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 home hostel:风水宝地清东陵

    在清人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200多年前，一位江湖风水先生悄然来到清东陵，他站在孝陵左侧的青龙砂山上，仔细相度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大清江山三百年”。

    不知是世外高人的先知先觉， 还是真的这一抔黄土最初的尺长寸短所注定的命运，历史竟有如此惊人的巧合──从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到1912 年宣统皇帝退位，整整296年， 与这位风水先生所说的300年之限只差了四年。

    每当这些惊世骇俗的历史预言悄然应验的时候，人们总会想起却又不敢触及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积淀太深的一种文化、一个领域、一个最敏感的问题，那就是为中国人数千年顶礼膜拜，现在却谈虎色变的风水。

一、清东陵选址之谜

清东陵，这座埋葬着清朝5 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１位阿哥，由 15座帝、后、妃陵共３００多座单体建筑组成的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皇家陵寝，在迤逦走过３００年的岁月之后，终于从大清王朝悍马弯刀的重围中解脱出来，带着历史的庄严和神秘，呈现在尚古追踪的世人面前。

    这座占地2500平方公里的清代皇陵，载负了太多的深沉和厚重，也深藏着数不清道不尽的历史玄迷。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又有文化的，风水自当是重中之重。

作为中国封建史上异族统治王朝之一，满清以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统治中国长达300年之久，这的确是一个奇迹。有人把它归结于风水，说大清江山的稳固，赖于清东陵这入关后的第一块“祖坟”选得好。

对于历史，后人总是有不同方式的图解和破译，且不管它的片面和偏激，甚至荒诞，我们只是想从某种领域窥视一种文化的溯源和流变，寻找它深藏的真谛。

    历代异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与大汉民族的融合。满清也不例外。她的延续史也是满汉的融合史。满清入主中原之后，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首先学到的便是选陵造墓和风水选址。

    1661年，也就是顺治十八年，清政府开始大规模营建清东陵。建陵素有“三年求地，十年定穴”之说，所以，照此推算，清东陵的选址工作早在入关之初就已经开始了。   

    清东陵的选址过程并无详尽记载。历史上有种种说法。

    据说，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就曾经看中了京东１２５公里处的遵化马兰峪西的这块盆地，欲在此建陵。于是，推说天寿山已“无佳穴可卜”，遂“有别营遵化之议”。欲藉此再度振兴大明。但因当时内忧外患，这件事就暂且搁下了。

    不知是棋错这一招，还是历史的误会，崇祯皇帝“壮志未酬身先死”，大明王朝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巧合的是，开创大清王朝的顺治皇帝，在事隔未久，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一日，他率众游猎到此，被这片灵秀山水所震撼，当即传旨：“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之寿宫”。他信马由缰，登至昌瑞山顶，取马上之环，投向山下，言：“环落处为朕之穴”。后来，“环落处”成为顺治陵寝棺椁下的金井，即孝陵及清东陵总体建筑的基点。这才有了后来规模浩大、气势恢宏的皇家陵寝──清东陵。

    “投环定穴”之说，为清东陵的选址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但可以肯定的是，陵址的选择的确需要皇帝钦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帝运兴盛，国祚绵长”的大事。当然，皇帝只是个决策者，在这之前所做的大量繁琐而细致的工作却需要堪舆家们来完成。

    皇帝的陵址被称为“万年吉地”，隐喻江山稳固，万年不衰。选卜万年吉地都是钦派王公大臣和堪舆人员等利用罗盘仪器遍走名山大川，积年累月，耗费苦心，相度而成的。

    在堪查过程中，要“观四面之山峦，望两旁之水势，看山在何处住，水在何处合”，看山势来脉，寻求落脉结穴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寻龙”、“望势”和“查穴”。

    “寻龙”就是寻找“龙脉”所在。据日本风水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风水理论认为，昆仑山乃“山之宗祖”，风水龙脉的发源地。由昆仑祖山延伸出八条龙脉，五条伸向了国外，三条留在国内。北干沿黄河之北经燕山、长白山，终端在朝鲜半岛；中干在黄河长江之间，沿唐古拉山、秦岭、大洪山一线；南干经横断山、南岭、武夷山，直至台湾岛。

