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追求完美英文:对分发国有资产的看法—所有制并无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的区别

公有制的现实基础与社会功能——兼评陈志武教授私有化论调
柳泽民 公有制的现实基础与社会功能——兼评陈志武教授私有化论调
柳泽民　
      ［内容提要］对公有制的现实基础和社会功能的再阐明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现代经济是由相互作用的不同部分构成的有层级的有机经济体，层次性、社会性、虚拟化是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为经济形式的选择提出了特定的要求。与之相对应，多种所有制的并存应是现代所有制结构的基本形态。在当今中国，公有制的现实基础不仅牢固而且在继续增强，但必须通过实践来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把当前公有制的一些不佳现实表现归咎于公有制本身，并以此否定公有制，鼓吹私有化，这不仅无视当代经济现实，也无视中国的基本国情。    最近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再次被推上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理论界和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热点。与以往不同，此次关注的焦点不是讨论国有企业的经营体制与赢利状况，而是“国进民退”与私有化问题。特别是最近，耶鲁大学华裔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再次在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网络媒体即凤凰网上，大谈特谈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认为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按照他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大量国有企业、公有制企业，是建立在“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认识基础上的。既然改革开放后不再有这样的认识，那公有制的基础在哪里？进而，从今天的情况看，尽管国有经济的比重在中国还是这么高，但老百姓和企业所要支付的税负，又并不比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的企业和老百姓支付的税负低，这就说明，公有制经济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减轻中国13亿老百姓税负的负担。而另一方面，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的角度看，与美国、巴西、印度等国相比，中国政府用于跟老百姓民生有关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这些方面的开支占GDP的比重，以及占整个政府开支的比重，都比这些国家要低很多。所以，从政府财政开支的结构上来看，也看不出来今天的国有经济到底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多少的好处。最后，他提出一个私有化方案，那就是让国有企业变成中国13亿人口的金库，让各级国有企业分别组建成各种级别的国民权益基金，然后按人头把这些基金分发给老百姓，根据估算，每个中国公民可以领取到价值60000元左右的资产证券，而每人每年还能以分红的形式获得5000元左右的资产收入。    事实果真如陈教授所说的那样吗？中国必须走彻底私有化道路吗？笔者不敢苟同。下面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现代经济的基本特点与公有制的现实基础    现代经济是由相互作用的不同部分构成的有层级的有机经济体。层次性、社会性、虚拟化是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根本不同点。    现代经济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这与传统经济有很大差别。层次性由人们之间不同的相互作用方式即经济交往方式的不同决定。传统经济中主要是农业生产劳动，而且这种农业生产劳动是分散、独立并在较低的水平上进行的。商业和手工业处在补充的地位。人们之间的交往也具有相应的特点，大多自给自足，相对独立，人们对彼此之间的活动方式和基本情况都比较清楚。如中国社会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以及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后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业自身在发展，有了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区别。传统的规模较小的、师傅带徒弟模式的手工业也发展为现代机器大工业。商业活动成为人们越来越普遍的经济活动方式。同时，传统的生产方式也没有完全退出社会生活，这样一来，以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同为界限，整个社会经济日益显示出明显的层次性。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大多由此形成。现代经济就是具有不同相互作用特点的不同部分构成的有层级的有机经济体。处在同一生产力水平层次的人们的经济活动、思想观念以及其他各方面具有相似性。而处在不同层次的人们在经济活动、思想观念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则存在一定的隔阂和不理解，具体表现为城乡之间的差别、产业之间的差别。对处在某一层次的人来说，进入另一个层次就如同俗话说的“隔行如隔山”的感觉。对于现代化程度很高的经济体来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总体都高，层次性和差别越来越小。但我国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生活的层次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差别明显，并将在一个长期内存在。经济生活的这种层次性对处于不同生产力层次的经济活动的制度形式和管理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社会性是现代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现代经济是以发达的社会分工和商业交换为基础的，表面上各个经济体相互独立，实际上彼此相互依赖，密不可分。人们的生产、生活都不是孤立的，交换成为日常的必不可少的、基本的活动方式。如果说传统社会是单个人或家庭组成的简单集合体，那么现代社会则是根据分工不同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机整体，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为分工的技术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所取代，血缘观念逐渐淡化。在传统社会，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边界比较容易界定。但现代经济中，人们之间的利益更多由于分工和协作而被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关系边界就很难界定了。人们之间的利益交错在一起，构成一条条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一个人的利益的实现要依赖于他人利益的实现，这种情况下完全只考虑自己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已经不能完全适合需要了，必须考虑真正实现全体个人福利最大化目标的社会条件。    