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小说文森死了:读秒“足球大审判”

记者/张 伟 特约记者/王 婧

“黑哨案”本来应该早早结案了。可是，现在的“黑哨案”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历时近两年的中国足坛“扫赌反黑”风暴，现在到了结案陈辞、盖棺定论的历史性时刻。在球员、中间人、裁判、足协中层官员等各色人等纷纷面对镜头“坦白认罪”之后，外界最为关注的涉案被捕的足协高官们也即将从幕后被推向前台。日前，记者从相关方面了解到，近期公安部门将通过央视公开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人的案情，而下个月，最后的审判大幕可能就将徐徐拉开：届时，原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原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足管中心主任南勇，原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将先后接受法律的审判，席卷全国、震惊中外的足球反黑大案即将画上圆满句号。

“龙王”丹东受审备受关注

随着中国足球腐败窝案进入法律审判的读秒阶段，日前各路记者再次聚集到沈阳，并辗转于丹东、铁岭等地，期待能够了解最新案情。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可靠消息：足球“三巨头”中的“龙王”谢亚龙，将在丹东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而南勇和杨一民，随后将在铁岭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辽宁东南部的丹东，同几名当地记者一起采访足坛打黑事件。这座位于鸭绿江畔、黄海岸边的小城，因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望、因抗美援朝而成为举国闻名的边境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丹东的发展和影响甚至一度超过了大连。如今，因足球反黑案件中的谢亚龙，丹东这座小城再次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4月14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丹东振兴区江沿街的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全国所有法院一样，主楼大门可谓壁垒森严，除了在进门时要接受两位法警的检查外，还要经过一个安检门。记者希望约见该院宣传科的负责人，了解谢亚龙案件开庭的确切时间。但对方说：“在你之前，已经有好几个记者来过这儿了。通常情况下，这里的案子在开庭审理时都会允许记者旁听。至于谢亚龙案，那要看上面的决定，毕竟这是全国关注的大案啊！”

探访了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记者来到了市检察院。据了解，谢亚龙案早已进入了公诉阶段，最近一段时间检察院的工作格外繁忙。随后，记者来到了位于帽盔山下的丹东市看守所。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此处地名叫“白房”，不少丹东人不知道市看守所，但说起“白房看守所”，几乎都知道。看守所的牌子显然年头不短，上面的字迹有些褪色。紧闭的大门外没有卫兵站岗，大门前是一条大马路，来来往往的车辆冲淡了肃杀气氛，如果不注意，人们很难看出这里有个看守所。根据记者掌握的情况，谢亚龙目前就羁押在这里等待起诉。

据了解，目前狱中的谢亚龙情绪已经比较稳定，执掌中国足球这个大染缸，发生这种事或许只能认命了吧。长期以来，谢亚龙给人的印象是“清官”。谢亚龙虽是田径运动员出身，骨子里却书生气十足，在北体大读研究生时，他便被称为“才子”。当时还在读本科的李益群后来成了谢亚龙的妻子，她比谢亚龙小整整10岁。李益群后来也读了研究生，毕业后回到故乡四川教书，在四川师范大学当老师。因为和谢亚龙结合，李益群随丈夫迁到北京，在国家体育总局担任科研工作，直到成为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竞技体育中心副研究员，年轻的处级干部。值得一提的是，李益群是一个多年从事博弈理论研究的学者，她发现并命名的“克拉克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奥运战略的指导性纲领，这一概率被称为“克拉克系数”。2002年，谢亚龙和李益群合写了一本261页的《体育博弈论》，至今都是体育研究方面的经典。作为处级干部，加上经常写一些东西，李益群的实际收入并不比丈夫少，不过李益群是个非常低调的人，平常无论上班还是外出办事，只是开一辆普通的蓝色POLO轿车。

谢亚龙出事后，据说无论是谢亚龙的家人还是朋友都非常震惊，大家都不能想象他是贪官。可是，最终事实证明，人不可貌相。不过和南勇不同，谢亚龙始终无法真正融入足球圈子，无法和裁判员、教练员形成联盟，也就没有操纵比赛的能力，这也是谢本人认为自己“最冤”的原因。据了解，他之所以被捕，主要是2008东亚四强赛承办引发的问题，当时东亚联盟给承办国足协以及承办城市的费用相当高，据说是300万美元。除去组织花销以及各队的奖金外，结余还很多，从中贪污受贿的空间不小。除此之外，谢亚龙还被查到当初在国家体委群体司任职时(1996-2000)的问题，主要也是经济问题，涉及到某家企业。这家企业并不在北京，因为时间已久，具体涉及多少金额不得而知，也很少有谢亚龙贪污受贿的具体信息传出。目前有消息称谢亚龙的涉案金额在100万元左右，此外和爱福克斯的合同虽然不是谢亚龙签的，但他当时任中国足协一把手，因此也有可能涉嫌渎职罪。

谢南杨获刑最多15年？

去年年初，南勇、杨一民、张建强神秘“失踪”，几个月后谢亚龙、蔚少辉、李冬生又同时落网。随着央视在几周前公布了陆俊等人的案情，人们期待在电视上看到几名足坛前高官身穿“号服”的样子，也想知道他们到底是触犯了哪些法律。专案组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调查取证之后，也已经弄清楚了最后这几名犯罪嫌疑人的涉案情节。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下月对他们进行审判前，本月底专案组可能就会通过央视公布案情，如同陆俊、张建强等人的程序一样。这位内部人士表示：“肯定要播一下。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在其即将审判之前，播一下他们的犯罪事实，可以让关注他们的公众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此外，王珀等“足球赌徒”的案件，也将同时由央视悉数公开。

当然，三名足协前高官落网的时间与“黑哨”们不一样，他们也不属于同一桩案件。谢亚龙案由辽宁丹东方面负责，丹东市人民检察院最近完成了侦查和取证工作，并于近日将案件移交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就是说，谢亚龙案在近期率先进入诉讼程序的可能性较大，5月中旬就可能开庭。至于南勇和杨一民，他们的案情比较复杂，铁岭检察院在侦查和取证期间连实习生都用上了，可见参与其中的人数之多。但即便如此，该案目前仍然需要进行补充侦查。而此前被传已经在春节前解散的专案组，目前证实也只是节日放假。通常在检察院的工作中，负责侦查和起诉的是两个科室，但为了提高效率，目前起诉科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介入到了侦查科的侦查取证工作，这样有利于证据的把关，目的当然也是希望能够节省时间。

