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shirfine长什么样:国学商道：“救世济民”说墨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12:45:50
作者：国学商道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126 更新时间：2012-1-5 【字体：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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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等级礼法”说孔子》提到，儒学唯一有用的价值，恐怕就在于以“礼”来规范社会等级伦理。所谓天命纲常仁义道德扯来扯去，就是在阐释“礼”的天经地义。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便是指儒家企图以“顶层设计”，从修身养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一网打尽”于“礼”的箩筐中。对于“百家争鸣”，司马迁在《史记》这样评价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直所以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国策政治高压之下。即便不得不尊守黜“百家”而尊“儒术”的“礼法”底线，但他对“儒术”的恭维，也是仅限于其以“礼”来规范社会等级伦理的功用。
儒家文化等级礼法思想的实质，是1%贵族阶层自私自利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的腐朽性、保守性及霸道性，依然会有顽固的历史惯性。中华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强大，最大的障碍和阻力，也首先是这种源自等级礼制的“贵族思想”和“精英意识”。其实，维护贫富不公的社会等级特权，如随波逐流般省力，是根本不需要什么智慧的，更不需要“圣人之教”。只要再自私、再虚伪、再专制霸道一些就够了。此间太多的智慧，便是仁义道德的虚假骗术罢了。反而是追求平等的“大道惟公”，是需要太多逆水行舟的意志与智慧。自虞夏之际的由公有制到私有制之变，再到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由私有制到公有制之变，中国社会上五千年与下五千年的两次历史性社会大转型，即在此公私之变的循环往复。至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只是“私天下”等级礼制铁屋子里的一次文化梦醒和躁动。未体察到“公私之变”的大道真谛，所谓的“百家之术”也便全都是在缘木求鱼！
从孔子掌权即据《礼》诛杀政敌兼学术对手少正卯，到汉代儒生得势便“以礼入法”而“罢黜百家”，儒家师徒的文化专制与霸道是一脉相承的。其仁义礼制的道德伪善，也是一以贯之的。就“知行合一”来看，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代表人物的文治武功，有“管子变法”而致齐桓公“称霸”，有狐偃等人效“管子变法”而致晋文公“称霸”，有孙子助力吴王夫差“称霸”，有范蠡用“计然之计”助力越王勾践灭吴，有“商鞅变法”助力秦国“并吞八荒”等等。五百多年间，齐晋秦楚吴越次第大国崛起“称王称霸”，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却难觅一个孔门“七十二贤”的身影。孔子亲自披挂上阵“行相事”，也未能使鲁国有“大国崛起”的表演记录。满口“仁义道德”的宋襄公，动辄发兵攻打周围的弱小国家，并“把鄫国国君当作祭品押到次睢之社去祭祀”。“仁义道德”不离口的孔子，一旦大权在握，杀政敌斩艺伎也是毫不眨眼。而他俩都有一个共同的法理依据，那就是周朝的等级礼制。
“儒墨之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交锋
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就是说自虞夏之际“私天下”时代开始以后，虽然人们还是在讲易理大道，还是在讲仁义道德，而且也还是在讲公平公正公道，但全都是充满自欺欺人的虚假和伪善了。所谓“大道之学为本，百家之术为用”，法兵儒墨“百家”从来也都是以“大道之理”自圆其说的。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实就体现在这个“道术用”的统一体系。而所谓“儒墨之争”，首先就表现在对“道之理”的认识对立上。“道不同，则术异路”。儒家之术的精要在“礼”，在“治人”和“御民”。墨家之术的精要在“义”，在“为人”和“利民”。孔子是在等级礼制的前提下讲“仁爱”或“仁政”，而墨子在是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讲“兼爱”或“博爱”。孔子“罕言利”，而墨子则直言“交相利”。孔子为王公贵族士大夫特权阶层的礼乐奢华享受辩护，而墨子则为“农与工肆之人”的勤劳节俭生活代言。中国知识分子的“贵族精英”与“平民大众”路线分野，便是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墨之争”。而中国官僚文士之术的发达与自然科学之术的衰弱，亦源于此“儒墨之争”。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为墨翟，世称墨子，其生卒年代难以确知。据司马迁《史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也就是说，墨子究竟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期，还是在孔子以后，司马迁也未能确认。但就学术影响而言，在“百家争鸣”之际，墨子已经与孔子齐名，而且儒墨两家在当时是直接对立的“显学”，这一点学界历来也都是公认的。
所谓文明与野蛮，有文化与没文化，大约便区别于斯文装扮与赤裸裸。因此，文明人都怕被指责为不讲理，知识分子尤甚。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儒家维护等级礼制，而墨家反对等级礼制，双方的“道之理”讲不清，就开始讲“仁”。儒家说“仁者爱人”，而墨家说应是“兼相爱”。“仁”讲不清了，就讲“义”。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墨子则称“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义与不义之乱也”。最后，便又是落脚到“礼”之争了。若以老子哲言：“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场“儒墨之争”，本来就是画蛇添足的扯淡。但正因为“大道废有仁义”，后来的“诸子百家”们，也便只得围绕“仁义”进行无休止的“技术争论”了。
