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净空法师 持戒的重要性:清晰的私人历史回忆（1945-1966）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9 04:06:55
[转贴]清晰的私人历史回忆（1945-1966）(ZT)
文章提交者：温哥华宅男 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在睡梦中被叫醒，八姑告诉我：“太平了！”，我听了很高兴，不久又睡着了。第二天，大人带我到亲戚家中，我们是坐有轨电车去的。路上正在派号外，二次大战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下结束了。那时我只有五岁，日占时期，只记得几件事。
每逢星期天早餐，我们坐在那英国胡桃木做的长餐桌前，由祖父分派每人一茶匙的花生酱 -- 我们每周的美食。大人们常回忆以往的好日子，他们告诉我，只要太平了，一切都会回来。每天晚上，大人就到三楼那间小睡房去听“之音”，我认为这是件很神圣的事。大人们一再警告我，不能对外人讲，否则全家杀头。其实我也不可能接触到外人，我们住在安和寺路 (现在新华路) 的一栋美国乡村式三层楼房 (如今是伊朗领事馆)，有前后花园，我的房间就在二楼，在那收听“之音”房间的下面。我由祖母的远房亲戚八姑照顾，父母都是早出晚归。当时，人们都骑自行车，只有日本人有汽车，汉奸坐木炭汽车。
我家的两边，一边是汪精卫秘书曾仲明的房子。曾仲明在越南河内被枪杀。其实当时有人准备枪杀汪精卫，那天汪精卫可能得到消息，临时在河内旅馆同秘书换房，曾仲明因而为主子丧命。我从来没有见到任何人出入，只看到门口守着两个日本兵。另一边是眼医李清茂的住宅，当时也是由日本人占据。有个比我大的日本小女孩，骑在三轮脚踏车上，看到在阳台上的我，总是对我吐口水，我觉得她很讨厌。
一天，住在附近的马太太，我叫她ANTIE LYDIA，带了她的邻居吉良太太到我家，要我母亲教她做蛋糕。吉良太太曾留学美国，会讲英文，她带来了很多棒头糖送给我。由于我憎恶日本人，克制自己不吃。说实在的，这种大块的糖我以前没有见过，的确有点馋，结果都是我姐姐吃了。我家有全套做糕饼的家伙，打蛋机、搅拌机及各种模具，一应俱全。厨房特别大，有电灶及烤气灶。据说当初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为了生意，都替顾客安装。吉良太太来过几次。
当时没有钙片，母亲就向亲友收集鸡蛋壳，洗净了，送到附近的拜耳药厂，打碎压成钙片，我就是服用这种钙片长大的。记得有一次送蛋壳去药厂，我坐在自行车后面，当左转弯时，撞倒了一个领队的日本军官，大家都摔倒了。那刚站起的日本军官把我母亲扶起，过来摸我的头，见我没有哭，就翘起大姆指。我对他的武士刀发生了兴趣，过去握住它，想把它抽出来，只觉得很紧。日本军官忙把我推开，又翘起大母指，并来个立正，向我母亲敬礼，队伍开拔了。事后人们说我们幸运，碰倒的军官可能是日本人，如果是高丽人，满州人或台湾人，那就有大麻烦了。
印象最深的是我祖父被捕。一天上午，八姑告诉我“出事了”。我从三楼的楼梯口向下面走廊看，只见近大门处站着个日本军官，穿黑色皮靴，旁边站了两个持枪并上了刺刀的日本兵，祖父和祖母站在另一边，中间是一个穿黄色皮靴的日本军官。只见那可恶的穿唐装的汉奸在日本军官和我祖母中间走来走去，一会在军官耳边讲几句，又到我祖母耳边讲几句。那日本军官一会给祖父带上手铐，一会又开了。这样反复了多次，祖父最终还是被他们铐着前铐带走。这时，我才开始哭起来.
我担心是不是祖父收听“之音”被抓，老人们告诉我不是这原因。当时父亲在公司上班，母亲是家庭老师，事发后我家茶房阿勇打电话给他们，父母立刻赶回家。阿勇还打电话给我姑母、还有马太太，全家人商量怎么办。有的猜是因为我祖父常接济在集中营里的老同事，有的猜是因为我伯父是宋子文的私人秘书兼行政院经济委员会顾问。最后马太太说她会向吉良太太打听，因为吉良是宪兵副司令。
消息来了，日方怀疑我祖父“通重庆”，没有什么证据，只是查查。或许是吉良太太发了善心，吉良答应会善待我祖父。
三个月后，祖父释放回家，大家松了口气。他告诉我们，最初是关在“76号”，第一天日本人对他很凶恶，但没有用刑。第二天态度温和些，到第三天，日本人就把他送到大西路集中营，同英籍人关在一起，直到释放，也没有再问话。祖父为人极随和，他没有向任何人诉苦，只是说“饭团从地上滚入监仓”，初时他嫌脏，但饿了只得吃，不久就习惯了。
我父亲是画家，早年就读华童公学，之后毕业于青年会中学，入圣约翰大学习商科。未毕业就赴美国学美术，次年去学院的巴黎分校，在法国住了三年，又去意大利分校住了二年。最后三年是在欧洲各国学画，毕业时是在维也纳分校，总共学了九年才取得学士文凭。他学的是应用美术，即广告画，在中国没有发挥的天地，49年之前一直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部主任，没有什么作品。大陆政权易手之后，广告部解散，失业了几个月，找到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影音部的工作，创作了耶稣的一生及路得传。中共的三自革新运动，影音部美籍牧师回国，父亲又失业了。他只能再改行画连环画，进入人民美术出版社。他画的人物，都像西方人，所以专画西方译本的作品。他的茶花女，曾掀起读者抢购潮，该书有一段时间遭出版当局禁绝。他是典型的有才华的艺术家，可惜在中国得不到尊重，因而一生不得志。如果他在美国，又有一位精明的经理人帮助，肯定是一名大画家。
母亲出身于富豪家庭，外祖父是创办中国水泥公司、统益纱厂的商人。母亲并没有富家小姐的娇气，她就读圣玛利亚女中，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经济系。除了在日占时期为了帮补家用而外出当家庭教师外，没有其他职业。她为人随和，平常家中都由父亲作主，但遇危急时她却颇有主张而能当机立断。
由于长住祖父家中，因此祖父对我们影响甚深。祖父继承父业，任太古洋行买办达五十余年之久，因而获得英皇授于的QBE勋衔。他的英文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但书写很流利。我是他最小的孙儿，对我特别关爱，常带我外出。
一切都变了，阳光也似乎更灿烂了。父亲拿到了在日占时期被扣的工资，祖父也取得日占时停止了的退休金，那是他退休时，他的老友太古东主士怀SWIRE存入汇丰银行的。他认为我祖父为人太忠厚老实，又不善经商，恐怕一大笔退休金会被人骗走，因而建议将它存入汇丰银行，仍用太古名义，连本带利分十五年发还。每月三千港元，如果十五年之后祖父仍在世，则继续支付，当然祖父也可以随时将这笔退休金取出。祖父认为这是个好办法。退休时，太古为他买下那栋大屋，那是在三十年代初期。
大屋内外装修一新，祖父一下就买了三辆汽车，两部大的分别是BENTLY和CHRYSLER，另外一辆敞蓬的SUNBEAM，是自己开了去打网球的。祖父是个英国迷，什么都买英国货。家中家具都由英国订做，他在餐桌上对我们说“千祈唔好学美国人，用右手揸叉，好失礼架。”即千万不要学美国人用右手拿叉子，好失面子的。他也要求我自己整理房间，女佣把洗完的衣服叠好放在我的床上，要我自己放到抽屉里去，我母亲每天都检查。姐姐性格比较反叛，不像我这样守规矩，而我祖父也不是严肃的人，也就随她了。
太古的大老板士怀(JOHN SWIRE)从英国到上海，特地来探访我祖父。祖父请他喝下午茶，我母亲做了鲜奶油蛋糕。他吃光蛋糕，又拿起碟子舔得干干净净，我们对他的失态有些惊奇。他说上海比英国好多了，在英国，战争虽结束了，物资仍然很缺乏，继续实行配给。并说如果邱吉尔见到了这样的蛋糕，会更馋，因为他们的配给是最少的。
那时最令我高兴的，莫过于是往机场接飞机了。每次，总是祖父开他的跑车，我坐在他旁边。其他人坐着司机阿祥开的CHRYSLER上江湾、大场、龙华机场。我沿着空地边上跑，热了可以喝汽水。亲友有的从内地来，有的从香港和美国来，分别多年见了特别亲热。
我们自己的屋子，以前被日本人占据，也装修完毕，我们一家就搬回去了。这是四座屋子的小弄堂，房子是法国式的，四座面积相同，而房间的间隔各不相同，是我父亲设计的，安排恰到好处，没有一点空间是浪费的。当然比起祖父的大屋要小很多，但并不局促。一个小花园，二楼三间睡房，假三楼，即房顶是斜的，也有两间睡房，我就睡在三楼的小睡房里，大睡房由女佣住。四栋房子，我们住第一家，其他出租。弄堂位于法界雷上达路，后改名兴国路。父亲买了辆DESOTO，停在车房里。
我母亲仍有学生要她补习，我在家中觉得闷，因此我的姑母和祖父建议将我送往附近的大屋里去玩。那间大屋叫 HAZELWOOD，是太古大班的住宅，占地100华亩，里面有泳池。这栋屋就是现今的兴国宾馆，在五十年代初期，由太古洋行赠送给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作官邸用。这一带所有的房子都是太古的产业。英籍的股东，高级职员，每天把孩子送到大屋，由一位“阿嬷”照顾。我在那里学会了游泳，交到了朋友，同我最好的叫MICHEAL。后来同我同年的邻居SAMUEL从美国回来，也跟我去那里。
入学年龄到了，先报名最近的南洋模范幼稚园。由于我不会讲上海话，他们不收。再到世界小学，幼稚园沈老师是中西女中毕业，她同我讲英文，我的英文是从大屋里的英国小朋友那里学来的。上学了，由于言语不通，我就被排除在小朋友之外。他们不让我参加集体玩耍，要老师干涉才免强让我进去，他们叫我“外国人”。世界小学一年级就学英文，有些高班学生，倒会同我来往。我很怕同班的小朋友，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了被排斥、被歧视的滋味。沈老师后来也发觉了，建议我母亲送我到美国学校。
美国学校幼稚园分两班，华籍的在一班，其他另一班，而华籍新生都不会讲英文，虽然有一两个广东人，但他们都会上海话，我又被孤立了。就在这时，家庭发生了变故。
就在家中发生变故之前，我得了伤寒症，那是去了虹桥路姚家花园吃了生菜之后发作的。姚家是我外祖父的合伙人，那花园后来被 CPP 没收，日后毛ZEDONG在上海的行宫就设在那里。患病躺在床上有好长时间，父亲生意上的朋友，一个电台的老板，送给我一架通讯接收机，那是一台RCA88型十四管的。当时的长途电话局都用这类机器，他们对我说可以听得到火星人的电台。
伤寒症好了不久，一天晚上，平时极宁静的街上，灯火通明，人声噪杂。我被吵醒了，下楼看究竟。只见父亲急得六神无主，母亲对我说没有我的事，要我上楼去睡。次日一早，母亲要我收拾平时常穿的衣服，大门有警察守着，不让其他人进门。不久司机阿祥驾车来了，姐姐和我在警察护送下，被接到祖父家。
事后我才知道父亲被流氓敲诈了。事情发生在前一天晚上，住在我们汽车间楼上的，是以前我大姑母家的男佣一家。那男佣叫阿义，当时看管弄堂，他大儿子是哑吧。那天他们在外边乘凉，同对面马路在大便的三轮车夫发生口角，那哑吧过去同人打斗，将人打伤了。附近的流氓见有机可乘，冒充伤者家属把他送入医院，却又不准医院动手术抢救，三轮车夫因而丧命。流氓们诬告我父亲指使那哑吧打死人，当时的小报绘声绘色描写道：“那个恶少身穿睡袍，手叉着腰，高声叫喊：‘给我打，打死了也不要紧，我有的是钱！’”
我的父亲一向胆小怕事，这突然发生的事，弄得他手足无措。那天晚上，棺材抬到大门口，门外人山人海。这时，好心的邻居蒋先生半夜打电话来，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父亲就从三楼老虎窗爬到蒋家。次日一早，蒋先生用他的汽车将我父亲送到他的公司。
父亲躲在公司里不敢回家，只留我母亲一个人，同流氓讲斤两，上法庭都由我母亲出面。结果付给流氓头子顾祝谦八万美元，法庭对我父亲的判决是“查无证据，宣告无罪。”
另有一插曲，就是出事那天，我伯父想帮我父亲，把事情同宋子文讲了，宋子文拿起电话打给杜月笙，杜答应做和事佬，但要车马费，我家又多付了八千美元给杜月笙。
母亲虽然继承了五十万美元的遗产和一些房地产，但屡经战乱，以及数次失败的投资，所剩无几。母亲只得变买首饰，汽车也买了，再加上我祖父卖出一些古董，以及两幅法国名家的油画，才凑足这八万多元。
事后，那帮流氓还敲诈了我们的邻居2号和4号的两家。蒋家被敲诈之后，我父亲曾内疚地问蒋先生，是否是因为我家而连累了他们，蒋先生说不关我们的事，说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一直十分感激2号的蒋家在危急时伸出援手。他们是美国华侨，不久他们又搬回美国去了。SAMUEL是我另一个华籍小朋友，他走了，我一直想念他。
兴国路不能再住了，我们又搬回祖父家。那时我正好入学，父亲同觉民小学倪逢梅校长是在美国留学时住同一宿舍大楼的校友。当时倪小姐要比他们年长很多，大家推她做首领。校长见了我问了几个问题，我忘了问些什么，只记得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她又要我写字，我把平时祖父教我的中、英文都写了。由于祖父教过我拉丁花体，她赞我英文写得好。又问我会些什么，我即用广东话背诵了《木兰词》。我也直言讲了我怕上学，是怕学生欺负我，她向我保证在她的学校不会发生欺负人的事。
我的伯父也带我到他上班的地方，建国西路的宋子文办公处。那里的花园大，但没有小朋友。其中有一个会讲广东话的警卫同我最好，他把子弹里的火药倒了，放在一佩枪里让我玩，引信一样能发出响声。真枪要比玩具枪重多了，扳机也紧多了，但我还是喜欢真枪。一天，我在花园里见到一位身材高佻的老人出来散步，穿唐装，头是剃光的，头顶有点尖，由一年纪轻些的人陪着。我见到他就过去叫他“阿公”，他笑着摸摸我的头，旁边的人对他说陈秘书什么的，他们走开了。他走后，我的那警卫朋友问我认识那个“阿公”吗，我说不认识，他说：“这是我们的大老板”。
蒋夫人我也见过一面。我的二姑母同蒋夫人是中西女中的同班同学，还有一位是富文寿医生的太太，我叫她ANTIE PERLY，她们三个人最要好。我姑母和ANTIE PERLY，是蒋夫人结婚时的伴娘。说到ANTIE PERLY，她是澳州华侨，平时讲英文和广东话，她的上海话十分糟糕，常闹笑话。一次她吩咐女佣去削两个梨给楼上的老太太，她说“老太太要侬去叫两个小白脸”。
蒋总统官邸在旧法租界，靠近如今的衡山路，也近美国学校。那是一栋二层的小屋，客厅几乎走几步就到另一端，比起我们在兴国路的小屋子还要小，花园也很小，但里面很整洁。二姑母带我去那里，说是要去看看美龄。我只是在窗前对着花园的椅子上乖乖地坐着。印象之中，蒋夫人很斯文，给人一种和霭可亲的感觉。她们谈了一会，我姑母就告辞了。
宋子文，我只见过二次。一次是他装修了屋子，置了新家具，要我父亲去“指教指教”，父亲带我一起去。他的屋子很大，比我祖父的要明亮多了，家具都是当时流行的不锈钢和玻璃的。我父亲看了对宋说，很好很好。宋说：“有你这大画家说好，我就放心了。”事后我父亲对我伯伯说，没有想到老宋那么土，这房子如果是电影明星的还差不多，但和外交部长的身份，就一点也不配。
另有一次，是宋子文买了辆LINCOLN，特地开到我家，给我祖父看。他叫我祖父“老伯”，讲话带上海本地口音，他说那防弹玻璃是最新式的，同平常玻璃一样，看不出是防弹的。这时他的警卫傻呼呼地抽出佩枪，向玻璃开了一枪，玻璃没有碎，但龟裂了，气得宋子文骂了句上海粗口，训斥了他一顿。
我们两边的邻居，曾仲明的屋子是敌产，被当局没收，住了几个美国兵，他们常来我家的网球场打网球。后来，有人来要买那块地，我祖父那时常患风湿，不打球了，而且球场也很少用，因此卖了。另一边，李清茂医生已故世，他的几个女儿搬回来住，女婿是眼科曹医生，他的儿子培培，比我小一岁，我又有了伴。我们在墙上架了两条梯，在墙上爬来爬去，不用走大门，我们互相呼“小朋友”。他就读中西小学，后来入徐汇中学。在初中三年级时，他因为写信给国外的朋友，告诉他大陆已经在配给粮食，因而被捕，判劳动教养。他父母都很宠爱他，因而吃东西很挑剔，但在劳教时，他因为饥饿而偷吃猪食，惨遭殴打。直到六十年代后期在我被捕之前，他仍是劳教留场人员，所幸的是现在他已到了美国，经营一小超级市场，生活安定，他前后总共被关押了二十多年。
由于我父亲工资高，又有佣金，记得当我升到二年级时，父亲又想买汽车了。为了此事，他同我祖父吵了架，因为祖父认为我父母都不会开车，何况他已经有三辆，没有需要再去买，而且车房也停不下，因为我伯父还有一辆车，结果父亲终于放弃买车的念头。我们还有一块三亩大的空地在湖南路，用来建自己住的住宅，父亲已经画好设计图，并由建筑师友人计算好，准备造房子。就在这时，政局开始动荡，我只记得收音机里总是“gongchan gongchan”的。
我的舅父被抓了，大家又紧张起来。舅父家就在衡山路美国学校斜对面。表哥ANDY比我大一岁，就读美国学校。我母亲常带我去看电影，总是同ANDY一起。由于场内空气混杂，对身体不好，我们只看儿童场。我最不喜欢看的是《小鹿班比》，因为班比的母亲被猎人打死，看得我直哭。
母亲安排舅母带两个小孩，即ANDY及他的弟弟小培先到香港，待舅父一出狱，家也没有回，直飞香港。后来我才知那是因为蒋经国在搞“限价”，舅父因商场上对手诬指他套汇而被抓。
二姑母一家搬走了，他们去了香港。伯父也到广州去了。二年级暑假过去，升到三年级，我是乙组，在幼稚园楼上的大教室，级任方老师。这时老师们开始问同学将会到哪里去，有的说去香港，有的说去美国。班级里的人越来越少，连幼稚园的曹老师、王老师和教琴的张老师都走了。
祖父、祖母要去香港了。他们乘船去，同时带走两辆英国车，因为这些车的驾驶盘是在右方的，上海不适用。他们一走，大屋就显得冷冷清清了。有人劝我父亲走，南洋烟草公司的老板，把飞机票放到父亲办公桌，希望我父亲也到香港，并让他当广告部副主任，薪金照旧。我父亲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性格被动，何况在三十年代末期为了逃避日本人打仗，全家迁到香港。到41年又逃回上海，损失了大笔财产。此外，在上海我们还有房地产，他是不想走的。父亲将我母亲的首饰别在一大块黑丝绒上，父亲特地让我看了，说是“Mama的首饰”，当时我看了也不懂，首饰交给我祖父母带走了。