据一位圈内人士介绍，南杨案之所以一再补充证据，最大的可能是他们已经有了自首情节。本次足坛扫赌案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督办的，专案组成立已经近两年。从2009年年初王鑫等人落网，一直到2009年年底，公安部通过央视以及新华社等媒体对外公布扫赌的最新进展，扫赌行动始终都是在打击赌博。但随着去年初南勇等人的落网，扫赌就开始向反腐过渡。此前曾有消息说，南勇的涉案金额在百万元左右，杨一民的涉案金额比南勇的略多，张建强的涉案金额最大，达到了200多万元。实际上，南勇的百万受贿金额仅是他作为国家足球管理中心主任这一国家公职人员的受贿金额，不包括他担任足协副主席以及中超公司董事长这些民间组织职务时所涉及的商业受贿的行为。

在《刑法》中规定，关于贪污罪的量刑标准，根据情节轻重分为以下几个等级：贪污不满五千元、五千以上不满五万、五万以上不满十万、十万以上。其中，十万元以上就属于贪污金额特别巨大。《刑法》第383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

据此，相关人士给出的判断是，“十万元以上就会是十年，如果南勇的涉案金额果真是百万左右的话，那么在量刑的时候或许会再增加一两年，也可能就是15年。”在这方面，我国法律有着比较明确的规定，“如果现在知道了南勇的具体涉案金额，甚至都可以判断出他的刑期是多少年零几个月。”但这位人士同时也表示，具体的刑期还要加上南勇的商业受贿的金额，另外，南勇在接受调查期间的具体表现也会对他的刑期有一定的影响。

很多人不解，为何一桩反腐打黑案件居然成为如此漫长的马拉松？对此，相关工作人员给出的解释是，一方面公安部门也是第一次大范围、大规模地调查此事，没有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另外这一起中国足球窝案牵涉的人员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早在去年央视报道海利丰赌球案时，专案组工作人员透露，由于足坛扫赌的关注度过高，这也给他们的办案增加了难度，“很多时候都是从抓捕变成了抓逃”。为了抓捕一个嫌疑人，办案人员甚至要在冰天雪地里连续蹲守几天几夜才能有结果。

铁岭市检察院反贪局的办案人员是后来介入的，他们的工作同样也不轻松。“我们检察院的反贪局有30多人，这一次几乎是全部到了沈阳，从年初开始到现在，调查仍未结束。 ”政治处的工作人员这样向记者介绍，“其实这样的案子我们也是第一次接手，和以前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涉及到足球，二是涉及到赌球。说到足球，你们也知道，中超、中甲联赛那么多球队，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城市，有时候为了一个证据、一个微小的细节，我们的办案人员都需要亲自到场。这大半年来，他们一直在天南海北地飞，到处调查取证。可以这么说，凡是有足球比赛的城市，他们基本上都去过了。另外，对于赌球，我们的办案人员也不是很熟悉，毕竟平时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都不接触，所以在办案之初也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

在去年下半年就有消息说，公安机关曾把南勇案移交到检察院，但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不过，这种说法至今没有得到权威部门的确认，可以肯定的是，从立案开始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相关工作人员一直都在积极地调查取证。按照我国的司法程序，补充侦查的期限是一个月，而且一个案件只能有两次补充侦查的机会。

但相关人士透露，因为此案涉及人员众多，涉及到的事实也很敏感，所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一定会把这些人的犯罪事实全部调查清楚，相关的证据也会非常确凿。比如说，如果公布南勇的涉案金额在百万元左右，这样的消息在被公布之后马上就会遭遇质疑，因为南勇单单是一个爱福克斯的案件就涉案数千万元，这又应该如何向外界解释，爱福克斯这件事应该如何定性，的确需要仔细斟酌。相关人员透露，这也是反黑案件迟迟没有进入最后审判的原因，毕竟此案的社会关注度极高，相关部门在办案的时候必须要把所有事情都查实，一定要把这起轰动全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足球窝案办成一起铁案。

“黑哨案”缘何推进缓慢？

从公安部专案组打假反赌反腐的进程及相继公开的案情来看，“黑哨案”本来应该早早结案了。可是，让人不解的是，现在的“黑哨案”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且更为复杂的是，在接近尾声之际，又传出W姓裁判(外界纷纷猜测就是万大雪)继陆俊等人之后被捕。万大雪近几年屡屡与“昏哨”联系在一起。2010年赛季初期，来自不同俱乐部、地方足协的代表均对万大雪的执法水平表示异议，导致其最终被“拿下”。

那么，这些裁判会被判多少年呢？同样吹过黑哨，情况又不完全相同。有的裁判，拿了俱乐部的钱，帮俱乐部办事；也有的裁判是受命于足协官员，在比赛中刻意控制判罚尺度，以达到帮助其中一方俱乐部的目的，这也是通常所说的官哨。官哨与官哨之间，也是有差别的。有的官哨，只是听了足协官员的招呼，自己并没有收钱。对于这样的裁判，宽大处理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也有的官哨，譬如陆俊，虽然是受到了足协官员的指使，但他本人从中获得了利益，分到了数十万元赃款。这样的事情一旦被查实，必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从当前黑哨案追查的结果看，9年前的反黑风暴，中国足协的确充当了保护伞，将大批有问题的黑哨保护起来，不敢揭开盖子，不敢将违法裁判送交公安机关。2002年，9名黑哨名单上就有周伟新、黄俊杰两人。假如足协当年严肃处理，这两人不会继续执法，也就没有机会在后面的赛季中继续吹黑哨。这说明，9年前流产的反黑风暴，虽然重刑判罚了龚建平一个人，虽然司法介入了足球，但由于有李冬生、张建强这类裁判官员的保护，有南勇等足协高层的纵容，足球裁判们根本就没把反黑当回事，黑哨和官哨反而愈演愈烈。