不过，这样的“技术辩论”，也促进了墨家在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方面的建树。墨子的形式逻辑已经相当严密，他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本”、“原”、“用”三表法，以及“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墨子的逻辑学，在世界上是与古希腊逻辑学和古印度因明学并列的形式逻辑三大源流。墨子经常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来论述问题。墨子问儒家：“何故为乐？”对方答曰：“乐以为乐”。墨子指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而答以“室以为室”。如此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正是逻辑学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而儒家的孟子也常以刻薄的语言攻击墨家，他首先承认：“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人不归杨，则归墨。”然后批评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最后，竟直接开骂：“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儒家弟子也常上门挑战墨子，而墨子回敬得也很精彩。据《墨子·耕柱》记载：“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其大意是，子夏之徒问：“先生是主张非战的？” 墨子回答说：“不错！”对方紧逼问道：“那么，君子就不斗么？” 墨子回答：“是的！”于是，对方语带讥讽地反问道“猪狗都会有争斗，更何况是有身份的人啊？”这时，墨子立刻回敬道：“悲哀啊！悲哀！你们儒士，平时言必称尧舜汤文之圣贤，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啊，可怜！”
在儒家门派“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及“君臣父子”的等级“礼”念下，如果说“至圣”孔子的“君子”与“小人”之骂，仅仅只是对他人人格的贬损。那么，“亚圣”孟子的“禽兽”之骂，及其徒子徒孙们鹦鹉学舌的“猪狗”之骂，简直就是对他人人格的辱没了！由此，我们也算找到了官贵文士精英们动辄骂人“臭不要脸”乃至“不是人”的文化源脉。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说什么话。“百家争鸣”时代的“儒墨之争”，虽然是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学术争论。但在当时的等级礼制社会现实下，儒家代表的是1%贵族精英特权阶层的“主流文化”，而墨家则是99%农工商平民大众阶层“非主流文化”的代表。双方思想观点和言论的尖锐对立与激烈冲突，也自是在所难免。
巅峰对决：“天命”与“天道”的文化较量
如前所述，儒家文化，有着源自周朝奴隶社会等级礼制的野蛮与霸道承传基因。儒家圣贤们虽然也道貌岸然地讲“道之理”，但他们却首先以社会存在的等级现状为“常理”，然后用“礼法”强权绑架“道之理”，称之为伦常“天命”。有人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为据，称孔子是不讲迷信的人文主义者，但却无法解释《论语》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圣贤教诲。孔子的“天命论”，既是完全唯心主义的迷信，也是其假言“天道”的幌子。孔子亦曾“问礼于老子”，所以孔子的确也有“闻道传道”的资格与权威。但他最后却将“天命”与“天道”，都掉包为等级礼制之“理”了。这样以来，在君权礼法的强力护持下，孔子的“天命论”与“道之理”，在人间就所向披靡了！可见，儒家是“持权制道”而“以道治人”。在如此“劳心者治人”等级礼制下，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都穷尽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再也无需且也无暇顾及“问天问道”了。故此，对于孔子的“天命论”，墨子直斥之为“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一言蔽之，就是说所谓“儒术”，实乃“愚民之术”。
而要论中国人“问天问道”的历史，大约是起于“伏羲始作《易》八卦”。承传至于“黄老之说”，直到墨家学派，也都在世代接力地“问天问道”。从老子所言的“非以其无私”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我们已经能够看出老子对“公私之变”的哲学察悟。假若不是自虞夏之际的“公私之变”，距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有两千年之遥，现代人们所讲的“公有制”与“私有制”概念就已经呼之欲出了。接着，墨子所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也是与老子的“知常容，容乃公”理念一脉相承，实际上已非常接近“大公无私、人人平等、互助互爱、利益共享”这种原始共产主义思想了。墨子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和“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也差不多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的古典表达。
墨子也讲“天道”，称“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虑其义，而後为之行。”这种“天道论”，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思想，也是心有灵犀。据此，对于儒家所称的“圣王之道”，他辩驳说：“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此所谓“圣王之道”，就是所作所为都要服务于天下百姓的利益，对外不以大国自居与邻邦和睦共处，对内则组织百姓发展生产实现共同富裕，这才是“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墨子强调“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则“必得赏”，而“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者”则“必得罚”。“非命”与“天志”，体现了墨子“天人之辩”的思维张力，天志“兼爱”而不制“天命”。所谓“不赖其力者不生”，就是“天道酬勤”，“天”喜欢自强不息的人。