虚拟化是现代经济的又一新的特征。虚拟经济的出现缘于资本逻辑的现代演绎，是过剩资本为突破在实体经济中面临的扩张困境而开辟的新的扩张空间。20世纪70年代，滞胀局面的出现标志着资本在实体经济中遭遇新的扩张困境，但资本的本性决定着它必须有新的扩张空间满足其不断膨胀的需要，资本就从实体经济中出来，通过资本证券化创造大量的金融衍生商品，并凭借掌控的国际金融体系来进行资本扩张，对全球的财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进行吸附，形成财富源源不断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格局。虚拟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当代新形态，也是资本财富生产的现代逻辑。虚拟经济的出现，一方面为资本赢得了新的扩张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出现的动力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大众来说，也昭示着一个新的财富问题，那就是财富的安全问题。因为，通过证券、股票、汇率等金融工具以及发达的金融网络，一个人的财富可能一夜之间大幅缩水，一个国家也可能因为金融市场的一个事件面临破产，从而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冰岛、韩国、巴基斯坦等就面临如此境地。这就需要一种力量能够保障社会财富的安全和整个经济的稳健运行。    此外，现代经济中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特点。如大规模的投资项目、不断扩展的公共领域等都与传统社会明显不同。有些项目，如三峡水电站，载人航天，京沪高铁，青藏铁路等，投资量巨大，投资周期长，任何个体的私人资本都无力完成。还有一些关系全体民众的社会事业也是需要巨大的资金，等等。    基于以上对现代经济的基本认识，我们再来谈谈公有制的现实基础。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阶段，人类采取了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从原始的公有制，到奴隶制的私有制，到封建的小私有制，再到资本主义的大私有制以及资本主义国有经济。这说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具体选择有着生产力的客观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所有制的认识也逐渐回归理性，所有制并无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的区别。一切根据现实的需要，即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福利增长的需要来进行选择和调整。所谓公有制，就是有一部分生产资料需要由社会或社会的代表来进行控制，以公共意志为导向，为增进社会的共同利益和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服务。也就是有一部分生产资料不适合由私人去掌握，或者私人掌握了却无法保障它能为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服务。为什么呢？这就是下面要讨论的公有制的现实基础。    第一，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性质决定了必须实行公有制。核心资源是指那些对全社会生产具有全局性作用的紧缺资源，它是社会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标志。如在奴隶社会中劳动力是核心资源，成为奴隶主掠夺的对象；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核心资源，也就形成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封建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成为核心资源，整个经济生活也就围绕资本展开。现代经济中，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支配作用的基本工业资源成为核心资源，如电力、交通、通信、金融等。与传统社会的核心资源不同，现代经济中的核心资源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特别大，因为它们处在整个产业链或者财富链的核心位置，直接控制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如金融就像整个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一样，而电力、发达的交通网络和现代化的通信网络也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还有一些产业如汽车、钢铁、机械制造以及高科技产业等，要么处在产业链的高端，要么处在财富链条的关键位置。这些核心资源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的福利，如果掌握在私人手里，那如何保障全体大众的整体利益呢？ “这些核心资源的所有制形式大体上可分为公有制和私有制，它决定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性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区别，体现在这些核心资源的所有制上，而不是在一切社会资源的所有制上。确保这些核心资源掌握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社会力量手中，是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前提。”    第二，生产力的社会化是公有制的重要现实基础。如前所述，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力的社会化，也就是与传统社会相比，社会分工的深化、细化已经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完全社会化了，人们之间的利益界限模糊了，同时处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利益链条之上，相互的依赖使得人们已经不可能完全不顾他人利益而实现自己的利益。早期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不加任何干预的自由市场为政策主张，认为利用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趋向就能达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局限性之一就是忽视了这种生产的社会化特点，是典型的“个人经济学”或“店主经济学”。在分工程度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利益边界比较清晰的资本主义初期，这种经济学还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但在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资本主义后期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了。