    在这龙脉附近选陵结穴自当是最佳所在。

    清东陵地处燕山南麓，北靠昌瑞山，更北依承德境内海拔2200多米的“少祖”雾灵山，恰在中国三大龙脉之上。

    有人说，昌瑞之势自太行来，然气自长白生。言外之意，清东陵是源于长白山下的满清祖坟──永陵。我们无从考证，因为我们无法站得更高一些，用更睿智的目光通览这种气和势。然而，大气球流形势的确在这一带发生了变化。中国大陆应处在西北－东南季风控制之下，而清东陵所在地区，出现的更多的是东北风。自然界的这种特例似乎在极其巧合地喻说着满清由关外向关内创业发展的历史脉落。既符合风水学上的来龙去脉之说，又有自然隐喻的大的历史文化背景，难怪不少风水学家感叹：上自殷商嬴秦，下至唐宋明清，历代帝陵中，清东陵堪称风水选址的典范。

    几乎每个来过清东陵的人都会感觉到，这里的山川地势的确与众不同，既空明旷远，又雄奇灵秀，自然的山水营造着一种神圣、永恒、崇高、庄严而又充满生机和灵气的博大宏深的氛围。

    其实，大自然赋予清东陵的神工造化远不止于此，至今，陵区范围内许多奇特的自然现象仍不能被人诠释。据说，在清东陵，一年之中有“七十二场浇陵雨”，既便是大旱之年也不例外，有时，盆地之外晴空万里，而盆地之内则是细雨连绵。在这块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无水、旱、风、雹、蝗等自然灾害，这里风调雨顺，百姓衣食丰足。 1976年，唐山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倾刻间，整座城市夷为平地，仅距百里之遥的清东陵，300多座大小建筑竟安然无恙。

    有人说，这也许是因为清东陵不仅处在龙脉之上，而且更精准地处在“阴阳之枢纽”，因而，“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

　　当然，后来经考证，清东陵内的独特现象，是因其相对独立的小气候、肥沃的土壤、特殊的地质构造使然。

    这样的“风水宝地”，难怪明清两朝的皇帝都想据为己有。

    有人曾经为崇祯惋惜──与300 年的江山延续失之交臂。但这也许正应了古来之说，“风水本天成，有造化者得之”。

      二、谈古论今说风水

    风水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

    风水的产生，本是基于人类生存的需要。不论科学还是迷信，不论唯物还是唯心论者，都不否认这一点。

    在远古时代，人类便认识到“避风近水”的地方容易生存。

    关于风水的起源，目前众说不一。有人说，风水源于《易》经；日本学者认为，风水起源于墓葬。一般认为，伏羲氏时期就产生了风水的萌芽。公元前四世纪，风水说已广泛普及。风水学真正自成体系始于三国。

    战国时代的樗里子、秦代的朱仙桃、汉代的青乌子都是十分有名的风水学家。风水的别名又称青乌，就是由青乌子而来。

    三国及其以后的大量风水著作，如管辂的《管氏地理指蒙》、郭璞的《葬书》、王微的《黄帝宅经》、唐代杨筠松的《青囊奥旨》、明代刘基的《堪舆漫兴》等使风水理论日臻完善。

    风水说具体体现在“宅居”的建筑布局上。按照风水观点，人间的住宅分为两部分，人活着住的是阳宅，死后住的是阴宅。选好阴阳宅对于人们生前死后都十分重要。人的生存时间是短暂的，而死后的世界却是漫长的，所以，人们认为，阴宅比阳宅更为重要。因而，历代堪舆家均以阴宅为“先务之急”。就连中国的圣贤君子孔子都说：“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则神灵安，而子孙盛也。”

