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ish过去式是什么:醍醐子杂言

 醍醐子杂言

                          · 愚昧误国

醍醐子曰：尽管现在提倡科教兴国，提倡尊重知识分子，但或许是由于愚民主义时代歧视知识分子的惯性的作用，中国的某些报刊电视还总爱有意无意地把知识者描绘成“迂腐”的形象，并且时不时有人出来抨击一两句“他们空谈误国”。其实，中国还没到“议论”就能“误国”的程度，倒是愚昧常常误国，中国的灾难可以说全部是由于愚昧造成的。由于愚昧无知，才会发生大跃进、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等悲剧；由于愚昧无知，才会有人治主义、专制主义、愚民主义的封建传统；由于愚昧无知，不知道遭受灾难的真相，才会重复灾难；由于愚昧无知，万岁成癖，骨头发软，古人长期跪着生活，所以，视官贵民轻、逆来顺受、敲诈盘剥为当然；由于愚昧无知，不了解现代人类文明，不懂得先进国家的做法，所以，不断地陷入治乱的循环、动乱和战争的深渊。

西方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那里的舆论有个共识：没有批判意识，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的批评监督，就没有西方健康发展的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君不见西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上尽是揭短露丑、揭露时弊的内容，由此，他们才建立起监督政府、制约社会、保护人权的现代文明。而在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没有独立的地位，即使偶尔议论一下时政，也被批评为空谈误国，似乎中国人最讲究实干。可是，不明白现代人类文明的实干、蛮干，就如中国的大跃进、文革，前苏联的“集体化运动”、“大肃反”、“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一样，只能是浪费热情，贻害国家。当今，中国虽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英明政策，领导者比较开明能干，但就不需要批评监督吗？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工程报废、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执法犯法、行刑逼供、国企改革落后、政治改革举步唯艰等都与缺乏有效的批评监督和舆论力量密切相关；而我国改革每取得一些成就，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民的呼吁参与、知识分子的议政督政。如权利下放，经济责任制，股份制，多种所有制，资本市场，市场经济，发展三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集约增长，资本经营等等，无不是从非法到合法，从议论、“空谈”到官方决策而为全国所接受的。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吴敬琏曾因长期宣扬、“空谈”股份制、市场经济而被人讥笑为“厉股份”、“吴市场”，屡遭打击，但最终他们为推动改革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贡献。还有，林林总总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出台，倘若没有理论、议论的酝酿准备，当权者不可能拿得出来，予以公布。而另一种情况是，由于议论不够，舆论不够强大，或者执政者瞻前顾后，导致决策失误的事常有，如：我国价格并轨、汇率并轨、股份制、住房改革等都没有按照理论家、知识分子的建议在某个更好的时候出台改革政策，结果错过了最佳时机，导致了改革成本的上升，损失巨大。

所以，中国远远谈不上议论误国，倒是愚昧误国的危险时刻能感觉到。

                       ·世俗主义

      醍醐子曰：中国文化是典型的世俗主义、甚至庸俗主义文化，特别表现在“财”、“色”两方面。

中国文化是“发财文化”。发财文化之不同于西方的功利主义在于唯利是图，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地发财。中国商人普遍追求一夜暴富，一些官员则不择手段谋求利益；诚实敬业勤奋苦干脚踏实地的人往往被人耻笑，投机取巧、溜须拍马、善于钻营的人官运亨通，大发横财。中国人见面不是问“吃了吗？”就是“恭喜发财”，商厦、店铺、家室、车内到处是发财之祝福。这种极端世俗主义的文化氛围（还包括吃喝玩乐，富贵长寿等意识）不仅刺激着一些人走上贪赃枉法、打家劫舍、贩毒走私的冒险发财之路，而且社会正义、社会道德被长期湮没、曲解和遗忘。                    

     醍醐子曰：中国文化又是“色文化”、“性文化”、“生殖器文化”，就像一些原始部落民族那样崇拜生殖器。中华文化的源流《易经》中有阴阳学说，其中，阴爻――，阳爻–––，实际上分别象征着女性和男性的生殖器；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人即是从性别类推万物的。汉字是象形文字，“女”字也是从性的角度象征女子四肢分开的样子。可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同时又要对老百姓不断地灌输性忌讳意识，什么“万恶淫为首”，“男女授受不清”，尽管皇帝三宫六院，士大夫、有钱人皆三妻六妾，淫乱得很；普通的中国人没这个“福分”，只好间接地表达膨胀的病态的性意识，于是国人的骂人话中几乎全是关于性的，江南江北、长城内外都是如此。而且，有些地方的口头禅也充满了淫秽、下流的词汇。由此大抵可见国人庸俗扭曲的心态。

人们常说，中国人是现实主义者、务实主义者，但事实上，一些中国人早已走过了头，成了庸俗主义者。

                         · 经验主义

醍醐子曰：古希腊人擅长逻辑推理，亚里斯多德创立了形式逻辑；埃及人发明了几何学、天文学；印度人也有自己的因明学和语法学，可是，中国人尽管天生聪明，但却缺乏完善的逻辑分析能力，只喜欢记录现象，罗列事实，玩弄词藻，直觉万物。他们讲面子，重形式，迷世俗，几乎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想象和思考；他们道器一体（不探索具体器物之上的抽象的东西），对大自然和外物不求甚解，没有形上学（不探讨形体之上的抽象规律）。

