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民间信仰的当代走向

——以广州“城中村”为例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带来了城乡二元社会民间信仰原有生态格局的微妙变化，以“城中村”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为范本，可以窥见传统民间信仰从原生态乡土社会向都市环境的迁移、调适，乃至重新整合的大致走向。广州珠村的“拜猫”即为一个突出实例。这一独特信仰表明：城市化过程中，在都市文化向乡村渗透的同时，乡民所拥有的历史久远的原住地信仰，也会随着信众向大都市的涌入而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并且随着“城中村”与中心城区的日益密切的文化交往而影响着城市文化。重建都市民间信仰，已经成为当下城市文明不可回避的话题。

    “拜猫”流行于天河区珠村、前进村、横溪村等几个村落，尤以珠村香火最为鼎盛，几百年来未曾中断。

    “拜猫”的时间在正月十六，据说这日是“猫神”的诞辰，“拜猫”是除清明拜山、端午扒龙舟、七夕摆七娘这些岭南共有的节庆习俗以外，村内最隆重的集体性活动。

    “拜猫”没有特定的时间表，也没有主持人和组织者，祭品也由香客们自带，按传统程序各行其是，整个祭祀活动持续十来分钟。

    传统的“拜猫”仪式由两部分组成：“拜猫”和“拜小人”，前者有呈献祭品、焚香祭拜、烧猫纸、吃猫饭等环节，与一般的神灵祭拜似无分别，但无论供品或“猫饭”，颇有自己的特色。“拜小人”和“拜猫”看似不搭界的两个活动，却始终“捆绑”在一起，成为“拜猫”非主要却必经的一个程序。

    作为南方都市“城中村”一种独特的民俗事象，珠村人对猫或猫神的顶礼膜拜，都令人感动又好奇。它或许透露出了一个族群历史变迁中的文化心理传统。综合分析后我们发现：“拜猫”表现为猫崇拜的显性，但其实是一种替代的虎崇拜；同时又潜藏着多种动机，是祭社神、祭白虎、打小人、拜财神、虎崇拜等多种俗信结合的产物。

    珠村原是广州的市郊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已逐步融进广州这座现代大都市，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在调查中，见闻所及，均有来自广州市内拜“猫神”的香客，他们身居闹市，慕名而来。据介绍，类似的香客还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其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心理，当然是复杂的。但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它似乎隐含着一种事实：城市化对乡村民俗的影响，并非是单向的；在城市文化不断改变乡村民俗的同时，乡村民俗中一些传统坚固的成分，也会随着“城中村”与中心城区的日益密切的文化交往从而逐步向城市文化传播渗透，这是值得注意的。

    是什么原因使得乡村民俗能够向城市文化渗透呢？就珠村的“拜猫”而言，我们当然无法否认它与传统道教的联系而具有的深厚宗教根基，因而得以延续和传播。但是，经过崇拜物的替代转换之后，“拜猫”毕竟已经不是道教本身，那它又是如何吸引外乡、都市“他者”的注意呢？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几点：

    首先，替代的崇拜物与人类更具有亲和力，更具有城市的现代感，正如猫可以成为现代城市人的宠物一样。

    其次，新城市居民的心理投射。“拜猫”的根本目的，是企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一种不指涉具体人事的“祛恶”，这对于邻里空间密切而心理疏离的城市人，或者往日是乡村而今天是城市的居民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现代城市居民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身边的人，都可能或只能是陌生的“他者”。“猫神”的“形猫而实虎”就暗含着“亲密的陌生他者”和“使他者变得亲密”的意义。

    再次，商业文化冲击下生存焦虑的精神慰藉。原住民身份的改变是表面的，根本的变革是生产生活方式。从对土地和族群的依赖，改变为纯粹的商业化个体经营，接踵而来的便是生存的焦虑。“小人在，生机亡”，这是最为朴实的经营理念和商机判断。对“小人”的恐惧，也就成为新城市居民的生存焦虑的直接表征。因此，集“拜小人”和“打小人”于一身的“拜猫”之所以受到青睐，就不足为奇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猫”的族群边界正日益模糊，并随着珠村的城市化进程，由农业文明的实用宗教转变为城市文明的精神宗教。这是一种民俗文化内核的蜕变。

    如何看待当今都市民间信仰，其实是一个如何认识文明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拜猫”一类民间信仰的顽强生存及向城市文化不断渗透的趋势，说明作为一种传统势力，民间宗教信仰也完全有可能与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应；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民间文化依然有被改造为符合改革需要的可能。

    事实上，如“拜猫”之类的民间信仰也并非毫无积极意义。在乡民、移民向市民化转变的过程中，旧的地方秩序被打破，寻找新的认同方式、认同途径成为必然。无论在商业竞争的需要上，还是文化心理上，族姓群体或地域帮群（老乡）都仍是他们所能够依赖的最直接的力量，族群、帮群之间的相互照顾也将成为一种主要态势。但是，就族群认同而言，任何直接强化宗族势力的传统方式都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有害于不同族姓之间的友好商业交往的。这就必须寻求一种既符合传统的形式和心理要求，又能够为现代城市商业文化所接受的方式。以族姓群体参与的方式举行的“扒龙舟”、“摆七娘”、“菠萝诞”、“做年例”、“飘色”等就成为首选的活动。这些与族群情感生活、信仰世界、集体意识紧密联系的重要符号，在融入城市文化后正成为一种群体身份的表征，这是任何一种族群的娱乐活动都无法替代的，也是许多来自“城市”和“他乡”的人无法拥有的。构建此类的崇奉空间，显然不是为了强化宗族观念，而是正视宗族文化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策略，“祖先认同”有助于解决当下中国日益显现的深层次矛盾，如文化断裂、代际冲突、价值认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