什么叫狗仗人势，有恃无恐？上面有人罩着，前面有龚建平的例子，抱上足协官员的大腿，犯了事也能躲过去，这就是以往反黑不彻底、只抓虾米不捕大鱼造成的恶果。

相信不少人对黄俊杰在电视上说的“对不起父母和球迷，但对得起足协官员”的那句话印象深刻，这真是刻骨铭心的反讽，言外之意是，他喂饱了那些腐败官员。龚建平当年也说过一句话：“我们裁判就是足协的一群狗，足协让我们咬谁就咬谁。”遗憾的是，反黑开始后，龚建平没听足协的话，结果被抛弃，成了替死鬼。不知道这次公布的案情是否只是一部分，如果，这几个人的案情已经查明，涉案金额没有变化，那么，张建强、陆俊、周伟新等人的量刑就可以推测个大概。

张建强被装进国家工作人员的筐里是铁定的，即便就查出他一笔受贿35万元，最低也得判10年(参照龚建平当年受贿38万元标准)。不知道他和南杨案是否还有牵连，估计不会就那么一笔。从他在办公室里把35万现金的大纸袋明目张胆交给陆俊的手法看，绝不会是第一次做这种交易。

陆俊如果就查出这一笔，涉案金额和龚建平相似，但陆俊这次比较走运。为什么如此说？龚建平作为国内第一个黑哨裁判，成为被纳入国家工作人员空前绝后的一例，量刑比商业受贿重一倍。但2006年，《刑法》修正后，裁判不再被列入国家工作人员，这样，陆俊等黑哨就逃过一劫，35万的量刑大约是5年，如果他受贿70万，大致也就判10年。

在追究涉案裁判责任的同时，很多人对行贿的一方、参与其中的俱乐部也提出质疑，他们难道就这样逃过法律的制裁？

在央视3月30日曝光陆俊等三名裁判的专题节目中，前半段出现了一个警方卷宗的镜头，其中一个卷宗上赫然地写着三个人的名字——“丁哲、刘心斌、王鑫”。丁哲和王鑫都是之前被媒体曝光过的在本次扫赌风暴中落网的人物，那么刘心斌又是谁？日前，记者询问了辽沈地区的多名足坛人士，但没有人认识这个人。知情人士透露，丁哲和王鑫都是在沈阳足球圈混迹多年的人物，刘心斌被抓应该是与王鑫等人在新加坡打假球有关。

记者了解到，在扫赌风暴中还有很多人也被抓了，但由于他们名气很小，所以一直没有引起外界关注。到了庭审开始的时候，所有被抓的人才会全部出现在众人眼前。央视曾在去年10月播放过陆俊、周伟新、黄俊杰等三名裁判认罪的专题，但在那次的节目当中并没有谈到他们具体涉及哪场比赛。直到今年的3月30日，三场问题比赛曝光，上海申花、青岛中能以及沈阳金德成为新的涉案俱乐部。

记者在采访中得到证实，这两期节目是在同一时间录制，但为什么第一次不公布案情，而是要等到2010赛季全部结束，2011赛季还未开始的3月30日来公布呢？有关业内人士给予了解读：这里的玄机是，申花俱乐部的法人已经换了，青岛中能虽然派人去给黄俊杰送钱，但黄俊杰并没有收，据此足协不能对两家俱乐部进行处罚。唯一确定有行贿和受贿行为、而且俱乐部主权没有变更的就是金德了，如果去年10月就公布具体案情，金德涉案将是不争的事实，足协必须要对他们进行处罚，金德降级在所难免，这势必会影响当年的联赛。今年，金德“识时务”地将俱乐部转让给一家美国公司，球队主场也迁到了深圳，他们和新俱乐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当3月30日央视的专题节目播出之时，原金德俱乐部早已不存在了。

中国足球原罪

记者/张  伟  特约记者/晓  光

当决策者内部形成了“黑色利益共同体”，集体决策的内核也将被彻底偷换、被利用，那么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成为了“共同体”捞钱、捞名、满足个人欲望的金钥匙。

随着长达两年的中国足球窝案进入最后审判阶段，当我们回望以谢南杨为代表的足协高官变身巨贪、以陆俊为代表的著名裁判变身黑哨时，终于寻找到了中国足球原罪：原来足球的腐败根源早已不仅是某个人的道德问题，更多的还是结构型制度和监察的缺失，于是，过去一直得不到解答的种种疑团，终于一个个化解……

官员为什么这么贪？

日前，在谈及即将受审的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足协高官时，一位足坛元老颇为感慨地说：“他们以前并不坏！不是坏人，怎么就这样堕落了呢？”对于这一点，甚至专案组人员也曾表示认同：“他们如果当初没去足协，或许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局！”

其实，无论是谢亚龙和南勇，记者曾经多次跟他们接触，表面上看他们都还不错：谢亚龙根红苗正，一身书生气，做事讲原则；南勇有着典型的北方人的豪爽，够哥们，讲义气，而且与媒体关系也不错，口碑也不赖。可是，这两个足协一把手、二把手却锒铛入狱。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多少年来，中国足球状况让人痛心不已，究竟是人的问题，技术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媒体和球迷们曾理（微博）性探讨过，也曾疯狂诅骂过，但是中国足球不仅没有起色，反而日薄西山。中国足协已经成了腐败的典型，已经成了贪官的聚集地。

中国足球产业每年的直接和间接收入高达数十亿，但是如此巨大的商业利益却是由中国足协这样一个行政机构直接参与经营和管理的，这样的独家管理体制，想不腐败都难，中国足协俨然成为了巨大的垄断利益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你是足协高官，也未必能抵制住诱惑。

两周前，在央视公布的公安部专案组的反腐案情时，面对央视镜头，黑哨裁判黄俊杰痛哭流涕，沉痛忏悔，他说出那番话，并不排除有推卸责任、企图减刑的动机，可是从另一角度也能发现，黄俊杰道出了一个沉重的事实，那就是“官哨才是最大的黑哨”。

原足协官员、现已成为阶下因的张建强日前曾详细解密了黑金交易内幕。据他透露，在比赛中，重要的赛事价码会很高。而一些不重要的比赛，一般的价格是主裁判要送8万，每个边裁给2万，但也有给1万的，最少的给5000。由于中国足协的监管和用人上存在问题，某些涉案官员，在赛前准备会的时候就已经给比赛定了调。据张建强称，最终结果就是，凡是不给钱的就要吃亏，“当时有一句话，花钱买公平，也就是这个意思。”