在这里，墨子把“天”说成是人格化的“上帝”。而这个“上帝”，就是天下苍生，就是不分贫富贵贱等级的老百姓。这种消除阶级差别的“天人合一”理念，也应是中国具有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人民民主”思想早期萌芽。
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儒家与墨家等其他“诸子百家”的文化争论。在周朝“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之际，不论是追求改革创新，还是逍遥隐遁，都表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而儒家作为自虞夏之际至春秋时代两千年等级礼制“主流文化”的卫道士，对任何变法维新的学说，都表现出本能的敌视与反对。因此，也自然会陷入到“百家争鸣”的漩涡中心。从“儒墨之争”到“儒法之争”，儒家四面树敌左右开骂，倒也成就了其“显学”的尊名。虽然，五百年“诸侯争雄”的收官之战，最后是得力于法家。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这场文化争鸣最终却还是以“罢黜百家”而收场。于是，中国社会突破等级礼制的历史机遇，由此又被推后了两千多年。儒家的文化伟业，的确令人汗颜！
若撇开阶级立场不同目标相异不谈，仅就“文化救国”治国安邦的学说影响而言，称孔子与墨子为并驾齐驱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及社会活动家，也并不为过。但从文化学派的哲学智慧“技术含量”来说，则墨子远在孔子之上。人文社会学范畴的比较，基本到此为止。而正因为墨子与“农与工肆”阶层为伍的劳动实践历练，又使得他同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遗憾的是，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些被儒家学士视为“匠人之作，奇技淫巧”的墨家功法，也便首先被“罢黜”堙没了！两千多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而同时发出的怒吼，就是“打倒孔家店”。这种历史的巧合，其实终于又返回到了“百家争鸣”的原点。
震古烁今：墨子科技的文化再发现
说到能工巧匠，中国人首先就会想到鲁班。现在中国建筑业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奖，就是以鲁班名字命名的。鲁班原名叫公输班，是鲁国人，故称鲁班。说到这，不少人马上又会想起“墨子救宋”的故事。当时，公输班为楚国造了云梯，将要攻打宋国。墨子昼夜不停赶到楚国，力图阻止战争。于是，墨子与公输班这两位工艺巨匠，以鲁国民间不成文的工匠隐语作为规则，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在楚国王宫里进行了一场沙盘推演模拟比招。公输班攻，墨子守，九个回合之后，公输班技穷智竭，投械认负。同时，墨子明言，他的数百墨家弟子也已经在宋国严阵以待。于是，楚王不得不哀叹：“无攻宋矣！”就这样，墨子不战而“退”人之兵，帮弱小的宋国消除了一场兵火之灾。
从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中，我们就可看出墨子超乎寻常的技艺。其实，墨子的才学和技能，不仅仅表现在建筑工程与机械制造方面。他在天文学、数学、几何学，以及物理学所涉及的力学、光学、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
墨子指出“宇”即“域徙”，即物体运动的区域，空间是一个与时间密不可分的概念。两千多年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为这一朴素时空观添上了完美的注脚。墨子说：“力，刑之所以奋也”，即力是物体加速运动的原因。同时，他又称：“力，重之谓”，即力与重力等效，从而把“重力”与“重量”这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开来。他的这种论断，与近两千年后伽俐略与牛顿的理论极为接近。墨子还提出：“止，以久也，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也。”意思是说，物体运动的停止来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没有阻力的话，物体会永远运动下去。这样的发现，比同时代全世界的先进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被认为是牛顿惯性定律的先驱，也是物理学诞生和发展的标志。在几何学方面，《墨经》成书的年代，也比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要早，但其涵盖的内容却要丰富得多。
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现在人们一般都习惯于把杠杆定理称为“阿基米德定理”。其实，墨子得出杠杆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了两个世纪，应称之为“墨子定理”才是公允的。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详尽地说明了“小孔成像”的原理。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明确指出，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便成为独霸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显学”，而当年儒家的敌手墨家即被“罢黜”。如果我们能够重新研究和审视尘封已久的墨家典籍，定会有更多令人震惊的发现！