教室里空荡荡的，后面几排空了，老师说如果人再少，大教室两班合并为一班，每天都说次日会停课。一天，见到有很多汽车都在学校前调头，司机们对阿祥说不上课了，我就回家。母亲接到父亲公司电话，说他这晚不回家，同事们都在公司过夜，要我们住到静安寺附近姨母家去，因为CCP大半是从市西虹桥路一带进入上海。
我们收拾了一些日用衣物，雇了辆三轮车到姨母家去。三姨妈是外公的第三个女儿，我母亲是第六个，母亲的弟弟是第七，就是上面提到的，现住加州PIEDMONT市。再有一个妹妹，是最小的，当时在美国，现住麻州CAMBRIDGE市。
那天晚上，从窗外望去，只见天上火光通红。次日一早，只听见些零星枪声，我们也没有敢出外，在姨母家住了两天，阿祥就把我们接回去了。
本来已经单调冷清的家，更安静了。来往的亲戚，只有三姑母一家，及三姨母一家。三姑丈是太古洋行船务部主任，有业务，留在上海。他们的子女都已出洋留学，大女儿惠兰(LORIANNE)，毕业于CONELL，曾任职联合国，现已退休，住在新泽西（NEW JERSEY）的FORT LEE。大儿子铁铭(ROLAND)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是机械工程师。记得他在上海时，我喜欢看他保养汽车，他送我好几本飞机的和其他的科学书。他是我表兄中同我玩得最多的，现已退休，住在加州MORAGA，比我年长13-14岁。次子铁松是CPA，现居纽约市。最小的儿子是铁樑，毕业于伦敦大学，曾经是香港首席法官，现仍在香港。三姨丈早已亡故，我的三个表兄分别是千根、亿根、兆根，他们毕业于之江大学，是机械工程师，现都退休了，住上海市。
学校里教唱解放歌，我们都没有好好学，我们唱改了歌词的歌，记得一首“解放区的天”
另外一首是“你是灯塔”。同学们唱：“你是灯塔，我是警察，打哝头塔，无没还价。”据说这首歌的曲调是列宁出殡时奏的，在一次欢迎苏联代表团时，政府用这首歌来助兴，令那帮苏联人大为恼火，这首歌的作者因而被捕入狱。
美国电影被禁止放映了，我很少看电影，所以无所谓，我姐姐的同学和老师，都赶着去看最后一场。
49年10月1日的大游行，街上的人说是大出X。
父亲失业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被CCP接管，取消了广告部，说解放了，不需要做广告，要我父亲“自动辞职”。我父亲想不通，明明是裁员，却要他说“自愿”，他说不自愿也不行。家中经济断了来源，我原先学琴，也学不下去了。祖父写信来，说把汽车卖了。不久我父亲找到了一份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影音部的工作。当时主任是美籍牧师林顿博士（DR，RINDON），他也是国际礼拜堂的驻堂牧师，当时我们都去做礼拜。父亲同事中，林嘉通先生同他最好，他曾经是燕京大学教务长，学识渊博。他有英国利物浦大学教育和统计学两个博士学位，他的儿子林风，同我年龄相仿，是我好朋友之一。
世道每况愈下，昔日那种热闹的气氛没有了。培培一家搬走了，虽然搬得不远，却不能天天玩在一起。
祖父母在香港住不惯，回到上海，家中是热闹了些，但同以往相比，冷落多了。生活方式改变了很多，祖父身体渐渐衰弱，休息时间多，外出少。
为了得到确实的消息，我的那台通讯接收机派上用场了。在韩战爆发之前，我开始每天收听广播，我把听到的告诉大人们，他们讨论局势。当时，美国还希望中国在联合国监督之下，实行公民投票，或以长江为界，分成南北两部。我喜欢收听美国之音，它的新闻广泛而确实，内容很吸引我，我的国语，就是从美国之音学来的。此外伦敦的英国广播电台，也是我主要收听的电台。台湾的只是骂得多，实质内容不多，我不太留意。美国之音每天有四次内容不同的国语节目，也有粤语。那时足球健将李惠堂还主持节目，我爱踢足球，所以也听他的节目。到韩战时，有江土华短评。之后，又有“江士华先生同共干聊天”的节目“学习讨论会”等，都很吸引我。
土地改革，首当其冲的是三姨母，她在江湾有很多地，但她从不收租，在她交出地契时，乡间的佃户都说唐太太是好人。她不但不收租，还帮助几家孩子上学。这样，斗争会开不成了。过了数星期，当局又组织了一次斗争大会，上台的都是她不认识的人，声泪俱下地说我姨母如何逼租，如何派打手去威迫佃户。姨母作了最坏打算，如果当局要枪毙她，她只好咬舌自尽。好在佃户表示斗争会可以开，他们也出席，但要对我姨母作处置，他们不同意也决不作伪证。因此，这件事就以斗争会了结。
接着是镇压反革命，警车天天在路上呼啸而过，每天放学都看到店铺里有人被抓。一天我们往南京西路一家叫廖九记的广东点心店买点心，见到警察将一个人五花大绑，这人看来是广东人，中等身才，梳分头。当时店员说是否到后面去绑，在客人前不好看，公安人员不依。这位被绑者说：“这样好，让大家看到CCP是多么残忍。”到如今我还记得他的模样，看来他早已遭难了，这间店铺不久也就关闭了。
家中友人，原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被抓了。原先他们已经到了香港，是周恩来托宋庆龄去请他回大陆的。凌先生被抓之后，凌太太去问宋庆龄，宋说她无能为力，结果凌先生劳改时死在南京采石场。
学校英文课取消了。附近的马太太一家搬到我家暂住，因为马先生早去了香港，马太太一家申请出去，没有得到批准，而屋子却租了出去。马太太请了一位董太太替她的子女补习英文。董先生原是圣约翰大学教务主任，也被CCP抓了去。我记得董太太谈到她带罐红烧肉到劳改农场见董先生的事，董先生在田边吃起来，一不小心一块肉跌到地上，董先生立刻拾起来连泥沙一起吃了，见到泥中还有一点汁，大叫浪费浪费。董先生最后也死在劳改农场。
祖父患了白血症，次年去世了，83岁，大家都很悲痛，尤其是我。
小学来了个CCP副校长，名叫葛芝瑾。她来的第一件事，是给我们五年级一个剧本。学校每周六上午有周会，各班级都有节目。一次，我们五年级甲组排了个剧目：一位老妇人梦见天使说耶稣次日会到她家作客。第二天一早，老妇人就把家打扫干净，准备了好吃的，迎接耶稣。谁知等到深夜，还不见耶稣来，最后有人敲门，原来是一个又冷又饿的乞丐。老妇人起了怜悯之心，拿出食物，招待那可怜的乞丐，让他得到温饱。这时，时钟响了十二下，老妇人突然想起为耶稣准备的食物都让乞丐吃了，正在着急，幕后响起了读经声“你作在我弟兄中最小一个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妇人恍然大悟，转忧为喜。
这个演出令那党员副校长浑身不舒服。她带来了另一剧本，叫“聪明的贼”。一爱财如命的老妇，整天整夜握着她的钱箱钥匙不放，一天一个贼人混入她家中，躲在角落里一直低声叫“老太太”，弄得那老妇人心神恍惚，最后那贼人偷到钥匙，将老妇洗劫一空。这戏演出后，倪校长到我们班级，问是哪里来的剧本，级任顾老师全然不知。问到演戏的同学，才知道是葛副校长拿来的剧本，并亲自导演。倪校长同顾老师都说这不是一出好戏，教学生做贼。大多数同学也有同感，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葛副校长要拿一出坏戏给我们，我心里想，CCP都不是好东西。
倪校长自杀了。学校中有几个接近葛副校长的，要求开会“控诉”倪校长，但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尊敬她，大会夭折了。倪校长的追思仪式在万国殡仪馆举行，老师、家长、学生、校友把礼堂挤满，没能进入会场的，站在屋子外面的花园里。倪校长自1902年从事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她的学生，有得到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有加拿大国会议员、有香港两局首席议员、首席按察师。至今，我还记得她所作校歌的最后几句：“觉民，觉民，我可爱的觉民，伟大的将来就在觉民。”
六年级时正好是三反五反运动。姑丈在太古洋行被关了一个星期，当局查不出什么，放他回家，我们全家受了一场虚惊。同班好几个同学的父亲，被打成“大老虎”，他们的生活艰苦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同情他们。我记得全校有二位同学的父亲跳楼自尽，在路上到处听到那一幢大楼又有人跳下来了。
一天，家中来了个亲戚来探访我祖母。她是祖母后母的孙女，叫阿德，以前是地下CCP员，如今得势了。她梳了个当时女CCP员特有的那种短发，边上扎了条辫子，我们叫她“GONGCHAN婆”。她坐在沙发上一面冷笑，一边得意地说“打成一片，哈哈，打成一片。”我对此极为厌恶。她有个弟弟叫五弟，在上海市公安局政治科，他们俩都是在学生时代去延安的。
阿德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自杀了，因而牵连了五弟，由市公安局调到青东农场(是共产党内部人员劳动教养的农场，在上海青浦县)去当管理人员。记得60年我刚从部队复员，春节往姨婆家拜年。大家问起我的情况，我说大半是因家庭成份不好而提早退役的，大家有顾忌也就一言不发了。临走时，五弟的太太，她也是青东农场的管理人员，对我说：“现在亲戚朋友很少，有空多多来。”她又悄悄地说：“不是所有的CCP人都是一本正经的。”后来才知道，在监狱劳改、劳教场所当管理干部的，大多数是在公安部门犯了错误的，或家庭出身“不好”的，或是异己分子，他们被称为“公安部门的渣子。”
我姐姐突然变了，也梳起了“GONGCHAN婆”式的头发。一天她带我去兰心大戏院看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演出。没有一个节目是我喜欢的，只记得弹伴奏的钢琴家休息时挖鼻子，把鼻屎弹在旁边。还有一个大肥婆，声嘶力竭地叫喊“蒋匪帮哟，闹得一团糟哟！”算是女高音独唱。我姐姐也一本正经地学那肥婆唱。有时我们发生口角，姐姐扬言要去检举揭发我收听短波，我则说：“我听时你也在场，是一齐听，你也逃不了！”
姐姐学校的老师打电话来我家，说姐姐报名参加“军干校”(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已经批准了。我母亲赶到学校，老师见到我母亲就说我姐姐是大小姐，怎能吃得起这种苦。母亲很感谢这位老师的帮助，同校方交涉了大半天，才把姐姐的名字从出发名单里除去。姐姐回家大吵了一场。不久，他交了男朋友，是棒球健将，笃信基督教。我姐姐也对基督教热心起来，把辫子盘在头上，将自己装扮成女牧师的模样。过了数年，姐姐得到消息，“那些当年由中西中学入军干校的同学，有的自杀，有的成了右派，没有一个有好结果。”她说。
小学六年级开始上政治课，由教导主任周长任课。她先是教“谁养活谁？”结论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有同学问，如果资本家不开厂，工人到哪里去做工？周长教导主任也不知说些什么，大家都听不懂，反正由她去说。接着是教从猿到人。当时有学生问，那就是说人是猴子变的，或者猩猩变的？她说既不是猴子，也不是猩猩变的，而是由“类人猿”变的，好像现在的猫，都是由野猫经过人类培养，到如今才有各种各样的猫。我举手问问题，同她有如下的对话：
“既然各种各样的猫是由野猫变的，还是由猫变成猫，为什么类人猿就不是人呢，也可以叫野人。”
“不是的，类人猿通过劳动才变人的。”
“那么有没有不劳动的类人猿，永远变不了人的呢？”
“没有，所有类人猿都劳动，”
“为什么不能叫类人猿是原始人呢？”
“类人猿是猿，人是人，就像课桌椅是木头做的，但你不能说课桌椅是木头。”
“课桌椅是由木匠把木头做成的，没有木匠，木头变不成课桌椅。没有上帝，也就没有人。”
其实在这场对话中，我违反了逻辑辩论的基本法则，我本来是否认“变”，而最后却又承认了“变”,我是无意地偷换了概念。但那教导主任看来不懂得逻辑学，没有哲学常识，以致有如下结果：
只见教导主任双手捂住脸，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急急往外跑，回到她办公室里去了。下课了，同学们为我担心，我闯祸了。我也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这样一直到下午放学，没有人找我。
回到家里，校长、教导主任、级任应老师都在，他们说我上课不守纪律，影响全班上课，顶撞老师。我说我是举了手，站着问问题的，当时马太太一家住在我家。马太太讲话了，她说我既没有骂粗话，只是问问题，“学问学问是有学有问，你们做教师的连一个小学生都不能说服，我真怀疑你们做教师的资格。”
我见到那两个CCP脸色很难看，想发怒又怒不成。这时应老师忙说，“你们先回去，陈文立由我来开导。”那两人即溜之大吉。
应老师说：“陈文立个性太强，脾气太倔，在这种时局要吃亏。”他说为了此事已经吃过“排头”(被训斥过)。“他们(指共产党)可以敲掉我们的饭碗，今后你把想法放在心里，不要同他们争。何况他们还会给你父母带来麻烦。”这时，我才知事态的严重。
小学毕业照我不愿同那党员校长合拍，拒绝照相。还是应老师说：“你又倔了，看在我面上，拍了就算，否则我又要吃排头。”我这才参加，但我只要全班同学同应老师一起照的那张照片。
到了中学，大多数同班同学都是少先队，全班只有两个人不是，我是其中之一，因为小学没有建队。我为了不突出，也报名参加，但没有被批准，辅导员说我小学表现不好。我把小学成绩单给他看，评语是勤奋诚实，有礼貌，爱劳动。缺点是个性强，功课粗枝大叶，并没有特别不好的地方。他只说：“那继续努力吧！”。后来才知，那教导主任或校长对我怀恨在心，不知在我的档案材料上写了些什么东西。
我进入的中学虽然叫圣芳济中学(ST. FRANCIS XAVIER’S MIDDLE SCHOOL)，但已经由政府接管。校长是代理的，叫陈新。以往的教会校长白修士已经离境，是同教廷公使黎培里同时被中共当局驱逐的一批。不久，学校改名时代中学。
老师当中，我最尊敬的是唐才林老师。他原先是教英文的，我在学校时他教算术、代数。他写得一手十分漂亮的拉丁花体。上课之前，他要默祷。本来枯燥的数学公式，他却能解释得生动易懂。作业，他是不允许涂改的。据说以往他当英文老师时，谁涂改了要罚抄写数遍。我们的作业如有涂改，他会用红笔圈出，边上写“涂改”两字，我们都不好意思起来。为此，我先是在草稿上做作业，再誊到练习本上。唐老师在本子上批了“整洁”，我看了受到鼓舞。上课结束前，他总要讲个小故事，大多是敌伪时期发生在电车上，或一些家常的事。例如钱包被扒手偷了，小偷给逮住了，但这些扒手小偷，又是为生活所逼，结果是他们觉悟了，逮人的又原谅他。他讲得那么生动，很多同学感动得流泪。小故事激发了我们的同情心，他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要相爱。
初三时，唐老师不见了。后来我在教师办公室里见到布告，他因反GEMING被捕。那是55年9月8日，CCP那天大肆镇压天主教。同时被捕的，有沈伯良老师、李安琪老师、周献会修士。学校里的天主教同学，都要开会学习，因为我还不是天主教徒，没有参加。胡志芳老师除了上课之外，就被叫到一个办公室，坐在藤椅上，旁边有人向他问话，他一言不发。这样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他没有被捕。事后，天主教的同学说他“门槛精”，就是守口如瓶，不同当局争，结果对他没有办法，运动过了，就不了了之。
我开始踢球，为了抢场地，同高班同学打架。他们人多势众，宋千里一拳打得我流鼻血，他急了，把我送到医务室，忙说对不起。医务室的桂春老师正在筹备一个演出，宋千里会拉小提琴，桂老师要我帮他伴奏。所谓不打不相识，我们演出的是托赛里的小夜曲。宋千里到我家来了两次，都是练琴，当时他拉得并不好，有时走音，当然我的钢琴也不见得好。
讲到打架，在小学也发生过一次。学校来了个新生，由于太顽皮，没有学校收，他母亲把他送到觉民。他外祖父是外交官，母亲在俄国长大。当时她在教俄文，我们阿姨也在她那里学俄文。这位同学在学校里组织了个“团结组”，同我最要好的冯国乔参加了。一次冯国乔同他打架，被他打得很重，我看不顺眼，走过去对正他眉心一拳打去。他一面用手按住鼻子，一面用右脚打算踢我，我后退一步抓住他右脚向左一转，他跌倒了，同学把我们拖开。教体育课的林老师走过来，要我们互相握手道歉。放学时他走来，我原先以为他要找我打架，结果是他认为我学过摔角，要我教他。我直言说，那些都是从我表哥那里听来的，他是摔角选手，上午我还是第一次试验呢。他叫邹霁，聪明过人，中学也在时代。我们不在一个班，之后就没有来往，只知道六十年代初他去了香港，后来入英国牛津大学。他的姐姐告诉别人，说他当上了某个英联邦国家的外交官。
初中三年级时，有次到江湾体育场看足球赛，一场大雨，浑身湿了。回到家中，开始发烧，热度一直不退，经医生诊断，患了肺结核。家人说我踢足球，运动过度。当时我是睡在二楼，二楼中间两间睡房是相通的。睡房外面分别有个小会客室，我可以在会客室里做功课，祖母就睡在另一间睡房。我的房间是祖父去世时睡的，祖母说祖父去世后，她一个人一间有点害怕，要我在隔壁陪她。这种房屋结构，是仿以往英国上层家庭的设计而建的，上了年龄的夫妇分房而睡。我患肺结核后的第二年祖母去世，才发觉她的肺结核病在二、三十年代被控制住后，又复发了，而且半边肺已全部失效。我的肺病是由此传染到的。
停学休养一年后，我痊愈了。邻居一位退休药剂师在家觉得闲着无聊，上无线电学校学习。我向他借了些书来看，因为我的那台通讯接收机，是管制器材，被公安局以180元人民币收购，另一台是我祖父在日占时期使用的三十年代飞利浦三波段八管机，已经老旧，但还可以使用。我将书上学到的，把那机器改装了一下，就是原先的二级中频放大，是用外耦合的。我从芝罘路旧零件摊上买到上好的中频变压器，改成内耦合，灵敏度大增。当时中和无线电行尚有欧洲式电子管供应，我把EF5换成EF9，这都是边接触式的管子，机件整旧如新。这架机器，一直用到我入狱。因为机件看来很古旧，我家被“扫地出门”时没有被没收。80年我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时，那台收音机还能正常收听，十分耐用。
