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杂志简介:“士为知已者死”

有点国学基础的人都应该知道这句出自《战国策·赵策》的耳熟能详的话：“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已者容。”

先说这“士为知已者死”。

中国有着极其深厚的“士”文化。何谓“士”，翻翻古汉语词典，作如下解释：⑴男子。如“女曰鸡鸣，士曰未旦。” （《诗经·郑风》）⑵古代贵族的最低一级。如“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谷梁传》）⑶具有某种品质或某种技能的人。如，“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后汉书·仲长统传》）⑷士兵。如“下军之士多从之。”（《左传》）⑸读书人。如“文为世范，行为士则。”（《三国志·魏书·邓艾传》）⑹执法官。如“汝作士，明于五刑。”（《尚书·大禹谟》）。

如此多的解释，具体到“士为知已者死”这句当中的“士”，又对应何种解释呢？懒得去翻资料，查工具书，不妨不揣浅陋，来一番分析推断。

先说“知已”，也就是“知音”。知已者，了解自己也。了解什么？兴趣、爱好、能耐、特长、志向、抱负等；除了这些正面的内容外，还应该有愁绪、痛苦、怨恨等所有的惆怅之意和不平之气。正面的东西需要人了解，唯其如此，才可以让别人知道自己原本是怎样的人，而且给自己机会的话将能成为怎样的人。负面的东西就更需要被别人了解，唯其如此，才可以让别人知道自己本可以成为怎样的人，但就是没有机遇成为那样的人。前者的表白旨在证明自己的价值，后者的倾诉旨在表达自己的渴望。两样都很重要。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手段。有了基础，外加手段，推销起自己来，不仅能吸引住对方的眼光，保不住还能唤醒对方的同情心。所以为前途计，在关键人物面前，既要逞强，还须示弱，但务必要把握好尺度，而这种尺度往往很难把握，大多数情况下，它就在毫厘之间，正是因为它难以把握，所以不是人人都可以把自己推销出去。这也正是为什么古往今来，“知音”的典型为数不多的缘由，更多的则是“人生得一知已足矣”的无奈感慨。就连孔子这样的大圣人也遭遇了推销自己的困惑，不得已沦落为“丧家之犬”的情形也是有的，到头来，也只能开馆收徒，设立私学，“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他曾看似轻松地说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但在我看来，大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

说了这半天，其实并没有离题太远，看得出，我已经圈定了“士”的范围，那就是“具有某种品质和才能的人”即“以才智用者谓之士”。

不妨举几个得到“知己”的“士“的例子。

首先是“高山流山”奏“知音”的俞伯牙和钟子期。两人的音乐才能想必了得，而且还能彼此欣赏。他们两个人在相识相知之前，一个是空怀绝技，自弹自娱显然不能满足其向往和追求，也曾经无数次地弹给别人听，怎奈是对牛弹琴。这样一来，不弹还好，每弹一次，就添一次堵，直至遇到钟子期。可以肯定他非常喜欢音乐，并且不是一般的喜欢，最起码也达到了一定的审美高度。身边不是没有音乐，只是以他的欣赏水准来评判，根本算不了音乐，只感觉刺耳，所谓“呕哑嘲哳难为听”，直到遇到俞伯牙，天籁之音奏响，“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实在是“如听仙乐耳暂明”。钟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身不操，于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成为千古佳话。

另一个是刘备和诸葛亮。“三顾频繁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两人是明君贤臣的范例，但关键还在于彼此相知。三顾茅庐之前，诸葛孔明虽被人称作“卧龙”，但还在“卧”毕竟是事实。一个读书人，年经轻轻，却稍显狂放，“自比于管仲乐毅”，唯有几个狐朋狗友认可，“时人莫之许也”。刘备帝室之胄，贵为皇叔，畏自枉屈，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去拜访，还被人家拿捏了一番，两次避而不见。看得出，刘皇叔横竖是一条心，实在是爱惜孔明的经天纬地之才，连结义兄弟的情绪都不管不顾，非要请先生出山不可。事实证明，孔明也的确有能耐，一介书生，未出茅庐，已定天下三分之势。宏图远景听得刘备禁不住赞叹“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翻开浩浩史册，大凡君臣关系被形容为馁虎之于羔羊，恕我浅陋，鱼和水之形容，恐怕仅此一例，抑或是最著名的一例。