    看来，选好阴宅的确是荫及子孙，泽被后世的大事。所以，后世或有人托故停棺，经年不葬以求宝地；或有人即葬又迁，以躲凶得福；还有人因阴宅不吉而翻动阳宅。不一而足。

    最早关于相地选址的记载为周族的祖先公刘和古公澶父根据阴阳之说选择依山傍水的平原建都。《诗经》中就曾有记载：“逝彼百泉，瞻彼溥原”，“既景及冈，相其阴阳”。

    按照风水理论，选址建宅，要仔细度相其龙、穴、砂、水、明堂、近案、远朝… …各个环节要尽善尽美。

   “龙”就是龙脉；“穴”是宅的建筑基点；“砂”是宅居左右起护卫作用的天然或人工堆砌的屏障；“宅”的两侧外围最好有缓流的河水，即“水”；背要有靠山；前要有朝山；中间有案山，又叫影壁山；“宅”前面的一片开阔地带叫作明堂。这些是“宅”的几大要素。

    对于皇陵这样的重要建筑，是缺一不可的。

    按照风水理论，“穴”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决定着“宅”的好坏。清代陵寝中，在地宫正中的棺椁下都有一口金井，那就是“穴”。人们常常赋予它神秘的色彩，以至帝后们“诚惶诚恐，施之以礼”。慈禧太后生前就曾亲赴清东陵菩陀峪看视金井，并把一件价值连城的珍珠手串及大量宝器放入井中。

    其实，放不放宝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金井是否处在“阴阳之枢纽”上。

    据说，清东陵内的定陵，也就是咸丰皇帝的陵寝，其金井就不在最佳穴点上。不知何故，也不知何人将其稍稍向北偏移，落入“虎口”，致使大清皇位难以嫡传延续：咸丰的独子同治夭折之后，不得不由咸丰的侄子光绪继承帝位，而光绪再度断子，也不得不由他的侄子溥仪继位，至此，大清王朝走到了它的尽头。

    时至今日，除了清东陵这样的大型建筑以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仍能时常看到古代风水的影子甚至遗风。

    在乡村，几乎每个村庄内都至少有一个露天池塘。以现代眼光看，那是为排水、取水、防火之用，但在古代，它却是风水上的精心布置，被称作“风水池”。其实，不止一池一水，城市乡村中的一街一道、一塔一庙、甚至一墙一树都有风水上的讲究。

    过去十分流行的四合院，更是完全按照风水理论来安排设计的。它的正房叫作“本龙”，东西厢房叫“护龙”，相当于“砂”。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具备了多项风水要素。

    古代风水理论认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的祸福最为切要。然而，并不是说，处在市井之中就没有风水可言。屋宇、墙垣、道路等虽属人为环境，但却仍具有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龙、穴、砂、水、明堂、近案及生气等环境要素的意义，也需要综合考虑。就住宅来说，风水中就有这样的歌诀：“ 一层街衢为一层水，一层墙屋为一层砂，门前街道即是明堂，对面屋宇即为案山”。所以，辨别有无风水还须仔细相度四周建筑环境。正所谓，“万瓦鳞鳞市井中，高层连脊是真龙，虽曰汉龙天上至，还须滴水界真宗”。

    风水的庞杂理论传承到现在，虽然人们对其有穿凿附会和偏颇理解，但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仍是根深地固的。至今，中国、日本、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居民，还在利用搭建影壁、屏风、门上悬挂小镜子等方式来驱邪避祸。

    当然，这些都是风水中的迷信思想在做怪。

    风水中的确有许多迷信的内容，正因如此，１９世纪以来，人们将其嗤为迷信，受到了近代科学的鞭鞑和唾弃。然而，风水究竟是不是完全的迷信，而无一点科学的成分呢？２０世纪上半叶以前，国内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探讨，倒是西方一些学者以局外人的身份，先中国人一步，在风水领域展开了研究。

    客观地说，中国的风水理论虽有迷信成分，也略显粗略，但不乏天才直觉，很早就能引出堪与当代诸如生物圈或生态学等综合性、系统性科学理论相契合的真知灼见。

    风水是一门很复杂，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以至于今天的科学也未必就能诠释其真谛。