马克思在借鉴古典经济学科学成分的基础上，已经指出未来所有制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那就是必须要根据生产力社会化需要的现实，相应采取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形式，以克服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个别企业生产有序、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使整个社会的生产供给和市场需求从总量和结构上都保持大体平衡，为社会再生产以及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为此，他提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基本设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当然，公有制的具体形式以及实现形式并不是可以事先被设计的，更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追求又高又纯的理想化形式，但无视社会化生产力的现实，主张彻底私有化，岂不是停留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上？    第三，公有制是现代社会生产能力存续和提高的重要基础。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根据民族国家政治状况，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振兴并保持国家的长期繁荣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的分析提出，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并保持持续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生产能力的存续和提高。他认为，以亚当•斯密以及萨伊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理论忽视了政治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该体系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关于一个国家的全体个人或全人类的全体个人的私人经济，这种私人经济在自然状态下自我形成并发展，没有明显的国家、民族和国家利益之分，没有明显不同的政治制度或文明制度，彼此之间没有战争，不存在敌意。该体系只不过是一个价值理论，一个店主或商人个人的理论，而并非一门科学，它并没有指明一个国家为了国家的文明、福祉、力量和独立的特殊利益，如何使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得以产生、提升、保持和获得保护。”他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社会生产能力的获得、保存和提高，尤其是对那些社会生产能力比较落后的国家更是如此，为此他提出促进和保护国内产业发展的政策主张。“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像萨伊认为的那样在于它拥有更多的财富（即交换价值），而在于它的生产能力能得到更大的发展。”笔者认为，他的关于生产能力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依然有强大的指导意义。对于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尤其要注意社会财富生产能力的获得、提高和保持。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被李斯特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单纯依靠私人经济和完全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是实现不了的，即使你有再丰富的资源，即使你有广袤的土地，即使你曾经繁荣一时，你最终都将销声匿迹，或成为新的强国的附庸。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一点。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我们靠国有经济迅速建立了整个国家生产能力的基础。而改革开放当中，我们的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如果不是国家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去引进技术并吸收创新，单靠个体私营经济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体私营经济一方面资金有限，另一方面注重眼前和短期利益。个体私营经济在活跃市场、提供活力等方面确实有特别的优势，而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中流砥柱和“定海神针”的作用。公有制不仅不能完全私有化，而且要确保它在现代社会生产能力获得、存续和提高等方面继续发挥特殊重要的作用。    第四，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公有制是确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不是怕少数人进“天堂”，而是不让大多数人进“地狱”。笔者以为这是判断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的试金石。当然，有人说，资本主义不是主张“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吗？确实，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开创了人的历史新纪元，而且许多方面的情况也一直在改善。但是，在一个以财富多寡来论权利的体制下，又有多少真正的公平和平等？光鲜的政治承诺后面充满着财团资本家的政治博弈和对广大民众的公开欺骗，资产阶级的政府和政客们不过是为少数垄断集团利益服务的工具而已。如何真正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不是靠激动人心的口号和演说所能做到的，必须有经济基础的保证。当然，有人说，无论是从个人的税负还是从政府的支出都看不出公有制存在的理由呀？确实，虽为公有制、国有制，我们个人作为股东还没有拿一分钱，我们个人收入结构中确实也没有这一块呀？！但是难道这不是个人主义经济学思想在作祟吗？只有装到自己口袋的钱才是钱？才是真正受益？当你乘坐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上面，当你享受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务的时候，你没想到自己是受益者？如果仅从个人不能直接从国有企业拿到钱或直接受益来否定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这是个虽然很有鼓动性但却是个十分幼稚的想法，只会误导大众，贻害整个国家和民族。作为普通民众，往往只看到眼前利益或与自己直接相关的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知名的经济学者，如果也只能看到这些，岂不费解？如果故意看不到，那么立场何在？当然，本文并不是简单地为国有经济辩护，但我认为，必须把国有经济当前的表现不佳和不足与无视国有经济存在的现实基础区别开来，从而把促进国有经济改革和更好发挥作用与私有化主张区别开来。    二、公有制的功能定位与现实表现    私有化主张早已有之，其实践结果在世界上也是有目共睹。而在中国再度成为热点话题，我以为，与当前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不佳表现是分不开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私有化主张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为公有制表现不佳就主张私有化，是否是唱歪了“经”呢？    