天以前，王为宪的妻子褚志元正巧要生孩子，已由张国兰安排住在一家妇产医院里。从自己“家”里转移出来的张国兰，坐着黄包车带着箱子先来到褚志元所在的医院，悄悄向褚志元报告了刚发生的紧急情况，为王为宪的被捕向她作了安慰，又故意声称褚志元的丈夫正在上海，妻子生育时一下赶不回来，托自己为他照顾产妇。又说原来租的房子不巧被房东收回了，自己马上要重租一处房子，只得把两箱东西先放在这，她赶紧出去租新的住房，等孩子生下好接出去。她嘱咐褚志元必须用生命保护好两个箱子，自己立即出去租好房子。几天后连箱子带产妇加婴儿，一起转移到了一个新地点。自己的全部生活，也从此发生了又一次重大变化!

张国兰一安下新“家”，趁一天晚上悄悄回到原住处的附近，远远看见几天前的“家”里灯火通明，许多人进进出出，还有不少人在门口围观。她装着好奇地向一个看热闹的老太婆问怎么回事，回答说是那家的主人都是共产党，几天前就跑掉了；家里只有个女佣人，她也不知主人去哪里了；警察局派人等了几天，一个人也没抓到，今天正在那里抄家和审问女佣人呢。张国兰故意若无其事地“哦哦”着悄悄走开了。立即找李振亚报告了情况，同时得到通知，让她马上把文件和褚志元母婴安置好，根据地下组织的指示，准备离开武汉到上海去。

原来这次省委机关又遭到严重破坏，已有30多位同志被敌人捕获并惨遭杀害，褚志元的丈夫王为宪同志也在其中。幸存的李振亚说，省委决定派张国兰立即去上海向中央报告这一严重情况，要中央迅速派干部来恢复和加强这里的工作。

张国兰回到新住处，做好了褚志元的工作，将两箱文件档案重新作了稳妥安排。两天后，她怀着极其沉重悲凉的心情，在凄风苦雨之中乘船离开了武汉。一路上江浪滔滔，前景茫茫，今后生活又将怎样?似乎一切都在云深不知处!(未完待续)

文/卢  弘

在“苏准会”装“阔太太”亲人遇难两次成“寡妇”

张国兰的第二段假夫妻“婚史”，是她在1930年从山东返回上海以后。1930年4月，她奉命去指定地点找一位叫“赵玉卿”的同志接受任务。她去后，见到的却是一位西装革履，还架着墨镜的洋式阔佬，看样子也才30多岁，派头却不小。她正嘀咕这是个什么人时，那人却取下墨镜，用一口湖北话对她说：“怎么，认不出啦?你再看看我是哪个?”

张国兰仔细一看，不由叫道：“啊呀，是你呀?好几年不见，你怎么在这里冒出来了!不是在做梦吧?”

那人道：“不是做梦，就是真的。这下子我们还要天天在一起呢!”

原来这位赵玉卿，就是张国兰“五四”时期和大革命时在武汉的战友、领导兼老乡林育南。他将作为“苏准会”机关负责人直接领导张国兰的工作。  1951年1月在京山万人大会上发言。

林育南说，他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南洋归来的华侨资本家，张国兰将装成他的“太太”，共同主持一个不小的“家庭”，以掩护他们正进行的工作。他让张国兰改名为“张一平”，张国兰一想，自己连年到处奔走，飘泊不定，不如取个浮萍的“萍”字，也更像女人名字。林育南说这样也好，同意了她的意见。

至此，先后叫做李丽娟、陈孟君的张国兰，又成了“张一萍”，并且成了一位更为阔气的“资本家太太”。就这样，她又揭开了假夫妻“婚史”的新一页。

“华侨资本家”林育南和“太太”张国兰的任务很是重大。30年代初期，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内，纷纷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中央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以统一领导各地的革命政权，便决定召开一次具体筹备的会议，为将来的苏维埃中央政府讨论和制定必要的政策法令和基本条款。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正在上海，考虑到上海在人员集散和生活条件上更为便利，就将会议地点定在上海，并抽调和集中了一批得力干部，负责筹备和组织这次会议。化装成“侨商”及其“太太”的林育南、张国兰，是这一工作的具体负责人。

他们“夫妇”二人，先四出寻找租赁房子，要求既符合身份、适合住家，又能用作开会，更便于保密和疏散。他们在市内找了两天，选中了现在叫北京西路和常德路口的一处两栋相连的三层楼房，前有院墙和铁门护卫，进门后是一片树木花草，正好遮掩了小楼，更可取的是另有后门和通道，既很气派，又很安全，是一处闹中取静、外人难进的理想地点。他们以每月60两白银重金租下了它，租期为1年。

