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ette日本日期:中国的道德问题不只是少数人的“问题”！

近日，《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就中国当下的总体道德状况进行了论述。文章指出，我国社会道德状况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社会舆论放大效应等原因，在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存在道德问题。文章较全面深刻地描述了我国的道德现状，总结了道德建设成就，指出了道德问题所在，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我国当下道德情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文章中有一些观点需要进一步补充和说明。特别是关于“我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一段，有必要进一步说明。

关于该段论述，原文是这样的：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
第一，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我国道德领域出现受到普遍关注和产生广泛争论问题的时期，集中表现在改革发展的节点时期，比如，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实行商品经济制度的初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等。新的政策特别是新的制度体制推行的初期，常常也是新旧社会规范(法律、行政和道德等)冲突的时期，旧规范往往失范，新规范尚待建立。
第二，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领域。一是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容易发生权钱交易和容易受到金钱腐蚀的领域，是腐败、诚信等问题多发易发的重灾区。二是现有道德严重失范的领域，比如，公共道德领域问题多发易发，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道德所调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人群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农民到城市新市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体制内的人到体制外的人；从国有制的人到个体、私营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的人等。
第三，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人群。一是一些官员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少数官员弄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腐化等。这些人的败德行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最大。二是一些企业和商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诚信缺失、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等。三是一些文化名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沽名钓誉、抄袭剽窃、低俗炒作等。四是一些公民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不守公德、见危不救、以怨报德等。
正是这些局部的、少数社会成员的败德现象，无形中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道德压力和心理暗示，很多人因此认为社会正在逐渐滑向一个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渊，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悲观、消极情绪。

道德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社会风俗问题，是一个社会习惯问题，是一个社会的整体评价度问题，这种问题是以一个社会的基本良心为标尺的，它与经济与政治与法制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全部依附于这些关系，有时侯成正相关，有时侯呈负相关，就像金钱之于幸福一样。这把标尺不在外面，在人心，一个社会的道德情况好不好，不是总结出来的，而是每个人通过心灵体会出来的，这种体会用不着说教，用不着拔高，人人都会感受，人人都能体味。
将道德比喻为社会的精神血液应当说是非常恰当的，血液运行于全身各个器官，不会出现一个地方血液好，一个地方血液坏的情况。我国社会道德状况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这个判断应当说是“光明的”，这是一种正确的引导，我们当然不能说我们现在的道德状况一塌糊涂。但是文中说的三种特点显然是限定性太大：我们现在的道德问题不只表现在一些时段，而是表现在每一天；也不只是表现在某个领域，而是表现在所有领域；不只是表现于某些人群，而是表现于所有的人群。如果不是，我们可以就以现在为例，说出哪个时段，哪个领域，哪个人群道德问题不是普遍性的吗？这其实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现在的道德问题，我们提倡的是要进步，要光明，要主流，但是社会实际却的确有非常严重的滑坡，而且呈可怕的漫延之势，这是我们社会的短腿之所在，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之所在，我们不能因此而怪媒体的“放大效应”！

文章中关于出现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的分析主要有四点：

第一，道德发展滞后性的原因。道德的发展轨迹和经济的发展轨迹是同向的，但决非简单同步。旧的道德观念将长久地影响人们，而新的道德观念转换成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行为规范，往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优秀传统道德相承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既是宣传思想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艰巨任务。

第二，体制机制不完善的原因。在我国社会大变革、大转折、大发展的时期，道德问题往往折射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最为群众诟病的一些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虽然表现为官员的败德，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钱权交易多发频发，而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却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比如，屡屡引发国内外关注的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虽然表现为一些企业和商人的败德，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风险急剧加大，而社会征信等信用体系依然缺失。比如，遭致普遍抨击的见危不救、不守公共秩序等问题，虽然表现为一些社会成员公德失范，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文化向“陌生人社会”文化不断转变，而社会控制和约束体系逐渐弱化。比如，让人忧心忡忡的仇官仇富现象，虽然表现为一些社会成员的非理性心态，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甚至扭曲。

第三，法治和德治还不完全相适应的原因。社会上确实存在重法治轻德治的倾向，甚至有人对德治很反感，认为德治就是人治，德治是法治的对立面。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当前败德行为的代价过低，并与违法行为代价过低的情况交织在一起，这是导致许多道德问题持续产生的重要体制机制原因。

第四，社会舆论放大效应的原因。一例败德的突发事件，会引起一些小报小刊和网络媒体的亢奋、躁动以及持续、深度的追踪报道，道德“滑坡”的舆论也随之铺天盖地般传播开去。而那些在默默无闻的场合、做着默默无闻的善事的平凡的道德模范们的事迹，却难以成为小报小刊和网络媒体关注报道的对象。但是，在平凡的道德楷模的事迹报告会上，有哪一个动情至深而泪流满面的听众，能够赞成我们的社会已经全面道德“滑坡”的论点呢？

笔者以为，前三点非常精辟，也符合实际，但是第四点存在一些问题。社会舆论当然对不道德事件有巨大的放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反过来想，即使有如此强大的舆论监督的存在，我们的一些不道德事件还在屡屡发生，这不是也说明，我们的不道德者该是多么地轻视道德，多么地有恃无恐？这也说明，他们内心的不道德的根基该是多么在根深蒂固？一个社会有医生，首先是因为的这个社会有疾病，我们不能怪手术刀太锋利，我们也不能怪手术太残酷，我们更不能讳疾忌医！

其实，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对我们社会上一系列道德事件都有深刻的认识，也都在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去年４月份，温家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指出，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后来温总理还要求中国的房地产商们“要有道德的血液”。
人民日报去年４月19日刊载题为《如何才能催生道德血液》的文章指出，从经济角度看，违法成本的高低，往往决定着守法者的多寡。文章强调，“企业道德的血液，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严格执法才能迫使企业遵纪守法。一些国家的天价罚单告诉我们，监管不严、处罚过轻、违法成本过低，非改不可。”
人民日报海外版当天亦发表文章《用法治堤坝阻挡道德滑落》。该文认为，在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来谈道德的提升是奢侈的。“法治的缺失极大地损害了社会道德文化，令社会失去方向，民众失去信心。”
中国青年报19日也发表了《总理讲话引发思考如何止住道德滑坡》、《公德式微时如何挽救人心》等文章。前文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止住道德的滑坡。”而后者则将问题的解决更多寄望于“教育”，文章认为：“孔夫子选择教育，作为他那个时代对抗礼崩乐坏、人心不古问题的武器。而在今天，制度之外，教育仍然是最为根本的途径。”
笔者以为从加强法制建设的角度惩治道德不良者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加强国民的道德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但是让人担心的是，好的道德真是惩治出来的吗？是教育出来的吗？我们的法制建设，我们的公民道德教育用力不可谓不勤，但是效果如何呢？当社会失去了公平，当正义之举成为侈奢，当官风不整，我们如何要求公民们去讲道德，做贡献？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机制作垫底，道德规范必然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道德滑坡应当说是当今的社会现实，承认这一点并积极的疗治，是解决当前社会道德危机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