“知己”还须“己知”，知音是双向的。不然，就会一厢情意，沦为单相思。

“三顾”之前的刘备又如何呢？境况的确也不怎么乐观。刘备的志向是远大的，“欲信大义于天下”（兴复汉室），但是毕竟“智术浅短，遂用猖獗”。此时的刘备兵少将寡，捉襟见肘，加之连遭挫败，只有投靠他人方可自保，远不见帝王之气。但诸葛亮慧眼识明主，看到刘备不光有“帝室之胄”的名头，还在于刘备“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的胸襟气度，于是毅然决然走出茅庐，追随知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对酬三顾，两表报知音。”既留给历史鼎立三足的浓墨重彩，也留给后人“日月同悬出师表，风云常护定军山”的美丽佳话。

再回到“士为知己者死”的源头，重温春秋战国烽火狼烟，诸侯连年征战，策士纵横捭阖，其中不乏死士报主的慷慨悲歌。

豫让，姬姓，毕氏，春秋战国间晋国人，为晋卿智（智伯）家臣。晋出公二十二年（前453年），赵、韩、魏共灭智氏，豫让用漆涂身，吞炭使哑，暗伏桥下，谋刺赵襄子未遂，再为赵襄子所捕。临死时，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击斩其衣，以示为主复仇，然后伏剑自杀。事情的经过远不是如此简单。豫让前次刺杀赵襄子，未果被抓，最后竟给放了，原因竟是其仇人即是其知音，赵襄子盛赞豫让“彼义士也”“此天下之贤人也”。但凡事总有个度，当豫让再次刺杀赵襄子被抓，赵襄子决计要杀他，按说杀一个随时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死士，是一件很干脆的事情，但《战国策》的作者却不惜笔墨，安排了既是仇人又是知音间的对话，使每一位阅读它的后人，不能不为之唏嘘动容。不妨摘录于下，帮助我们领略一番死士报知音的精神内涵。

赵襄子面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知伯灭范中行氏，而子不为报仇，反委质事知伯。知伯已死，子何为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也。”襄子乃喟然叹泣曰：“嗟乎，豫子！豫子之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为计，寡人不舍子。”使兵环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义，忠臣不爱死以成名，君前已宽舍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虽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义之，乃使使者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而可以报知伯矣。”遂伏剑而死。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好一曲摧人肺腑的慷慨悲歌！恩义情仇竟然都纠结于“知己”而展开。刺为知己，释为知己；生为知己，死为知己；存为知己，杀为知己。想不到春秋战国，杀声动地，挥舞着冷兵器的勇士们竟这般热血沸腾，义薄云天。

“知己”这个永不褪色的人生风景，朝朝代代，总有人渴望徜徉其间，充分感受其中人性的温暖。深层次地探求“知己”文化的内驱力，它主要来自于人生价值的认同。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来解读“知己”的需要层次，其需要居于最高层，即，尊重需要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为其需要的实现，有人可以达到去“物”无“我”的境界，可以置生死于不顾，豫让之辈于史册记载中绝不鲜见。孟子所述，“生，我所欲也，义，也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是其最好的注解。

基于“知己”的话题，我尤其对“死士”感兴趣，常就此陷入幽思冥想之中，甚至还专门搜集过“死士”的材料，单其名姓就可以列出一长串，光列入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就有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人。“死士”之中不光有能逞匹夫之勇的武士，也不乏文韬武略的显贵之人和饱学之士，我认为能列入“死士”之列的应该包括文天祥、左光斗、谭嗣同、陈无毕、秋瑾……从这个意义上说，“士为知己者死”之“知己”其外延还可进一步扩大，一个人一旦对物我产生高层次的价值认同，并且将其作为自己价值观的支点，那么，无论它是真理科学，还是理想信念，无论它是个人嗜好，还是民族文化，一旦痴迷于其中，视同知己，即可贡献出个人的全部，乃至生命。好比，陶潜之于酒，米芾之于石；林逋梅妻鹤子，郑燮清书傲竹；苏子卿之节操，文天祥之正气；学术泰斗投湖，诗坛新锐卧轨……这些人，无论事业、人生、理想、喜好，一旦觅得“知己”，心为之系，情为之牵，名为之轻，利为之弃，发为之灰，力为之竭，如若不够，只好以性命相许。

因此说，知己是一种心灵之于心灵默契，知己是一种生命对于生命相许；知己是一种唯我之痴，知己是一种无我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