就如前面“墨子救宋”的故事，为了主场公道伸张正义，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墨子以“兼相爱”和“交相利”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处理人际与国际关系的“七不准则”，即“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做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者也”。这套“兼爱”、“互利”和“七不准则”，也可看作是当今“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早雏形。但墨子的“非攻”，并不是一味地避战或畏战，而是以积极防御来避免战争。他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此所谓“诛”，就是“义战”。墨子明确主张要“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他反对非正义战争，而对正义战争却是完全赞成和积极支持的。同时，墨子在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中国古代战争最著名的守城战术典籍，就是《墨子》一书。《墨子》中的守城战术极其丰富，仅存的十一篇就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术。
现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和各代门徒逐渐增补而成。墨家著作在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存这些篇幅是因为被道家著作《道藏》所收录，才得以有幸留传下来。《墨子》内容广博，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伦理、逻辑、教育、医学、工程、科技、军事及外交等诸多领域。墨子死后，墨家弟子分裂为三派，即相里氏一派、相夫氏一派和邓陵氏一派。据载，从第四代巨子时起，墨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秦国。后来，东方的墨者谢子，不远千里入秦而见秦惠王，足见当时墨家已有集中于秦的趋势。《墨子》中的《备城门》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其制度与秦相近，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国墨者所作。众所周知，秦统一中国，是得力于“商鞅变法”的助推。而背后墨家的身影，却长期被世人所忽视。也很少有人去细想，当时“诸子百家”所共尊的老子，为何偏偏会西游入秦而“隐”呢？“虎狼之秦”能吸引并广纳“百家”来归，而唯独“孔子周游不入秦”，且秦亦“固厌儒”呢？
可见，天下诸侯争战终归秦，绝非偶然。而太多的历史谜团，都需要我们重新审阅“百家争鸣”才能找到答案。不懂历史，忘记历史，就会被历史所教训。试问，谁能向天再借两千年？！
行侠仗义：一支有纪律能战斗的知识团队
所谓“坐而论道”、“述而不作”、“知行合一”及“出世入世”，其实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个人修为与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在“百家争鸣”时代，最具有独立精神和实践行动能力的学派，首屈一指的当数墨家。荀子嘲讽墨学为“役夫之道”，因为墨子为“农与工肆”阶层代言，而他也自称是“鄙人”。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而且还到处“传道授业”，“劝以教人”。墨子告诫人们：“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
墨子以“兼相爱”和“交相利”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他要求弟子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修炼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而且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鲁，北到郑、卫，南到楚、越。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就在两方面，一是培养教育弟子，二是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战争。
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团体，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子是第一代“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指挥。其纪律严明，“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据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是墨家显著的特点。墨者大多来自社会的底层，平时一律短衣草鞋，“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但却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平时从事生产劳动与发明，战时作战十分勇敢，以扶危济困为己任，即使是牺牲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墨家造“罢黜”。但墨家这种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阶层知识化技能化的“大众文化”思想，却渗透进了中华文化的血液。而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行侠仗义精神，又从此衍生出了一群江湖剑客，世人称之为“游侠”。这或也是在向世界昭示：“墨子浩气永存！”
公元前376年，墨子抒写完了他壮美的人生。墨家弟子们把他安葬于狐骀山下的苍松翠柏之中。墨子生前对自己的学说非常自信，曾经慨然而呼：“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是的，当我们再次奏响“文化强国”的冲锋号时，两千多年前的那一声呼喊，就分明已经回荡在华夏大地的上空。
1 楼【我们的大学】 于 2012-1-5 12:36:36 评论说
此文不错 如果将（真正的）共产党员与古代墨家联系起来 就好了。
2 楼【lilydu】 于 2012-1-5 12:44:29 评论说
以后要研究一下墨子了。现在一些人总喜欢把孔子搬出来，说他的学说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中国还有很多古代哲学家比孔子高明，只是由于历代统治者有意将其罢黜，才致湮没无闻
