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uis英文名不吉利: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折腾岁月小记》之十八

      1966年，春节过后我由大连返回单位上班，同寝室的房师傅就要给我介绍对象，他说这是他堂妹，师范学校刚毕业，知根知底，问我意下如何？我客气地对他说，自己刚工作想待几年再考虑。时间不长他又找到我问：“最近是不是又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了？”我很吃惊，他怎么知道的这么快？“是呀，但我还是那句话，待几年再考虑。” “嗨，早晚的事，可别错过良机呀，我这个妹妹真的挺好，我安排一个日子你俩见上一面，行就处，不行就拉倒，省得我老为她牵挂。”就这样他硬性给安排在一个周一的早晨，正好他妹妹乘早班的火车回郊区的学校上班，我们就在车站的候车厅见了面。

      至此我就算处女朋友了，她在郊区上班，每周只能回来一次，有次她将我给她看的一本在学校写的“诗集”，改抄到她新买的一本很漂亮的硬壳笔记本上还给我时，我被那娟秀娴熟的漂亮字迹所感佩，愈品味便愈迷恋她那种透过字迹，所散发出来人品的贤淑和久远的青春芬芳。没想到这“见字如见人”真是这样准呀。

      不久，她就告诉我自己的家庭出身是富农，为此她曾多次委婉的向我提出，要我慎重考虑，可能是自己在这方面没有经受过什么挫折和打击，对此并不看重。并打趣地说：“若我俩是发小长大，可能今天你都不会理我，因我小时候特淘，而且专与老师作对，所以一直到六年级才批我加入少先队，那时的你早已是两道扛的中队长了。”接着又讲了一些我小时候的玩劣故事给她听，听后她咯咯地笑个不停，笑的那张圆润的脸更显得灿烂，特别是那一口洁白整齐的皓齿真让人喜欢。

      这年的五月，全国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行动开始了。伴随着那到处荡漾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革命行动。”的主席语录歌曲，大规模的阶级清洗铺开了，当时我很为她的处境担心，一再叮嘱处处要谨慎小心——“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她告诉我，由于自己的“政治贱民”出身，从1957年十四岁时就懂得了世间炎凉，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让我放心，没事。

      我们还象过去一样：周六晚我到车站去接她，周日在一起，周一再送她到车站，每次走时她家那条小黄狗都会跟着，一直送到车站，然后让我摸摸它的头就转身跑回家。

      说起这条小狗还有段小故事：我俩认识不久，一次在街上遛马路时，突然窜出这条小黄狗，见到她就向身上扑去，当时把我吓了一条，赶忙去驱赶，但它还是摇着尾巴向上扑，她蹲下将它抱起说：“这是我家的小狗，叫‘黄黄’可厉害呢。” “它怎么跑到这里了？”“不知道呀。”说完将它放下：“回家吧，去！”一跺脚，那条小狗就跑向我们身后一对老夫人身边……后来她才告诉我，那对老人是她的母亲和老姨，原来她俩在偷偷的验收我呢，再后来我到她家时，这条小狗见到我就像老朋友似的，摇头晃脑走到我跟前，她的母亲惊异地说：“俗话说，‘狗不咬新姑爷’，你们看真是这样呀！”

      进入八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她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我经过多次反复考虑，决定与你分手……今后我们作为好朋友相处吧。见到信我很吃惊，无怪乎最近在一起的日子，她显得那样无精打采、闷闷不乐，还说什么有老师要给她介绍对象，我还逗她，我与你一起去看，帮你参考参考，莫非又有高枝可攀……强扭的瓜不甜，分就分吧，我立即挥笔复函，信写完后刚要去邮局突然想起，这事得与介绍人说一声，要不他还以为是我先提出的呢。

      经与房师傅交谈后，方知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原来是她的父亲已接到单位文革小组的勒令：“限在本周内滚回农村原籍。”这件事在十几天前，她就看到了市里散发的《关于驱逐黑五类分子问题的革命串联大会决议》已有所预感，为了不影响我，才痛苦的下了与我分手的决心。