笔者以为，当前问题的核心实质是要让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如何作到“实”符其“名”，即通过改革使它更好地发挥功能，通过功能的有效发挥来证明其作为“公有制”和“国有经济”的质。公有制及国有经济的本质要通过其在实践当中发挥的作用体现出来，离开实践作用抽象地谈论“公有”和“国有”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告诉我们，实践过程是社会事物产生的根源，物质间普遍的内在联系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源。“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乃是事物间内在联系过程生成的结果。”必须根除脱离实践抽象谈论事物本质的唯“名”论倾向。    首先，谈谈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该做些什么。从历史上看，公有制是作为从根本上解决根源于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危机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的替代方案出现的。根据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社会功能应从两个方面定位，即一方面从生产力的角度，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的角度。从生产力方面来看，国有经济首先是要发挥“中流砥柱”或“定海神针”的作用，即支撑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又好又快发展。无序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能实现发展的目标，必然被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断发展的步伐，并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需要有一种市场主体以外力量来提供其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这种力量来自市场外部但又通过市场起作用，这就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要发挥的基本社会功能。其次，谈谈公有制在形成、保持和提高社会财富生产能力方面的作用。笔者认为在这方面的作用我们以往可能重视不够，现在需要特别重视。社会财富生产能力的发展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市场主体在利益动机驱使下自发形成和发展，另一个就是作为整个社会的利益代表的国家有意识地进行培育、保护和发展。对一个财富生产能力比较低下的国家来说，前一个途径虽重要，但由于私有经济力量有限且分散等原因而存在着不足，这就要靠国家来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有意识地培育和发展财富生产能力。国家必须在这方面有清醒的认识和统筹的规划。要明确现状和差距，清楚前进的方向和有效路径，要有财力的支持。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等方面要重视，基础研究方面也不可忽视，要把国家的持续繁荣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再次，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应在所在行业中起一个引领方向和提供服务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特定社会属性，决定了它也应该成为市场经济微观活动主体的主力军和领航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是要体现在独占和垄断方面，而是要体现在能够带领众多个体私营等“小兄弟”们一起健康成长，体现在能够带动整个行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共同发展。有一种说法认为要么“国进民退”，要么“国退民进”，似乎一定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一定是“你死我活”。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思维。    在生产关系方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也要发挥重要的作用。生产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为了争夺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利益，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合作关系。它是解决社会经济活动基本矛盾的制度性手段，而生产力则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技术性手段。”利益冲突是经济活动当中的基本冲突，冲突的解决形成利益格局，新的利益冲突必然引起利益格局的新的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形成有利于增进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利益格局和利益调整机制。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在这个方面的作用，就是在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和对这一利益格局进行动态调整方面所起的作用。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必须在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当前，重点是要研究有效发挥这一作用的途径和方式。另外，在微观经济的运行方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也要在生产关系方面起一个引领和规范的作用。比如在劳动民主和劳动关系的改善方面，用工规范和法制化方面，初次分配的公平方面，以及遵纪守法方面等等，都应该成为社会生产关系的健康引导者。    由上面的基本功能定位可以看出，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只是简单的利益主体，因此对其作用的评价也不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利润目标，更不能以个人是否能直接受益来决定其是否应该存在，而要从整体功能的发挥角度来理解它的存在基础。从历史事实角度看，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确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客观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这一作用有助于理解公有制的现实基础。不过，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在现实中的表现确实不佳，这也给持“私有化”主张的人以口实。当前，国有经济在基本功能发挥上面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执行社会职责不够。社会责任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重大不同。虽说现代企业理论也认为私有制企业必须遵循社会道德并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但基本上是一个软约束。比如，遇到重大社会灾难的时候，在救灾问题上有的私有制企业往往开“空头支票”，甚至在救灾物资上面做手脚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社会责任却应当是一个相对的硬约束，甚至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经济目标要让位于社会目标。