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p 常用rpc框架:耀邦家信] 耀邦叔叔——义薄云天的真人

　　——敬爱的耀邦叔叔……“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您不该离去，实在不该离去啊!我差不多十年没有去看过您：原因是您身负重任，非常之忙：而我，做为一个普通教师，也在忙。1987年初，当您突然从重要领导岗位下来时，我曾多么想去看看您，但又想，我去做什么呢?安慰吗?不，您不需要这些!我坚信您的伟大人格，早在十年浩劫时期，在您人生之旅的更早时期，您就将个人荣辱得失置之度外，您将个人的命运和民众的命运融于一体，无论身进身退，您都有一颗为民众操不完的心，您都会揽来为民众干不完的事，您哪有功夫顾及自己?哪有闲情为个人叹息?后来我从德平处得知，您仍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地工作，且有不少人去看您，我更放下了心。我和父母兄弟相约，得抽出时间一起去看望您……没想到今日的噩耗，如闷雷击心，令我和我的亲人们承受不起，我从悲痛中挣扎起来，骑车进城，来到您的灵堂前，面对您亲切的面影，抛洒我痛楚的泪水，耀邦叔叔，您实在不该离去!……

　　我知道，象我这样一个普通大学教师，没有可能去参加您的追悼会，我无法冲破这森严的等级之网，象悼念一位尊敬的师长和朋友那样，去参加您的葬礼，这更使我悲上加悲!所幸的是，自您起过重大作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开明，空气宽松，给知识分子以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我尚可用我这支笔，用一颗普通知识分子的心，写一点纪念您的文字。

　　我不想把您当做一尊神来膜拜。因为您，从来就不是神；还因为，在我结识您，并与您交往的那段岁月里，用您自己的话说，您也是“一个普通百姓。”我心目中的您，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您充满活力和热情，精力永远充沛，您自信，自尊而绝不自负；您待人平等，宽容,友善，没有官气而富有人情味。最令人钦佩的是您的真诚和正直;您对知识的渴望，尊重，孜孜以求，使您视野开阔，胸怀宽广，那种小生产者的自私，狭隘心肠和您根本不沾边;……想起您，就让我想起《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这正是您的形象－一个义薄云天，捍卫真理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形象。

　　回忆往事，我多么不幸，在十年浩劫时期经历了那么多磨难；而我又多么有幸，在不幸的境遇中结识了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老百姓”——耀邦叔叔。——当年我这样称呼您，今日还这样称呼您!

　　文革之初，我从北大毕业，到部队农场劳动，又被分回北京教书，在这三个地方均被当做“修正主义苗子”，“炮打谢富治的反革命嫌疑分子”，“5．16”阴谋分子而受私设公堂酷刑拷打，受批判，受审查，过了一关又一关，……加之我的父亲和公公都被列入“中央专案”

　　审查，我更被视为株连不赦的罪人……“黑帮子女”，受尽歧视和屈辱，无形的威压象沉重的磨盘一样碾压着我，同时也砥励着我，我用一个肩膀挑起劳动、工作和生活的重担，用另一个肩膀去承受个人和两个家庭遭遇的政治磨难。在人生旅途中艰难跋涉，我看到了许多恶人。他们的虚假、邪恶和丑陋，令我作呕而唾弃；也遇到更多善良的心，慰籍着我的心，许多温暖的手，扶助我前行，而耀邦叔叔是这些善者和智者之中最让我敬佩和感激的一位，他那峻洁的人格光辉，伴随我们度过劫难的深渊，也伴送我度过漫长的人生之旅。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一这就是铭刻于我心间的耀邦精神。

　　记得七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在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府右街人行道上，看守“牛棚”的老王――王宝（王旋）同志遇到了我，他不安地看看四周，没有熟人，便小声对我说：“你爸爸最近犯过两次心脏病，快想办法救他，不然就怕活不出去了!”说完便匆匆走开。爸爸被“隔离审查”已四年，一不准探视，二不准通信，三不准送钱物。爸爸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听了老王的话，我的心顿时紧缩起来，好心的老王，我真谢谢您，可我又如何救助爸爸呢?面对中南海的红墙，我感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离我是如此的近，又是如此的远。我曾经为下放干校的婆婆给总理送信，送到西门，西门不收。支我跑到陶然亭信访办，还是不收。万般无奈，只好将信投入邮筒，从此石沉大海无消息。我爸爸关押之处，和中南海只隔一道红墙。然而这墙是如此之高，我仰望飞进中南海的鸟群，真想插翅飞进中南海，我只有望鸟兴叹……我和弟弟相对无计，我们曾去找住中央统战部军代表，军代表说我爸爸属中央专案组管，他们无权过问；我们想到尚在工作的爸爸的战友，已寥寥无几，我们去找吧，会牵连别人，不找，又别无他法，想起爸爸的病情，不得不硬着头皮找上门去，试图乞求帮助，我们试探着说出来意，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答：“你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要耐心等待，中央一定会做出正确的结论。这无疑是普遍真理，无可挑剔!然而却救不了爸爸的命……我们象杨白劳离开黄世仁家那样，内心无比的屈辱，寒冷。退出那高楼深院，顶着那胡同里阴冷的卷着雪花的寒风，咀嚼着人性泯灭，世态炎凉，呼告无门的滋味……