我从小就喜欢听音乐，抗战胜利之前，我总是要大人用那台手摇留声机放唱片。后来，家中买了台ZENITH的落地收音机，有了自动唱机。我伯伯也爱听音乐，购置了好些唱片。我最喜爱的是那套爱尔兰民歌，尤其是那首O DANNY BOY，旋律优美，歌词又是那么耐人寻味。另外一首是从我懂事就喜爱的德国民歌 TREUE LIEBE (真诚的爱)。到了初中，开始喜欢古典音乐，尤其是舒曼、门德尔松、韦伯和萧邦以及莫扎特的作品。至于流行音乐，只是停留在五十年代的，都是从短波听来的。那时澳洲广播电台、美军电台、BBC都有音乐节目，我最喜欢BBC的SING SOMETHING SIMPLE，是由口风琴伴奏的男声合唱“ADAM’S SINGER”，都是些老歌，开始曲中有句“WE SING THE OLD SONG AS YOU USED TO DO”。
每个星期天我们去国际礼拜堂做礼拜，那里有个少年团契，在三楼。当时由冯家声先生负责，他要我弹琴，因此我每天先在家里练好，星期天去司琴，结果技术大有进步。除了圣诗之外，我姐姐学的我也跟着练，人们说我弹得比她好，因为我练得比她勤。冯家声是沪江大学的教务主任，55年肃反运动时被捕。
国际礼拜堂的驻堂牧师名叫李储文，他在上海沪江大学就读时加入中共，后来共产党派他往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神学，得到博士学位，随即周游欧洲各国，然后往东南亚一带做教会青年的“培训工作”。49年之前，就是国际礼拜堂的副驻堂牧师，后来领导中共的三自革新运动，仍以牧师身份出现，一直到文化大GEMING。文革之后，不当牧师了，在外交部工作，曾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他当牧师讲道理时，倒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没有夹带政治宣传。另有个叫沈以藩的牧师，一天到国际礼拜堂客串，大骂其“美帝国主义”，教友纷纷离去，令那沈牧师在圣台上十分尴尬，他暴跳如雷，大声叫喊：“走出去的都是反GEMING！”
56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份，匈牙利发生了ZIYOU GEMING，可惜被苏联镇压下去了。那时我正病休在家，天天开着收音机。祖母的健康每况愈下，已经卧床不起。为了方便医生进出，她搬到楼下“电话间”去睡。电话间其实是给客人更衣用的，旁边的浴室在靠大门的第一个房间，是给打球或骑完马的人洗澡的。祖母患的病叫DEGENERATION OF THE CORD，即身体各部机能逐渐衰竭，请了好多医生，都没有办法。她在57年去世，享年75岁。
祖母一去世，太古洋行每月3000港元退休金就停止了，家里开始拮据起来。三姑母去香港的申请批准了，当时祖母曾要求她将我姐姐带出去，姑母认为姐姐个性太反叛，怕管束不住，只愿意带我走。姐姐是祖母唯一的孙女，对她特别宠爱。我个性倔强，不讨祖母喜欢，加上父亲认为我年龄太小，没有让我走。当时放了好些人，马太太一家也去香港了。国际礼拜堂几乎四分之一的人都走了。当时我的确很想走，我一直梦想将来去剑桥大学学数学或物理。58年，我第一次申请去香港，没有批准。59年去当兵，60年上大学，第一个暑假又再申请，接着寒假再申请，一直申请到文化大GEMING被捕，也不知被拒绝了多少次。
57年升到高中一年级，班里没有女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班级里开始有团员，学校老师开始“大鸣大放”。我从广播中听到印度总理尼赫鲁忠告中国知识分子谨慎，少说为妙，我将此话告诉了父亲，因为单位领导对他说，他是唯一的留学生，一直没有重用他，要他对党提意见。他想不出说什么，要他讲笑话开玩笑他很能，说正经话他就很结巴，这种长处救了他。他发言说他想开一个班，讲授绘画透视学，因为好多同行没有学过，领导说这不是对党提意见，却马上让他开班讲课，结果他逃过了反右这一关。
学校里几乎所有好的老师都成了右派，教研组长、教导主任冯懋昆老师，都在学校监督劳动，连原来是新四军的校长路竹也成了右派。我们做学生的要发言，我已经学会了人云亦云。发言都是千遍一律，“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罪大恶极，我们要同他们划清界...然而他们有学识有才能，希望他们早日觉悟，回到人民队伍里来，继续为人民服务。”那最后一段，教政治的赵庆麟听了不舒服，说我们有的是人才，不稀罕一两个右派分子。
赵庆麟父亲不知是地主还是反GEMING分子，总之遭CCP枪毙了。那时他在沪西中学念高中，突然积极起来，宣布同死了的父亲决裂，加入CCP。中学毕业后就到时代中学教政治，身材只有150公分左右，獐头鼠目。在反右运动中，他是斗人的打手。记得我们班里一位成绩极好的同学，因为父亲在香港，赵说“像方德华只能读读松江师专”(松江师专是中等专业学校，收初中毕业生)。大学放榜，方德华果然是松江师专，气得他放弃上学，准备等一年再考。那时我刚从部队复员去探望，他说赵庆麟对他怀恨在心，在他档案里乱写，次年他考大学未被录取。幸好他在62年去了香港，后来经营建筑业，颇有成就。
记得在初中时，有位姓葛的同学很顽皮，他父亲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抓，说是开地下工厂，造钢笔尖，其实只是在家中置了台机器，由他父母买了些原料自己操作以维持生活。他父亲被捕后，葛姓同学家中极为困难，是申请“人民助学金”读书的。
当时赵庆麟训斥他：“吃了人民的饭，还要调皮捣蛋！”因而得了个“吃饭”的外号，我对此很气愤。那时唐才林老师也严厉地责备那些叫他“吃饭”的同学。“他家中经济困难，已经很可怜了，你们不能这样侮辱他！”自此之后，才没有人再叫他“吃饭”。他功课不好，我同情他的遭遇，放学后到他家帮他做功课。后来他考入了中专技术学校，就没有来往了。他家住在我大学同学金文达的隔壁，我离开上海往香港时，去同学家道别，顺便探访了葛家。当时他父亲已出狱，他不在。我作了自我介绍，说到当年我对他的遭遇极为同情，我们一度成了好朋友。问起他的近况，葛老先生感慨地说：“还是你有良心，我们的儿子如今同家里断绝了来往，说是由于我害得他入不了党。如今听说他是单位里的小领导。”我说：“那就好啦，党员值几个钱一斤？我当兵时只差两个月就入党，只是因家庭出身而提早复员，共产党与我无缘，我是天生的反GEMING。”我们大家都笑了。
“在大入团的前夕，一定有很多人要遭殃”，这是班级里传开的一句话，班里的团员，争取入团的积极分子，身边总有一本“工作手册”，那是一本大约2寸乘3寸的小笔记本。一天我好奇，趁一个团员不小心把手册忘了放在课桌板凳上出去打球之际，偷来一看，前面是全班同学的名单，在名单前打了“*、ú、D、′”的符号，凡是团员及争取入团的，都是“*”，在他们认为表现中上的是“ú”，“D”是中下的，他们认为是坏学生，就是平时为人爽直同他们作对的，打上“′”。同我一起看的有方德华等同学，我是属于“ú”一类，而方德华是“′”。他记起有一次大家闲谈，说如果有外星人，一定比地球人进步，有人讲到外星人的社会制度，这时赵庆麟在场，他说：“可能是GONGCHAN主义了，或比GONGCHAN主义更高的制度。”方德华说“修正主义”。他是说笑的，引起大家哄堂大笑，这个赵庆麟面色大变，为此，他得了个“′”记号。
那本子上还记录了班级同学的一言一行，当然方德华的言论在其中，大多是收集同学无意中讲的笑话，同当局的宣传口径不一的，都有时间地点，一一记下。这些，都是在未来整人斗人的材料。正看着，有人说XXX来了，我们忙把那本子收起，后来丢到垃圾里去了。我们见到那团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寻找东西，当然他又不能问任何人。如果别的团员知道他把那手册丢了，他将会面临什么？没有人能预料。
当时我在学校里表现得很小心，同学中没有一个知道我收听短波，他们只知我家信奉基督教，埋头读书，有人说我是“被人遗忘的”，反正我在或不在，没有人在乎。由于初中时患过肺病，体育课都不让我踢球，因此，我只能到住处附近的交通大学去玩。我的成绩，大半是5分差一些，我有个坏习惯，测验、考试很急躁，总是第一个交卷，从来不重复核对一遍，往往都是粗心而出了些差错。从小学开始，“粗技大叶”的缺点就一直跟着我，直到我来到美国，才把这缺点改了，只有高中二年级下学期，学生手册全是5分的。
学校调来新的教导主任，叫董效俭的，讲话带河南口音，做起报告总是一边讲话一边冷笑。我发觉几乎所有的CCP党棍都是如此，后来到了美国，接触到一些俄国人和德国人，他们也觉得苏共特务或纳粹分子，都爱冷笑。这个董效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事后，才知他是由复旦中学调过来的。他原是复旦中学的教导主任，由于同一有夫之妇的女教师发生桃色关系，女教师的丈夫是另一学校的老师，走到复旦，给董效俭一记耳光。丑闻传开了，董在复旦呆不下，又不知他同那一级的高级干部有点关系，没有受任何处分，就调到我们学校，仍旧当他的教导主任。
他一到时代，就开始“整团”，这在其他中学也有，如市西中学，51中学，我都有朋友在那儿。他们只是开开会而已，我们学校可不同，大批大斗。记得有一位团员同学叫崔乃荣，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得全校都是，内容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他家中是信佛的，他说了句“佛教也有它一定的道理” ，就成了滔天大罪。有人甚至把他名字改成“臭奶油”，结果他被开除团籍，以后他怎样，我不知道，因为他比我高一班。最可怜的是一位姓瞿的女团员同学，她是为了要升大学而争取入团的，为此受到批斗，最后因受不了侮辱，在锦江饭店跳楼自杀了。当时学校还准备开大会批判她，不知道什么原因，大会没有开成，整团也结束了。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学校时，见到我同班的一团员同学，他也因出身不好而没有考上大学，谈起整团时的那位瞿姓女同学时，他说：“我们的太平，是用她的性命换来的。”
学校似乎停课了，先是下乡，我们去青浦。由于我们没有农村劳动经验，连摘棉花农民都觉得我们帮了倒忙，记得我们只是推车子运送货物。有的同学嫌乡间伙食差，当然不敢公开讲，只是说没有油水，大便不通。而我却觉得蔬菜挺新鲜，米也好，那是因为我家吃得很省，我父亲工资不高，又要维持那间大屋，只能在吃的方面省了。农村的茅厕很脏，大便时苍蝇尽往屁股上叮，有位同学闹了个笑话。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他找到了一个干净的茅厕，没有大群苍蝇，说明天带我去。谁知次日，有个农民大叫，说有人把大便 拉到他们的酱缸里了。
农村劳动的第一，二天，晚上混身肌肉疼痛，到第三，四天就习惯了。有人要偷偷地溜到镇上买东西吃，问我去不去，那时我身边只带5元，是以防万一的，我没有去，他们都去吃了碗油豆腐线粉汤，回来时都说有了油水大便即刻畅通。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次日晚上学习讨论会上他们遭到团员和积极分子的批评，有人说我也去了，我说我没有钱，吃不起，我没有去。这里有个在争取入团的董建国厉声斥责我，说我“明知别人去了，却不报告，是包庇！”当时凡包庇右派分子的，也被定为右派。我想，一碗线粉汤，又不是什么大事，但我知道，如果我同他们争，事情会越闹越大，我只好说：“是我不好，今后一定报告”，这才过了关。
一天，天气不是很热，但由于推车，我们都热得只穿汗背心。那天田边上的人特别多，有几个人把上装披在身上，有些上装是没有符号的军装，看来是复员军人，他们在指手画脚，这些人是大队或公社的干部。当时农民有个顺口溜：“大衣披了披，不做二三千。”－ 这是指干部不干活，一年有二至三千工分(计算劳动的单位)，“胡须撬松松，勿做勿成功。”－ 这是指老年农民。
呜呜……，来了二辆黑色的小汽车，停下了，后面的那辆坐在前面座位的第一个下车，走到后面去开门，一个个子不高的干部下了车，这时前面那辆车的人也都下了车，有的背照相机。那个干部站定了，几个披了上装的农村干部围了上去，只见那干部把脚一伸，于是有人前去把他的皮鞋脱了，换上草鞋，又有人替他脱了上装，他把手一伸，那人又帮他卷衬衫袖口，又卷裤筒，农村干部给他带上草帽，再递给他一把带着泥巴的铁搭，他摆好各种姿势，背照相机的忙替他照相。照完相，又有人忙着替他换回原来的衣服，他自己一点也不用动手。之后，那帮人又坐上汽车扬长而去，披上装的农村干部向他们挥手送别，历时大约二十分钟。
次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就是那天所摄的，报导说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下乡参加劳动，边劳动边同农民谈心,同农民打成一片，又问寒问暖，关心农民生活。
我看了之后，想那些“新闻记者”也真会做文章，把那二十来分钟的换衣服、扮相作秀改写成面目全非的报导。然而这些在当时司空见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两个星期的农村劳动结束，就投入了大炼钢铁运动。当时的宣传，要十五年赶上美国，又要完成1080万顿钢的指标。各单位、各学校，不做工不上学，在空地上塔起了土高炉，我们学校在小型足球场上架起四座 。白天，我们到郊区去挖黏土，又到砖瓦厂去取砖头，我踏三轮运货车，上海人叫黄鱼车。到了晚上，由化学老师一本正经地绘好了高炉的图样，我们用黏土和了砖头，砌成高炉，谁知一生火，高炉爆裂了。有人说粘土要加头发，有几位女同学立即剪了辫子，刚剪了，化学老师说没有用的，同样的高温头发早成灰了，他说要用耐火砖才行。这时，我们班里的团支部书记王仁淦说他住处附近一家工厂也在炼钢，他们有大批耐火砖，由他带着我踏黄鱼车到那工厂去偷。耐火砖来了，高炉架起，放了些废铁，把学校伙房蒸饭用的鼓风机拆了来鼓风，将半溶化的铁水倒入焊锅，结成一块铁疙瘩，大红喜报就贴出，说高二三班炼出了第一炉“中炭钢”。为了炼钢，全上海的大铁门都给拆了，当局甚至连铁锅也要，结果炼成的铁疙瘩全是废物。
说到团支部书记王仁淦，他的父亲是被CCP枪毙的，母子相依为命，家境非常困难。邻居戴天老师，是我们高一的班主任，教生理卫生，帮了王家不少忙，王仁淦得以继续念高中。在反右运动中，王仁淦反咬一口，检举戴老师言行，戴老师被打成右派，我们班主任由赵庆麟接替。王仁淦善于钻营，后来考上北京钢铁学院，文革时是造反派头头，当上了革委会主任之类的官。四人帮被打倒后，他受到清算。我在香港时听老同学讲他郁郁不得志，但还想东山再起。
我们班里有一姓钱的同学，阅读了好多书，几乎出名的翻译小说都读过，写得一手好文章。他酷爱音乐，会拉小提琴，是自学的。他开始同我接近，虽然我不太相信看相，但我祖母常有句话，说“耳后见鳃反面无情”，那位钱姓同学，就是属于这一类相貌，因而我一直对他存有戒心，从不对他讲真心话。学校的文娱演出，他拉小提琴，我伴奏。他到我家里来过几次，当时我父亲单位号召美术人员在家创作，所以他见到我父亲在楼下书房绘画。我父亲有很多绘画的参考书籍，其中有十几大本罗佛博物馆的油画册，他看得爱不释手，我姑母寄来的一些杂志，他都一一翻阅了。祖父以往的线装书，在二楼走廊里有几千本，他说我家好像图书馆。这些，想不到会使我成为班中白旗的材料。
58年的暑假，在大炼钢铁后开始，我不是在家中平静度过的。学校开始了拔白旗运动，这运动，也只是时代中学进行，其他中学，大多是下厂劳动而已。我们每天下午六时就要到学校，全班开会，团员及积极分子根据他们整理好的材料，对同学逐个进行批评。第一个星期似乎平静地过去了，因为提出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大多数同学作了些检讨，通过了。接着，他们炮火对准了姓钱的那位同学，批评他平时讲罗曼罗兰，讲巴尔扎克。由于钱姓同学口才极佳，反唇相讥，把那些批判他的人驳得丑态百出，所以几天下来，似乎没有人能批倒他，而我们大多数同学，都认为他是“好样的”。到了第三星期，开会前钱同学对我说，他要对我提些意见，当时我还是处之泰然，我觉得在他面前一向十分谨慎，他不可能对我说严重的话。
那天他来个180度大转弯，他先是承认了他崇尚外国文学，接着检讨了上一星期作了不应该作的发言，影响了拔白旗的运动，接着，他对我作了如下的发言：
“陈文立在班级里是不注目的，是穿着朴素的，是一个不花钱的人，就好像他平时骑的那辆自行车一样，看来很旧，很不显眼，你们有没有试骑过呢？我就试过，我可以说那辆自行车比班上任何同学的还轻，就好像是童话《祖母的奇椅》那架神奇的纺车，看来破旧得要散开，但在那老祖母手上，飞快旋转，纺出最好的纱。他的自行车是英国三枪牌的。我到过他的家，那是一幢好像英国贵族城堡那样的大屋，有数不清的房间，有两间以上的大客厅，我只看到两间，每间都放了台三脚钢琴，那台钢琴，就是苏联反特小说《XXX》那变节的军官，西方特务机构给他巨额奖金才买得起的那种，也是当今四大钢琴名家如鲁宾斯坦所使用的那个牌子。他家还有落地收音机，他家的图书，中文线装书就有上百箱，我想它包括了中国历代所有的名著。他享有两间以上书房，都是外文书，他家的睡房，就是莫泊桑短篇小说《项链》中女主人公玛蒂尔德梦想的那种，外面有间小会客可以同男朋友幽会的。”