3 楼【一路风尘】 于 2012-1-5 15:01:31 评论说
墨子悲天悯人侠肝义胆多才多艺博大精深，是诸子百家中真正的大侠和实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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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等级礼法”说孔子》提到，儒学唯一有用的价值，恐怕就在于以“礼”来规范社会等级伦理。所谓天命纲常仁义道德扯来扯去，就是在阐释“礼”的天经地义。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便是指儒家企图以“顶层设计”，从修身养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一网打尽”于“礼”的箩筐中。对于“百家争鸣”，司马迁在《史记》这样评价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直所以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国策政治高压之下。即便不得不尊守黜“百家”而尊“儒术”的“礼法”底线，但他对“儒术”的恭维，也是仅限于其以“礼”来规范社会等级伦理的功用。
儒家文化等级礼法思想的实质，是1%贵族阶层自私自利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的腐朽性、保守性及霸道性，依然会有顽固的历史惯性。中华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强大，最大的障碍和阻力，也首先是这种源自等级礼制的“贵族思想”和“精英意识”。其实，维护贫富不公的社会等级特权，如随波逐流般省力，是根本不需要什么智慧的，更不需要“圣人之教”。只要再自私、再虚伪、再专制霸道一些就够了。此间太多的智慧，便是仁义道德的虚假骗术罢了。反而是追求平等的“大道惟公”，是需要太多逆水行舟的意志与智慧。自虞夏之际的由公有制到私有制之变，再到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由私有制到公有制之变，中国社会上五千年与下五千年的两次历史性社会大转型，即在此公私之变的循环往复。至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只是“私天下”等级礼制铁屋子里的一次文化梦醒和躁动。未体察到“公私之变”的大道真谛，所谓的“百家之术”也便全都是在缘木求鱼！
从孔子掌权即据《礼》诛杀政敌兼学术对手少正卯，到汉代儒生得势便“以礼入法”而“罢黜百家”，儒家师徒的文化专制与霸道是一脉相承的。其仁义礼制的道德伪善，也是一以贯之的。就“知行合一”来看，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代表人物的文治武功，有“管子变法”而致齐桓公“称霸”，有狐偃等人效“管子变法”而致晋文公“称霸”，有孙子助力吴王夫差“称霸”，有范蠡用“计然之计”助力越王勾践灭吴，有“商鞅变法”助力秦国“并吞八荒”等等。五百多年间，齐晋秦楚吴越次第大国崛起“称王称霸”，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却难觅一个孔门“七十二贤”的身影。孔子亲自披挂上阵“行相事”，也未能使鲁国有“大国崛起”的表演记录。满口“仁义道德”的宋襄公，动辄发兵攻打周围的弱小国家，并“把鄫国国君当作祭品押到次睢之社去祭祀”。“仁义道德”不离口的孔子，一旦大权在握，杀政敌斩艺伎也是毫不眨眼。而他俩都有一个共同的法理依据，那就是周朝的等级礼制。
“儒墨之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交锋
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就是说自虞夏之际“私天下”时代开始以后，虽然人们还是在讲易理大道，还是在讲仁义道德，而且也还是在讲公平公正公道，但全都是充满自欺欺人的虚假和伪善了。所谓“大道之学为本，百家之术为用”，法兵儒墨“百家”从来也都是以“大道之理”自圆其说的。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实就体现在这个“道术用”的统一体系。而所谓“儒墨之争”，首先就表现在对“道之理”的认识对立上。“道不同，则术异路”。儒家之术的精要在“礼”，在“治人”和“御民”。墨家之术的精要在“义”，在“为人”和“利民”。孔子是在等级礼制的前提下讲“仁爱”或“仁政”，而墨子在是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讲“兼爱”或“博爱”。孔子“罕言利”，而墨子则直言“交相利”。孔子为王公贵族士大夫特权阶层的礼乐奢华享受辩护，而墨子则为“农与工肆之人”的勤劳节俭生活代言。中国知识分子的“贵族精英”与“平民大众”路线分野，便是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墨之争”。而中国官僚文士之术的发达与自然科学之术的衰弱，亦源于此“儒墨之争”。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为墨翟，世称墨子，其生卒年代难以确知。据司马迁《史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也就是说，墨子究竟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期，还是在孔子以后，司马迁也未能确认。但就学术影响而言，在“百家争鸣”之际，墨子已经与孔子齐名，而且儒墨两家在当时是直接对立的“显学”，这一点学界历来也都是公认的。
所谓文明与野蛮，有文化与没文化，大约便区别于斯文装扮与赤裸裸。因此，文明人都怕被指责为不讲理，知识分子尤甚。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儒家维护等级礼制，而墨家反对等级礼制，双方的“道之理”讲不清，就开始讲“仁”。儒家说“仁者爱人”，而墨家说应是“兼相爱”。“仁”讲不清了，就讲“义”。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墨子则称“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义与不义之乱也”。最后，便又是落脚到“礼”之争了。若以老子哲言：“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场“儒墨之争”，本来就是画蛇添足的扯淡。但正因为“大道废有仁义”，后来的“诸子百家”们，也便只得围绕“仁义”进行无休止的“技术争论”了。