　　在我们走投无路之时，母亲的学生胡小炜回京探亲，她知道我爸爸的情况后热情地说：“我带你们去找一个人――胡耀邦，他会帮助你们!”胡耀邦?我们共青团的书记，我们认识他，可他并不认识我们啊。他自己也处在被打倒的状态，我们怎么能连累他?他又如何能

　　帮助我们呢?我们带着一连串的疑虑，跟着小炜来到富强胡同2号－一耀邦叔叔的家。小炜将我们径直带往耀邦叔叔的书房。那是夜晚，耀邦叔叔正在灯下看书，见我们进来，便热情地走过来和我们握手。他身材矮小精干，十分精神。他招呼我们坐下，用和善而又自信的目光看着我和弟弟。文革五年以来，我看到过多少凶狠的眼神，歧视的脸色，冷漠的表情，顶好也只能见到怜悯的一瞥，因此第一次见面，耀邦叔叔那友善而又自信的目光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这目光使我忐忑的心逐渐安定下来，这颗冷漠而孤寂的心，似乎找到了一个归宿。耀邦叔叔点燃一支香烟吸着，烟雾缭绕，更增添几分温馨，我不知耀邦叔叔是否认识我爸爸，便将爸爸的经历，及被当做叛徒和走资派列入中央专案的情况，尽量客观地做了介绍，最后讲了爸爸生病的情况，我怕耽误耀邦叔叔的时间，又怕引起他的不耐烦，尽量讲得简要一些。而耀邦叔叔却听得十分专注，他的笑容消失了，显得严峻和忧虑，我的心好象更贴近了他，禁不住将积压心头四年的疑问向他倾诉：“中央专案组调查了四年，为什么还不做结论?我爸爸究竟有没有问题?问题到底有多大?……从小受着正统教育的我，把相信党和毛主席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达到迷信的程度，对自己的亲人反而产生疑问，加上四年来千万次“要划清界限!”的“再教育”，更教我无所适从。今天面对耀邦叔叔，我似乎是来寻找答案，更似乎是在宣泄

　　情绪。在那噤若寒蝉的岁月，即使是几十年的战友，过从甚密，也不敢随便讲一句公道话，而耀邦叔叔和我家又素无来往，我对他也不敢怀有什么奢望，他能同情我们也就不坏了。然而，出乎我和弟弟意料之外。耀邦叔叔低头掐灭了香烟，抬起头来，斩钉截铁地对我们说：“你爸爸有什么问题?他没有问题!他要是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好人了。你爸爸是抗大第二期十三队的支部书记，我是总政治部副主任，我了解他。他长期在白区工作，最忠诚，最老实，处理问题非常谨慎。他胆子小，夸张一点讲，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头。他跟我们当兵出身的不一样。”他很激动，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停住说：“这样的人，也审查四五年．整他干什么?他是一个大好人，在延安交际处，做了很多工作。”多少年来，我们第一次听到对爸爸的肯定评价，

　　态度是那样鲜明，那样的实事求是，这需要怎样的信任、了解和勇气，只有将个人一切置之度外的人，才敢于跟有权有势的中央专案组分庭抗礼!耀邦叔叔一语值千金，那滚烫的话语，使我们姐弟多年的积虑顿消，我们那冰冻的心，注入了暖流而热血沸腾，泯灭已久的自信心

　　和尊严感开始复苏起来……耀邦叔叔重新坐了下来，他关切地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我真诚地说：“一想到毛主席那么忙，那么大年纪．就不忍心麻烦他，想给周总理写信，可没有地方收信……”我将为婆婆送信无门的事告诉了他。他询问了我婆婆的情况，更为忧心忡忡，他又点燃一支烟。边吸烟，边对我们说：“你爸爸的处境很不好，这不是你们自家的私事，这是关系到党的干部政策的大问题。审查了这么多年还不做结论，人都要整死了。你们有义务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这不是找麻烦，应该让中央了解有关情况，下决心尽早解决干部问题。他想了一想又说：“你们还是给周总理写信吧。你爸爸从三十年代起就做上层统战工作，周总理对他很了解。写信不要提过多要求，只写一个问题，写你爸爸身体有病，心脏病老发作，眼睛患白内障已失明。你们只提一个要求：要求住院治病。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国民党的监狱还可以保外就医嘛!这封信先不提作结论的要求。要求太多，反而不易解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住身体，就可以熬到做结论。”我们听了他恳切而又切实可行的建议，真如暑天嚼冰，头脑立即清醒起来。我们姐弟如获至宝，就站起来告辞：“谢谢您，耀邦叔叔，我们现在就回去写信。”可耀邦叔叔伸手示意要我们坐下说：“不要急，不要急!我们在一起研究研究，这封信怎么写?怎样才能让周总理亲自看到?这是最重要的。”我和弟弟面面相觑，无计可施，便同时向耀邦叔叔投去期待的目光，期待他一定会授予锦囊妙计，耀邦叔叔十分认真地说：“你写信一定要言简意赅，言辞恳切。只写一页信纸，三四百字就够了。