中国的哲学都是关于生活的学问，哲学名词如“道”、“理”、“一”、“太极”等皆为泛泛而谈，没有定义，在具体讨论时会发现其意义含混到不知所云的地步。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墨子、荀子、惠施、公孙龙和韩非子的风格接近于有力的论证，但也相当不完备，而庄子、列子等人只对漂亮的比喻感兴趣。惠施、公孙龙也更多的是诡辩家的成分，他们喜欢提出一些怪诞的难题，并加以证明，如鸡蛋有毛，马下蛋，火不热，鸡有三足，车轮从不碾地，龟身长于蛇，狗也是羊，等等。

中国人认为，真理永远不能被证实、说出来，只能被感知。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即可以说出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庄子也说：“得意而忘言”，“会心于忘言之境”；中国人就常常推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求甚解”的境界。他们全然不相信逻辑推理，不喜欢严格的论证，也没有科学论文这样的事。然而他们是经验主义者，有着浩如烟海的史籍、丰富的笔记录，内容从天文、地理，直到人间奇事应有尽有。中国人喜欢罗列事实，观察现象，供后人从中吸取智慧。

完全靠经验主义是发展不起来现代科学的，难怪中国古代在天文学、医学、数学、农学、化学等方面零星的记录和猜测很多，但终究没有一套称得上科学的完备的理论。清朝学者俞正燮（1775－1840）曾读过一本西方人的书，书上说心脏在左，肝脏在右，这与中国人的经验正好相反，于是他说，中西之人的内脏位置不同，所以文化也不同，宗教也不同。这样凭经验直觉判断来下结论，是中国人的典型的思维方式。

在中国，人们还将“合情合理”置于逻辑事实之上。对西方人来说，一个观点只要逻辑上讲得通，就可以接受，而对中国人却不然，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是否正确没有关系，只要它合乎人情、经验就可！

凭着经验主义，中国人还体会到要在险象环生的世界上生存并发展，一个人必须具有圆滑的处世态度，因此，谋略主义和中庸之道成为国粹。不像西方人对人的品格要求很高，重视培养儿童的诚实、爱心，强调一个人的信用、绅士精神，而中国人只是以道德作遮羞布，实际上把守道德守规则看作“傻”，把讲诚实信用当作“迂腐”、“书呆子”，他们推崇机变、权谋、“有手腕”，看不起“乳臭未干”的“天真”，赞扬会溜须拍马的“成熟”。中国人对儿童的教育也往往是如何让他“别傻”，“别受欺负”，“学着大人成熟起来”。还有，中国社会不能容忍“冒尖”、“与众不同”，有“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口头禅；中国政坛也否定激进人物，往往左派右派、鹰派鸽派、主战派投降派都会倒台，默默无闻的中间派，没有主见因而也不得罪他人、往往被民间描述为“蠢材”的人可能会出人意料地攫取大权。因此，根据经验，中国人学会了中庸之道。《尚书》中记载，尧帝劝告虞舜“允执厥中”，孔子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孟子赞赏“汤（商汤）执中”，老子称“不敢为天下先”，庄子称“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人的圆滑世故和老谋深算，同时也磨灭了中国人的锐气和创造精神。

中国的经验主义创造了古代文明的辉煌，但现代中华文明不能从中诞生。

                        ·中国的错误

醍醐子曰：康有为、梁启超是近代经济开放的“洋务运动”之后提出政治改革的先驱，他们联合举子“公车上书”，开展“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影响深远。变法失败后，康、梁在一片“革命”声中显得思想保守，一味鼓吹改良主义的渐进改革观。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孔教会，支持张勋复辟，“从维新健者倒退为复辟的祖师”；梁启超则为袁世凯效劳，后“倒袁”加入北洋政府，鼓吹走立宪道路。

康、梁一生在政治上少有得意之时，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悲剧、最大的错误。

康有为、梁启超不仅是大思想家，而且是具有政治远见卓识的人。

康有为根据《春秋公羊传》《礼记》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乱世”到“小康”再到“大同”的进化过程；因此，只能顺应这一历史规律来实行社会变革，“由酋长而渐至君主，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至共和”，如果搞“骤变”，则只会使社会陷入混乱。故康氏反对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康有为的“保守”并不像现代许多人的极“左”是由于孤陋寡闻、愚昧无知造成的，相反，他对人类文明、世界潮流有着深刻的洞察，据此作出理性的而非浪漫的道路选择。在他的大同理想世界里，实行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和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个人自由和人权，社会财富异常丰富，文化教育事业充分发达，人民生活幸福美满；人出生后由社会抚养，长大后为社会服务，财产共有，消灭家庭，废除国界，没有国家、军队、君主、刑罚，只有“禁懒惰”、“禁独尊”等几条简单的社会规则。康有为同时猛烈抨击封建伦理纲常，指出它是违背“人性”、“人道”的。不过，尽管如此，也不能指望一夜间过度到大同社会，只能从君主立宪做起，依靠集权来稳定社会，推行改革。

梁启超堪称中国20世纪知识最渊博的人之一。他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余万字，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传播民主自由、渐进改革的世界观，文章风靡相当长的时期，其影响之大，罕有其匹。他著《开明专制论》《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少年中国说》《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国立国大方针》《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等文，主张开民智、绅智、官智，倡导人权、民主、科学以及君主立宪，反对革命，认为革命之说，乃“暗于中国之内情”，“徒取乱耳”；又认为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次：周朝的革命，汉朝的革命，辛亥革命；他提出公德说、私德说、新民说、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说、万国大同说……。