不过，这样的“技术辩论”，也促进了墨家在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方面的建树。墨子的形式逻辑已经相当严密，他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本”、“原”、“用”三表法，以及“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墨子的逻辑学，在世界上是与古希腊逻辑学和古印度因明学并列的形式逻辑三大源流。墨子经常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来论述问题。墨子问儒家：“何故为乐？”对方答曰：“乐以为乐”。墨子指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而答以“室以为室”。如此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正是逻辑学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而儒家的孟子也常以刻薄的语言攻击墨家，他首先承认：“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人不归杨，则归墨。”然后批评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最后，竟直接开骂：“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儒家弟子也常上门挑战墨子，而墨子回敬得也很精彩。据《墨子·耕柱》记载：“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其大意是，子夏之徒问：“先生是主张非战的？” 墨子回答说：“不错！”对方紧逼问道：“那么，君子就不斗么？” 墨子回答：“是的！”于是，对方语带讥讽地反问道“猪狗都会有争斗，更何况是有身份的人啊？”这时，墨子立刻回敬道：“悲哀啊！悲哀！你们儒士，平时言必称尧舜汤文之圣贤，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啊，可怜！”
在儒家门派“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及“君臣父子”的等级“礼”念下，如果说“至圣”孔子的“君子”与“小人”之骂，仅仅只是对他人人格的贬损。那么，“亚圣”孟子的“禽兽”之骂，及其徒子徒孙们鹦鹉学舌的“猪狗”之骂，简直就是对他人人格的辱没了！由此，我们也算找到了官贵文士精英们动辄骂人“臭不要脸”乃至“不是人”的文化源脉。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说什么话。“百家争鸣”时代的“儒墨之争”，虽然是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学术争论。但在当时的等级礼制社会现实下，儒家代表的是1%贵族精英特权阶层的“主流文化”，而墨家则是99%农工商平民大众阶层“非主流文化”的代表。双方思想观点和言论的尖锐对立与激烈冲突，也自是在所难免。
巅峰对决：“天命”与“天道”的文化较量
如前所述，儒家文化，有着源自周朝奴隶社会等级礼制的野蛮与霸道承传基因。儒家圣贤们虽然也道貌岸然地讲“道之理”，但他们却首先以社会存在的等级现状为“常理”，然后用“礼法”强权绑架“道之理”，称之为伦常“天命”。有人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为据，称孔子是不讲迷信的人文主义者，但却无法解释《论语》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圣贤教诲。孔子的“天命论”，既是完全唯心主义的迷信，也是其假言“天道”的幌子。孔子亦曾“问礼于老子”，所以孔子的确也有“闻道传道”的资格与权威。但他最后却将“天命”与“天道”，都掉包为等级礼制之“理”了。这样以来，在君权礼法的强力护持下，孔子的“天命论”与“道之理”，在人间就所向披靡了！可见，儒家是“持权制道”而“以道治人”。在如此“劳心者治人”等级礼制下，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都穷尽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再也无需且也无暇顾及“问天问道”了。故此，对于孔子的“天命论”，墨子直斥之为“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一言蔽之，就是说所谓“儒术”，实乃“愚民之术”。
而要论中国人“问天问道”的历史，大约是起于“伏羲始作《易》八卦”。承传至于“黄老之说”，直到墨家学派，也都在世代接力地“问天问道”。从老子所言的“非以其无私”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我们已经能够看出老子对“公私之变”的哲学察悟。假若不是自虞夏之际的“公私之变”，距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有两千年之遥，现代人们所讲的“公有制”与“私有制”概念就已经呼之欲出了。接着，墨子所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也是与老子的“知常容，容乃公”理念一脉相承，实际上已非常接近“大公无私、人人平等、互助互爱、利益共享”这种原始共产主义思想了。墨子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和“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也差不多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的古典表达。
墨子也讲“天道”，称“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虑其义，而後为之行。”这种“天道论”，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思想，也是心有灵犀。据此，对于儒家所称的“圣王之道”，他辩驳说：“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此所谓“圣王之道”，就是所作所为都要服务于天下百姓的利益，对外不以大国自居与邻邦和睦共处，对内则组织百姓发展生产实现共同富裕，这才是“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墨子强调“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则“必得赏”，而“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者”则“必得罚”。“非命”与“天志”，体现了墨子“天人之辩”的思维张力，天志“兼爱”而不制“天命”。所谓“不赖其力者不生”，就是“天道酬勤”，“天”喜欢自强不息的人。