他说到这里，引起全班大笑。接着他说：“连他家的痰盂都是全金的，上面印有英国贵族的纹章。他留我在他家吃午饭，刻意把小菜弄得简单清淡，以显示他们节约，但盛载那些小菜的碗盘，倒是清代最细致的瓷器。我不善于表达，如果曹雪芹到他家，一定会觉得他家比起大观园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讲到这里引起全班同学的目光都转向我，对于这些似是而非的描绘，弄得我头晕目眩。房间是多了些，也不至于“数不清”，那几个从倒闭了的饭店买来印有该店商标的痰盂，变成了全金的、印有“贵族纹章”。他来我家吃午饭，我家还加了菜，但他却说我们刻意装穷。我的心跳加剧，不知他把我这样描绘之后，要对我下什么结论。
接着他说：“平时陈文立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除了班级集体看电影之外，因为电影票只是二角五分一张。”他把二角五分讲得特别，又引起了一阵笑声。“他的表现，就好像是葛朗台一样。”又引起一阵笑声。
他接着说：“陈文立家真的是他表现的那么穷吗？不是的，只要他们变卖任何一二件东西，足可以使普通家庭舒舒服服吃上几年。”
我的天啊，我想，我们也的确想卖掉些东西，但那旧货店的估价人说我们的钢琴是假的史坦威，最多只值二百元，整套柚木卧房家具，是老式的，尺寸太大，只值75元。
“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在解放前陈文立家是过怎样的生活，现在解放了，他们装穷，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度不满！”这时，他停顿了片刻，寂静的教室，只听到团员和积极分子记录时在本子上发出的沙沙声。我环顾了四周，看见几位同学向我投以同情的目光，我感到安慰，也向他们投以感激的目光。
那位姓钱的同学接着说：“他特意给我看他家中从国外寄来的美国杂志，最反动的美国生活杂志。我一边看，他在一旁解释。”
胡扯！是你自己在我父亲的画室里翻到的，当时我叫他不要看，说是坏书，我那里解释过？我想。
“那杂志上有纽约的照片，也有莫斯科的照片。而纽约的照片是用正光拍摄的，看起来很明亮。莫斯科的照片，是用逆光拍摄的，表现得极灰暗。可见得陈文立就同美国记者一样，崇尚资本主义的美国，敌视社会主义的苏联！”他接着说：“这还不止，在他房里，还有他订购的美国《大众机械》。”
哪里是我订的？是香港亲戚订了看旧了寄给我看的。
“其中一本封面上有布鲁塞尔博览会上原子结构式的建筑，我问他是不是苏联馆，他气急败坏地说这是美国人设计的！”
他是问过我是不是苏联馆，我说记得我们一起去看过苏联拍摄的记录片，解说人说比利时人擅长建筑术，那是比利时筑建师的杰作。
他又说：“陈文立在班级里从来不对任何人讲内心话。”, “他的朋友都在其他班级，他常常去交大踢球，我真不知他在校外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接着，由会议主持人团支部书记王仁淦讲话了：“陈文立平时是沉默寡言的，我们都不知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现在葫芦打开 ，同学们要积极地把那葫芦里的药彻底倒出来！”
首先由团员积极分子发言，有的说我不参加去苏州杭州春游，是对祖国大好河山的不屑一顾。有的说那天参加反对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游行时，我的用薄纸糊的标语旗被雨淋破了，是蓄意破坏游行。其实全班同学的旗那时都破了。
随后，全班同学逐个发言，大多数都是重复地说我“装穷”，但有一件事，却令我震惊不已。
一位同学说，“陈文立常同人提外号，说这人像啥，那个人又像啥，一天人们问他自己像什么，他说像艾森豪威尔。”
当他一说，没有人笑，只听到沙沙声，那是多支钢笔在本子上记录 的声音。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那天大家在谈论电影，有人问，他觉得有一处电影里的人物同一位同学像极了，就记不起哪个电影，当时我说，是《天堂里的笑声》里的银行职员，大家都说是。那位同学有些生气，因为那个人物有点傻，他急着说：“你就像那照片里的人！”他是指那贴在墙上那张上了绞索的艾森豪威尔的宣传招贴。大家见他不高兴，也就不再说笑。怎能料到这样一件说笑的事，也会弄得面目全非。我后悔自己记忆力太好，太多嘴。而发言的那位同学，的确有点傻乎乎的，他倒不是有意中伤，当他发觉事态严重后，事后一再同我打招呼说对不起。我一点都不怪他，因为我当时已经是有如一身蚂蚁在爬，多一二个都无所谓了。
这样前后一共三天，到第三天结束时，发言的人也差不多都讲过了，我当时一言不发，因为我很明白，解释辩驳，只会把事情闹僵以致没法收拾。那王仁淦发言了，他说我是消极抵抗，不要以为一言不发就可以蒙混过关，他们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的。
我想了之后作了如下发言：“同学对我的帮助很中肯，很正确，也唤起了我的记忆，认识错误需要时间，需要过程，我一定会作一个彻底的检查。”
“多长时间？几天？几个月？还是几年？”一个团员在叫喊，“明天”我说。
回到家里，电话响个不停，同我接近的同学，打电话来都怕我会出卖他们，方德华为人直爽，早就告诉我他听美国之音，特地关照我千万不能说。我向他们保证，绝不做小老板(钱XX的外号)。我也告诉他们，我不准备在会上做检查，我会写份书面检讨，只不知道交给谁为好。他们都向我推荐交给教导处副主任张孝治。
张孝治是化学老师，听别人说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化学系，是最后一班，之后加入CCP，父亲是“红色资本家”，是人民代表。平时衣着光鲜，谈话颇有讲道理的感觉，没有那种党棍的跋扈气息，相貌上也是属于“耳后见鳃”的。
整个事件，我没有告诉我的父母，一是怕他们担心，二是他们也帮不了我什么。
那天晚上，我作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祈祷，求天主赐我智慧，写好这篇检查，以顺利过关，接着就开始动笔，先是检讨了自己走白专道路，只顾埋头读书。我否认了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我说在日占时期祖父被抓过，国民党时期舅父又被抓过，我父亲又被流氓敲诈，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当初我父亲的公司要他去香港，但他说不愿当白华，坚持留在上海。解放后虽然生活艰苦些，但很稳定。说到我装穷，我说我住处是大了些，那是祖父的屋子，家中的东西不全是属于我家，有国外亲戚寄放，我们代为看管的。而且我父亲工资不高，以往房产的确有些定息，但为了维持那间大屋，花费不小，我当然不可能拿出二、三十元去杭州游玩。至于说我反苏，是没有理由的，苏联是伟大的国家，他们的交响乐团、芭蕾舞团，以及奥伊斯特拉赫来上海访问演出，我都去，苏联电影我也看，我也读契科夫，普希金的书。最后说到有人说我自己说自己像艾森豪威尔，我想世界上没有傻瓜会承认自己像艾森豪威尔的，这是一场误会。
检查写好，大约是近十一时，我睡了，倒没有睡不着。第二天一早就上学校，等到张孝治老师一来，我即上去要求同他谈谈。他让我进了他的办公室，我先把拔白旗的过程说了，我说我完全接受同学们的帮助，接着把检查交了给他，我说我正等待学校给我处分。他粗略地将我写的看了一遍，说，“学校是教育人的，不是处分人的，你有了认识，就吸取教训嘛。”然后，把我打发走了。
傍晚六时的会议，王仁淦说我不宜参加，要我先回去。次日一早，我去方德华家问究竟，他问我到底写了些什么，我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他说：“到底是张孝治上路，昨天赵庆麟说了，你作了检查，他说你的检查还可以，陈文立的问题告一段落，接着他作了总结性发言，这白旗算拔好了。”
而其他班级，拔白旗活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小学的同学华克伟，他班里要批斗他，幸好他申请去香港的通行证批准了，他即刻动身。赵庆麟带了几个团员赶到公安局，想把华克伟截下来，反遭公安局里的人抢白了一顿：“你们会比我们公安局更了解华克伟？瞎胡闹！”
华克伟现在美国，是个成功的商业人士。
暑假没有结束，学校搬到闵行去“勤工俭学”，这又是董效俭的一大发明。一部分班级去汽轮机厂，我们去木材加工厂，校舍空置不上课，在厂里也不上课。在厂里，我们在场地用板车运木料，以便工人放到大锯床上去将原料锯成板条。
我们发觉有几个团员和积极分子，老是往厕所里奔，他们是在察看大便。班中为了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规定我们一天只能吃一顿荤菜，这又是王仁淦想的点子。如果某同学的大便是深浅交杂的，或是金浅色的，说明他守规矩，一天只有一顿荤菜，或全是吃素菜。如果某人的大便全是深色的，证明他都是在吃荤，就将此事记录下来，成为未来批判的“证据”。
有位同学买了个小沙锅，里面是只小白蹄，受到批评，“小白蹄”从此成了他的外号。
在闵行几个月都不准回家，天冷了只是叫家里送衣服来，信中还要说明不准带吃的东西。
由于我是“大白旗”，同学们不敢同我接近，只是暗中打个招呼，他们认为我的一生完了。因而我有更多时间看教科书，做习题，高中三年级的上半年，我是自学完成的，而其他同学大多数都不自习，他们过一天算一天。
一次吃蕃薯，一位初中的同学，吃得太多而被送进广慈医院，那位同学是肠梗阻，必须立刻动手术，但由于当时该医院正在忙着抢救邱才康，手术贻误了，那位同学丧失了生命。
不久，我们就搬回学校。那失去了儿子的家长，去同教育局交涉，因为学校没有照顾好学生。之后，教育局批评了董效俭，命令把学校迁回上海，正常上课。
那个董效俭还恬不知耻地做报告，报告中一再说，他没有受到任何批评，还说我们学生受到了“GEMING意志的锻练” 。“我们这次得以回家，是用一位同学的生命换来的。”同学们说。
暑假前，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下乡劳动之前，征兵开始了，我们全班同学刚满十八岁，我差几个月，但同我一样12月份出生的，都报了名，我当然不能例外。按照常例，高中生不会被征入伍，何况我是独子。秋季征兵，我们学校没有一个被招。
我们从闵行回上海，上了没几天课，就放寒假了，春节一过，就是我中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二月下旬，他们通知我去做体格检查，大约二星期后，我接到入伍通知。
由于学校刚迁回上海，经过大跃进，大炼钢铁，整个社会似乎很不安定。在这个时候，父母没有给我任何意见。一天在学校的走廊，我们的前任班主任，教政治的赵庆麟，见到我时对我说：“陈文立啊，你是独子，前几年又生过肺病，你如果有困难，组织会照顾的。”
这个赵庆麟，好久没有看见他了，拔完白旗，我们班里换了教俄文的陈碧园老师做班主任，到高三下学期，我们的班主任是化学老师郭时平。
我觉得很奇怪，平日，赵庆麟视我如眼中钉，他曾多次对我说：“你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看你今后的表现！”。怎么今天突然关心起我来了？我回答他：“服兵役是青年的义务，我自己会掌握的。”他接着说：“你要仔细考虑考虑，想想你的父母喔，有困难可以找我。”
他走了之后，正在一旁扫地的冯懋昆老师（他原先是历史老师兼教导主任，是足球好手，被打成右派之后，在学校监督劳动，校方不准我们叫他们老师，但我们还是暗中叫。）见四周没有人，悄悄对我说：“你回答得好，我看你是应该去的，换个环境。”
他的话正中我下怀，他是知道我情况的，去年暑假时的拔白旗，我至今仍心有余悸。在闵行劳动时，有位同学对我说，我的一生完了，就好像被打成右派一样，永远翻不了身，除非有突发的灾难，好像火灾，如我能奋不顾身地去抢救，或许会有转机，而他们（指当局）还要调查，看这火是不是我放的。
部队到底怎样，我全然不知，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当过兵。严格的纪律，艰苦的生活，对我并不是挑战。我生活一向很有规律，以往下乡、下厂，有好些同学抱怨生活太苦，吃得差，而我却能适应。我所顾虑的，一是要离开一直在身边的父母，我舍不得。另外，我的英文不能再学了。那时我父亲的朋友，前面提过的前燕京大学教务长林嘉通先生，在家里开设了一个英文班，他的儿子，我的好朋友林风和他的妹妹，另外还有几个小朋友，每周两次，都在他家学英文，这是友谊性质的，不收费。当时我们正学到的ESSENTIAL ENGLISH第三册。此外，生活将有大改变，何况我是一个内向，不善辞令的人，到时如何应对？
我被打成白旗一事，父母一直不知道，我怕他们担心。那种铺天盖地的批判，无中生有的揭发，想来都觉得头晕目眩，想到这里，我决定要去换个环境。
这次是春季补征，我们一起去的不到十人，除了我一个人来自市区学校，其他的都是郊区农民青年。我们问带队的部队在那里？是什么兵种？他的回答是：“到了那边就知道了。”
火车往北开。同大家一样，我以往很少坐火车，这次还是第一次出远门。而郊区农民，更谈不上远行，一年一度能到上海市区城隍庙吃个八宝饭，已是一极大的享受了。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往窗外看，我把靠窗的座位让给了别人。
那带队的军官，一一询问我们的情况，问到我时，他说：“上海学生都是很娇的，你得好好锻练，部队很艰苦。”他又拿出纸牌象棋让我们玩，可惜这两样我都不精。俄式纸牌游戏“杜洛克”，即大傻瓜，我根本不会，因为我祖父憎恶赌博，家中没有人爱打牌，何况我在学校大部分时间花在功课上，加上每天都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BBC的节目，因此我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这些玩意上。
我们在济南下车，军用卡车早已在等待，我们连跳带爬，上了车，一路上尘土飞扬。三月初，不是很冷，我们穿了棉衣裤，车子开了相当长时间，才到达部队。同所有军营一样，大门上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字样。第二天，从各地来的新兵到齐，开了个欢迎大会，我才知道，我们是属于装甲部队的一个机械化团。
各地来的新兵不到一百人，四川、湖南、湖北的占了大多数，训练三个月之后，会分配到各中队(连)去。大家都想当坦克兵，制服漂亮，伙食待遇好。最差的是步兵、工兵、修理队，伙食每个月只是12元5毛。由于我以往的经历，没有什么指望，只觉得好事轮不到我，过一天算一天，我想念我的父母，我的同学、朋友，还怀念每晚的新闻广播。我不敢将圣经带到部队，每天晚上的圣经阅读停止了，但每日的反省、祈祷，颂天主经和信经，还在继续。
文章提交者：温哥华宅男 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在睡梦中被叫醒，八姑告诉我：“太平了！”，我听了很高兴，不久又睡着了。第二天，大人带我到亲戚家中，我们是坐有轨电车去的。路上正在派号外，二次大战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下结束了。那时我只有五岁，日占时期，只记得几件事。
每逢星期天早餐，我们坐在那英国胡桃木做的长餐桌前，由祖父分派每人一茶匙的花生酱 -- 我们每周的美食。大人们常回忆以往的好日子，他们告诉我，只要太平了，一切都会回来。每天晚上，大人就到三楼那间小睡房去听“之音”，我认为这是件很神圣的事。大人们一再警告我，不能对外人讲，否则全家杀头。其实我也不可能接触到外人，我们住在安和寺路 (现在新华路) 的一栋美国乡村式三层楼房 (如今是伊朗领事馆)，有前后花园，我的房间就在二楼，在那收听“之音”房间的下面。我由祖母的远房亲戚八姑照顾，父母都是早出晚归。当时，人们都骑自行车，只有日本人有汽车，汉奸坐木炭汽车。
我家的两边，一边是汪精卫秘书曾仲明的房子。曾仲明在越南河内被枪杀。其实当时有人准备枪杀汪精卫，那天汪精卫可能得到消息，临时在河内旅馆同秘书换房，曾仲明因而为主子丧命。我从来没有见到任何人出入，只看到门口守着两个日本兵。另一边是眼医李清茂的住宅，当时也是由日本人占据。有个比我大的日本小女孩，骑在三轮脚踏车上，看到在阳台上的我，总是对我吐口水，我觉得她很讨厌。
一天，住在附近的马太太，我叫她ANTIE LYDIA，带了她的邻居吉良太太到我家，要我母亲教她做蛋糕。吉良太太曾留学美国，会讲英文，她带来了很多棒头糖送给我。由于我憎恶日本人，克制自己不吃。说实在的，这种大块的糖我以前没有见过，的确有点馋，结果都是我姐姐吃了。我家有全套做糕饼的家伙，打蛋机、搅拌机及各种模具，一应俱全。厨房特别大，有电灶及烤气灶。据说当初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为了生意，都替顾客安装。吉良太太来过几次。
当时没有钙片，母亲就向亲友收集鸡蛋壳，洗净了，送到附近的拜耳药厂，打碎压成钙片，我就是服用这种钙片长大的。记得有一次送蛋壳去药厂，我坐在自行车后面，当左转弯时，撞倒了一个领队的日本军官，大家都摔倒了。那刚站起的日本军官把我母亲扶起，过来摸我的头，见我没有哭，就翘起大姆指。我对他的武士刀发生了兴趣，过去握住它，想把它抽出来，只觉得很紧。日本军官忙把我推开，又翘起大母指，并来个立正，向我母亲敬礼，队伍开拔了。事后人们说我们幸运，碰倒的军官可能是日本人，如果是高丽人，满州人或台湾人，那就有大麻烦了。
印象最深的是我祖父被捕。一天上午，八姑告诉我“出事了”。我从三楼的楼梯口向下面走廊看，只见近大门处站着个日本军官，穿黑色皮靴，旁边站了两个持枪并上了刺刀的日本兵，祖父和祖母站在另一边，中间是一个穿黄色皮靴的日本军官。只见那可恶的穿唐装的汉奸在日本军官和我祖母中间走来走去，一会在军官耳边讲几句，又到我祖母耳边讲几句。那日本军官一会给祖父带上手铐，一会又开了。这样反复了多次，祖父最终还是被他们铐着前铐带走。这时，我才开始哭起来.