      第二天我请了“代休假”前往她家，沿途看到满载抄家物品的卡车呼啸而过，时不时从小巷里赶出一群被红卫兵打骂、押解遣送的“黑五类”。这时你会顿感“红色恐怖万岁”确实已从传单上走进了现实。

      一进大院就看到她们全家，正在向一辆马车上搬家具，马车旁站着她父亲正与一位满脸凶相的瘦高个，右臂上戴着“赤卫队”袖标的人交涉着什么：“老郭，这捆书是老爷子留下的药书你们要它干嘛。” “我看是你家藏的‘变天账’，必须带回检查。”又上来一位身着草绿色军装，扎着皮腰带的学生模样的红卫兵说：“郭组长，又搜出几封信件，怎么处理？” “全带走。”这时只见她从屋里跑出喊道：“那是我个人的信件，你们不能动。”只见那个红卫兵立即从腰上抽出皮腰带，举手要打，我一看，不好！在这“好人打坏人活该。”的最高指示时期，作为一个“坏人”你只有躲的份。我赶忙上前劝阻，并将她拽到一边说：“咱不要了，我以后再多多给你写。”她一看是我，就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说： “你怎么来了？” “我不应该来吗？”她拢了一下头发，露出额头上渗出的晶莹汗珠：“信收到了吧？” “我已经把它撕了，现在什么也别说了，抓紧搬家。”

      等我将最后一个收音机，放到车上她父亲手中时，她母亲把我拉到一边说：“小汪，情况就这样，你也都看到了，你俩的事，大婶只有一个要求，我家的成份问题不能连累你，希望你尽早给她一个话，不要犹豫，行吗？”我拉着她那颤抖的双手说：“大婶，你放心去吧，弟弟我们会照顾好的，有时间我俩会去看望您老。”在搬家过程中，那条“黄黄”，被对面屋的刘大娘关在她屋里，一直狂吠不止，否则它会向生人扑咬，为此曾被那位姓郭的狠狠地踢了一脚，骂道：“真他妈是黑五类的狗崽子。”

      自“红八月”的恐怖行动开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的血统论，就甚嚣尘上，这个一百多户的长海大院，先后被撵走四户人家，其中一个姓胡的寡妇最惨，她因强调已死的丈夫，是国民党军队连长，而自己出身是城市贫民拒绝被遣送，与红卫兵吵闹起来，最后被强迫剃了“阴阳头”当晚就上吊自尽，三天过后，两个孩子照样全被遣送，她那最大的女儿刚上初二；还有一户姓李的70多岁的孤寡老人，也因出身不好要被赶回原籍，但原籍已无任何亲人，在老人下跪请求下，才同意他去在青海工作的儿子那里……我们是最后一个被遣送的，时间是1966年9月16日。

      家走后，我时常去看望她的弟弟，那年他刚初三毕业就赶上这个运动，课不上了，红卫兵又不让参加，只好整日呆在家里与“黄黄”为伴，这时的“黄黄”瞎了一只眼，就是上次被那个姓郭的踢瞎的，它见了我更加亲热，听她弟弟讲，在他十岁那年的冬天，家里的炕炉子夜间反烟，将全家熏昏，是“黄黄”半夜发现，拼命挠门大叫，才把对面屋的刘大娘惊醒，过来及时发现叫人抢救，要不，全家都没命了。听了这些我将它抱起贴在脸上，它用那带有体温的软软舌头，舔着我的脸颊好像说：“你真好，没有离开我们。”

      她还是周六回来，帮弟弟料理一下家务。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街道居委会来了一帮人，拿着一份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领袖谭力夫的讲话：《从对联谈起》，指出：“根据北京的精神你弟弟也必须走。”说完就把材料仍给我们，开头就是一副叫“鬼见愁”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并配有谭力夫的讲话：“说起阶级路线，我们是既得利益者，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这就叫阶级烙印……心中要有一个敌字，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就是刺刀见红……”云云