可见，中国足球的腐败已经是“制度性腐败”。当决策者内部形成了“黑色利益共同体”，集体决策的内核也将被彻底偷换、被利用，那么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成为了“共同体”捞钱、捞名、满足个人欲望的金钥匙。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就不难理解，足协官员为什么都那么贪了。

比如谢亚龙，他走到今天的地步，并非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必然的堕落过程，是制度的不健全使然，是中国足球肮脏的大环境使然。谢亚龙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被这个环境改变着。正所谓，环境影响行为，行为养成习惯，习惯生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有专家给出这样一个合乎情理的推测：假如你是2005年初还未出任足协掌门的谢亚龙，一定会感到不平衡。作为前国家体委主任的秘书，你“根红苗壮”，而在体育总局系统担任正司级干部也快10年了，但总是熬不出头。其间在体育总局不少部门呆过，甚至到地方挂职，但回到体育总局后一切照旧，而且地位越来越被边缘化。此时，你已经50岁了，人生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不进则退，更何况是在仕途打拼。于是乎，你环视总局系统内部，只有搞足球能让你搏一下。一来，足球影响力巨大，好出名；二来，中国足球这堆烂摊子，没有人愿意接手，你要是主动请缨，领导不但不会反对，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三来，即使如前任一样没有功成名就，结局也不赖，前任阎世铎离开足协后担任体育总局训练局局长，据说是个肥差。前任的前任王俊生去了中体产业挣着百万年薪，当着上市公司董事长，既实惠又风光。假如你是精于算计的谢亚龙，在算好了这三步棋后，也会像他那样去足协趟浑水的。

假如你是2005年到2008年期间的谢亚龙。此时，你作为足协掌门已经为奥运政绩焦头烂额了。对外，每天舆论都在攻击你；对内，你的两个副手南勇和杨一民各怀心事，跟你面和心不和，你已经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了，但你也很快发现，政绩上不去，油水还是不少的。足协长期游离于法制的监管之外，而足协又对各级国字号和各级联赛大权独揽，存在着大量金钱与权力的交易机会，这样的机会几乎没有风险。再加上南勇和杨一民都在疯狂敛财，你作为地位比他们还高，权力比他们还大的掌门凭什么两袖清风！于是乎，你也跟着一起“潜规则”，在贪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实际上，你最初的判断没有错，离开足协后，你终于当上了中体产业董事长，尽管仕途生涯走到了尽头，但“钱途”无限美好。如果不是扫赌打黑，你该多么得意于自己当初的算计。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当你被警察带走时，也会像谢亚龙一样追悔莫及地说一句：“假如当初……”

足坛为什么这么乱？

由于长期的政企不分、管办一体，使得中国足协领导下的中国足球不可避免地在腐败中走向混乱。众人皆知的中超公司，曾是中国足坛最赚钱的大企业，每年的收入数以亿计。然而，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样一家大公司最大股东居然是中国足协，也就是说公司的一切人事任免权、经营管理权、财政大权全由中国足协说了算，这样的体制不乱才怪。

据知情者透露，南勇“东窗事发”，恰恰是因为担任中超公司董事长一职时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当时，举报他的一封匿名信在全国媒体记者间流传，信中称：“中超联赛2005赛季‘裸奔’一年之后，南勇以中超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一人飞赴欧洲与白川商谈冠名赞助问题，白川向他推荐了爱福克斯公司。之后签署了爱福克斯、白川、中超公司的三方框架协议，白川作为中超公司的全权代理收取高额的代理费。协议的签署完全是南勇和白川操纵的，就连中超公司董事会成员都没人了解签署过程，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亲眼见过这份协议。南勇和白川共同欺骗了体育总局、足协及全体中国球迷，且不惜损失5000多万元。”

同样被专案组拘捕的还有原中超公司总经理吕锋。在入主中超公司之前，吕峰一直是多家俱乐部总经理的人选，之所以那么受欢迎正是因为吕峰“上面有人”，而这个人正是南勇。在足协成立中超公司后不久，吕峰就成为了副总经理，而一年后，因为瞿郁民辞去中超公司总经理职务，吕峰取而代之，在此期间，主掌中超公司真正命脉的依然是南勇。

去年铁岭市检察院反贪局到中超公司查账，主要目标锁定在南勇和吕峰两人身上，毕竟两人绑在一起时间不短。需要提醒的是，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杨一民。杨一民在足协多年，其主要领域更多还是技术环节，但在2009年4月，经过“下野”的原中超公司董事长南勇推荐，杨一民在中超公司举行的换届大会上，成功当选中超公司新的董事长。毫无疑问，中超公司虽说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和南勇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直到他身陷囹圄，南勇都是中超公司实际上的掌控者，吕峰呢？他作为一个南头儿非常信任的人，虽说能力上并无过人之处，却生性忠厚，外表善良，很得上面人信任，因此南勇落网后但凡涉及中超公司的任何腐败或者财务往来，就一定会牵出吕峰，至于杨一民，如果他得不到南勇的“某种信任”，他怎么可能继南勇后成为中超公司新的掌门人。

除了政企不分导致管理体制上的混乱，中国足协在国足选帅一事上更加混乱。比如，阿里汉入主国足，就是一出不折不扣的幕后交易。而幕后的两只黑手，正是白川和南勇。据《体坛周报》报道，白川本不认识南勇，但他在凭借在欧洲混迹多年认识了一些经纪人，又通过国内的一些足球界的老友，最终在南勇引领选帅小组赴欧前，联系上了这位选帅组的组长，而其实，阿里汉的名字本来就不在选帅组赴欧前的名单上。白川深谙中国的官场之道，因此早在选帅组赴欧前，就与南勇订好了“中间费”，只要达成，这位比利时籍华人就将获得不少好处费，更可以凭借此单生意“打入”足协高层的圈子，他自认为今后的业务也就不用愁了。

当时，南勇率领选帅小组第二次赴欧的第一站，就是德国的斯图加特，白川带着选帅组直奔阿里汉的居住地。当然，白川在南勇来之前，已经明确告诉过阿里汉面对足协官员时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于是阿里汉给南勇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而南勇作为组长，已经基本定下了阿里汉，随即就向远在北京的阎世铎等领导通报。阎世铎听到阿里汉的名字一头雾水，当时就有足协中层质疑过南勇此行的含金量，但也无人敢说。