我担心是不是祖父收听“之音”被抓，老人们告诉我不是这原因。当时父亲在公司上班，母亲是家庭老师，事发后我家茶房阿勇打电话给他们，父母立刻赶回家。阿勇还打电话给我姑母、还有马太太，全家人商量怎么办。有的猜是因为我祖父常接济在集中营里的老同事，有的猜是因为我伯父是宋子文的私人秘书兼行政院经济委员会顾问。最后马太太说她会向吉良太太打听，因为吉良是宪兵副司令。
消息来了，日方怀疑我祖父“通重庆”，没有什么证据，只是查查。或许是吉良太太发了善心，吉良答应会善待我祖父。
三个月后，祖父释放回家，大家松了口气。他告诉我们，最初是关在“76号”，第一天日本人对他很凶恶，但没有用刑。第二天态度温和些，到第三天，日本人就把他送到大西路集中营，同英籍人关在一起，直到释放，也没有再问话。祖父为人极随和，他没有向任何人诉苦，只是说“饭团从地上滚入监仓”，初时他嫌脏，但饿了只得吃，不久就习惯了。
我父亲是画家，早年就读华童公学，之后毕业于青年会中学，入圣约翰大学习商科。未毕业就赴美国学美术，次年去学院的巴黎分校，在法国住了三年，又去意大利分校住了二年。最后三年是在欧洲各国学画，毕业时是在维也纳分校，总共学了九年才取得学士文凭。他学的是应用美术，即广告画，在中国没有发挥的天地，49年之前一直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部主任，没有什么作品。大陆政权易手之后，广告部解散，失业了几个月，找到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影音部的工作，创作了耶稣的一生及路得传。中共的三自革新运动，影音部美籍牧师回国，父亲又失业了。他只能再改行画连环画，进入人民美术出版社。他画的人物，都像西方人，所以专画西方译本的作品。他的茶花女，曾掀起读者抢购潮，该书有一段时间遭出版当局禁绝。他是典型的有才华的艺术家，可惜在中国得不到尊重，因而一生不得志。如果他在美国，又有一位精明的经理人帮助，肯定是一名大画家。
母亲出身于富豪家庭，外祖父是创办中国水泥公司、统益纱厂的商人。母亲并没有富家小姐的娇气，她就读圣玛利亚女中，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经济系。除了在日占时期为了帮补家用而外出当家庭教师外，没有其他职业。她为人随和，平常家中都由父亲作主，但遇危急时她却颇有主张而能当机立断。
由于长住祖父家中，因此祖父对我们影响甚深。祖父继承父业，任太古洋行买办达五十余年之久，因而获得英皇授于的QBE勋衔。他的英文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但书写很流利。我是他最小的孙儿，对我特别关爱，常带我外出。
一切都变了，阳光也似乎更灿烂了。父亲拿到了在日占时期被扣的工资，祖父也取得日占时停止了的退休金，那是他退休时，他的老友太古东主士怀SWIRE存入汇丰银行的。他认为我祖父为人太忠厚老实，又不善经商，恐怕一大笔退休金会被人骗走，因而建议将它存入汇丰银行，仍用太古名义，连本带利分十五年发还。每月三千港元，如果十五年之后祖父仍在世，则继续支付，当然祖父也可以随时将这笔退休金取出。祖父认为这是个好办法。退休时，太古为他买下那栋大屋，那是在三十年代初期。
大屋内外装修一新，祖父一下就买了三辆汽车，两部大的分别是BENTLY和CHRYSLER，另外一辆敞蓬的SUNBEAM，是自己开了去打网球的。祖父是个英国迷，什么都买英国货。家中家具都由英国订做，他在餐桌上对我们说“千祈唔好学美国人，用右手揸叉，好失礼架。”即千万不要学美国人用右手拿叉子，好失面子的。他也要求我自己整理房间，女佣把洗完的衣服叠好放在我的床上，要我自己放到抽屉里去，我母亲每天都检查。姐姐性格比较反叛，不像我这样守规矩，而我祖父也不是严肃的人，也就随她了。
太古的大老板士怀(JOHN SWIRE)从英国到上海，特地来探访我祖父。祖父请他喝下午茶，我母亲做了鲜奶油蛋糕。他吃光蛋糕，又拿起碟子舔得干干净净，我们对他的失态有些惊奇。他说上海比英国好多了，在英国，战争虽结束了，物资仍然很缺乏，继续实行配给。并说如果邱吉尔见到了这样的蛋糕，会更馋，因为他们的配给是最少的。
那时最令我高兴的，莫过于是往机场接飞机了。每次，总是祖父开他的跑车，我坐在他旁边。其他人坐着司机阿祥开的CHRYSLER上江湾、大场、龙华机场。我沿着空地边上跑，热了可以喝汽水。亲友有的从内地来，有的从香港和美国来，分别多年见了特别亲热。
我们自己的屋子，以前被日本人占据，也装修完毕，我们一家就搬回去了。这是四座屋子的小弄堂，房子是法国式的，四座面积相同，而房间的间隔各不相同，是我父亲设计的，安排恰到好处，没有一点空间是浪费的。当然比起祖父的大屋要小很多，但并不局促。一个小花园，二楼三间睡房，假三楼，即房顶是斜的，也有两间睡房，我就睡在三楼的小睡房里，大睡房由女佣住。四栋房子，我们住第一家，其他出租。弄堂位于法界雷上达路，后改名兴国路。父亲买了辆DESOTO，停在车房里。
我母亲仍有学生要她补习，我在家中觉得闷，因此我的姑母和祖父建议将我送往附近的大屋里去玩。那间大屋叫 HAZELWOOD，是太古大班的住宅，占地100华亩，里面有泳池。这栋屋就是现今的兴国宾馆，在五十年代初期，由太古洋行赠送给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作官邸用。这一带所有的房子都是太古的产业。英籍的股东，高级职员，每天把孩子送到大屋，由一位“阿嬷”照顾。我在那里学会了游泳，交到了朋友，同我最好的叫MICHEAL。后来同我同年的邻居SAMUEL从美国回来，也跟我去那里。
入学年龄到了，先报名最近的南洋模范幼稚园。由于我不会讲上海话，他们不收。再到世界小学，幼稚园沈老师是中西女中毕业，她同我讲英文，我的英文是从大屋里的英国小朋友那里学来的。上学了，由于言语不通，我就被排除在小朋友之外。他们不让我参加集体玩耍，要老师干涉才免强让我进去，他们叫我“外国人”。世界小学一年级就学英文，有些高班学生，倒会同我来往。我很怕同班的小朋友，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了被排斥、被歧视的滋味。沈老师后来也发觉了，建议我母亲送我到美国学校。
美国学校幼稚园分两班，华籍的在一班，其他另一班，而华籍新生都不会讲英文，虽然有一两个广东人，但他们都会上海话，我又被孤立了。就在这时，家庭发生了变故。
就在家中发生变故之前，我得了伤寒症，那是去了虹桥路姚家花园吃了生菜之后发作的。姚家是我外祖父的合伙人，那花园后来被 CPP 没收，日后毛ZEDONG在上海的行宫就设在那里。患病躺在床上有好长时间，父亲生意上的朋友，一个电台的老板，送给我一架通讯接收机，那是一台RCA88型十四管的。当时的长途电话局都用这类机器，他们对我说可以听得到火星人的电台。
伤寒症好了不久，一天晚上，平时极宁静的街上，灯火通明，人声噪杂。我被吵醒了，下楼看究竟。只见父亲急得六神无主，母亲对我说没有我的事，要我上楼去睡。次日一早，母亲要我收拾平时常穿的衣服，大门有警察守着，不让其他人进门。不久司机阿祥驾车来了，姐姐和我在警察护送下，被接到祖父家。
事后我才知道父亲被流氓敲诈了。事情发生在前一天晚上，住在我们汽车间楼上的，是以前我大姑母家的男佣一家。那男佣叫阿义，当时看管弄堂，他大儿子是哑吧。那天他们在外边乘凉，同对面马路在大便的三轮车夫发生口角，那哑吧过去同人打斗，将人打伤了。附近的流氓见有机可乘，冒充伤者家属把他送入医院，却又不准医院动手术抢救，三轮车夫因而丧命。流氓们诬告我父亲指使那哑吧打死人，当时的小报绘声绘色描写道：“那个恶少身穿睡袍，手叉着腰，高声叫喊：‘给我打，打死了也不要紧，我有的是钱！’”
我的父亲一向胆小怕事，这突然发生的事，弄得他手足无措。那天晚上，棺材抬到大门口，门外人山人海。这时，好心的邻居蒋先生半夜打电话来，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父亲就从三楼老虎窗爬到蒋家。次日一早，蒋先生用他的汽车将我父亲送到他的公司。
父亲躲在公司里不敢回家，只留我母亲一个人，同流氓讲斤两，上法庭都由我母亲出面。结果付给流氓头子顾祝谦八万美元，法庭对我父亲的判决是“查无证据，宣告无罪。”
另有一插曲，就是出事那天，我伯父想帮我父亲，把事情同宋子文讲了，宋子文拿起电话打给杜月笙，杜答应做和事佬，但要车马费，我家又多付了八千美元给杜月笙。
母亲虽然继承了五十万美元的遗产和一些房地产，但屡经战乱，以及数次失败的投资，所剩无几。母亲只得变买首饰，汽车也买了，再加上我祖父卖出一些古董，以及两幅法国名家的油画，才凑足这八万多元。
事后，那帮流氓还敲诈了我们的邻居2号和4号的两家。蒋家被敲诈之后，我父亲曾内疚地问蒋先生，是否是因为我家而连累了他们，蒋先生说不关我们的事，说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一直十分感激2号的蒋家在危急时伸出援手。他们是美国华侨，不久他们又搬回美国去了。SAMUEL是我另一个华籍小朋友，他走了，我一直想念他。
兴国路不能再住了，我们又搬回祖父家。那时我正好入学，父亲同觉民小学倪逢梅校长是在美国留学时住同一宿舍大楼的校友。当时倪小姐要比他们年长很多，大家推她做首领。校长见了我问了几个问题，我忘了问些什么，只记得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她又要我写字，我把平时祖父教我的中、英文都写了。由于祖父教过我拉丁花体，她赞我英文写得好。又问我会些什么，我即用广东话背诵了《木兰词》。我也直言讲了我怕上学，是怕学生欺负我，她向我保证在她的学校不会发生欺负人的事。
我的伯父也带我到他上班的地方，建国西路的宋子文办公处。那里的花园大，但没有小朋友。其中有一个会讲广东话的警卫同我最好，他把子弹里的火药倒了，放在一佩枪里让我玩，引信一样能发出响声。真枪要比玩具枪重多了，扳机也紧多了，但我还是喜欢真枪。一天，我在花园里见到一位身材高佻的老人出来散步，穿唐装，头是剃光的，头顶有点尖，由一年纪轻些的人陪着。我见到他就过去叫他“阿公”，他笑着摸摸我的头，旁边的人对他说陈秘书什么的，他们走开了。他走后，我的那警卫朋友问我认识那个“阿公”吗，我说不认识，他说：“这是我们的大老板”。
蒋夫人我也见过一面。我的二姑母同蒋夫人是中西女中的同班同学，还有一位是富文寿医生的太太，我叫她ANTIE PERLY，她们三个人最要好。我姑母和ANTIE PERLY，是蒋夫人结婚时的伴娘。说到ANTIE PERLY，她是澳州华侨，平时讲英文和广东话，她的上海话十分糟糕，常闹笑话。一次她吩咐女佣去削两个梨给楼上的老太太，她说“老太太要侬去叫两个小白脸”。
蒋总统官邸在旧法租界，靠近如今的衡山路，也近美国学校。那是一栋二层的小屋，客厅几乎走几步就到另一端，比起我们在兴国路的小屋子还要小，花园也很小，但里面很整洁。二姑母带我去那里，说是要去看看美龄。我只是在窗前对着花园的椅子上乖乖地坐着。印象之中，蒋夫人很斯文，给人一种和霭可亲的感觉。她们谈了一会，我姑母就告辞了。
宋子文，我只见过二次。一次是他装修了屋子，置了新家具，要我父亲去“指教指教”，父亲带我一起去。他的屋子很大，比我祖父的要明亮多了，家具都是当时流行的不锈钢和玻璃的。我父亲看了对宋说，很好很好。宋说：“有你这大画家说好，我就放心了。”事后我父亲对我伯伯说，没有想到老宋那么土，这房子如果是电影明星的还差不多，但和外交部长的身份，就一点也不配。
另有一次，是宋子文买了辆LINCOLN，特地开到我家，给我祖父看。他叫我祖父“老伯”，讲话带上海本地口音，他说那防弹玻璃是最新式的，同平常玻璃一样，看不出是防弹的。这时他的警卫傻呼呼地抽出佩枪，向玻璃开了一枪，玻璃没有碎，但龟裂了，气得宋子文骂了句上海粗口，训斥了他一顿。
我们两边的邻居，曾仲明的屋子是敌产，被当局没收，住了几个美国兵，他们常来我家的网球场打网球。后来，有人来要买那块地，我祖父那时常患风湿，不打球了，而且球场也很少用，因此卖了。另一边，李清茂医生已故世，他的几个女儿搬回来住，女婿是眼科曹医生，他的儿子培培，比我小一岁，我又有了伴。我们在墙上架了两条梯，在墙上爬来爬去，不用走大门，我们互相呼“小朋友”。他就读中西小学，后来入徐汇中学。在初中三年级时，他因为写信给国外的朋友，告诉他大陆已经在配给粮食，因而被捕，判劳动教养。他父母都很宠爱他，因而吃东西很挑剔，但在劳教时，他因为饥饿而偷吃猪食，惨遭殴打。直到六十年代后期在我被捕之前，他仍是劳教留场人员，所幸的是现在他已到了美国，经营一小超级市场，生活安定，他前后总共被关押了二十多年。
由于我父亲工资高，又有佣金，记得当我升到二年级时，父亲又想买汽车了。为了此事，他同我祖父吵了架，因为祖父认为我父母都不会开车，何况他已经有三辆，没有需要再去买，而且车房也停不下，因为我伯父还有一辆车，结果父亲终于放弃买车的念头。我们还有一块三亩大的空地在湖南路，用来建自己住的住宅，父亲已经画好设计图，并由建筑师友人计算好，准备造房子。就在这时，政局开始动荡，我只记得收音机里总是“gongchan gongchan”的。
我的舅父被抓了，大家又紧张起来。舅父家就在衡山路美国学校斜对面。表哥ANDY比我大一岁，就读美国学校。我母亲常带我去看电影，总是同ANDY一起。由于场内空气混杂，对身体不好，我们只看儿童场。我最不喜欢看的是《小鹿班比》，因为班比的母亲被猎人打死，看得我直哭。
母亲安排舅母带两个小孩，即ANDY及他的弟弟小培先到香港，待舅父一出狱，家也没有回，直飞香港。后来我才知那是因为蒋经国在搞“限价”，舅父因商场上对手诬指他套汇而被抓。
二姑母一家搬走了，他们去了香港。伯父也到广州去了。二年级暑假过去，升到三年级，我是乙组，在幼稚园楼上的大教室，级任方老师。这时老师们开始问同学将会到哪里去，有的说去香港，有的说去美国。班级里的人越来越少，连幼稚园的曹老师、王老师和教琴的张老师都走了。
祖父、祖母要去香港了。他们乘船去，同时带走两辆英国车，因为这些车的驾驶盘是在右方的，上海不适用。他们一走，大屋就显得冷冷清清了。有人劝我父亲走，南洋烟草公司的老板，把飞机票放到父亲办公桌，希望我父亲也到香港，并让他当广告部副主任，薪金照旧。我父亲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性格被动，何况在三十年代末期为了逃避日本人打仗，全家迁到香港。到41年又逃回上海，损失了大笔财产。此外，在上海我们还有房地产，他是不想走的。父亲将我母亲的首饰别在一大块黑丝绒上，父亲特地让我看了，说是“Mama的首饰”，当时我看了也不懂，首饰交给我祖父母带走了。
教室里空荡荡的，后面几排空了，老师说如果人再少，大教室两班合并为一班，每天都说次日会停课。一天，见到有很多汽车都在学校前调头，司机们对阿祥说不上课了，我就回家。母亲接到父亲公司电话，说他这晚不回家，同事们都在公司过夜，要我们住到静安寺附近姨母家去，因为CCP大半是从市西虹桥路一带进入上海。
我们收拾了一些日用衣物，雇了辆三轮车到姨母家去。三姨妈是外公的第三个女儿，我母亲是第六个，母亲的弟弟是第七，就是上面提到的，现住加州PIEDMONT市。再有一个妹妹，是最小的，当时在美国，现住麻州CAMBRIDGE市。
那天晚上，从窗外望去，只见天上火光通红。次日一早，只听见些零星枪声，我们也没有敢出外，在姨母家住了两天，阿祥就把我们接回去了。
本来已经单调冷清的家，更安静了。来往的亲戚，只有三姑母一家，及三姨母一家。三姑丈是太古洋行船务部主任，有业务，留在上海。他们的子女都已出洋留学，大女儿惠兰(LORIANNE)，毕业于CONELL，曾任职联合国，现已退休，住在新泽西（NEW JERSEY）的FORT LEE。大儿子铁铭(ROLAND)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是机械工程师。记得他在上海时，我喜欢看他保养汽车，他送我好几本飞机的和其他的科学书。他是我表兄中同我玩得最多的，现已退休，住在加州MORAGA，比我年长13-14岁。次子铁松是CPA，现居纽约市。最小的儿子是铁樑，毕业于伦敦大学，曾经是香港首席法官，现仍在香港。三姨丈早已亡故，我的三个表兄分别是千根、亿根、兆根，他们毕业于之江大学，是机械工程师，现都退休了，住上海市。
学校里教唱解放歌，我们都没有好好学，我们唱改了歌词的歌，记得一首“解放区的天”