    但是，仅从已知的科学领域分析来看，风水的回归绝非是一种偶然。

    现代城市及建筑一味强调宏伟、浩大，毫无节制地向空间扩展，更不顾及与自然的协调和对环境生态的保护。“热岛”效应使人们在酷热中挣扎；工业化文明更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不可调合的矛盾；人们恐惧城市、远离城市、回归自然的朴素感情在２０世纪的今天一览无余地呼喊出来。

    当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西方学者独辟蹊径，提出了生态建筑学和景观建筑学的思想，力图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当人们津津乐道这一新成就，感叹现代科学的细分和深入如此之快的时候，一些学者以反思和真正求知的精神投向了历史，投向了“人类本能”和“旧日的真理”。结果，人们注意到，在东方，在古代中国，有一门绵延发展了数千年的学术，其环境观和自然观，竟与当代的新思潮回响为历史的谐音。实际上，当代景观建筑学、生态建筑学不啻为中国传统风水理论追求人与自然谐合精神的转世回归和新的升华。

    风水的确自觉不自觉地兼收并蓄了水文、地质、土壤、气候、环境、哲学、美学等的科学成分。在古代充当规划设计者的风水师们也有意无意地恪守着这些原则和宗旨。

    春秋时期建造的阖闾大城即今天的苏州，就是伍子胥通过“相土尝水”而后决定其位置的。所谓“相土尝水”，就是查看一下土壤、水质是否有利于植被的生长，地质构造是否适宜建造城市。苏州城址历经两千年风雨而不改，显示了风水相地的意义。

    清东陵，地处遵化市马兰峪镇西的这块近百平方公里的盆地中。虽地处北方，但气候湿润，年均降水在1000毫米以上。这在中国北方是十分少见的。原来，东陵盆地的东侧丘陵低矮，成为渤海湾暖湿气    流的入口，而西北侧高峻的山峰又成为暖湿气流的屏障，气流在爬升的过程中，遇冷凝结成水滴，造成降雨。这在地理学上称为“迎风坡降雨”。

    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本来生长在南方的灵芝，却在清东陵背靠的昌瑞山上时有发现，有些本地农民甚至长期以采卖灵芝为生。这些怪异的自然现象、风调雨顺的农耕环境的产生都有其科学的依据，而这一些都是因为风水学自觉遵循着气候、植被、环境等科学的原则，充分显示了清东陵在相地选址方面的整体考虑和卓越成就。

    应该说，风水对自然存在的性质及其对人类作用的解释，从未具有现代科学式的精确依据，但在总体到细节的各个层次上却常具有合理性，在选择和经营宅居环境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功能及心理效应。

    风水还可溯源于人对天文、地理的仰观俯察，也包含着深奥的精神感应。这是一种与大自然协同的方法。

    当我们在自以为科技很发达的时代，徐徐张开审慎挑剔的眼睛，当风水以其科学的灵光掸落迷妄的外衣，并与未来的真知发生共鸣的时候，人们才若有所思地发现：并不是所有古老的都是落后的，今人未必样样胜过古人。

     三、清东陵风水探析

    清东陵的山不是普通的山，风水学家说，那是从太行山脉逶迤而来的“一条游龙”。

    清东陵不是３００多座单体建筑的随意组合，天文学家说，那是一幅抽象的宇宙图案。

    而哲学家说，清东陵是五千年积淀而成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通透体现。

         ......

    “风水”简直是个神奇的造物者，它以“天人合一”为主题创作的清东陵，将深沉的谦恭情调与崇高的诗意组合起来，形成“任何文化未能超越的有机图案”。

    清东陵诸山环合，内敛向心，二水分流，沃野平旷。南面“金星山特起一峰，丰而不肥，形如覆钟，瑞拱正南，有 晋笏朝天之势”;北向昌瑞山主峰“玉陛金阙,垣合紫微”，“峰宛凤翥而龙蟠， 川      星而斗滚”；其左右的黄花山和鹰飞倒仰山“群山朝揖”，“纷郁丽九光之霞，郁葱萃万年之秀”。清东陵左有西大河，右有马兰河，泻于昌瑞山两端，流经东西山麓，汇于兴隆口，曲折和缓，倒影如画，    既有山静水动的互衬效果，又不破坏陵寝的静谧气氛。