地点确定后，全部工作人员也陆续前来报到，还成立了苏准会机关总支部，选举林育南为书记，他是苏准会机关总负责人。1927年入党的湖南长沙大学毕业生彭砚耕，是办公厅主任兼行政秘书，被选为总支组织委员，对外则装作主人的表弟。“太太”张一萍是办公厅副主任兼机要秘书和总支宣传委员。保卫、接待、交通和生活等各项工作，也都有专人负责。林育南和总支成员共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守则，内部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由彭砚耕和张一萍主持。

按照当时的公开身份和工作需要，“老板”赵玉卿和“太太”张一萍住在二楼的豪华卧室里，里面有高级钢丝床、红丝绒沙发、大小衣柜和写字台、穿衣镜、梳妆台，还有书橱、衣帽架和茶几等等，又陈列着各种摆设和盆花等欣赏品，下铺进口地毯，墙挂名人字画，顶上吊着琉璃华灯，好一副富豪气派。张一萍一面自己动手布置，一面不断赞美叹息，以为这太讲究太费钱了。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由林育南陪着检查这里，觉得十分满意，只是关照张一萍在卧室的衣帽架挂上男人的睡衣睡帽，在床前再放上男人拖鞋，使之更像“赵老板”休息生活之地。

   1946年10月在延安时的留影(后排任德山、张文秋、陈熙、蔡绍初，前排少林、少华、思齐)。 其实当时林育南不仅另有住家，还已有妻子和女儿。他的爱人叫李莲贞，孩子已经3岁，他们和林育南的秘书李平心夫妇住在愚园路的全国总工会机关里。林育南原是“全总”的秘书长，他调来苏准会后，原来机关的人按规定不能和他公开接触，相互关系和称呼也得改变。有一次李莲贞收到一份紧急文件，必须立即交给林育南本人处理，她只得带着孩子赶来苏准会机关，因为这时林育南公开的“妻子”是张一萍，李莲贞来后只得称林育南为“大哥”，自称是他的“妹妹”，张一萍则被称为“大嫂”。林育南和李莲贞的孩子听了，连说不对不对，爸爸不是妈妈的哥哥，妈妈也不是爸爸的妹妹，又指着张一萍说，这个阿姨也不是我们家的人。把几个人都逗得笑了。

林育南却严肃地批评了李莲贞，说今天这样太危险了，根本不应该带孩子来，万一碰上敌人，由孩子说漏了嘴，就会暴露党的机关，误了大事。说罢他和李莲贞赶紧办完正事，让母女二人迅速离开，以后也不能再来。李莲贞一直遵守规定没有来过，林育南只能在夜里悄悄回去看过妻子和女儿。平时林育南都在机关里，不过却没有在他和张一萍共同享有的豪华卧室里住，这个房间实际成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来时，同林育南秘密交谈和批阅文件的专用地点，晚上则由张一萍独自享受了。

1930年5月20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赵公馆”秘密召开了。这座楼内陆续集中了各地代表和工作人员共80余名，其中有来自全国19个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他们都是当地党和苏区的负责同志。大会开幕那天，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秘书长李立三、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和项英、李维汉、罗章龙、李求实等领导人，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青年党员作家，也赶来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参加人数之多、代表面之广以及级别、规格之高，在当时确是极为不易的，所以中央对这个会特别重视以至不惜代价。

当时上海正在国民党统治者的严密控制之下，敌人的军警特务和“包打听”等到处都是。为了掩护这次重要会议，周恩来和林育南等设计了非常巧妙的伪装办法，由林育南、张一萍以侨商“赵老板”及其“太太”的身份，对外宣称要为赵家“老太爷”过80大寿，将由海内外赵氏子孙亲友来拜寿祝贺。林育南让张一萍等特地布置了一个像模像样又十分排场的“寿堂”，里面摆满了寿桃、寿面、佛手、大蛋糕等等各种祝寿礼品，正中墙上挂着巨大的金色“寿”字中堂，两边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的对联贺幛。为了装得逼真，特意请来一位同志的老父亲，把他打扮为“赵老太爷”，让他在套间里休息待命，准备随时出来作接受人们拜寿的表演。全体与会人员和工作人员，都统一了口径，不论什么人来或发生什么情况，都一口咬定所有的人都是来“庆贺赵老太爷八秩寿辰”的。这几天里，“老板”林育南和“太太”张一萍等人，都是盛装打扮，里外招呼张罗，忙得不亦乐乎。中华全国第一个最高红色政权的筹备会议，就这样在充满封建色彩的掩护下，于反动统治和白色恐怖下，顺利召开了。