另外一首是“你是灯塔”。同学们唱：“你是灯塔，我是警察，打哝头塔，无没还价。”据说这首歌的曲调是列宁出殡时奏的，在一次欢迎苏联代表团时，政府用这首歌来助兴，令那帮苏联人大为恼火，这首歌的作者因而被捕入狱。
美国电影被禁止放映了，我很少看电影，所以无所谓，我姐姐的同学和老师，都赶着去看最后一场。
49年10月1日的大游行，街上的人说是大出X。
父亲失业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被CCP接管，取消了广告部，说解放了，不需要做广告，要我父亲“自动辞职”。我父亲想不通，明明是裁员，却要他说“自愿”，他说不自愿也不行。家中经济断了来源，我原先学琴，也学不下去了。祖父写信来，说把汽车卖了。不久我父亲找到了一份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影音部的工作。当时主任是美籍牧师林顿博士（DR，RINDON），他也是国际礼拜堂的驻堂牧师，当时我们都去做礼拜。父亲同事中，林嘉通先生同他最好，他曾经是燕京大学教务长，学识渊博。他有英国利物浦大学教育和统计学两个博士学位，他的儿子林风，同我年龄相仿，是我好朋友之一。
世道每况愈下，昔日那种热闹的气氛没有了。培培一家搬走了，虽然搬得不远，却不能天天玩在一起。
祖父母在香港住不惯，回到上海，家中是热闹了些，但同以往相比，冷落多了。生活方式改变了很多，祖父身体渐渐衰弱，休息时间多，外出少。
为了得到确实的消息，我的那台通讯接收机派上用场了。在韩战爆发之前，我开始每天收听广播，我把听到的告诉大人们，他们讨论局势。当时，美国还希望中国在联合国监督之下，实行公民投票，或以长江为界，分成南北两部。我喜欢收听美国之音，它的新闻广泛而确实，内容很吸引我，我的国语，就是从美国之音学来的。此外伦敦的英国广播电台，也是我主要收听的电台。台湾的只是骂得多，实质内容不多，我不太留意。美国之音每天有四次内容不同的国语节目，也有粤语。那时足球健将李惠堂还主持节目，我爱踢足球，所以也听他的节目。到韩战时，有江土华短评。之后，又有“江士华先生同共干聊天”的节目“学习讨论会”等，都很吸引我。
土地改革，首当其冲的是三姨母，她在江湾有很多地，但她从不收租，在她交出地契时，乡间的佃户都说唐太太是好人。她不但不收租，还帮助几家孩子上学。这样，斗争会开不成了。过了数星期，当局又组织了一次斗争大会，上台的都是她不认识的人，声泪俱下地说我姨母如何逼租，如何派打手去威迫佃户。姨母作了最坏打算，如果当局要枪毙她，她只好咬舌自尽。好在佃户表示斗争会可以开，他们也出席，但要对我姨母作处置，他们不同意也决不作伪证。因此，这件事就以斗争会了结。
接着是镇压反革命，警车天天在路上呼啸而过，每天放学都看到店铺里有人被抓。一天我们往南京西路一家叫廖九记的广东点心店买点心，见到警察将一个人五花大绑，这人看来是广东人，中等身才，梳分头。当时店员说是否到后面去绑，在客人前不好看，公安人员不依。这位被绑者说：“这样好，让大家看到CCP是多么残忍。”到如今我还记得他的模样，看来他早已遭难了，这间店铺不久也就关闭了。
家中友人，原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被抓了。原先他们已经到了香港，是周恩来托宋庆龄去请他回大陆的。凌先生被抓之后，凌太太去问宋庆龄，宋说她无能为力，结果凌先生劳改时死在南京采石场。
学校英文课取消了。附近的马太太一家搬到我家暂住，因为马先生早去了香港，马太太一家申请出去，没有得到批准，而屋子却租了出去。马太太请了一位董太太替她的子女补习英文。董先生原是圣约翰大学教务主任，也被CCP抓了去。我记得董太太谈到她带罐红烧肉到劳改农场见董先生的事，董先生在田边吃起来，一不小心一块肉跌到地上，董先生立刻拾起来连泥沙一起吃了，见到泥中还有一点汁，大叫浪费浪费。董先生最后也死在劳改农场。
祖父患了白血症，次年去世了，83岁，大家都很悲痛，尤其是我。
小学来了个CCP副校长，名叫葛芝瑾。她来的第一件事，是给我们五年级一个剧本。学校每周六上午有周会，各班级都有节目。一次，我们五年级甲组排了个剧目：一位老妇人梦见天使说耶稣次日会到她家作客。第二天一早，老妇人就把家打扫干净，准备了好吃的，迎接耶稣。谁知等到深夜，还不见耶稣来，最后有人敲门，原来是一个又冷又饿的乞丐。老妇人起了怜悯之心，拿出食物，招待那可怜的乞丐，让他得到温饱。这时，时钟响了十二下，老妇人突然想起为耶稣准备的食物都让乞丐吃了，正在着急，幕后响起了读经声“你作在我弟兄中最小一个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妇人恍然大悟，转忧为喜。
这个演出令那党员副校长浑身不舒服。她带来了另一剧本，叫“聪明的贼”。一爱财如命的老妇，整天整夜握着她的钱箱钥匙不放，一天一个贼人混入她家中，躲在角落里一直低声叫“老太太”，弄得那老妇人心神恍惚，最后那贼人偷到钥匙，将老妇洗劫一空。这戏演出后，倪校长到我们班级，问是哪里来的剧本，级任顾老师全然不知。问到演戏的同学，才知道是葛副校长拿来的剧本，并亲自导演。倪校长同顾老师都说这不是一出好戏，教学生做贼。大多数同学也有同感，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葛副校长要拿一出坏戏给我们，我心里想，CCP都不是好东西。
倪校长自杀了。学校中有几个接近葛副校长的，要求开会“控诉”倪校长，但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尊敬她，大会夭折了。倪校长的追思仪式在万国殡仪馆举行，老师、家长、学生、校友把礼堂挤满，没能进入会场的，站在屋子外面的花园里。倪校长自1902年从事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她的学生，有得到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有加拿大国会议员、有香港两局首席议员、首席按察师。至今，我还记得她所作校歌的最后几句：“觉民，觉民，我可爱的觉民，伟大的将来就在觉民。”
六年级时正好是三反五反运动。姑丈在太古洋行被关了一个星期，当局查不出什么，放他回家，我们全家受了一场虚惊。同班好几个同学的父亲，被打成“大老虎”，他们的生活艰苦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同情他们。我记得全校有二位同学的父亲跳楼自尽，在路上到处听到那一幢大楼又有人跳下来了。
一天，家中来了个亲戚来探访我祖母。她是祖母后母的孙女，叫阿德，以前是地下CCP员，如今得势了。她梳了个当时女CCP员特有的那种短发，边上扎了条辫子，我们叫她“GONGCHAN婆”。她坐在沙发上一面冷笑，一边得意地说“打成一片，哈哈，打成一片。”我对此极为厌恶。她有个弟弟叫五弟，在上海市公安局政治科，他们俩都是在学生时代去延安的。
阿德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自杀了，因而牵连了五弟，由市公安局调到青东农场(是共产党内部人员劳动教养的农场，在上海青浦县)去当管理人员。记得60年我刚从部队复员，春节往姨婆家拜年。大家问起我的情况，我说大半是因家庭成份不好而提早退役的，大家有顾忌也就一言不发了。临走时，五弟的太太，她也是青东农场的管理人员，对我说：“现在亲戚朋友很少，有空多多来。”她又悄悄地说：“不是所有的CCP人都是一本正经的。”后来才知道，在监狱劳改、劳教场所当管理干部的，大多数是在公安部门犯了错误的，或家庭出身“不好”的，或是异己分子，他们被称为“公安部门的渣子。”
我姐姐突然变了，也梳起了“GONGCHAN婆”式的头发。一天她带我去兰心大戏院看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演出。没有一个节目是我喜欢的，只记得弹伴奏的钢琴家休息时挖鼻子，把鼻屎弹在旁边。还有一个大肥婆，声嘶力竭地叫喊“蒋匪帮哟，闹得一团糟哟！”算是女高音独唱。我姐姐也一本正经地学那肥婆唱。有时我们发生口角，姐姐扬言要去检举揭发我收听短波，我则说：“我听时你也在场，是一齐听，你也逃不了！”
姐姐学校的老师打电话来我家，说姐姐报名参加“军干校”(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已经批准了。我母亲赶到学校，老师见到我母亲就说我姐姐是大小姐，怎能吃得起这种苦。母亲很感谢这位老师的帮助，同校方交涉了大半天，才把姐姐的名字从出发名单里除去。姐姐回家大吵了一场。不久，他交了男朋友，是棒球健将，笃信基督教。我姐姐也对基督教热心起来，把辫子盘在头上，将自己装扮成女牧师的模样。过了数年，姐姐得到消息，“那些当年由中西中学入军干校的同学，有的自杀，有的成了右派，没有一个有好结果。”她说。
小学六年级开始上政治课，由教导主任周长任课。她先是教“谁养活谁？”结论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有同学问，如果资本家不开厂，工人到哪里去做工？周长教导主任也不知说些什么，大家都听不懂，反正由她去说。接着是教从猿到人。当时有学生问，那就是说人是猴子变的，或者猩猩变的？她说既不是猴子，也不是猩猩变的，而是由“类人猿”变的，好像现在的猫，都是由野猫经过人类培养，到如今才有各种各样的猫。我举手问问题，同她有如下的对话：
“既然各种各样的猫是由野猫变的，还是由猫变成猫，为什么类人猿就不是人呢，也可以叫野人。”
“不是的，类人猿通过劳动才变人的。”
“那么有没有不劳动的类人猿，永远变不了人的呢？”
“没有，所有类人猿都劳动，”
“为什么不能叫类人猿是原始人呢？”
“类人猿是猿，人是人，就像课桌椅是木头做的，但你不能说课桌椅是木头。”
“课桌椅是由木匠把木头做成的，没有木匠，木头变不成课桌椅。没有上帝，也就没有人。”
其实在这场对话中，我违反了逻辑辩论的基本法则，我本来是否认“变”，而最后却又承认了“变”,我是无意地偷换了概念。但那教导主任看来不懂得逻辑学，没有哲学常识，以致有如下结果：
只见教导主任双手捂住脸，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急急往外跑，回到她办公室里去了。下课了，同学们为我担心，我闯祸了。我也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这样一直到下午放学，没有人找我。
回到家里，校长、教导主任、级任应老师都在，他们说我上课不守纪律，影响全班上课，顶撞老师。我说我是举了手，站着问问题的，当时马太太一家住在我家。马太太讲话了，她说我既没有骂粗话，只是问问题，“学问学问是有学有问，你们做教师的连一个小学生都不能说服，我真怀疑你们做教师的资格。”
我见到那两个CCP脸色很难看，想发怒又怒不成。这时应老师忙说，“你们先回去，陈文立由我来开导。”那两人即溜之大吉。
应老师说：“陈文立个性太强，脾气太倔，在这种时局要吃亏。”他说为了此事已经吃过“排头”(被训斥过)。“他们(指共产党)可以敲掉我们的饭碗，今后你把想法放在心里，不要同他们争。何况他们还会给你父母带来麻烦。”这时，我才知事态的严重。
小学毕业照我不愿同那党员校长合拍，拒绝照相。还是应老师说：“你又倔了，看在我面上，拍了就算，否则我又要吃排头。”我这才参加，但我只要全班同学同应老师一起照的那张照片。
到了中学，大多数同班同学都是少先队，全班只有两个人不是，我是其中之一，因为小学没有建队。我为了不突出，也报名参加，但没有被批准，辅导员说我小学表现不好。我把小学成绩单给他看，评语是勤奋诚实，有礼貌，爱劳动。缺点是个性强，功课粗枝大叶，并没有特别不好的地方。他只说：“那继续努力吧！”。后来才知，那教导主任或校长对我怀恨在心，不知在我的档案材料上写了些什么东西。
我进入的中学虽然叫圣芳济中学(ST. FRANCIS XAVIER’S MIDDLE SCHOOL)，但已经由政府接管。校长是代理的，叫陈新。以往的教会校长白修士已经离境，是同教廷公使黎培里同时被中共当局驱逐的一批。不久，学校改名时代中学。
老师当中，我最尊敬的是唐才林老师。他原先是教英文的，我在学校时他教算术、代数。他写得一手十分漂亮的拉丁花体。上课之前，他要默祷。本来枯燥的数学公式，他却能解释得生动易懂。作业，他是不允许涂改的。据说以往他当英文老师时，谁涂改了要罚抄写数遍。我们的作业如有涂改，他会用红笔圈出，边上写“涂改”两字，我们都不好意思起来。为此，我先是在草稿上做作业，再誊到练习本上。唐老师在本子上批了“整洁”，我看了受到鼓舞。上课结束前，他总要讲个小故事，大多是敌伪时期发生在电车上，或一些家常的事。例如钱包被扒手偷了，小偷给逮住了，但这些扒手小偷，又是为生活所逼，结果是他们觉悟了，逮人的又原谅他。他讲得那么生动，很多同学感动得流泪。小故事激发了我们的同情心，他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要相爱。
初三时，唐老师不见了。后来我在教师办公室里见到布告，他因反GEMING被捕。那是55年9月8日，CCP那天大肆镇压天主教。同时被捕的，有沈伯良老师、李安琪老师、周献会修士。学校里的天主教同学，都要开会学习，因为我还不是天主教徒，没有参加。胡志芳老师除了上课之外，就被叫到一个办公室，坐在藤椅上，旁边有人向他问话，他一言不发。这样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他没有被捕。事后，天主教的同学说他“门槛精”，就是守口如瓶，不同当局争，结果对他没有办法，运动过了，就不了了之。
我开始踢球，为了抢场地，同高班同学打架。他们人多势众，宋千里一拳打得我流鼻血，他急了，把我送到医务室，忙说对不起。医务室的桂春老师正在筹备一个演出，宋千里会拉小提琴，桂老师要我帮他伴奏。所谓不打不相识，我们演出的是托赛里的小夜曲。宋千里到我家来了两次，都是练琴，当时他拉得并不好，有时走音，当然我的钢琴也不见得好。
讲到打架，在小学也发生过一次。学校来了个新生，由于太顽皮，没有学校收，他母亲把他送到觉民。他外祖父是外交官，母亲在俄国长大。当时她在教俄文，我们阿姨也在她那里学俄文。这位同学在学校里组织了个“团结组”，同我最要好的冯国乔参加了。一次冯国乔同他打架，被他打得很重，我看不顺眼，走过去对正他眉心一拳打去。他一面用手按住鼻子，一面用右脚打算踢我，我后退一步抓住他右脚向左一转，他跌倒了，同学把我们拖开。教体育课的林老师走过来，要我们互相握手道歉。放学时他走来，我原先以为他要找我打架，结果是他认为我学过摔角，要我教他。我直言说，那些都是从我表哥那里听来的，他是摔角选手，上午我还是第一次试验呢。他叫邹霁，聪明过人，中学也在时代。我们不在一个班，之后就没有来往，只知道六十年代初他去了香港，后来入英国牛津大学。他的姐姐告诉别人，说他当上了某个英联邦国家的外交官。
初中三年级时，有次到江湾体育场看足球赛，一场大雨，浑身湿了。回到家中，开始发烧，热度一直不退，经医生诊断，患了肺结核。家人说我踢足球，运动过度。当时我是睡在二楼，二楼中间两间睡房是相通的。睡房外面分别有个小会客室，我可以在会客室里做功课，祖母就睡在另一间睡房。我的房间是祖父去世时睡的，祖母说祖父去世后，她一个人一间有点害怕，要我在隔壁陪她。这种房屋结构，是仿以往英国上层家庭的设计而建的，上了年龄的夫妇分房而睡。我患肺结核后的第二年祖母去世，才发觉她的肺结核病在二、三十年代被控制住后，又复发了，而且半边肺已全部失效。我的肺病是由此传染到的。
停学休养一年后，我痊愈了。邻居一位退休药剂师在家觉得闲着无聊，上无线电学校学习。我向他借了些书来看，因为我的那台通讯接收机，是管制器材，被公安局以180元人民币收购，另一台是我祖父在日占时期使用的三十年代飞利浦三波段八管机，已经老旧，但还可以使用。我将书上学到的，把那机器改装了一下，就是原先的二级中频放大，是用外耦合的。我从芝罘路旧零件摊上买到上好的中频变压器，改成内耦合，灵敏度大增。当时中和无线电行尚有欧洲式电子管供应，我把EF5换成EF9，这都是边接触式的管子，机件整旧如新。这架机器，一直用到我入狱。因为机件看来很古旧，我家被“扫地出门”时没有被没收。80年我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时，那台收音机还能正常收听，十分耐用。