在这里，墨子把“天”说成是人格化的“上帝”。而这个“上帝”，就是天下苍生，就是不分贫富贵贱等级的老百姓。这种消除阶级差别的“天人合一”理念，也应是中国具有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人民民主”思想早期萌芽。
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儒家与墨家等其他“诸子百家”的文化争论。在周朝“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之际，不论是追求改革创新，还是逍遥隐遁，都表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而儒家作为自虞夏之际至春秋时代两千年等级礼制“主流文化”的卫道士，对任何变法维新的学说，都表现出本能的敌视与反对。因此，也自然会陷入到“百家争鸣”的漩涡中心。从“儒墨之争”到“儒法之争”，儒家四面树敌左右开骂，倒也成就了其“显学”的尊名。虽然，五百年“诸侯争雄”的收官之战，最后是得力于法家。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这场文化争鸣最终却还是以“罢黜百家”而收场。于是，中国社会突破等级礼制的历史机遇，由此又被推后了两千多年。儒家的文化伟业，的确令人汗颜！
若撇开阶级立场不同目标相异不谈，仅就“文化救国”治国安邦的学说影响而言，称孔子与墨子为并驾齐驱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及社会活动家，也并不为过。但从文化学派的哲学智慧“技术含量”来说，则墨子远在孔子之上。人文社会学范畴的比较，基本到此为止。而正因为墨子与“农与工肆”阶层为伍的劳动实践历练，又使得他同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遗憾的是，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些被儒家学士视为“匠人之作，奇技淫巧”的墨家功法，也便首先被“罢黜”堙没了！两千多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而同时发出的怒吼，就是“打倒孔家店”。这种历史的巧合，其实终于又返回到了“百家争鸣”的原点。
震古烁今：墨子科技的文化再发现
说到能工巧匠，中国人首先就会想到鲁班。现在中国建筑业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奖，就是以鲁班名字命名的。鲁班原名叫公输班，是鲁国人，故称鲁班。说到这，不少人马上又会想起“墨子救宋”的故事。当时，公输班为楚国造了云梯，将要攻打宋国。墨子昼夜不停赶到楚国，力图阻止战争。于是，墨子与公输班这两位工艺巨匠，以鲁国民间不成文的工匠隐语作为规则，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在楚国王宫里进行了一场沙盘推演模拟比招。公输班攻，墨子守，九个回合之后，公输班技穷智竭，投械认负。同时，墨子明言，他的数百墨家弟子也已经在宋国严阵以待。于是，楚王不得不哀叹：“无攻宋矣！”就这样，墨子不战而“退”人之兵，帮弱小的宋国消除了一场兵火之灾。
从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中，我们就可看出墨子超乎寻常的技艺。其实，墨子的才学和技能，不仅仅表现在建筑工程与机械制造方面。他在天文学、数学、几何学，以及物理学所涉及的力学、光学、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
墨子指出“宇”即“域徙”，即物体运动的区域，空间是一个与时间密不可分的概念。两千多年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为这一朴素时空观添上了完美的注脚。墨子说：“力，刑之所以奋也”，即力是物体加速运动的原因。同时，他又称：“力，重之谓”，即力与重力等效，从而把“重力”与“重量”这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开来。他的这种论断，与近两千年后伽俐略与牛顿的理论极为接近。墨子还提出：“止，以久也，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也。”意思是说，物体运动的停止来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没有阻力的话，物体会永远运动下去。这样的发现，比同时代全世界的先进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被认为是牛顿惯性定律的先驱，也是物理学诞生和发展的标志。在几何学方面，《墨经》成书的年代，也比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要早，但其涵盖的内容却要丰富得多。
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现在人们一般都习惯于把杠杆定理称为“阿基米德定理”。其实，墨子得出杠杆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了两个世纪，应称之为“墨子定理”才是公允的。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详尽地说明了“小孔成像”的原理。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明确指出，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便成为独霸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显学”，而当年儒家的敌手墨家即被“罢黜”。如果我们能够重新研究和审视尘封已久的墨家典籍，定会有更多令人震惊的发现！