现在我们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初外界呼声颇高的世界名帅特鲁西埃未能加入国足。

除了阿里汉，更为混乱的事儿还在后面。近日，知名足球记者郝洪军曝料：“谢亚龙在奥运会前炒掉杜伊，曾饱受质疑，毕竟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但据我了解，谢亚龙这件事做得并没有错，因为他通过某种渠道了解到杜伊可能涉嫌赌球。果真如此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只能炒掉他。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盛会，也是政治，中国是东道主，我们是不能出现任何丑闻的。”与此同时，“体坛名嘴”黄健翔指出，2008年6月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杜伊统率国足在天津主场0：1输给卡塔尔队，是一场“问题球”，杜伊“恶意出卖了中国足球，伤害了中国球迷”。据黄健翔分析，按常理任何一名主帅都会尽遣主力上阵以确保稳定性，以杜伊的水平不可能连如此浅显的道理都不懂，他为何要冒险使用蹊跷的首发阵容呢？退一步讲，即便是启用奇兵，也要有平时的积淀与预先演练，而黄博文和刘健两名小将在队中从未担起过如此重任，杜伊却将二人急匆匆地推上前台，这连冒险都不是，与“自杀”无异！直到现在，杜伊也未对当年的奇怪布阵给予公众一个合理的解释。

男足为什么这么臭？

由于管理层的堕落，也直接决定了中国足球水平的持续滑坡。回首20多年前，虽然中国男足不是亚洲最强的，可是至少与沙特、日本等亚洲一流强队平起平坐，然而如今当日本足球称霸亚洲时，我们中国男足却沦为亚洲三流，连与马来西亚、泰国这样的球队交手都是胆战心惊。为什么中国男足这么臭呢？

随着，打黑风暴不断推进，我们发现原来中国足球的腐败早已从中国足协高层蔓延到足球运动的各个角落：球员花钱买国字号资格；教练、裁判花钱买前途；俱乐部花钱买成绩……

就在几天前，新华社再曝猛料：一位年轻足球小将曾被国家少年队相中，可是因为没有钱给相关方面送礼，不得不提前结束足球生涯。

这位化名为李选的队员，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喜欢上了足球。15岁时，李选被某足球学校挑走，并在第二年成为西部某甲A球队的青少年俱乐部球员。他骄傲地说：“我本来打后卫，但是速度快、头球好，有一天教练让我试试打前锋，结果我到前面一打，把教练吓了一跳。”

李选无法掩饰得意：“我们队参加全市的青少年比赛，在连续7场比赛中，我每场都进两三个球。”在俱乐部的100多个孩子中，李选脱颖而出，进入国少队考察组圈定的7人“选秀名单”。这时，俱乐部教练告诉他，需要“各路打点”。

当时，是中国足球的黄金岁月，足校遍地开花，球星得到疯狂崇拜，在甲A球队坐冷板凳也能年入数十万。李选的父亲一咬牙，把厂里分的房子卖了。此后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直到当了一辈子普通工人的父母退休，直到李选结婚生子，他们一家五口人，都租住在一个两室一厅的旧房子里。

然而，国少队最终没了消息，教练爱莫能助。不过天道酬勤，李选以主力身份参加在秦皇岛的全国足校比赛获得亚军后，于1999年被西部一支职业俱乐部以5万元的价格买断，进入U19梯队，并在当年的全国U19梯队比赛中获得第六名。

2000年初，全世界的人都沉浸在迎接新千年的喜悦中，李选却迎来了人生最灰暗的日子。俱乐部梯队更换了两名新教练，有一天，教练找李选谈话时告诉他，要重新组建球队，掏10万元可以在新队伍中“订购”一个位子。

“教练跟我们每个人都私下开了价钱，但我真的拿不出这笔钱，房子已经卖了，能借钱的早都借过了。”身高1米79的李选像个孩子般难过：“我们算是毁在这个教练身上了，就为了10万块钱。”

梯队的18名球员，几乎全部选择了离开。球队就此“散伙”，只有一名队员至今还在一支中超球队。

而去年，有媒体报道了一名根本没有资格入选国家队的Z姓球员，通过中间人蔚少辉贿赂了南勇10万块钱，就得以顺利入选国足。

除了球员花钱买国字号资格，很多教练、裁判员同样也不惜花重金“买前途”。作为教练，最好的出路是俱乐部主教练，其次是俱乐部助理教练，因为职业教练的收入肯定不菲。其次，还可以进入国字号球队担任主教练。这样不但拥有一个硕大的光环，还可以获得相应的好处。如果球员想进入国字号，作为教练，自然也可以像足协官员一样分得一杯羹。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教练员为了拥有更好的前程都不惜血本贿赂足协高官。与教练情况类似的还有裁判，作为足球场上的执法者，裁判是直接受中国足协管理和控制的。作为管理者，足协自然有权安排裁判的级别和比赛场次。从一名普通的二级裁判到国际级裁判的上升之路异常艰难，除了你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以外，人际关系的好坏往往决定一个人的成败。有很多裁判倒在了“国家级”这道坎儿上，究其原因并非是业务不精，而是“不会送礼”、“上边没人”。

裁判生涯两重天

特约记者/张震洋

“我就是要告诉他们，我能做裁判，而且告诉他们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好裁判，不是坏人做裁判，是正派人做裁判！”

孙葆洁和陆俊，作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中最出名的两大裁判，一个是9届金哨得主，一个是7届金哨得主，师出同门的两人包揽了16年联赛所有的金哨大奖。然而，引人深思的是，履历同样辉煌的两位“足坛法官”，人生的命运却走向了红黑两极，形成了巨大反差。如今，他们的裁判生涯画上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句号……

性格决定命运？

就在两周前，身穿“黄马夹”的陆俊戴着手铐，面对央视镜头老老实实地招供：“当时中国足协官员张建强找我，让我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别让这支队(上海申花)吃亏了。他还跟我说，如果申花赢球，申花俱乐部将在金钱方面对我有所表示。”