      她的弟弟走后，房子被街道居委会一个造反派头头占了，她上了一把锁并扬言要办“街道托儿所”。 当时“黄黄”有病打蔫了，就被刘大娘留下，说好以后再来取。

      就这样她彻底没有家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不敢去乡下探望父母，因为学校文革小组已找她谈话：“此时一定要划清阶级界限、敌我分清。” ；在那些日子里，她不敢外出，因为全国已掀起一股以出身定一切的飓风，出身要查三代、挖四代，“黑五类”已扩展至“黑七类”，上火车、汽车要报成份，进商店、医院要报出身……

      那时对她唯一的安抚就是周六能见到我，而见到我后又总是说，下次不要来了，这走“钢丝绳”的日子不能让你也摊上。有次我生气地说：“我比起‘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中，等待我们去解放的人民’好多了，我不在乎走‘钢丝绳’只在乎你。”她哭倒在我怀中，用右手连连捶着我的前胸说：“你真傻，真傻……”这时的我，真的分不清是爱她还是同情她，反正她已占据了我整个的心。

      自这年的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后，全国各大、中、小学就掀起了大串联运动，起初象她这样出身的人是不许参与的，到后来就没人管了，特别是我在北京公出时，寄给她一份油印的《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资料，其中谈到“驱逐黑五类” 问题时有这样一段指示：“你们不能把脏水都泼到农村……对于没有任何反动言行的、只是他们的出身问题，包括他们的子女，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遣返农村，已这样做的要尽快纠正，把他们接回来。”

      见到这份文件精神后，她就非常想到北京看看，在我的鼓励下，她与学校同样出身的几位老师决定一起去，记得那天我们赶到火车站时，已贴出“车已超员停止进站”的通知，情急之下我将她们带入我的宿舍，打开后窗直接进入站台，亲自帮她们一个个从车窗爬入车内。

      到北京后，她们直奔清华园，因为那里是一切最新消息的源头，在那里她真的找到了这份文件的铅印材料，即刻在学校买了一个带有“清华大学”字样的专用信封，装好寄给乡下的父母。

      她母亲接到信后，连夜骑着自行车赶往40多里外的城里，天刚放亮就将这封信，交到她丈夫一位叫李长江的徒弟手里，这个徒弟也是单位文革小组的成员，他高兴地说：“这就好啦，一切交给我办。”立马找到那位姓郭的组长，他一见这黄色牛皮信封，并带有红色底字的“清华大学”字样的信函，顿时肃穆起来，因为在我们那个北疆边城中，人们心目中“清华大学”就是毛主席的传声筒；就是第二个“中央文革小组”，再抽出文件细看傻眼了，在其他成员的一致同意下，他不得不签字“同意返回”。

      真没想到周总理这几句公道话，对她们家的命运重于九鼎

      这天是1966年12月3日，天气格外好，在她父亲单位同志们的帮助下，全家又回来了。但“黄黄”没有等到这一天，据刘大娘讲，自她弟弟也被撵走后，“黄黄”的身体就一直没好起来，每天就趴在那上了大锁的房门下，不吃不喝，那坏了的一只眼流出的血水，不断的淌着……最后终于离开了这个疯狂的世界。

      今天惊回首忆往昔，在那以“红八月恐怖”为起始的后几个月里，仅以北京市为例，以“遣返”为名，把近10万居民强行赶出北市区押往农村，11.4万多户被抄家，据文革后官方不完整的统计材料显示，当时没收黄金　10313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住房52万间。由有关部门收购、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1万件，各区、县收存财物变价达1867万元，没收图书235万册。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图书字画焚烧了八天八夜。至八月下旬，北京市区就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并且这股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了北京郊区各县，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风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纷纷效仿。

      历史上印度的种姓制度、日本的贱民制度、南非的种族制度、西藏的农奴制度……在国际上早已臭名昭著，人人喊打。但是我国从1949年以后直到80年代初，被极左路线为划定的 “政治贱民制度”，则是又一创新，这些被视为所谓的“阶级敌人”的人群，从来就是国家机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绞杀对象，在“文革”中则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这批人的数量，若按毛泽东的指令 5％是专政对象来估计，其总人数为3000至40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远比这个数字大好几倍。这一歧视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盛行了三十多年。而这戴以“彻底革命”的桂冠出现的极左路线，在我党各时期屡见不鲜，其危害性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

     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