    无形的风水理念与有形的物化自然浑然一体，成为亘古以来最为理想的“万年吉地”。

    自然山水的美，喻说着选址艺术的精湛和上天造化的瑰奇。然而，要在2500平方公里的天然画布上铺展创作灵感，那需要何等的大手笔！

    清东陵以金星山为主山向，负阴抱阳，诸陵历历。它沿承了中国传统的对称布局。以中轴线上的入关第一帝顺治的孝陵为中心，东侧为康熙大帝的景陵，西侧为乾隆皇帝的裕陵，更西为咸丰皇帝的定陵，更东为同治皇帝的惠陵。其东西跨度达８公里。   

    这些宏大的建筑如同一笔笔浓墨重彩。在２５００平方公里的碧海松涛中，清东陵的错落布局更象一幅淋漓泼墨的大写意。

    一位西方学者曾经惊讶地发现，清东陵以及中国古代的其他建筑诸如皇宫、庙宇、陵墓乃至城市乡村中散布的房舍，常常显现出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位、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    义。

    这就是“天人感应”的一种表象。

    有人断言：风水是史前文明的遗留；有人说，风水是人间天才的一种偶然发现；只有了解中国古老文化的人说，风水是古代中国人对人与自然的特殊理解。

    其实，风水是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最主导的思想是“天人合一”。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依赖于自然，而不能改变自然，要适应自然，达到与自然的协调融合。天地间有普遍的规律，人道即天道。

    作为一种环境观，“天人合一”所宣扬的“人不能改变自然”的观点虽然与“人定胜天”的观点截然相悖，却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抱复”的观点如出一辙。    作为哲学思想，“天人合一”贯穿在中国各个时代，各个领域之中，特别是体现在建筑布局上。这在中国许多古代遗留中都有深刻的体现，尤其是皇家陵墓。

    这也许是西方人永远难以理解的。

    中国人有别于西方人，最主要的是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注重整体；西方人讲究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中国人倾向于观察事物的整体联系和序列关系。

    在这种思维定式和特殊的生产实践中，中国人形成了特定的哲学。由人对山川的崇拜到敬祀天地的国家盛典，由在悠久的农耕文明中衍生发展的“赖自然而生”的天人关系到寄情山水的审美理想和哲学思考，逐渐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对天、地、人之间的理解。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立德立功立言于世者，虽身死形骸化，其精神和英名也可千古不朽。历代帝王，以“天子”之尊，比德于山，比德于水，葬诸山川形胜之地，以生生不息、    永恒不朽、崇高伟大的山川自然来激发和寄托后世人们对自己的缅怀和敬仰。

    中国古代山陵的发展有着悠久的渊源。“溯自嬴秦，营陵以象山”，故称山陵。汉代陵墓也极庞大，竭全国人力、物力并以贡赋的1/3供山陵所需。到了唐代， 则“因山为陵”，借助山川自然以取得庄严永恒的效果。自宋、明以来，帝陵规模虽远逊秦汉，但陵区集中，乾坤聚秀，取得了更为宏伟雄阔的场面。而有清一代，进一步利用风水峦头形势，使景观效果更臻完善。

    山陵体现着中国古代建筑的最高成就。清代的风水理论日趋合理而灵活。它既要求“总以地臻全美为重，不再宫殿壮丽以侈观瞻”，既要“遵照典礼之规制”，又要“配合山川之胜势”。清东陵的山川    秀丽，但又无不成为景致的一部分；清东陵的建筑恢宏壮阔，但又绝不喧宾夺主。咸丰皇帝的定陵由于所处的位置狭长，将圆式宝鼎改为长圆形，取得了与山川自然很好的协调效果。   