就是在日常的生产经营当中，国有经济也应当成为遵守社会规范、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模范。但是，最近以来，少数国有企业却在此问题上认识不清，把自身等同于一个只追求经济利益的私有企业，少数国企领导甚至借用那些所谓的“精英分子”的思想，认为企业家应当“只管经济，不玩政治”。例如，为使房地产市场以及整个经济能够健康运行，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对房地产价格进行的调控，旨在传递调控信息，有效引导和调控房地产价格。可就在调控政策公布的第二天，北京某大型知名国有房地产企业就带头制造一个新“地王”，虽不能说这是有意公开与中央政策叫板，但其在房地产乃至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影响却十分恶劣。    二是引领经济健康发展的欠缺。如前所述，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要作行业的排头兵，要起到引领和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的作用。在一个行业当中，国有经济不能把自己变成“孤家寡人”，不能只是国有经济的一枝独秀，不能把个体私营经济只变成竞争的对手，而应当成为整个行业发展的引领者，成为个体私营经济体的依附体、合作者。当前，确实存在着国有经济挤占个体私营经济的“饭碗”而不是给它们提供“饭碗”和新的发展空间的现象。也就是所谓“国进民退”。当然，不是所有行业都可以让私人经营，如国防工业等。但是，在保障国有资本在涉及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以及提供重要公共物品的行业控制权的基础上，也应当向私有资本开放市场，并提供合作的机会。国有经济的优势不应通过市场独占保持，而应通过分工并通过对产业链的掌控力来体现。笔者认为，这是今后国有企业改革应当注意的思路和方向。    三是产品定价与利润分配问题。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曾经出现国有企业经营大面积困难的局面，所以20世纪末中央曾提出三年时间国有企业整体扭亏为盈的政策目标。但是最近几年，大家关注的却不是国有企业有没有利润问题，而是高额利润如何分配的问题。其实，国有经济要获得利润不是问题，因为大多数国有企业处在行业垄断地位，只要是处在垄断地位，就可以完全不通过经营机制的改革而只是通过垄断地位来获取高额利润。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年国有企业利润的提高都完全是通过垄断地位获取的，但是不可否认，垄断是一个重要因素。垄断主要是通过价格或者专营来获取高额利润的，而国有经济大多涉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产品，如电、自来水、煤气、通讯、公共交通等等，很多是公共物品或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这些重要物品的定价，社会大众基本上是没能有效参与，提高价格也不完全征询民众的意见。有的可能真的是因为经济规律所限制而处在价格高位或进行提价，但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他们不能轻易理解，需要作出说明。在这类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市场定价机制或者价格调整机制方面，当前承担相应生产职能的国有经济尚没有很透明、公开，这是需要注意改变的。另外，作为国有经济，不断增长的高额利润如何分配、去向等都不透明，这也是大众普遍存在不满的重要因素。不是说要让每个人直接分得一部分利润，这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因为有大量关系民生和民众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公共领域的存在需要资金投入。但是其使用方向是否合理、公正、公平却是十分重要的，需要让社会大众有本“明白账”。    出现上述问题的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对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认识不够。长期以来，我们重视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在发展生产力和保障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较少讨论其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形成和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特别不重视公有制经济在微观经济领域的生产关系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即使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基本作用的理解也不够全面和具体。必须深化对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本作用的认识。二是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那就是人们往往习惯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实践出发去认识一个事物的基本性质。对于国有经济，我们往往只是根据统计数字或名称来判断它的基本状况，似乎数字上保持国有经济的一定份额、在名称上能辨别出国有企业的企业性质就够了，而不去重视国有经济在社会实践中实际发挥作用的现状。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性质是在实践当中形成的，并在实践当中接受检验，在实践中变化，我们应当根据实践表现去判断事物的基本性质。比如公有制和国有经济，所具有的基本性质是历史的实践定义的，但未来是否还是公有制和国有经济，则要靠现在的实践加以说明。“传统所有制观念的最大缺点，是仅仅强调财产的终极所有权和名义上的所有权，而不强调财产的实际使用过程及其效果，不强调所有权的实现形式。……不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它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作用到底是好还是坏，不能只看财产的法律归属，而应看这些财产的实际用途，看它们到底为谁而用。”当前许多国有企业从名称上看是国有企业，但从其实践表现来看却不是国有企业，而是打着“国有”旗号的、行“私有”之质的私有企业，它们的实践表现否定了它的“公有”的历史性质。比如前面提及的那家国有房地产企业，它以顶风创造新“地王”的行动否定了公有制的基本性质。因此，当前对“国有企业进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体制改革，不应是否定国有经济和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是要切实塑造好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实现形式……而不是改变所有制的根本性质，去行政性推行私有化或民营化。”山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是要通过改革，真正使每一个国有企业“实”符其“名”，真正发挥其基本的社会功能。    三、私有化主张的基本谬误    陈教授私有化主张的基本依据就是：看不到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存在的理由，因为它们不能直接分给大众红利或让大众看到直接的收益。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经济学，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的经济学。