康、梁伟矣，其语洪钟大吕，振聋发聩，实为中国的治世良方。

可惜的是，现代中国人能听康、梁之语者未几，一些老百姓或者暗昧于世界潮流，不识民主、人权为何物，或者激进于变革，浪漫主义思潮风靡于世，视康、梁为保守的代表，结果，极左的口号充斥人间，社会陷入动乱，辛亥革命、袁世凯盗国、倒袁、张勋复辟、北伐、军阀混战、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一次次急剧的变革，使社会付出了巨大而沉重的代价。虽然有的事件和运动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如果采取渐进、温和、理性的方式，则代价可能小得多，效果可能好得多。激进的革命，砸烂一切，可以摧毁旧世界，而不可能在一夜间改变中国人的思想、风俗、文化和传统，其结果，人们的封建意识依旧，行为方式依旧，只不过，政治词汇变新了、“现代化”了。

醍醐子曰：回顾、痛悼康有为、梁启超，我该几回掩卷，为旧中国而哭！

                         ·中国特色

醍醐子曰：孙中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三民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考察研究了西方三权分立–––––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相互独立的政治架构的优势和不足，结合中国古代政治中监察、科举的传统，提出了“五权分立”的思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执行权）、监察权（纠察权）、考试（通过考试任用官员）权五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与监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西方政治中“议院专制”，监察不力，选举上台的总统、省长、市长、县长、镇长等滥用亲信、结党营私的弊端。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寻求民族解放），民权主义（实行民主，保护人权），民生主义（致力于改善民生）的根本是民生主义，也就是说，孙先生根据中国的实际，把生存与发展作为理论的核心、执政的最大课题。他主张在中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但又要避免两极分化，为此，他从“均田地”、“官山海（官府垄断资源）”、“官营（国有国营）”的传统思想中吸取智慧，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土地国有、大企业由国家经营等主张，所以，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不过，孙中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反对全盘国有化，反对剩余价值学说，认为剩余价值并非全由工人创造，管理者、杰出人才等皆有贡献；他反对唯物主义，声称：“从前的社会主义错认物质是历史的中心……，我们现在要解除社会问题中的纷乱，便要改正这种错误，再不可说物质问题是历史中的中心，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 他反对阶级斗争，认为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偶然的病态现象，“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他说：马克思指出，资本家要多得利润，只有三个办法，一是减少工人的工资，二是延长劳动的时间，三是提高产品的价格。可是，福特公司的做法正好相反，它增加了工人的工资，缩短了工时，降低了价格，而汽车风靡全球，资本家也大赚其钱。马克思也没有料到两个阶级的妥协，当时英国工人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马克思批评这是梦想，资本家一定是不允许的，可是后来英国竟实行了八小时制。孙中山因此竟下结论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几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

醍醐子曰：孙中山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有得有失，其得在于他既顺应世界民主潮流，又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而是考察国情，将之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他肯定“四大民权”––––––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主张民有、民治、民享（亦称三民主义）；他遵循渐进的原则逐步实行民主，主张从“军政时期”到“训政时期”再到“宪政（依法民主行政）时期”的过渡顺序；他重视民生，节制资本，防止私人垄断，深刻地洞察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具有类似于“民主社会主义”和“全民资本主义”的思想。其失在于其理论有矛盾之处，如国有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等；他还低估了封建传统的巨大惯性和军阀的力量，没有唤醒民众，没有做好民主民生的宣传普及工作，等等。

孙中山是第一个将现代人类文明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伟人，其功永世不没。

醍醐子曰：我们应当谨记孙中山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日本人与中国人

醍醐子曰：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德川幕府多次颁布海禁和严禁基督教的法令，并严格限制对外通商。1840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舰船到达日本，要求日本打开国门。当时日本分攘夷派与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结果，攘夷派被镇压，投降派取得了胜利。幕府当权者说：“中国拘泥于古法，日本应在未败之前学到西洋之法”。于是在1868年，日本开始维新，天皇宣布《五条誓文》：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盛行经纶；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4、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同时，思想家西周倡导西方思想，成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福泽谕吉等人提倡“实学”，以儒家吸收西学，以“理”接受自然法思想，以“天”接受天赋人权思想，不像中国人以儒家排斥西学。政界大久保利通等人则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力促改革，从官办企业开始，强行积累原始资本；同时以贸易立国，不惜经济被奴役，丧失海关自主权，贸易逆差大量存在，金银严重外流而对外开放。后来，日本政府提出“开拓海外直销基业的建议”，外交官肩负起发展对外贸易的使命。日本还以教育为“大本”。1872年文部省颁布《学制》，普及小学教育，到20世纪70年代则普及了高中教育。

“和”的精神被称为日本魂。公元600年左右出现的日本宪法第一条即是“和为贵”。日本人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论资排辈）、工会组织、以企业为家的理念、劳资关系的融洽（如劳资谈判很容易相互妥协，达成协议）等等，皆体现了和谐团结的民族精神，甚至日本的身份制度（如今重视学历）和世袭制度（非官僚制的科举、轮换），国家至上主义，武士道精神，绝对服从的整体性民族盲动，也体现了“大和”之魂。中国人也讲究“和”，但现实中往往一盘散沙，人们面和心不和，喜欢表面上敷衍、客套、笑脸相迎，实际上相互不服，嫉妒，忌恨，小心眼泛滥，个个心怀鬼胎，暗自争斗。