陆俊、张建强操纵的这场比赛发生在8年前。那年11月9日，甲A联赛第25轮上演德比战，上海申花主场对阵上海国际。之前的三次同城较量，申花未尝胜果。更重要的是，积45分、43分的上海国际和上海申花分列联赛前两位。联赛仅剩4轮，两队进入争冠冲刺阶段。按规定，赛前两三天，陆俊被指定为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比赛前，陆俊与时任中国足协女子部主任的张建强在后者的办公室进行了一番密谋。

张建强也承认：“(申花)俱乐部通过一个熟人给我打电话，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老关系了，他在电话里提出，看看这场比赛能不能帮帮忙。我把他的话原本告诉了陆俊。”当张建强将此话转告陆俊之后，陆俊马上不假思索地回答：“哦，我知道了。”陆俊解释，“因为大家关系比较熟，不用多说，我就知道那意思了。”

那场比赛进行到60多分钟，刚被换上场的上海国际队球员沈晗因一个犯规，被陆俊直接出示红牌罚下，而之前对沈晗进行飞铲的上海申花队员则安然无恙。最终，上海申花以4:1的悬殊比分战胜对方，从而跻身榜首。赛后，上海申花通过中间人给了张建强70万元，后者与陆俊平分。比赛过后大约两周左右，陆俊去了足协，在张建强的办公室领到了钱。陆俊说：“他(张建强)就把钱给我了，是现金35万元，装在一个足协纸袋里。这钱数不是赛前说好的，但肯定是赢球的球队给的。而剩余的35万元，张建强自己留下了……”

就在陆俊通过央视“招供”后的第三天，新赛季中超在广州拉开大幕，在万众瞩目的开幕式上，中国足坛唯一一位被授予“终身优秀裁判员奖”称号的孙葆洁，先是代表裁判员宣誓，接着又执法了揭幕战，随后正式宣布光荣挂哨。很多人要问，曾经同是中国足球久负盛名的“金哨”，他们的人生道路缘何如此不同？

当年，孙葆洁出生在山西榆次的一个体育裁判世家，在热爱足球运动的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和足球结缘。17岁那年，孙葆洁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体育大学。父亲很高兴，在离别家乡的前夜，他从抽屉里取出吹了十几年的最心爱的哨子，送给了儿子：“孩子，好好读书，你以后也一定会像我一样当足球裁判的。你记住这个哨子的分量。对一个裁判来说，这哨吹出来的是这个裁判的良心！”应该说，在父亲的教导之下，孙葆洁在加入到裁判行列的那一刻，就是将良心和品德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与孙葆洁相比，比其年长6岁、出生在北京的陆俊在裁判界自然拥有更大的优势。当孙葆洁还在念初中时，陆俊已经拿到了三级裁判证书。其实，早在考入北京体育学院之后，他就开始专攻足球。由于身体条件的原因，陆俊没有选择足球运动员职业，而是开始在足球裁判领域下功夫。19岁时，他开始在学校内和北京业余基层执法比赛。那时的陆俊，梦想着能做一名最出色的裁判，他的导师曹镜鉴就是中国当时最早的国际级裁判之一。

作为师出同门的师兄弟，而且均在裁判界占有一席之地，陆俊、孙葆洁或许应该情同手足、志同道合。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多少年来，他们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是水火不容。“孙和陆的性格完全相反，孙葆洁内向，陆俊外向。陆俊来自北京，足球基础扎实，孙葆洁来自山西，足球根底薄弱、田径项目突出。但从后来看，孙葆洁一直比陆俊要努力，业务也扎实。”两人曾经的一位老师评价说。

两人不合，在于孙葆洁看不惯陆俊的跋扈和专横，陆俊则不屑于孙葆洁的“土气”和“装腔作势”。陆俊任中国足协裁委会委员期间，对于争议判罚的意见有着一言九鼎的权威。赛后裁委会分析录像，只要陆俊说这个判罚没问题，那么这名裁判就可以继续执法，否则就被“内部处罚”。甚至一度年轻裁判评国际级，都要通过陆俊的审核。

去年，记者在采访孙葆洁时，他坦言自己不是一个很会处关系的人，“不抽烟、喝酒，甚至茶叶都很少碰”，少言寡语的他和大环境格格不入。“我不想刻意和谁敌对，但是我有我的生活方式。”孙葆洁这样解释自己和陆俊的关系。“我不爱惹事，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有人说起对孙葆洁的印象，即使是大学时代班里发水果，他每次都是拿最小的那个，“拿多了，心里会不踏实”。

孙葆洁的大学同学，现上海体院足球教研室教师王勇川回忆说：“孙葆洁不善于和人交流，但为人友善，很多事宁愿自己吃亏。同学之间发生冲突，他一直很公正，不会因为某方势力大就向着哪边，这个性格—直保持到现在。”

“以前我觉得我能做好裁判，但别人不愿意让你做，因为我不能同流合污。后来，我就是要告诉他们，我能做裁判，而且告诉他们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好裁判，不是坏人做裁判，是正派人做裁判！”孙葆洁接受采访时就像在执法时出示红牌一样，用力挥着食指。

关于孙葆洁和陆俊的直接冲突，也早已传遍圈内。一次高级裁判学习班，陆俊与孙葆洁在一个判例上出现相反意见，孙葆洁在教室内据理力争，惹得陆俊很不爽，随口就一句国骂。“你凭什么骂人？”孙葆洁质问陆俊。“骂你？我还抽你呢！”暴怒的陆俊冲出座位，直奔孙葆洁而来。其他裁判的及时阻拦，才制止一触即发的冲突。

“孙葆洁和陆俊虽然性格不同，但两人都是一样的倔，自己决定的事情，很难再有人能改变。”两人以前的老师不住地摇头。在此之后，孙葆洁和陆俊再无往来，即使两人迎面相遇，也没有任何交流。

黑哨红哨，此一时彼一时

此后的陆俊在“同门兄弟”尉少辉、张建强等人的力挺下，一路平步青云，先后执法世青赛、奥运会、联合会杯、日韩世界杯等重量级赛事，并因为他是唯一曾经执法世界杯的中国主裁而一跃成为中国裁判界的标志与权威人物，所有荣誉、金钱、地位接踵而来，风光无限。据不完全统计，在被捕之前他一直住豪宅开名车，资产已有上千万元了。

显然，抵挡不住金钱诱惑的陆俊，是在执法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时迈出了罪恶的一步。