我从小就喜欢听音乐，抗战胜利之前，我总是要大人用那台手摇留声机放唱片。后来，家中买了台ZENITH的落地收音机，有了自动唱机。我伯伯也爱听音乐，购置了好些唱片。我最喜爱的是那套爱尔兰民歌，尤其是那首O DANNY BOY，旋律优美，歌词又是那么耐人寻味。另外一首是从我懂事就喜爱的德国民歌 TREUE LIEBE (真诚的爱)。到了初中，开始喜欢古典音乐，尤其是舒曼、门德尔松、韦伯和萧邦以及莫扎特的作品。至于流行音乐，只是停留在五十年代的，都是从短波听来的。那时澳洲广播电台、美军电台、BBC都有音乐节目，我最喜欢BBC的SING SOMETHING SIMPLE，是由口风琴伴奏的男声合唱“ADAM’S SINGER”，都是些老歌，开始曲中有句“WE SING THE OLD SONG AS YOU USED TO DO”。
每个星期天我们去国际礼拜堂做礼拜，那里有个少年团契，在三楼。当时由冯家声先生负责，他要我弹琴，因此我每天先在家里练好，星期天去司琴，结果技术大有进步。除了圣诗之外，我姐姐学的我也跟着练，人们说我弹得比她好，因为我练得比她勤。冯家声是沪江大学的教务主任，55年肃反运动时被捕。
国际礼拜堂的驻堂牧师名叫李储文，他在上海沪江大学就读时加入中共，后来共产党派他往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神学，得到博士学位，随即周游欧洲各国，然后往东南亚一带做教会青年的“培训工作”。49年之前，就是国际礼拜堂的副驻堂牧师，后来领导中共的三自革新运动，仍以牧师身份出现，一直到文化大GEMING。文革之后，不当牧师了，在外交部工作，曾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他当牧师讲道理时，倒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没有夹带政治宣传。另有个叫沈以藩的牧师，一天到国际礼拜堂客串，大骂其“美帝国主义”，教友纷纷离去，令那沈牧师在圣台上十分尴尬，他暴跳如雷，大声叫喊：“走出去的都是反GEMING！”
56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份，匈牙利发生了ZIYOU GEMING，可惜被苏联镇压下去了。那时我正病休在家，天天开着收音机。祖母的健康每况愈下，已经卧床不起。为了方便医生进出，她搬到楼下“电话间”去睡。电话间其实是给客人更衣用的，旁边的浴室在靠大门的第一个房间，是给打球或骑完马的人洗澡的。祖母患的病叫DEGENERATION OF THE CORD，即身体各部机能逐渐衰竭，请了好多医生，都没有办法。她在57年去世，享年75岁。
祖母一去世，太古洋行每月3000港元退休金就停止了，家里开始拮据起来。三姑母去香港的申请批准了，当时祖母曾要求她将我姐姐带出去，姑母认为姐姐个性太反叛，怕管束不住，只愿意带我走。姐姐是祖母唯一的孙女，对她特别宠爱。我个性倔强，不讨祖母喜欢，加上父亲认为我年龄太小，没有让我走。当时放了好些人，马太太一家也去香港了。国际礼拜堂几乎四分之一的人都走了。当时我的确很想走，我一直梦想将来去剑桥大学学数学或物理。58年，我第一次申请去香港，没有批准。59年去当兵，60年上大学，第一个暑假又再申请，接着寒假再申请，一直申请到文化大GEMING被捕，也不知被拒绝了多少次。
57年升到高中一年级，班里没有女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班级里开始有团员，学校老师开始“大鸣大放”。我从广播中听到印度总理尼赫鲁忠告中国知识分子谨慎，少说为妙，我将此话告诉了父亲，因为单位领导对他说，他是唯一的留学生，一直没有重用他，要他对党提意见。他想不出说什么，要他讲笑话开玩笑他很能，说正经话他就很结巴，这种长处救了他。他发言说他想开一个班，讲授绘画透视学，因为好多同行没有学过，领导说这不是对党提意见，却马上让他开班讲课，结果他逃过了反右这一关。
学校里几乎所有好的老师都成了右派，教研组长、教导主任冯懋昆老师，都在学校监督劳动，连原来是新四军的校长路竹也成了右派。我们做学生的要发言，我已经学会了人云亦云。发言都是千遍一律，“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罪大恶极，我们要同他们划清界...然而他们有学识有才能，希望他们早日觉悟，回到人民队伍里来，继续为人民服务。”那最后一段，教政治的赵庆麟听了不舒服，说我们有的是人才，不稀罕一两个右派分子。
赵庆麟父亲不知是地主还是反GEMING分子，总之遭CCP枪毙了。那时他在沪西中学念高中，突然积极起来，宣布同死了的父亲决裂，加入CCP。中学毕业后就到时代中学教政治，身材只有150公分左右，獐头鼠目。在反右运动中，他是斗人的打手。记得我们班里一位成绩极好的同学，因为父亲在香港，赵说“像方德华只能读读松江师专”(松江师专是中等专业学校，收初中毕业生)。大学放榜，方德华果然是松江师专，气得他放弃上学，准备等一年再考。那时我刚从部队复员去探望，他说赵庆麟对他怀恨在心，在他档案里乱写，次年他考大学未被录取。幸好他在62年去了香港，后来经营建筑业，颇有成就。
记得在初中时，有位姓葛的同学很顽皮，他父亲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抓，说是开地下工厂，造钢笔尖，其实只是在家中置了台机器，由他父母买了些原料自己操作以维持生活。他父亲被捕后，葛姓同学家中极为困难，是申请“人民助学金”读书的。
当时赵庆麟训斥他：“吃了人民的饭，还要调皮捣蛋！”因而得了个“吃饭”的外号，我对此很气愤。那时唐才林老师也严厉地责备那些叫他“吃饭”的同学。“他家中经济困难，已经很可怜了，你们不能这样侮辱他！”自此之后，才没有人再叫他“吃饭”。他功课不好，我同情他的遭遇，放学后到他家帮他做功课。后来他考入了中专技术学校，就没有来往了。他家住在我大学同学金文达的隔壁，我离开上海往香港时，去同学家道别，顺便探访了葛家。当时他父亲已出狱，他不在。我作了自我介绍，说到当年我对他的遭遇极为同情，我们一度成了好朋友。问起他的近况，葛老先生感慨地说：“还是你有良心，我们的儿子如今同家里断绝了来往，说是由于我害得他入不了党。如今听说他是单位里的小领导。”我说：“那就好啦，党员值几个钱一斤？我当兵时只差两个月就入党，只是因家庭出身而提早复员，共产党与我无缘，我是天生的反GEMING。”我们大家都笑了。
“在大入团的前夕，一定有很多人要遭殃”，这是班级里传开的一句话，班里的团员，争取入团的积极分子，身边总有一本“工作手册”，那是一本大约2寸乘3寸的小笔记本。一天我好奇，趁一个团员不小心把手册忘了放在课桌板凳上出去打球之际，偷来一看，前面是全班同学的名单，在名单前打了“*、ú、D、′”的符号，凡是团员及争取入团的，都是“*”，在他们认为表现中上的是“ú”，“D”是中下的，他们认为是坏学生，就是平时为人爽直同他们作对的，打上“′”。同我一起看的有方德华等同学，我是属于“ú”一类，而方德华是“′”。他记起有一次大家闲谈，说如果有外星人，一定比地球人进步，有人讲到外星人的社会制度，这时赵庆麟在场，他说：“可能是GONGCHAN主义了，或比GONGCHAN主义更高的制度。”方德华说“修正主义”。他是说笑的，引起大家哄堂大笑，这个赵庆麟面色大变，为此，他得了个“′”记号。
那本子上还记录了班级同学的一言一行，当然方德华的言论在其中，大多是收集同学无意中讲的笑话，同当局的宣传口径不一的，都有时间地点，一一记下。这些，都是在未来整人斗人的材料。正看着，有人说XXX来了，我们忙把那本子收起，后来丢到垃圾里去了。我们见到那团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寻找东西，当然他又不能问任何人。如果别的团员知道他把那手册丢了，他将会面临什么？没有人能预料。
当时我在学校里表现得很小心，同学中没有一个知道我收听短波，他们只知我家信奉基督教，埋头读书，有人说我是“被人遗忘的”，反正我在或不在，没有人在乎。由于初中时患过肺病，体育课都不让我踢球，因此，我只能到住处附近的交通大学去玩。我的成绩，大半是5分差一些，我有个坏习惯，测验、考试很急躁，总是第一个交卷，从来不重复核对一遍，往往都是粗心而出了些差错。从小学开始，“粗技大叶”的缺点就一直跟着我，直到我来到美国，才把这缺点改了，只有高中二年级下学期，学生手册全是5分的。
学校调来新的教导主任，叫董效俭的，讲话带河南口音，做起报告总是一边讲话一边冷笑。我发觉几乎所有的CCP党棍都是如此，后来到了美国，接触到一些俄国人和德国人，他们也觉得苏共特务或纳粹分子，都爱冷笑。这个董效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事后，才知他是由复旦中学调过来的。他原是复旦中学的教导主任，由于同一有夫之妇的女教师发生桃色关系，女教师的丈夫是另一学校的老师，走到复旦，给董效俭一记耳光。丑闻传开了，董在复旦呆不下，又不知他同那一级的高级干部有点关系，没有受任何处分，就调到我们学校，仍旧当他的教导主任。
他一到时代，就开始“整团”，这在其他中学也有，如市西中学，51中学，我都有朋友在那儿。他们只是开开会而已，我们学校可不同，大批大斗。记得有一位团员同学叫崔乃荣，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得全校都是，内容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他家中是信佛的，他说了句“佛教也有它一定的道理” ，就成了滔天大罪。有人甚至把他名字改成“臭奶油”，结果他被开除团籍，以后他怎样，我不知道，因为他比我高一班。最可怜的是一位姓瞿的女团员同学，她是为了要升大学而争取入团的，为此受到批斗，最后因受不了侮辱，在锦江饭店跳楼自杀了。当时学校还准备开大会批判她，不知道什么原因，大会没有开成，整团也结束了。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学校时，见到我同班的一团员同学，他也因出身不好而没有考上大学，谈起整团时的那位瞿姓女同学时，他说：“我们的太平，是用她的性命换来的。”
学校似乎停课了，先是下乡，我们去青浦。由于我们没有农村劳动经验，连摘棉花农民都觉得我们帮了倒忙，记得我们只是推车子运送货物。有的同学嫌乡间伙食差，当然不敢公开讲，只是说没有油水，大便不通。而我却觉得蔬菜挺新鲜，米也好，那是因为我家吃得很省，我父亲工资不高，又要维持那间大屋，只能在吃的方面省了。农村的茅厕很脏，大便时苍蝇尽往屁股上叮，有位同学闹了个笑话。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他找到了一个干净的茅厕，没有大群苍蝇，说明天带我去。谁知次日，有个农民大叫，说有人把大便 拉到他们的酱缸里了。
农村劳动的第一，二天，晚上混身肌肉疼痛，到第三，四天就习惯了。有人要偷偷地溜到镇上买东西吃，问我去不去，那时我身边只带5元，是以防万一的，我没有去，他们都去吃了碗油豆腐线粉汤，回来时都说有了油水大便即刻畅通。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次日晚上学习讨论会上他们遭到团员和积极分子的批评，有人说我也去了，我说我没有钱，吃不起，我没有去。这里有个在争取入团的董建国厉声斥责我，说我“明知别人去了，却不报告，是包庇！”当时凡包庇右派分子的，也被定为右派。我想，一碗线粉汤，又不是什么大事，但我知道，如果我同他们争，事情会越闹越大，我只好说：“是我不好，今后一定报告”，这才过了关。
一天，天气不是很热，但由于推车，我们都热得只穿汗背心。那天田边上的人特别多，有几个人把上装披在身上，有些上装是没有符号的军装，看来是复员军人，他们在指手画脚，这些人是大队或公社的干部。当时农民有个顺口溜：“大衣披了披，不做二三千。”－ 这是指干部不干活，一年有二至三千工分(计算劳动的单位)，“胡须撬松松，勿做勿成功。”－ 这是指老年农民。
呜呜……，来了二辆黑色的小汽车，停下了，后面的那辆坐在前面座位的第一个下车，走到后面去开门，一个个子不高的干部下了车，这时前面那辆车的人也都下了车，有的背照相机。那个干部站定了，几个披了上装的农村干部围了上去，只见那干部把脚一伸，于是有人前去把他的皮鞋脱了，换上草鞋，又有人替他脱了上装，他把手一伸，那人又帮他卷衬衫袖口，又卷裤筒，农村干部给他带上草帽，再递给他一把带着泥巴的铁搭，他摆好各种姿势，背照相机的忙替他照相。照完相，又有人忙着替他换回原来的衣服，他自己一点也不用动手。之后，那帮人又坐上汽车扬长而去，披上装的农村干部向他们挥手送别，历时大约二十分钟。
次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就是那天所摄的，报导说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下乡参加劳动，边劳动边同农民谈心,同农民打成一片，又问寒问暖，关心农民生活。
我看了之后，想那些“新闻记者”也真会做文章，把那二十来分钟的换衣服、扮相作秀改写成面目全非的报导。然而这些在当时司空见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两个星期的农村劳动结束，就投入了大炼钢铁运动。当时的宣传，要十五年赶上美国，又要完成1080万顿钢的指标。各单位、各学校，不做工不上学，在空地上塔起了土高炉，我们学校在小型足球场上架起四座 。白天，我们到郊区去挖黏土，又到砖瓦厂去取砖头，我踏三轮运货车，上海人叫黄鱼车。到了晚上，由化学老师一本正经地绘好了高炉的图样，我们用黏土和了砖头，砌成高炉，谁知一生火，高炉爆裂了。有人说粘土要加头发，有几位女同学立即剪了辫子，刚剪了，化学老师说没有用的，同样的高温头发早成灰了，他说要用耐火砖才行。这时，我们班里的团支部书记王仁淦说他住处附近一家工厂也在炼钢，他们有大批耐火砖，由他带着我踏黄鱼车到那工厂去偷。耐火砖来了，高炉架起，放了些废铁，把学校伙房蒸饭用的鼓风机拆了来鼓风，将半溶化的铁水倒入焊锅，结成一块铁疙瘩，大红喜报就贴出，说高二三班炼出了第一炉“中炭钢”。为了炼钢，全上海的大铁门都给拆了，当局甚至连铁锅也要，结果炼成的铁疙瘩全是废物。
说到团支部书记王仁淦，他的父亲是被CCP枪毙的，母子相依为命，家境非常困难。邻居戴天老师，是我们高一的班主任，教生理卫生，帮了王家不少忙，王仁淦得以继续念高中。在反右运动中，王仁淦反咬一口，检举戴老师言行，戴老师被打成右派，我们班主任由赵庆麟接替。王仁淦善于钻营，后来考上北京钢铁学院，文革时是造反派头头，当上了革委会主任之类的官。四人帮被打倒后，他受到清算。我在香港时听老同学讲他郁郁不得志，但还想东山再起。
我们班里有一姓钱的同学，阅读了好多书，几乎出名的翻译小说都读过，写得一手好文章。他酷爱音乐，会拉小提琴，是自学的。他开始同我接近，虽然我不太相信看相，但我祖母常有句话，说“耳后见鳃反面无情”，那位钱姓同学，就是属于这一类相貌，因而我一直对他存有戒心，从不对他讲真心话。学校的文娱演出，他拉小提琴，我伴奏。他到我家里来过几次，当时我父亲单位号召美术人员在家创作，所以他见到我父亲在楼下书房绘画。我父亲有很多绘画的参考书籍，其中有十几大本罗佛博物馆的油画册，他看得爱不释手，我姑母寄来的一些杂志，他都一一翻阅了。祖父以往的线装书，在二楼走廊里有几千本，他说我家好像图书馆。这些，想不到会使我成为班中白旗的材料。
58年的暑假，在大炼钢铁后开始，我不是在家中平静度过的。学校开始了拔白旗运动，这运动，也只是时代中学进行，其他中学，大多是下厂劳动而已。我们每天下午六时就要到学校，全班开会，团员及积极分子根据他们整理好的材料，对同学逐个进行批评。第一个星期似乎平静地过去了，因为提出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大多数同学作了些检讨，通过了。接着，他们炮火对准了姓钱的那位同学，批评他平时讲罗曼罗兰，讲巴尔扎克。由于钱姓同学口才极佳，反唇相讥，把那些批判他的人驳得丑态百出，所以几天下来，似乎没有人能批倒他，而我们大多数同学，都认为他是“好样的”。到了第三星期，开会前钱同学对我说，他要对我提些意见，当时我还是处之泰然，我觉得在他面前一向十分谨慎，他不可能对我说严重的话。