日本历史上曾实行“大化革新”，学习中国唐朝的文化和政治体制；近代又实行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的治国方法和科学技术，这确实反映了其宽容博大、虚心好学的民族性；而中国呐，自恃文明古国，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总喜欢寻找种种愚昧的借口，什么“物质文明在西方，道德文明在中国”，“中体西用”（中国的为本体，西方的为实用），“古已有之”，“中国的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特殊国情”等等，不愿虚心地、彻底地向别人学习。一直要等到如甲午战败，国破家亡，才会有人表示愿意实行全面的改革，但此时往往为时已晚。譬如，清末镇压了康、梁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后，鉴于甲午、八国联军造成的危机，朝廷也开始了“新政”：君主立宪，废科举，大力举办现代教育，裁减政府冗员，设立现代警察制，训练新式军队，开商埠，广派留学生，修铁路，办工厂，颁布《破产法》、《刑事民事诉讼法》，等等，但几年之后便为辛亥革命所粉碎。

日本人具有强烈的危机感，是紧张民族、严肃民族（大概源于其地理上自然灾害多，地震、海啸、火山爆发频繁，人多地少，民族生存从来面临着危机等），尽管他们偶尔也歇斯底里一下，来个“无礼讲”（胡闹），学生闹起“暴风雨骚动”，但平常人人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刻板严肃，勤劳吃苦，有韧性，像个工蜂，放弃休假，自愿加班，严守时间和纪律。而中国人则与之不一样，我们是轻松民族，懒散成习，农民安于贫困，情愿天天坐着晒太阳，也不愿出去谋事做；工厂里往往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人们乐于晚到而早回。我们没有危机感，喜欢听颂歌、好消息，甚至掩耳盗铃、鸵鸟式地自我欺骗。不等到大的东西打着屁股了，中国人是不愿动弹的。

日本人不太信神，而崇尚心灵。他们重视感性体验、以心传心，欣赏余情、余音袅袅、简易无言、无常、哀婉、清淡、风雅、风花雪月和悲剧美、灭亡之美，他们自杀时死不回眸；他们敏感，审美力强，深悟禅理禅趣；他们是非理性主义者、非合理主义者，讲究非逻辑、不平衡、不对称。而中国人虽然也不信神，也重视感性体验，但我们奉行人际关系至上、形式主义，而心灵不那么敏感，不能体悟物哀、悲壮之美，而且，我们十分留恋现世，对死不甘心；中国人是合理主义者，认为存在就是合理，只能逆来顺受，接受命运，不敢反抗；我们欣赏平衡之美，喜欢对联、律诗的对仗工整，喜欢四合院。

诚然，日本民族也有其缺点，如只擅模仿，创造力不强，军国主义对外扩张，集体盲动等。中华民族也有其优点，如聪明能干，擅经商，对外和平主义等。假如我们能以日本人之长，补我之短，克服民族劣根性，则中华民族腾飞之日不远，此乃人民之幸，醍醐子之幸！ 

                   ·“五四”诸子

醍醐子曰：“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毛泽东等诸子纷纷登场，他们口诛笔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猛烈的抨击。

鲁迅最是激烈，他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劣根性–––––––奴性、惰性、残酷、麻木、虚伪、缺乏公德、一盘散沙、精神胜利法，等等，提出了改造中国文化的艰巨任务。他指出：

“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没有实现。”“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向来是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中华民族最缺乏的是诚和爱。”“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若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若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是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倘若不是笨牛，读一点历史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符，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

鲁迅对青年、对国人自省寄予了厚望：“我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倘若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所最缺乏的。”

鲁迅还有着深刻的人生悲怆感，对大团圆主义、世俗享乐主义、乐观感性主义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有意识的背叛和决裂。他写道：

“我常觉得一种轻微的紧怯，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深切地也感到‘生’的存在。”“也许有人死伤了吧，然而天下却似乎更显得太平。”“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中沉没……，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我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无法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有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象是长嗥，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读罢鲁迅，我感到他并不颓废，他把生命的力量留给了人间；他并不彻底地悲观，而是隐隐让人感到爱的温暖、生的希望。

除鲁迅之外，影响最大的是陈独秀，他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在他创办的《青年》（即后来的《新青年》）杂志上猛烈抨击传统文化，鼓吹民主与科学，以及“科学与人权并重”，提出“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新人格”，“新国家”，“新社会”，“新家庭”，“新民族”等主张，倡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伦理之觉悟”，以及接受西方“自由、平等、独立之说”等。他甚至说：“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

可见，陈独秀其实是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后来他何以转向了共产主义？我认为这只是他救世的一个选择，而非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晚年病居江津时，重新反思了民主，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最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曾赋诗道：

         绝美的风景，多是奇险的山川；

         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丽的牺牲当中！

他确实以自己的殉道完善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人生。他曾尖锐地指出：“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小农愿望）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他在痛责中对祖国存在着多少想象，寄予了多少厚望啊！

