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T：从极端好，到极端坏

  转基因真相之四十：

  □记者 杨青平

  本篇及以后的若干篇，将解读反对转基因的思想根源。从写第一篇“转基因”开始，我就在思考：转基因那么科学、那么好，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它呢？这要从历史中找答案，因为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我追溯到了DDT。可是DDT是一种化学农药，不是生命体，与基因、转基因风马牛不相及。且听我慢慢道来。   

  其实DDT最早并没有被当做农药使用，只是一种有机物质而已，它的分子式的汉语名称叫“二氯二苯三氯乙烷”，英语名称的缩写就是DDT，汉语音译为“滴滴涕”。

  1874年，奥地利化学家柴德勒合成出DDT，然后就束之高阁了。那个时候，有机化学在欧洲也才刚刚起步，所以，化学家还不能全面认识DDT。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有机化学，只有无机化学，实际上只有无机化学的教科书，1871年出版的，叫《化学鉴原》，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化学教材，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供新式学堂使用。江南制造局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搞洋务就是搞工业，“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西方科学，所以翻译出版化学教科书。从《化学鉴原》开始，汉字里面有了钾、钠、钙等表示化学元素的字，都是新造的，原来没有。江南制造局不光造机器，也造字。   

  1939年，瑞士化学家米勒发现DDT可以杀虫。    

  暂时搁下DDT，让我们从1939年再上溯到古代，看看自古以来是怎样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古人把病虫害视为天灾，敬而畏之，除了祷告，别无办法，东西方皆然。但是，总有不信邪的，中国的历代农书和西方的历史典籍都记载了一些防治病虫害的方法。方法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毒矿物，如用硫磺熏，用砒霜面喷撒或砒霜水喷洒；一类是有毒植物，如，把菊科菊蒿属的植物晒干研粉喷撒，或溶于水喷洒，这些有毒植物统称“除虫菊”，又如，把豆科苦楝藤属的植物的根晒干研粉喷撒，或溶于水喷洒，这些有毒植物的根也常用来毒死鱼类，故统称“鱼藤根”。现在的人们以为古代的作物纯天然无污染，殊不知，古代也使用纯天然的有毒矿物、有毒植物，只是没有普遍使用。人类普遍使用农药始于1878年，地点在法国的波尔多，此地盛产葡萄，这年暴发霜霉病，葡萄园凋零，而公路边的葡萄却郁郁葱葱，但呈现或重或轻的蓝色或白色，这是为什么呢？波尔多大学的一位教授对此进行调查，农民说，怕路人偷吃葡萄，洒了蓝矾水或生石灰水。这位教授进行试验：一半蓝矾拌一半生石灰溶于水，果然能防治霜霉病。因为在波尔多发现的，所以叫“波尔多液”。如今，全世界所有果树的霜霉病都用“波尔多液”防治。“波尔多液”之后，又出现一些农药，但是都很短暂，也不普遍。人类普遍使用的第二种农药就是DDT。  

  DDT的极端好，表现为：几乎对所有昆虫都有神经毒性，昆虫的神经系统被破坏，非死即残。这简直太好了，几乎可以杀灭一切昆虫，昆虫不危害作物了，作物便大幅度增产。许多疫病是由昆虫传播的，杀灭了昆虫就控制了疫病，每年减少死亡何止几千万人！恼人的蚊子、苍蝇，虱子、跳蚤、臭虫最怕DDT，人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惬意。一些皮肤病也是由昆虫引起的，可喜的是，DDT对人的毒性很轻微，你可以洗个DDT淋浴防治皮肤病，保准不会中毒，甚至喝一口也没事。DDT面世以后，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状态下疫病重于和平时期，军人、平民因疫病而死亡不亚于战争死亡，而DDT可以防疫，于是，美国大规模生产DDT，供应军需。盟军的胜利，DDT功不可没。战后，1948年，发现DDT杀虫作用的瑞士化学家米勒获得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请注意，可不是化学奖。可见，DDT对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卓越贡献。二战以后，DDT在农业上得到更广泛的使用，现在看来却是滥用。 

  DDT的极端坏，在1962年被美国一位科普作家的一本书揭露出来：DDT在杀灭害虫的同时也杀灭了益虫，虫带毒，被鸟吃，也杀灭了鸟类。这本书第一次提出了环境污染、环境保护的观念。也是在1962年，全世界的疟疾被控制到最低程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统一发行邮票以作纪念，大多数国家的邮票用的是DDT灭蚊的图案。两种观念在交锋，最终，环境保护的观念占了上风。1972年，美国环境署禁用DDT。至此，全世界200亿亩耕地已经喷洒了100亿公斤的DDT，其中美国用得最多。DDT最大的弊端是：它的环状的分子结构太稳定，不分解，在自然界，在食物链中，十年二十年也不分解，分子不分解，就一直有毒性。美国环境署说，100%的美国人体内都有DDT。   

  DDT从极端好到极端坏，再一次证明了事物的发展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极端坏的DDT，引发出环保观念，几十年后，环保观念也走向极端，极端的环保观念只要天然的，不要人为的，转基因是人为的，所以反对。  

  揭露DDT的极端坏，提出环保观念的那位科普作家是谁？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请看下篇。

上一篇  下一篇

全国数字报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