那天他来个180度大转弯，他先是承认了他崇尚外国文学，接着检讨了上一星期作了不应该作的发言，影响了拔白旗的运动，接着，他对我作了如下的发言：
“陈文立在班级里是不注目的，是穿着朴素的，是一个不花钱的人，就好像他平时骑的那辆自行车一样，看来很旧，很不显眼，你们有没有试骑过呢？我就试过，我可以说那辆自行车比班上任何同学的还轻，就好像是童话《祖母的奇椅》那架神奇的纺车，看来破旧得要散开，但在那老祖母手上，飞快旋转，纺出最好的纱。他的自行车是英国三枪牌的。我到过他的家，那是一幢好像英国贵族城堡那样的大屋，有数不清的房间，有两间以上的大客厅，我只看到两间，每间都放了台三脚钢琴，那台钢琴，就是苏联反特小说《XXX》那变节的军官，西方特务机构给他巨额奖金才买得起的那种，也是当今四大钢琴名家如鲁宾斯坦所使用的那个牌子。他家还有落地收音机，他家的图书，中文线装书就有上百箱，我想它包括了中国历代所有的名著。他享有两间以上书房，都是外文书，他家的睡房，就是莫泊桑短篇小说《项链》中女主人公玛蒂尔德梦想的那种，外面有间小会客可以同男朋友幽会的。”
他说到这里，引起全班大笑。接着他说：“连他家的痰盂都是全金的，上面印有英国贵族的纹章。他留我在他家吃午饭，刻意把小菜弄得简单清淡，以显示他们节约，但盛载那些小菜的碗盘，倒是清代最细致的瓷器。我不善于表达，如果曹雪芹到他家，一定会觉得他家比起大观园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讲到这里引起全班同学的目光都转向我，对于这些似是而非的描绘，弄得我头晕目眩。房间是多了些，也不至于“数不清”，那几个从倒闭了的饭店买来印有该店商标的痰盂，变成了全金的、印有“贵族纹章”。他来我家吃午饭，我家还加了菜，但他却说我们刻意装穷。我的心跳加剧，不知他把我这样描绘之后，要对我下什么结论。
接着他说：“平时陈文立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除了班级集体看电影之外，因为电影票只是二角五分一张。”他把二角五分讲得特别，又引起了一阵笑声。“他的表现，就好像是葛朗台一样。”又引起一阵笑声。
他接着说：“陈文立家真的是他表现的那么穷吗？不是的，只要他们变卖任何一二件东西，足可以使普通家庭舒舒服服吃上几年。”
我的天啊，我想，我们也的确想卖掉些东西，但那旧货店的估价人说我们的钢琴是假的史坦威，最多只值二百元，整套柚木卧房家具，是老式的，尺寸太大，只值75元。
“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在解放前陈文立家是过怎样的生活，现在解放了，他们装穷，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度不满！”这时，他停顿了片刻，寂静的教室，只听到团员和积极分子记录时在本子上发出的沙沙声。我环顾了四周，看见几位同学向我投以同情的目光，我感到安慰，也向他们投以感激的目光。
那位姓钱的同学接着说：“他特意给我看他家中从国外寄来的美国杂志，最反动的美国生活杂志。我一边看，他在一旁解释。”
胡扯！是你自己在我父亲的画室里翻到的，当时我叫他不要看，说是坏书，我那里解释过？我想。
“那杂志上有纽约的照片，也有莫斯科的照片。而纽约的照片是用正光拍摄的，看起来很明亮。莫斯科的照片，是用逆光拍摄的，表现得极灰暗。可见得陈文立就同美国记者一样，崇尚资本主义的美国，敌视社会主义的苏联！”他接着说：“这还不止，在他房里，还有他订购的美国《大众机械》。”
哪里是我订的？是香港亲戚订了看旧了寄给我看的。
“其中一本封面上有布鲁塞尔博览会上原子结构式的建筑，我问他是不是苏联馆，他气急败坏地说这是美国人设计的！”
他是问过我是不是苏联馆，我说记得我们一起去看过苏联拍摄的记录片，解说人说比利时人擅长建筑术，那是比利时筑建师的杰作。
他又说：“陈文立在班级里从来不对任何人讲内心话。”, “他的朋友都在其他班级，他常常去交大踢球，我真不知他在校外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接着，由会议主持人团支部书记王仁淦讲话了：“陈文立平时是沉默寡言的，我们都不知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现在葫芦打开 ，同学们要积极地把那葫芦里的药彻底倒出来！”
首先由团员积极分子发言，有的说我不参加去苏州杭州春游，是对祖国大好河山的不屑一顾。有的说那天参加反对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游行时，我的用薄纸糊的标语旗被雨淋破了，是蓄意破坏游行。其实全班同学的旗那时都破了。
随后，全班同学逐个发言，大多数都是重复地说我“装穷”，但有一件事，却令我震惊不已。
一位同学说，“陈文立常同人提外号，说这人像啥，那个人又像啥，一天人们问他自己像什么，他说像艾森豪威尔。”
当他一说，没有人笑，只听到沙沙声，那是多支钢笔在本子上记录 的声音。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那天大家在谈论电影，有人问，他觉得有一处电影里的人物同一位同学像极了，就记不起哪个电影，当时我说，是《天堂里的笑声》里的银行职员，大家都说是。那位同学有些生气，因为那个人物有点傻，他急着说：“你就像那照片里的人！”他是指那贴在墙上那张上了绞索的艾森豪威尔的宣传招贴。大家见他不高兴，也就不再说笑。怎能料到这样一件说笑的事，也会弄得面目全非。我后悔自己记忆力太好，太多嘴。而发言的那位同学，的确有点傻乎乎的，他倒不是有意中伤，当他发觉事态严重后，事后一再同我打招呼说对不起。我一点都不怪他，因为我当时已经是有如一身蚂蚁在爬，多一二个都无所谓了。
这样前后一共三天，到第三天结束时，发言的人也差不多都讲过了，我当时一言不发，因为我很明白，解释辩驳，只会把事情闹僵以致没法收拾。那王仁淦发言了，他说我是消极抵抗，不要以为一言不发就可以蒙混过关，他们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的。
我想了之后作了如下发言：“同学对我的帮助很中肯，很正确，也唤起了我的记忆，认识错误需要时间，需要过程，我一定会作一个彻底的检查。”
“多长时间？几天？几个月？还是几年？”一个团员在叫喊，“明天”我说。
回到家里，电话响个不停，同我接近的同学，打电话来都怕我会出卖他们，方德华为人直爽，早就告诉我他听美国之音，特地关照我千万不能说。我向他们保证，绝不做小老板(钱XX的外号)。我也告诉他们，我不准备在会上做检查，我会写份书面检讨，只不知道交给谁为好。他们都向我推荐交给教导处副主任张孝治。
张孝治是化学老师，听别人说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化学系，是最后一班，之后加入CCP，父亲是“红色资本家”，是人民代表。平时衣着光鲜，谈话颇有讲道理的感觉，没有那种党棍的跋扈气息，相貌上也是属于“耳后见鳃”的。
整个事件，我没有告诉我的父母，一是怕他们担心，二是他们也帮不了我什么。
那天晚上，我作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祈祷，求天主赐我智慧，写好这篇检查，以顺利过关，接着就开始动笔，先是检讨了自己走白专道路，只顾埋头读书。我否认了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我说在日占时期祖父被抓过，国民党时期舅父又被抓过，我父亲又被流氓敲诈，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当初我父亲的公司要他去香港，但他说不愿当白华，坚持留在上海。解放后虽然生活艰苦些，但很稳定。说到我装穷，我说我住处是大了些，那是祖父的屋子，家中的东西不全是属于我家，有国外亲戚寄放，我们代为看管的。而且我父亲工资不高，以往房产的确有些定息，但为了维持那间大屋，花费不小，我当然不可能拿出二、三十元去杭州游玩。至于说我反苏，是没有理由的，苏联是伟大的国家，他们的交响乐团、芭蕾舞团，以及奥伊斯特拉赫来上海访问演出，我都去，苏联电影我也看，我也读契科夫，普希金的书。最后说到有人说我自己说自己像艾森豪威尔，我想世界上没有傻瓜会承认自己像艾森豪威尔的，这是一场误会。
检查写好，大约是近十一时，我睡了，倒没有睡不着。第二天一早就上学校，等到张孝治老师一来，我即上去要求同他谈谈。他让我进了他的办公室，我先把拔白旗的过程说了，我说我完全接受同学们的帮助，接着把检查交了给他，我说我正等待学校给我处分。他粗略地将我写的看了一遍，说，“学校是教育人的，不是处分人的，你有了认识，就吸取教训嘛。”然后，把我打发走了。
傍晚六时的会议，王仁淦说我不宜参加，要我先回去。次日一早，我去方德华家问究竟，他问我到底写了些什么，我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他说：“到底是张孝治上路，昨天赵庆麟说了，你作了检查，他说你的检查还可以，陈文立的问题告一段落，接着他作了总结性发言，这白旗算拔好了。”
而其他班级，拔白旗活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小学的同学华克伟，他班里要批斗他，幸好他申请去香港的通行证批准了，他即刻动身。赵庆麟带了几个团员赶到公安局，想把华克伟截下来，反遭公安局里的人抢白了一顿：“你们会比我们公安局更了解华克伟？瞎胡闹！”
华克伟现在美国，是个成功的商业人士。
暑假没有结束，学校搬到闵行去“勤工俭学”，这又是董效俭的一大发明。一部分班级去汽轮机厂，我们去木材加工厂，校舍空置不上课，在厂里也不上课。在厂里，我们在场地用板车运木料，以便工人放到大锯床上去将原料锯成板条。
我们发觉有几个团员和积极分子，老是往厕所里奔，他们是在察看大便。班中为了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规定我们一天只能吃一顿荤菜，这又是王仁淦想的点子。如果某同学的大便是深浅交杂的，或是金浅色的，说明他守规矩，一天只有一顿荤菜，或全是吃素菜。如果某人的大便全是深色的，证明他都是在吃荤，就将此事记录下来，成为未来批判的“证据”。
有位同学买了个小沙锅，里面是只小白蹄，受到批评，“小白蹄”从此成了他的外号。
在闵行几个月都不准回家，天冷了只是叫家里送衣服来，信中还要说明不准带吃的东西。
由于我是“大白旗”，同学们不敢同我接近，只是暗中打个招呼，他们认为我的一生完了。因而我有更多时间看教科书，做习题，高中三年级的上半年，我是自学完成的，而其他同学大多数都不自习，他们过一天算一天。
一次吃蕃薯，一位初中的同学，吃得太多而被送进广慈医院，那位同学是肠梗阻，必须立刻动手术，但由于当时该医院正在忙着抢救邱才康，手术贻误了，那位同学丧失了生命。
不久，我们就搬回学校。那失去了儿子的家长，去同教育局交涉，因为学校没有照顾好学生。之后，教育局批评了董效俭，命令把学校迁回上海，正常上课。
那个董效俭还恬不知耻地做报告，报告中一再说，他没有受到任何批评，还说我们学生受到了“GEMING意志的锻练” 。“我们这次得以回家，是用一位同学的生命换来的。”同学们说。
暑假前，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下乡劳动之前，征兵开始了，我们全班同学刚满十八岁，我差几个月，但同我一样12月份出生的，都报了名，我当然不能例外。按照常例，高中生不会被征入伍，何况我是独子。秋季征兵，我们学校没有一个被招。
我们从闵行回上海，上了没几天课，就放寒假了，春节一过，就是我中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二月下旬，他们通知我去做体格检查，大约二星期后，我接到入伍通知。
由于学校刚迁回上海，经过大跃进，大炼钢铁，整个社会似乎很不安定。在这个时候，父母没有给我任何意见。一天在学校的走廊，我们的前任班主任，教政治的赵庆麟，见到我时对我说：“陈文立啊，你是独子，前几年又生过肺病，你如果有困难，组织会照顾的。”
这个赵庆麟，好久没有看见他了，拔完白旗，我们班里换了教俄文的陈碧园老师做班主任，到高三下学期，我们的班主任是化学老师郭时平。
我觉得很奇怪，平日，赵庆麟视我如眼中钉，他曾多次对我说：“你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看你今后的表现！”。怎么今天突然关心起我来了？我回答他：“服兵役是青年的义务，我自己会掌握的。”他接着说：“你要仔细考虑考虑，想想你的父母喔，有困难可以找我。”
他走了之后，正在一旁扫地的冯懋昆老师（他原先是历史老师兼教导主任，是足球好手，被打成右派之后，在学校监督劳动，校方不准我们叫他们老师，但我们还是暗中叫。）见四周没有人，悄悄对我说：“你回答得好，我看你是应该去的，换个环境。”
他的话正中我下怀，他是知道我情况的，去年暑假时的拔白旗，我至今仍心有余悸。在闵行劳动时，有位同学对我说，我的一生完了，就好像被打成右派一样，永远翻不了身，除非有突发的灾难，好像火灾，如我能奋不顾身地去抢救，或许会有转机，而他们（指当局）还要调查，看这火是不是我放的。
部队到底怎样，我全然不知，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当过兵。严格的纪律，艰苦的生活，对我并不是挑战。我生活一向很有规律，以往下乡、下厂，有好些同学抱怨生活太苦，吃得差，而我却能适应。我所顾虑的，一是要离开一直在身边的父母，我舍不得。另外，我的英文不能再学了。那时我父亲的朋友，前面提过的前燕京大学教务长林嘉通先生，在家里开设了一个英文班，他的儿子，我的好朋友林风和他的妹妹，另外还有几个小朋友，每周两次，都在他家学英文，这是友谊性质的，不收费。当时我们正学到的ESSENTIAL ENGLISH第三册。此外，生活将有大改变，何况我是一个内向，不善辞令的人，到时如何应对？
我被打成白旗一事，父母一直不知道，我怕他们担心。那种铺天盖地的批判，无中生有的揭发，想来都觉得头晕目眩，想到这里，我决定要去换个环境。
这次是春季补征，我们一起去的不到十人，除了我一个人来自市区学校，其他的都是郊区农民青年。我们问带队的部队在那里？是什么兵种？他的回答是：“到了那边就知道了。”
火车往北开。同大家一样，我以往很少坐火车，这次还是第一次出远门。而郊区农民，更谈不上远行，一年一度能到上海市区城隍庙吃个八宝饭，已是一极大的享受了。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往窗外看，我把靠窗的座位让给了别人。
那带队的军官，一一询问我们的情况，问到我时，他说：“上海学生都是很娇的，你得好好锻练，部队很艰苦。”他又拿出纸牌象棋让我们玩，可惜这两样我都不精。俄式纸牌游戏“杜洛克”，即大傻瓜，我根本不会，因为我祖父憎恶赌博，家中没有人爱打牌，何况我在学校大部分时间花在功课上，加上每天都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BBC的节目，因此我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这些玩意上。
我们在济南下车，军用卡车早已在等待，我们连跳带爬，上了车，一路上尘土飞扬。三月初，不是很冷，我们穿了棉衣裤，车子开了相当长时间，才到达部队。同所有军营一样，大门上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字样。第二天，从各地来的新兵到齐，开了个欢迎大会，我才知道，我们是属于装甲部队的一个机械化团。
各地来的新兵不到一百人，四川、湖南、湖北的占了大多数，训练三个月之后，会分配到各中队(连)去。大家都想当坦克兵，制服漂亮，伙食待遇好。最差的是步兵、工兵、修理队，伙食每个月只是12元5毛。由于我以往的经历，没有什么指望，只觉得好事轮不到我，过一天算一天，我想念我的父母，我的同学、朋友，还怀念每晚的新闻广播。我不敢将圣经带到部队，每天晚上的圣经阅读停止了，但每日的反省、祈祷，颂天主经和信经，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