曾经叱咤风云的另一人物是胡适。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出版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学的先锋。他曾写下《誓诗》：

    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胡适认为中国是“人力车文明”，“用人作牛马”，“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因此，“只有一条出路，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与胡适一样，青年毛泽东激进而深刻，他激烈地抨击现实，充满对旧秩序的憎恨：“知吾国国民之愚”，“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于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他认为欲改变中国，须从文化思想革命开始：“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改变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毛的这一思想影响了他一生，成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同时，青年毛泽东以圣人自居：“圣人之所为，人不知之……，独立不惧，遁世不闷；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踟于后而魂不惊”，“吾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并主张斗争哲学、意志哲学，崇尚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乌托邦思想–––––建立“新村”，半耕半读；主张无政府主义，倡导联邦民主制，建立“湖南共和国”；反对暴力，主张“无血”革命。这些思想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有的得到了加强，有的发生了转变。

醍醐子曰：“五四”运动后来被歪曲了方向，走向了国民党暴力独裁、以专制对付专制的道路，其反封建，反传统，传播民主与科学，改造国民的任务始终没有完成。

                    · 历史说

醍醐子曰：纵观近现代中国历史，发现只要是顺应、符合人类发展潮流的思想、行为、事件，哪怕有些偏激，存在种种失误，不为当世所容，也必将功垂万世。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维新，搞政治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大无畏精神名留青史；孙中山、廖仲恺“不惜头颅贵”，搞暴力革命，行为上不可谓不激进，但他们反对的是腐朽的专制统治，所以也“留得中华史上名”；鲁迅性格偏激，有时甚至心胸狭隘，不容异见，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勇气和智慧必将永远载入史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虽然从“政治家”的角度上讲显得幼稚、短视，但他们顺应了民族的呼声、人民的要求，所以功绩又是不可磨灭的。

与上相对，封建统治者们则总是制造种种借口、发明种种理论，来维护极权封建制度，反对、镇压改革者；虽然其借口、理论如清王朝的东方文化论、传统文明论不乏合理因素，但因为他们从总体上违背了历史潮流，代表着腐朽与落后，所以人民最终把他们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醍醐子曰：有人说英雄创造了历史，也有人说人民创造了历史，其实，创造历史的往往既不是几个英雄豪杰，也不是芸芸众生，而是一群最先觉悟的人、一个反叛的阶层。同盟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即是明证。

社会思潮总是由一群先知先觉者引导、传播和左右的，如孙中山、黄兴等鼓吹推翻清王朝，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宣传马列主义，皆可谓独领风骚，开一代新风，“成众生之先”；而当时一些民众并不知民主、自由为何物，往往只是盲目跟从、被社会波澜卷入随之浮沉而已。

但也绝非仅靠孙、黄，或毛、陈、李几个英雄就可成就惊天动地的伟业，关键是要形成一个觉悟的阶层，一个同心协力的党，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战士，否则，个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这叫做“时（时势）来天地皆同力，运（党众）去英雄不自由”。

醍醐子曰：中国人往往缺少谈判、和解的精神，只有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只有挺而走险，揭竿而起，杀戮，镇压。历史上不是统治者把不满的国民浸于血泊之中，就是不满的国民把统治者置于断头台上，没有妥协。政治本位，权力万能，皇帝崇拜，暴力信仰，专制主义文化，权力运作的无程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敌对性、鹰鼠关系、天堂地狱差异，等等，造就了这一切。

中国历史上和谈派、妥协派往往被斥责为投降派、卖国贼，主战派尽管导致国破家亡，也是英雄。皇帝从和谈转到战争，往往要杀戮主张和谈的人；或者从战争转到和谈，则要杀戮主张战争的人。这是扭曲的民族灵魂在作怪！

中华民族主张阴阳二分、矛盾斗争的哲学，尽管两者有转化，但区别、差异、对立是主要的，这就是中国人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法。

诚然，中华民族也主张中庸之道，但这恰恰是在险恶的非此即彼的斗争环境中如何平稳做人、保护自己、走中间路线的经验总结，它是人生哲学，属于人际关系的范畴；中国人在政治上是绝不折中、妥协的，绝不奉行中庸之道！

                      · 三十六计

醍醐子曰：中国社会尔虞我诈，你争我夺，倾轧角逐异常激烈，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社会就是战场”，“人生就是战斗”决不是夸大其词的口号。于是，先辈们把兵法运用到风云变幻的人生社会之中，提炼出“人生权谋术”（有时是缺德术）的“三十六计”。这“三十六计”成为中国智谋的集中代表。                  

中国人是怎样运用“三十六计”的呢？

瞒天过海：这是第一计，指以假瞒真，欺诈诳骗，以及心战之术，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普遍运用之。如小学生隐瞒成绩，骗取父母的嘉奖；官员欺上瞒下，谎报政绩；商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老百姓以谎言攻心，等等。

围魏救赵：原指避实击虚，击敌要害，把战火引向别处，以制造机会。中国人的“曲线救国”、后发制人、钻空子、武术之借力、围棋之寻“劫材”占“大场”等皆为其运用。

借刀杀人：指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以离间敌人；借敌力、敌刃、敌财、敌谋，将计就计，除掉对手。现实中，挑拨离间；利用别人；假冒名牌产品来赚钱；商场“宰人”，以及俗语中的“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即是。