在他执法过的200多场国内顶级赛事中，拿黑钱的事情绝非偶然，只不过地点各异，金额数额各有不同。正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也在总结，觉得就是人的贪婪。吹完比赛大家挺高兴的，给点钱，没觉得违法。但我去国际上吹比赛，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为什么回到国内，吹完比赛就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还有一个氛围的问题，确实需要有一个监管机制。”

前不久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专访时，陆俊追悔莫及：“一个人努力一生，到了最后成了这样！不知道我现在还有没有权利说对足球的热爱，我曾做对了很多事，也做错了很多事，有的甚至犯罪了。我不能说足球圈怎么乱，因为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分子，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我比一般人涉足足球更深，对它的感情应该说更多，从内心讲很矛盾，希望它好，可是自己又没有做到洁身自爱。”

相比人生经历跌宕起伏、遭遇万人唾弃的陆俊，多年来一直过着简朴生活的孙葆洁却成为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标杆，成了受人敬仰的偶像。

目前，孙葆洁已经是清华大学的正教授，但走在清华园，他说自己大气都不敢出。“你看看这里多少大师”，他指了指绕着操场跑步的长者。

25年前，孙葆洁进入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随后开始带领校足球队进行训练。其实，清华并不是孙葆洁毕业时的首选。1977年高考恢复，孙葆洁1982年考入北京体育大学。那届北体足球专业全国只招了11个学生，毕业时个个都抢手，当时孙葆洁并没想留在北京。“考大学是为了改变生活，但毕业了就想回山西工作，想吃我妈做的面。”但因为父亲的坚持，孙葆洁留在了清华。

孙葆洁的父母是天津人，后来到了山西榆次，姐弟几人，他的学历最低。大姐孙葆丽是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弟弟孙葆刚是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现在中国乒乓球协会任职。“可能自己从小就没有过太高的追求，不求上进，再加上没有时间，所以从没有考研的想法。”孙葆洁告诉记者。

孙葆洁走路的速度像正常人在跑。“除了看新闻，我几乎没有时间看电视，没有时间做个人的事情，也没什么调剂，弦上得太紧了。”7点跑完步，孙葆洁蹬上自行车赶回家吃饭。

就在陆俊住毫宅开名车的那些日子里，孙葆洁全家一直蜗居在清华教师宿舍区56平方米的小两居里。为了多放东西，卧室客厅摆满了盛杂物的收纳箱，地上堆放着孩子的玩具和几大包方便面。除了奥运会时新买的电视，所有家具、家电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样式。厨房橱柜的抽屉已经掉了门板，两口小锅摆在灶台上。“我喜欢吃面，我妻子不爱吃。”孙葆洁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清华教授，如此待遇？ 曾经，也有一些人提出质疑：孙葆洁有作秀之嫌，他作为正教授，也不至于如此寒酸吧？“如果我有钱，我不这么穿，如果我有钱，我住大房子，如果我有钱我肯定过更好的日子，但是我不羡慕别人。”前不久，在执法了新赛季中超揭幕战后，孙葆洁面对众多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从没想去争什么，从来没有。我觉得我现在吃得好、穿得好、住得也好，对物质，我没那么多讲究。”孙葆洁说，“有些东西是融在骨子里，一辈子不会变。”或许，在他看来这才是他整个人生最大的财富。

去年在陆俊“进去”后，也有媒体对孙葆洁表示过怀疑：“难道他会是一个另类吗？”当时他气愤地说，“我希望能赶快弄明白，不是有人说有录像吗？赶快去举报！没有查不清楚的，一进公安局，大灯一照，什么都能查清楚！”

还有一次，在12年前的甲A联赛青岛赛区，更是让他莫名其妙、心有余悸。那一次，他是主裁判的身份去执法青岛比赛的，赛后晚上12点多，他的房间突然闯进四五个彪形大汉，一言不发摁住他一顿狂殴。这些人一哄而散后，他光着脚一直追到大厅，但没抓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他当即报了案，来了警察和中国足协的官员，但至今一直没有调查结果。最终还是反黑风暴，还原了所有事实真像：青岛是赌球的重灾区，因为他的公正执法，惹恼了某些人。

“坚持真理到后来是要得罪人的，但我觉得，在工作上，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都认了，其实一度我几乎面临这种危险。但是天有报应，现在不是验证了吗？”

如今，曾是风光无限的裁判老大、“金哨”陆俊已经成为了过街老鼠，“乡巴佬”孙葆洁却成了受人尊敬的偶像。

今年1月，孙葆洁被评为了2011年全国十大正义人物。“从进入候选名单到最终获奖，这些都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在我看来，我所做的工作其实非常普通，就是一个裁判应该做的。人总该坚持一些社会所需要的、共同的东西。”孙葆洁坦言，“其实很简单，我觉得作为一名裁判应该怀揣着良心和起码的标准。”

期待足球的春天

特约记者/晨  曦

以往的中超联赛坏就坏在伪职业化上，一群自以为是的管理者拿着职业化的章程，却在干着半职业化或者业余化的活，这样的联赛自然搞不好。

大乱必将大治，乱世必用重典。如果把2011年视为中国足球新的起点，那么，随着公安部打黑反腐进入结案阶段，人们期待中国足球迎来涅槃重生的春天。

重塑形象，重树信心

谢南杨案即将公审，全国上下翘首以待。从某种程度上讲，外界对反黑事件的关注，实际正是对中国足球未来的期待。

从反赌打黑行动拉开序幕的那一刻，中国足球就已经迈出了“重塑形象，重树信心”的历史性一步。从那一刻，触底反弹的中国足球命运如何？能否重生？都将成为人们永恒的话题。

多少年来，中国足球，灾难深重、病入膏肓，严重影响了体育大国的形象。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上，当中国代表团以金牌总数第一的骄人战绩笑傲群雄时，中国足球的糟糕战绩就显得非常刺眼，与中国辉煌的体育形象极不相称。为此，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曾多次要求体育总局，一定要把中国足球搞上去！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才有了“反黑风暴席卷全国”的壮举；有了韦迪受命危难之间的重任；有了明星局长蔡振华亲自挂帅足球的决定……