这次会议开得十分圆满，可惜后来由于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立三路线”受到批判否定，原来按其指示决定进行的活动以至被重用的人员，都陆续受到株连，成绩不再宣扬，甚至不被承认，人员也被调离甚至遭到贬斥，有的机构、组织也奉命撤销甚至解散，其中不幸地也包括了林育南、张一萍等主持并付出了大量心血的“苏准会”机关，他们都奉命一一离开了那座一度兴旺红火的“赵公馆”，中央花重金租用一年的那处楼房，只使用了几个月就退还了，“老板”林育南和“太太”张一萍也解除了“夫妻”关系，全体人员都被分配了新的工作，张一萍和彭砚耕调到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军委联络处”，并且搬到法租界渔阳里的一座小楼里，在那里设立了中央军委与中央苏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随着“立三路线”即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的被批判，党内又冒出了势头更大、后果也更严重的“王明路线”即第三次“左”倾错误。王明等一批在苏联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又背熟洋教条的“布尔什维克”们，“出口转内销”地回到国内，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的直接支持和破格重用下，一一登上了中共中央的最高政治舞台。但是他们在国内党内都无根底，个人大多嘴上没毛又自我感觉太好，特别是他们生搬硬套的“正宗”马列主义和“国际指示”等等，与国内现实情况也不那么对茬合榫，使党内许多长期埋头工作、实践经验丰富的同志，对他们不敢恭维甚至十分反感，王明把这些同志都当成“党内反对派”，视为异端甚至“异己分子”，不断给予排斥打击。林育南和彭砚耕等同志不幸也被列入其中，结果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党内外联手造成的历史悲剧。

1931年1月，即王明等人正式登台并遭到许多同志公开反对以后不久，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彭砚耕和作家胡也频等一批同志，在两家旅社分别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抵制王明等的错误做法。哪知被人向敌人告了密，军警密探们突然包围了会场，两处的与会者无一逃脱。他们被捕20天后，即1931年2月7日，凶残的敌人将他们在沪南龙华一一秘密杀害，全部壮烈牺牲!遇难者共24人，其中有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王青士、龙大道和彭砚耕等党的领导人与杰出活动家，还有胡也频、柔石、冯铿和殷夫等青年党员作家，后来史称此事为“龙华惨案”。

当时正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最初不知这批同志的确切下落，只探听到他们被捕后关押到龙华监狱里，为了查明情况设法营救，便派张一萍仍以林育南“太太”的身份和他真正的妻子李莲贞用原定的“妹妹”身份，加上李求实的妻子陈怡君，一起找到龙华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借口来探监以探明这批同志的情况。他们去后又遇上了胡也频的妻子作家丁玲，4个人艰难曲折地打听到同一结果：林育南等同志已经全部遇难，无一幸免。同来探监的李莲贞、陈怡君、丁玲和张一萍，3个是真妻子，1个是假太太，全都成了寡妇。张一萍和林育南的“夫妻”关系，虽然不是真的，但是她对于失去了林育南这样的赛过亲人的生死战友，所承受的精神打击和悲痛感情，丝毫不亚于李莲贞等同志。当时更没想到，不到两个月后，她竟成为真正的寡妇，正关在山东济南监狱中的丈夫刘谦初，不久也牺牲了!

龙华惨案中的24位烈士，加上在济南遇难的22位烈士，为人间留下了至少46个丧夫、失子、亲人横死的悲惨家庭。当时叫做张一萍的张国兰，在不到两个月中连续经受了丧“夫”和丧夫的心灵苦痛，为革命事业付出了特殊的代价和牺牲。(未完待续)

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和她的真假丈夫们(之三)

文/卢  弘

先跟德国籍“丈夫”当“克格勃”，后又当“遗孀”去投亲

又改名为张一萍的张国兰，在“苏准会”工作结束后，调到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联络处，她去董秋斯家看思齐时，在他家认识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随着接触的增多，她们也成了好友，并把张一萍的故事，写成报告文学送到国外发表。

苏联在中国的情报人员——德国共产党员、著名的情报专家理查德·佐尔格听了史沫特莱介绍了张一萍的情况后，对她很感兴趣，就在董秋斯家和她见了面。此后不久，周恩来有一天带张一萍到佐尔格处说：“从今天起，她的关系就转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四局。”从此，张一萍就在佐尔格领导下工作了。

佐尔格对她说：“我们这里很需要你这样的同志，我们向中共中央指名要你来。”接着又向她介绍了那里的工作情况。原来佐尔格领导的情报组织负责搜集全国各地特别是国民党上层的军政动    张文秋全家像(左起妹张国芳、母孔庆兰、弟张振甲、父张楠、张文秋) 向和社会情况，整理后报给莫斯科，作为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了解情况和制定政策的参考依据。当时他们被称为“佐尔格小组”，接受共产国际及苏联情报机关的双重领导。苏联情报机关后来虽然演变为名声不佳的“克格勃”，但在当时确曾为国际共运以及中国革命做过不少好事。

张一萍到后，又奉命与一同志结为假夫妻。她的这第三任假丈夫，也是“佐尔格小组”的一个负责人，并且是一位德籍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