以逸待劳：指坐等上钩，诱敌就范，设伏以待，牵着对方的鼻子走等，中国人的以柔克刚，虚以周旋，拖延战术，诱以小利，假降价，假打折，等等，就是此类表现。

趁火打劫：指抓住战机，就势取利，乱而取之。日常所见的哄抢、趁机抬价、乘人之危，以及发“国难财”、取不义之财，甚至乘势销售、赶流行、趁机占领市场之缺等，都是运用。

声东击西：指忽东忽西，不攻而示之攻，制造错觉，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现实社会中的示假隐真，拿对方的部下开刀，散布假情报以哄抬股价，以旧换新业务等等即是。

无中生有：原指由虚变实，虚虚实实，蒙蔽敌人。中国人之假话欺骗、流言蜚语、无事生非，等等，即是实例。

暗度陈仓：来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语，原指伪装佯动，以表面现象迷惑、麻痹敌人，而暗中却采取另一种行动达到目的。中国人的两面三刀，笑里藏刀，虚伪掩饰，出奇制胜，以及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表面上光明正大，暗地里搞阴谋诡计，等等，为其活学活用。

隔岸观火：原指冷观形势，坐山观虎斗，等待敌人内乱；围而不打，避免敌人联合，或敌人狗急跳墙。现实中，中国老百姓看热闹；知识分子作政治的旁观者；政治家保持中庸，超脱于派系斗争，从而脱颖而出等等，即是。

笑里藏刀：一些中国人口蜜腹剑，善于“阴以图之”；或假惺惺友好关心，嘘寒问暖，麻痹对方；或刚中柔外，偶露杀气，面目狰狞。

李代桃僵：原意为李树代替桃树而死，后指兄弟互助，互相代替，代人受过；现指舍卒保车，舍车保帅，惩罚爪牙，找替罪羊的行为。中国人惯用此计。如曹操斩粮官，以安抚缺粮的士兵；武则天斩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以平息老百姓对酷政的不满。

顺手牵羊：战争中指伺隙捣虚，乘隙争利，生活中一指小偷小摸，行为不正；二指因势就便，善加利用。中国人即是利用他人的高手。

打草惊蛇：指观彼动静，侦察敌情，伺机而动，也指暂缓动手，稳住对方，防止打草惊蛇。中国人最会探听虚实、掌握刚柔，可谓能进能退，能屈能伸，能忍能拖。

借尸还魂：本指腐朽的东西假托别的名义重新出现；后指做事借势借名借力借机，如打着前朝旗号––––––“复兴汉室”、“反清复明”之类，举兵起义；借“清君侧”之名，搞叛乱；还有，当今“穿马列主义外衣，行封建主义勾当”，亦为借尸还魂。

调虎离山：攻其必救，调动敌人，使之虎落平阳、失去有利环境；排挤对手，逐出其势力范围，引诱他中圈套，使之为我所掌握、控制，等等，皆有人生妙用。

欲擒故纵：纵虎归山，骄纵敌志，最后全歼；穷寇勿追，网开一面，最终一网打尽；欲取故予，欲敛故张，欲废故兴，中国人最懂此类辩证法。共叔段讨封地，欲叛乱，郑庄公明察而怂恿，最终攻杀共叔段；韩信要挟封王，刘邦暂许之，终不免兔死狗烹。

抛砖引玉：利用诱饵，钓出大鱼；示形伪装，引蛇出洞；牺牲局部，获得大利。如经商之“优惠”，“打折”，“抽奖”，日常之舍小财赢荣誉，骗术之先予小利后一把赢回，等等，皆是。

擒贼擒王：即攻其要害，一锤定音；俗称掏心战术，掐脖子战术。中国能做王者，往往是挺而走险的亡命之徒，其他人只是跟着瞎起哄，做奴才，一旦“头头”出事，众人便作鸟兽散；此即老百姓所谓的“树倒猢狲散”。

釜底抽薪：指抓住关键，根本上削弱对方；保留形式，撤换内容；也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偷换实质之意。

混水摸鱼：中国人信奉“乱世出英雄”，“乱中有豪杰”，善于窥占形势，连横合纵，乱中取利，个人打天下；或者挺而走险，揭竿而起，或者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占山为王，以“劫富济贫”招天下。

金蝉脱壳：指走而示之不走，秘密转移、撤退；使用调包计，偷换概念、内容。诸如换包装，换商标，成立新公司避债、逃债，利用驻外公司、外资公司转移资金，让子女出国而洗钱，等等，都是最新运用。

关门捉贼：四面围堵，一举全歼；不怕狗急跳墙，一网打尽；关门搜身，抢劫勒索；“请君入瓮”，设计害人；多种推销服务，不让客人空手而归，等等，皆是。

远交近攻：原指分化瓦解，分而治之，各个击破，防止敌人结盟；现实社会中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远则为友，近则倾轧，人整人，等等为其运用。

假道伐虢：春秋时晋国向虞国借路去灭虢国，回途时连带灭了虞国，此即以借路为名，行扩张之实。中国人惯于借势扩张，趁机占便宜，背信弃义，以力服人。

偷梁换柱：也叫偷天换日，指僭越君权，欺上瞒下，玩弄手腕，窃取权力，调包换物，抽换人员，给对方假情报，使之失误，以及变更企业形象、名称、商标，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坑蒙顾客，等等。