    清代的风水理论似乎更加唯物，它承认再好的风水宝地也难免有不足。 为了“化凶为吉”，于是“微用增培”之术，即通过修景、造景、添景等办法达到风水的完整和协调。关于清东陵曾有这样的记    载，裕陵“左右阴砂并近案稍低，应酌量培补，令微高以配山川形势”。后经考证，裕陵左右砂山及案山确实是由建筑遗留的砖、石、灰、土培补过。培补之后的龙虎砂山，蜿蜒挺隽，“不逼不压，不折不窜”，“于穴环抱有情”，起到了很好的藏风和隔景效果。

    风水中最重要的原则当属“形势”说，即“千尺为势，百尺为形”，“远为势，近为形”，“势言其大，形言其小”。

    这是具有景观建筑学及外部空间设计学性质的风水根据建筑物空间形体的高下大小、远近离合的视觉感受而衍生出来的一种建筑原则。其实，这也是从实践中逐渐探索归纳出来的，具有深刻的科学性。

    按中国古尺，从周尺到清尺，百尺相当于２３－３５米的距离。清东陵内的建筑，不论是石牌坊还是大红门、龙凤门，不论是神功圣德碑楼还是方城明楼，其高度、宽度均未超百尺之限。“百尺”还是    一种限制视距，作图分析和简单计算就可知道，在百尺之限观看高、宽均为百尺的物体，其仰角为４５度，水平视角为５４度，这恰恰是最佳视角。所以，直至今天，“百尺”仍是影剧院内部以及其他建筑外部空间设计中普遍应用的一项视距规定。

    “千尺为势”同样具有科学性。“千尺”相当于230-350米， 这也是以人为目标的一个远观视距限制。按外部空间设计理论分析，百尺的建筑，在千尺之限观看，视角为６度，这正是人眼最敏感的黄斑视域。

    从神路起点的石牌坊到大红门到神功圣德碑楼，其间距均不过千尺。三者之间的高低、横纵、敞阔、虚实、曲直以及色相冷暖的种种对比烘托，将清东陵的雄浑气势和分明洗炼的格调在总门户内外便给人以极具冲击力和震撼效果的展示。

    站在大红门之南百尺北望，通过三孔门洞分别可见大碑楼和左右华表；站在大红门之北百尺南望，三孔门洞又可将金星山、石牌坊分解入画。其景致精巧，画面极具层次感和诱惑力。

    纵观清东陵整体的空间艺术组合，气势宏大，生动有致。远望时，殿宇、城垣、门坊、道路、桥涵、仪树，金黄碧绿，丹红雪白，如龙宫凤阙辉映于苍穹之下和山河襟抱的葱绿之中。近观时，雕梁画栋，栾 卢交错，阳马承阿，丹墀勾栏， 莫不形美制精，华丽庄严而又亲切细腻。

    至于由远及近，步移景易，远势近形更呈现出主从、虚实、离合、高下、大小以及阴阳、动静等种种空间关系的丰富变化，相得相济，引人入胜。

    在这种空间里，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布衣百姓，都将随着缓进的脚步为弥漫的纪念气氛所感染，庄重、肃穆、恭谦、仰崇，但却感觉不到自身的卑小和压抑。谒陵者的人性尊严并不因为敬祀祖先和天地   而沦为牺牲。

    这空间，充满了理性，是人的空间。

    清东陵建筑在空间组合中所取得的成就，所具有的艺术特色，其准确、宜人的尺度控制，正是中国数千年传承不辍的文化及其传统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对于清东陵的风水研究，我们难以尽得其妙，对于中国古代博大宏深的风水理论，我们更难诠释。不管怎样，在崇尚西方个体分析、逻辑推理思维和方法论并因此遇到诸多严酷问题的时候，人类已经开    始寻找包涵在风水中的代表东方代表人类另一种新的主导思维和方法来认识分析这个赖以生存的世界。

    虽然由于它真理的光辉和迷信的色彩交织在一起，由于认识世界的历史无限性和各阶段的有限性，人们对风水还是毁誉交加，但谁也不能否认，风水正以无法阻挡的势头转世回归。

    有人预言，它可能成为打开未来科学之门揭示人类未知领域的钥匙，还这个空间以应有的面貌──那就是，一个“人类最高利益与大自然充分发展高度谐调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