如前所述，个人主义经济学根源于亚当•斯密，是与资本主义早期经济状况相适应的经济理论。这种理论建立在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与“独立平等的个人主义”假设基础上。即人是相互独立的、平等的、自利的“理性经济人”，而他们所掌握的资源是相互独立的、产权界限始终是明晰的。但是，“这种假设本身就是完全违背现实的空想，在现代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条件下更是如此。”    私有化主张无视现代经济的基本特点。其一，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使得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相互之间的利益缺乏十分明确的边界，而是彼此相关，那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经济人”假设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缺乏现实基础，不仅很难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目标也很难实现。其二，经济的虚拟化是现代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那么在虚拟经济条件下的私有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私有化主张表面上要使每个人都成为股东，拥有自己的股份并长期分红。正如陈教授所构想的那样，让国有企业变成中国13亿人的金库，让各级国有企业分别组建成各种级别的国民权益基金，然后按人头把这些基金分发给这些老百姓，每个中国公民可以领取到价值60000元左右的资产证券，每人每年还能以分红的形式获得5000元左右的资产收入。但是陈教授似乎忘了这一点，那就是在虚拟经济条件下，股票和证券市场实质上是一个财富的重新“洗牌场”，这个“洗牌场”内，始终是资本“大鳄”吸附广大中小投资者的财富，通过价格操纵，使广大的中小投资者失去自己的股份和财富。结果广大民众的财富愿望将如同美丽的“肥皂泡”，瞬间破灭。其带来的贫富分化将比当前的程度要高得多，也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英国学者大卫•哈维把这种在虚拟经济条件下进行的私有化运动称为“剥夺性积累”：“对迄今公共资产（比如大学）的公司化和私有化，更不用说横扫整个世界的私有化浪潮（水以及所有种类的公用事业），显示了新一波的‘圈地运动’……这也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所推行的其中一项最为恶劣的剥夺政策。其三，对现代核心资源的强大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忽视也是私有化主张的重要错误。现代核心资源，比如金融、电力、石油等，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如果这些部门为私人力量所掌控，在资本逻辑下，将很难保证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很难保障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区别，体现在这些核心资源的所有制上，而不是在一切社会资源的所有制上。确保这些核心资源掌握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社会力量手中，是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前提。”    私有化主张也无视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国情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实现富强的路径和方式。首先，生产力水平的参差不齐，既有利益界限很明确的分散的经济产业和部门，也有适度分工、利益界限比较明晰的产业和部门，还有高度分工、高利益关联度的现代化产业和部门。这决定了在所有制形式上不可能实行单一的所有制。既不能是以前那种大一统的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也不能是私有化主张的单一的私有制形式。即使是在私有制和公有制内部，也不能只是单一的实现形式。任何一种单一的所有制都实现不了民富国强的目标，必须实现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优势互补和相互促进。其次，中国是一个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中国现在的建设任务很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大型的水利枢纽、航空航天工程等需要巨额的投资，整个社会的财富生产能力的获得、提高和保持更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支持，为此，也必须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一位政治家要懂得而且必须懂得怎样才能唤醒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并使其获得增强的同时得到保护，还要懂得生产能力在怎样的情况下会遭到削弱、消亡或者彻底被破坏，懂得如何通过这些生产能力的手段，使国家资源得到最明智和最有效的利用，从而实现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壮大、文明和具有远大的光明前途。”再次，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既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人口大国的必然选择。私有制不可能实现社会公平，也保障不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公有制为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但它不是通过直接给民众股份或者现金的方式来保障的，而是通过提供发展的机会以及最基本的社会福利等方式间接体现的。有人说中国现在公有制占主体，怎么贫富差距也占世界前列呢？必须承认，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确实是比较大的，也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平和稳定，但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具体分析。总体上说，主要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社会转轨时期制度供给不足以及改革引起的利益格局变化有关。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是公有制过多引起贫富差距的扩大，相反，如果现在实行私有化，贫富差距将肯定比现在要大得多，而且将是灾难性的积重难返。    总之，陈教授的私有化主张既漠视现代经济的基本特点，也无视中国的基本国情。但由于这一论调利用了普通大众的一般财富心态，又出自名家之口，很有鼓动性，因而具有很大的危害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就此主张展开讨论。本文旨在引起对私有化主张的基本理论错误及其危害性的再讨论，同时也想引起理论界对如何更好地认识和发挥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基本功能这一迫切实际问题的再研究。此文的目的主要在于抛砖引玉。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9期，摘自2011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