指桑骂槐：意即明指一人，其实在骂另一人。中国人善于含沙射影，指东骂西，日常言行都让人费劲琢磨、让人猜，不像西方人之直截了当、诚实率直。此计也指杀鸡儆猴，敲山震虎，威震对方，如孙武吴宫教战，斩嬉闹的吴王宠姬；司马穰苴设定日晷，斩迟到并且瞧不起自己的庄贾，等等，多是运用。

假痴不癫：即装疯卖傻，假装糊涂，碌碌无为，以退为进，后发制人；古人说：“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大智若愚”，此计实为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实用谋略。如摊主、饭馆小姐结帐时故意算错、多算，“麻进不麻出”；官员违法违规，假装不知，蒙混过关。

上屋抽梯：指断去退路，破釜沉舟，实行口袋战术，打围阻援。现实中“将生米做成熟饭”，先动手修理，先接上车，先让顾客住上、用上，然后再谈价格，即为活用。

树上开花：指巧借其他因素，虚张声势，制造假象，使用诈术，布迷魂阵；生意场上，指大作广告宣传，制造声势；加入某个集团，“借船出海”；迷惑竞争对手，扩大营销网络，大面积占领市场，等等。

反客为主：或甘居客位，忍耐待机，以屈求伸，或趁隙插足，变被动为主动，控制局势；或忍气吞声，或仗势欺人；或后发制人，或先声夺人，等等，皆为中国人所灵活运用。

美人计：“攻其将，伐其情”，或投其所好，娱其心智，或怠其精神，误其国家；或民族联姻，或政治婚姻，此计为众人所运用：越王勾践，汉武帝，唐太宗，康熙，蒋介石等，皆为老手。商场之中，美女服务，美女参加谈判，为通常做法。

空城计：虚者虚之，疑中生疑，运用心理战术，不战而胜。生意场上，故意比对方晚到；让客人空等；借故推迟谈判；光答应不办事，开“空头支票”；商人诈骗，空许诺，不投资，等皆为运用。

反间计：指利用对方间谍，获取情报；寓攻于守，将计就计，出示假情报，使敌上当。中国人最早研究间谍的使用，孙武有五间––––––生间、死间、因间（利用亲戚关系的间谍）、内间、反间之说；现实中，技术窃密与反窃，猎头公司之行为，微笑服务套口实，谈判中不让对方摸着自己的底牌等，为其活学活用。

苦肉计：伤害自己，取信于人；牺牲小利，“忍痛割肉”，换取大利。如卖狗皮膏药的，往自己身上锤、打；商家亏本销售，以期挤垮对手，等待垄断了市场后，再高价取利；壮士断腕，以表决心；禅师“棒喝”、“断臂”，以求醒悟；政客牺牲朋友、同伙，以图自保。

连环计：此计一指连续施用多个计谋，确保万无一失；二指使对方互相钳制，失去行动自由。中国人善于制约对方，如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对下搞分权制衡；武则天、朱元璋大搞特务行径，监视臣民；曾国藩搞连坐互保，清查户口，等等。

走为上：此第三十六计意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与打结合；应当可刚可柔，可进可退，可打可走；有时最佳的选择就是避锋、退却，但不是消极的逃跑，而是伺机待时，为反击作准备；有时要妥协，媾和，甚至投降。中国人的这种随机应变、能屈能伸的思想，造成了历史上汉奸多、软骨头多、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泛滥的恶果。

醍醐子曰：“三十六计”中表现了多少“中国病”的症状啊！中国谋略中又沉淀了多少“中国病”的病因啊！

                   ·中国社会心理

弟子问：古代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心理如何？

醍醐子曰：一些中国人封闭而麻木，他们有严重的造神心理，中国社会也往往存在着造神的机制。这个“神”不是象西方的有缺点的天神，而是没有缺点的至高无上的人间“天子”、“皇帝”。许多中国人少不了君王、救世主之类，所谓“民不可一日无君”也！没有，就搞个人崇拜，捧一个。

古代中国人还有专制心理。不仅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而且许多中国老百姓都认为专制独裁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人家打下了天下嘛！”不像西方的老百姓认为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靠纳税人的钱养活了官员，官员必须听人民的。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也绝不可能像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那样，有成为专制君主的威望与条件，但他拒绝君主制，主张民主共和；他力促限任制，届满后自己坚决退隐。

中国人还有斗争心理。许多中国人喜欢党同伐异，搞派性斗争；为了政治利益，往往不择手段。在西方，“罪恶的”、专制主义的、不讲道德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它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支流；而在中国，同样罪恶的、专制主义的、不讲道德的韩非子法家理论出现于2千多年前，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流。