前不久，在谈到自己分管足球项目时，蔡振华明确向记者表示：“我知道分管足球责任重大，我一定会协同全体足球工作者，全力以赴，争取改变中国足球的落后面貌，重塑足球的新形象。中国足球近些年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职业联赛也频频出现问题，成绩与其他奥运项目相比反差太大。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我国取得金牌榜第一，竞技成绩节节攀升的时候，足球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如今足球已经不仅是一个体育问题，更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有足球专家指出，如果说警方主导的反赌风暴是中国足球浴火重生的第一步，那么蔡振华的低调上任实际上是打响了中国足球重塑形象的第一枪。

校园足球强势回归

与以往不同，着眼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国家体育总局选择的突破口，并不是职业联赛和国字号队员，而是青少年校园足球。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相关部门重建中国足球的决心。

去年年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座谈会在足球城市大连拉开帷幕。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教育部及各省市相关领导、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大计。这是中国足球会议中少有的场面，正是在那次会议上，蔡振华正式对外宣布自己肩负的责任。从此，他将和中国足球的荣辱联系在一起。会议间隙，蔡振华接受了记者专访，没有架子，没有外交辞令，直率地说：“我还能干11年，在这11年里我会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尽心尽力。”

韦迪用“平凡却富有价值”来形容校园足球，并给出了十组数据。据介绍，截至去年7月份全国完成比赛17000多场，参与的孩子超过百万。但他同时指出，全国有30多万所中小学，但是其中只有2200所参与到校园足球当中来，体育总局每年从体育彩票的公益金当中拿出4000万专项资金但仍然捉襟见肘。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青少年足球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不足。在历届总局一把手领导中，在足球会议上专门就校园足球发表意见的，刘鹏还是第一个。

人们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青少年校园足球即将强势回归。果然，在步入2011年之后，中国足球针对青少年足球的改革举措相继出台，并率先在中国足坛掀起的测骨龄风暴，让“改龄潜规则”再次浮出水面。

在以往的专业体制下，各级足球队为追求短期成绩，违背足球运动规律，违背青少年运动员成长规律，将运动员的年龄普遍改小，因为青少年阶段依靠身体优势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一做法直接导致青少年成年后技术意识普遍较差，而少年时间赖以吃饭的身体优势在成年后也不复存在。长年累月实行错误的培养选拔方式，致使大量优秀的苗子在青少年阶段夭折，被选拔出来的都是日后没有太大发展潜力的人，中国球员技术粗糙、意识落后在青少年时期就埋下种子。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这次共有1300余名1997-1998年龄段出生的足球少年参加了由中国足协组织的骨龄测试，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实际年龄与骨龄不符的运动员竟然多达220余人。其实测骨龄对于中国足球运动员而言并不陌生，但在此前，测骨龄更像是走过场。所以，改龄之风在中国足球圈里屡禁不止。“这次接受检测的小球员必须身份证、现场照片、检测结果高度统一。同时中国足协还在第一时间将骨龄检测结果向社会公示。”

据记者了解，中国足协在严查现有假年龄同时，还搭建了全新的青少年球员基本信息注册平台。这意味着，从校园足球阶段(即小学三年级)开始，每一名参与足球活动的青少年就已拥有完备的基本信息档案，这一档案将伴随他们一生，无论是进入更高层的学校、加盟职业足球俱乐部甚至将来参加社会足球活动，都可以通过这份档案证明其年龄和身份。

职业联赛任重道远

当然，仅仅重视青少年足球尚远远不够，职业联赛才是国家队实力的保障。

关于中国足球的问题，但凡看过一些中超或是甲A联赛的人，都能说出一大堆，但归结起来，无非是假球、黑哨、不作为，但这些问题意甲、德甲甚至西甲，都曾出现过，为何人家的足球反而蒸蒸日上，咱们的足球则是每况愈下？一个真正的区别就在于，人家那叫职业联赛，咱们的中超虽然也叫这个名字，但却是伪职业化的。

有职业化的规则，但却没有人去执行；有监督机构，但却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有合同文本，但却没有照办；甚至连俱乐部与俱乐部之间，都可以在赛前协议比赛……凡此种种，哪一点称得上是职业化呢？当我们的职业俱乐部投资者们总在埋怨，中超联赛的环境不好，只能赔本赚吆喝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对俱乐部的管理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说到底，以往的中超联赛坏就坏在伪职业化上，一群自以为是的管理者拿着职业化的章程，却在干着半职业化或者业余化的活，这样的联赛自然搞不好。

究其原因，有专家学者分析，在国人历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中，足球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是为国争光的事业，是代表了国家、民族精神的载体，它必须要为国人去争取金牌，为国家取争取荣誉，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除此之外，别无他义。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足球也效仿其他领域，由政府一手操办起来。各级政府为此投入财力人力物力，并将足球成绩列入政绩单中，将足球运动员全部圈养起来，为他们退役以后的工作作安排，由此形成了最早的专业体制。后来，中国足球效仿欧洲联赛，尽管也搞起了所谓的“职业联赛”，可谁都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找个想宣传自己的企业冠个名，买几个队员踢踢比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似乎就算是职业联赛了。

反观西方足球发达国家，他们是怎样形成如此繁荣的局面呢？众所周知，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上奉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准则，由此形成了发达的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社会，足球也没有例外。在英国，19世纪便开始出现足球俱乐部，这完全是按照公民个人意愿成立的组织。国家的足球联赛都是由自主成立的足球俱乐部组成，并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成立管理机构。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足球已经像文化、娱乐等其他行业一样，成为了一个巨大产业，足球的商业化历程和钢铁、消费、金融等并无太大区别。这个产业链中，俱乐部就是企业，球员就是员工，此外还有电视运营商、赞助商、经纪人等一系列参与者。在意大利，足球产业早已被称为“无烟工业”并进入十大产业之列。足球是具有相当商业价值的东西，每个从业者都可以从中获得收益。而国家除了必要的国际比赛组织队伍外，根本不会给足球有什么投入。应该说，正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思想、社会形态下，才能产生像皇家马德里、曼联、米兰这样的百年俱乐部。可以设想，倘若某天英国政府打算向足球投入巨资，国会马上就予以否决，理由很简单：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搞足球？

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足球要想真正强大起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然，在经历了这次打黑风暴的洗礼之后，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足球的春天也许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