就如前面“墨子救宋”的故事，为了主场公道伸张正义，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墨子以“兼相爱”和“交相利”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处理人际与国际关系的“七不准则”，即“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做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者也”。这套“兼爱”、“互利”和“七不准则”，也可看作是当今“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早雏形。但墨子的“非攻”，并不是一味地避战或畏战，而是以积极防御来避免战争。他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此所谓“诛”，就是“义战”。墨子明确主张要“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他反对非正义战争，而对正义战争却是完全赞成和积极支持的。同时，墨子在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中国古代战争最著名的守城战术典籍，就是《墨子》一书。《墨子》中的守城战术极其丰富，仅存的十一篇就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术。
现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和各代门徒逐渐增补而成。墨家著作在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存这些篇幅是因为被道家著作《道藏》所收录，才得以有幸留传下来。《墨子》内容广博，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伦理、逻辑、教育、医学、工程、科技、军事及外交等诸多领域。墨子死后，墨家弟子分裂为三派，即相里氏一派、相夫氏一派和邓陵氏一派。据载，从第四代巨子时起，墨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秦国。后来，东方的墨者谢子，不远千里入秦而见秦惠王，足见当时墨家已有集中于秦的趋势。《墨子》中的《备城门》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其制度与秦相近，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国墨者所作。众所周知，秦统一中国，是得力于“商鞅变法”的助推。而背后墨家的身影，却长期被世人所忽视。也很少有人去细想，当时“诸子百家”所共尊的老子，为何偏偏会西游入秦而“隐”呢？“虎狼之秦”能吸引并广纳“百家”来归，而唯独“孔子周游不入秦”，且秦亦“固厌儒”呢？
可见，天下诸侯争战终归秦，绝非偶然。而太多的历史谜团，都需要我们重新审阅“百家争鸣”才能找到答案。不懂历史，忘记历史，就会被历史所教训。试问，谁能向天再借两千年？！
行侠仗义：一支有纪律能战斗的知识团队
所谓“坐而论道”、“述而不作”、“知行合一”及“出世入世”，其实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个人修为与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在“百家争鸣”时代，最具有独立精神和实践行动能力的学派，首屈一指的当数墨家。荀子嘲讽墨学为“役夫之道”，因为墨子为“农与工肆”阶层代言，而他也自称是“鄙人”。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而且还到处“传道授业”，“劝以教人”。墨子告诫人们：“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
墨子以“兼相爱”和“交相利”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他要求弟子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修炼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而且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鲁，北到郑、卫，南到楚、越。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就在两方面，一是培养教育弟子，二是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战争。
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团体，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子是第一代“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指挥。其纪律严明，“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据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是墨家显著的特点。墨者大多来自社会的底层，平时一律短衣草鞋，“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但却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平时从事生产劳动与发明，战时作战十分勇敢，以扶危济困为己任，即使是牺牲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墨家造“罢黜”。但墨家这种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阶层知识化技能化的“大众文化”思想，却渗透进了中华文化的血液。而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行侠仗义精神，又从此衍生出了一群江湖剑客，世人称之为“游侠”。这或也是在向世界昭示：“墨子浩气永存！”
公元前376年，墨子抒写完了他壮美的人生。墨家弟子们把他安葬于狐骀山下的苍松翠柏之中。墨子生前对自己的学说非常自信，曾经慨然而呼：“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是的，当我们再次奏响“文化强国”的冲锋号时，两千多年前的那一声呼喊，就分明已经回荡在华夏大地的上空。
1 楼【我们的大学】 于 2012-1-5 12:36:36 评论说
此文不错 如果将（真正的）共产党员与古代墨家联系起来 就好了。
2 楼【lilydu】 于 2012-1-5 12:44:29 评论说
以后要研究一下墨子了。现在一些人总喜欢把孔子搬出来，说他的学说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中国还有很多古代哲学家比孔子高明，只是由于历代统治者有意将其罢黜，才致湮没无闻
3 楼【一路风尘】 于 2012-1-5 15:01:31 评论说
墨子悲天悯人侠肝义胆多才多艺博大精深，是诸子百家中真正的大侠和实践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