醍醐子曰：中国人其他的心理有“赞歌心理”––––––––长期的人治、官僚主义治国，使得封建统治者喜听颂歌，忌讳批评和揭露时弊。所谓“不虚美，不隐恶”只是写在书本上的圣人的口号。“官贵民贱心理”––––––––中国古代社会以官为尊，以民为贱，这也是官僚社会之必然；官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法律等方面都占尽先机，甚至可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婆婆”心理––––––––经济改革方面，一些人惯于发号施令，滥干预，不负责任；官营垄断，既执法又参与经营；能卡就卡，“给小鞋穿”，“不通过我别想办成事”；改革我支持，但不能让我放弃既得利益；不给“好处”，别想顺利办事；“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媳妇”心理–––––––谨小慎微，别冒犯上级“婆婆们”；多烧香，多磕头，多供奉；“走一步看一步”，不为天下先，但也不落在众人之后；不要触及政治体制改革，宁左勿右。“过独木桥”心理––––––––人际关系复杂，社会问题成堆，改革是在冒险，个人生死未卜；如今告状的多，拆桥的过，盯着官位的多，等着瞧“好戏”的多，看热闹的多，因此，自己必须且愧且咎，不露任何把柄；宁可不做，也不多做。“称霸一方心理”––––––––一些人认为，既为“父母官”，改革中就得维护地方、部门利益，更主要的是维护个人的利益；对于法律、政策，找借口能顶则顶；老百姓不听话，敢顶撞我，就抓起来！公款消费心理––––––––公款消费，可大手大脚，一掷千金；集团消费，赶“末班车”；公款私存，公费开会旅游；提高买入价，压低卖出价，拿回扣，任国有资产流失；哪里假冒伪劣曝光了，就往哪儿去，可高开发票低付款；工程草率上马，急忙花光预算，不了了之下马。对外心理––––––––一些官员引进外资饥不择食，与政绩挂钩；凡是“外商”，一律降格以求，任外商诈骗、出口的国货回流；不断引进，不断落后，不断出国，不断受贿，不搞技术消化吸收，甚至不妨撤销研究开发机构；干脆在国外开个代表处、办事处、中资企业，这样可以三天两头出国，可以洗钱，可以转移资金。

醍醐子曰：还有一些症结长期困扰着中国人。他们是所有制症结––––––––对所有制，谈虎色变。认为只有传统的国有、公有，才能保证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国家所有制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变；搞股份制、搞“放小”、搞拍卖，是搞私有化、搞资本主义。贫富差距症结––––––––害怕贫富差距拉大；以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远超过中国；殊不知，按国际上公认的“五等分法”衡量贫富差距（人口中20％的最富者平均收入与20％的最穷者平均收入之比），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可参考国家统计局报告、中国人民大学调查报告等）。经济学中的库兹涅兹曲线也反映的是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的两极分化状况。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发展中国家是效率优先，急于追赶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因此，必然牺牲公平；而发达国家已经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有条件解决公平问题。西方的左派政党（社会党、共产党、工党、社会民主党等）即是崇尚公平甚至社会主义观念的政党，他们上台后政策的核心就是解决公平。瑞典等国累进制个人所得税高达60％以上，美国的遗产税达50％，英国达70％，还有西方的股份共有制、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有助于实现社会公正。特殊国情症结––––––––国情可以作为一切不合理、不合法的挡箭牌：破坏资源，破坏环境，是“首先是发展”的国情使然；钻改革的空子，坑国家致富，是初级阶段的国情使然；有法不依，执法不力，徇私枉法，司法不公，侵犯人权，是“文化大革命”对法制的破坏造成的恶果使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以及失业下岗，是人口大国的国情使然。等等。

弟子问：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如何？

醍醐子曰：中国人仍然沉浸于桃源梦之中––––––希望人际关系单纯，平均主义，工作稳定，无竞争，无冒险，无创造；希望建设“大同”社会、太平“天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希望领袖英明正确，不妨把个人国家的命运都交给他，不需要监督；希望让当官的为自己作主，“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希望政府不会冤枉好人、放过坏人；人民盼望包青天。

还有一盘散沙心理–––––––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中国人通常并不按一个鼓声前进，虽然他们认为应当只有一个鼓声，而且希望保持步调一致，这样就不至于有许多战事发生，但是每个人都能想出很多办法来避免齐步前进”。中国人玩麻将也体现了自私的风格：吃上家看下家，自己不赢也不让别人赢；而日本人喜欢打桥牌，注重的是协作。

家庭心理––––––––家庭属性由封建时代的家族属性而来，如今虽无封建人身隶属关系，但有名声上的牵连关系，因此，不辱门楣，光宗耀祖仍为普遍的心理。中国人结婚喜欢大肆铺张，讲排场，比阔，大吃大喝，充分反映了世俗主义的民族精神，可谓俗气无比，无高雅圣洁之风。中国人对独生子女娇生惯养，小学生所从事的劳动尚不及美国小孩的十分之一。父母一辈子为后代，忙完了儿子忙孙子；而儿孙对上一辈并无感激、还恩之心，甚至刻薄对待，虐待老人。

大吃大喝心理––––––––不管是在发达的香港、台湾地区，美国的唐人街，还是在落后的中国大陆，大吃大喝总是丢不掉的民族特性，到处可看到盛开宴席，杯觥交错，胡吃海塞，满桌剩菜的场面。在抗战时期，就流传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民谚，如今和平年代，官员们更是吃喝成“疯”，新民谚“美酒喝得浑身暖，公款吃喝心不寒”，“搓麻将一夜两夜不睡，喝茅台七两八两不醉”即是生动的写照；老百姓虽然没有很多公款吃喝的条件，但依然可以想法子大肆吃喝：结婚，生小孩，小孩满月，升学，升迁，乔迁，过年，过节，以及平常三三两两，呼朋唤友，就可“大开杀戒”，恨不得吃个天昏地暗。如此的狂吃狂喝心理是世俗主义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现，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