　　因为周总理很忙，秘书一看见长信，就要做摘录，一摘录难免表达不准确，又要拖好几天时间。你们的信如果只有一页纸，简明扼要，就会被直接送到总理手中。你写字要一笔一画，要尽量规矩，字要写得大，让总理看起来省一点力气。”停了一下他又叮咛说：“信封上要写明落款，写明寄信人是统战部副部长金城之子。字也要写得大，写得规矩，这才能引起传递信件人的注意。他会尽快把信转递到总理手上．”耀邦叔叔为我们这封信，从内容到形式出了最周到细微的主意，他对老干部的爱护，对周总理的信赖和爱戴，对我们这些素昧平生的年青人的关怀体贴，令我们十分感动。初次结识，我们就感到庆幸，我们结识了一位最热情，最真诚，最正直无私的良师益友。

　　第二天，我将写好的信稿送给耀邦叔叔看，他连连称赞说：“写得好，言辞恳切感人，不愧为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我受了称赞，既欣慰又辛酸，忍不住说：“可惜我大学毕业不能研究文学，尽给爸爸写申诉了。”耀邦叔叔笑笑说：“这是暂时的，将来你能有机会研究你的专业的，我们国家大学毕业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些话今天看来已很平常，但在当时那种知识贬值，读书无用的年代，是令人惊奇而新鲜的。耀邦叔叔看了信封上的署名是“金矛”，我解释说：“我弟弟怕信落到造反派或专案组手里，怕连累我挨整，不让我署名。”我弟弟说：“我姐姐是党员，这几年挨了很多整。我是老百姓，学的是舰艇设计，受牵连转业回来。现在在一个工厂当工人，再整也把我整不到哪去了，所以由我来署名。”耀邦叔叔称赞弟弟的自我牺牲精神，也称赞我们家庭内部的团结。他说：“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你们家还没有攻破，你们经受了考验，你们要团结，还要和广大群众团结；群众不讲话，但心里很清楚：对人对事都有公论。”然后，他又兴奋地告诉我们：“我打听到了给周总理送信的门路，你们到中南海北门，北门对面有一排木板墙，墙内是正在施工的工地，板墙有一处缺口，你们走进缺口就会看见木板墙后面站着一位解放军同志，你们把信交给他，请他务必把信转交周总理。你们去试试看，我知道有人曾从这里给周总理送信，总理收到了。那位解放军战士会收下你们的信的。”迷津一经指点，我们惊喜交加，遵嘱将信送去，果然被收下。

　　后来经爸爸回忆，在我们送出信后不久的一天，有两位身穿军装的同志来看他，态度非常和气，主要询问他的健康状况，谈话后一直目送爸爸，看着他步履蹒跚地拄杖上楼,他们甚至还过来搀扶了他一把……不久，爸爸就被送进了北大医院。如果没有耀邦叔叔的直接指点和帮助，没有周总理的关怀，爸爸可能活不出四人帮的魔爪。如今爸爸尚在，而充满活力的耀邦叔叔却匆匆离去，怎不叫我全家悲痛欲绝!

　　当我们的信被收下时，我们曾经惊奇，耀邦叔叔本人正处在受迫害，半幽禁的状态之中，何以能够做到“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呢?从那以后，我们姐弟经常到耀邦叔叔家去．这个迷也就逐渐解开了。我们不再望着中南海的红墙，望着那可望而不可及的圣殿叹息。富强胡同二号成了我们这些“孤儿”的归宿。也成了我们与中南海联系的桥梁。在那里，我遇到过郑律成叔叔，王昆阿姨，王定国阿姨……遇到过许多黑帮子女。民主人士子女和著名文化人的亲属。虽然我们知道，在您的院子的上方，有被四人帮控制的专政机关的眼睛，日日夜夜，虎视眈眈监视着您和来往人员的行动。但您毫不畏惧，象关心我们姐弟那样为所有求助于您的人主持正义，指点迷津。给所有来访者以信心、力量、斗争勇气和斗争策略。富强胡同二号，象磁石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受难者，您的名声越来越大．找上门来的人越来越多，当我们遇到一些受难而走投无路的人时，就告诉他：“去找耀邦叔叔。只有他会帮助你!只有他不怕牵连，只有他刚直不阿，主持正义，敢讲真话……”我们给您找了许多麻烦，可您从不嫌烦，您总说：“我现在也是一个老百姓。”而我们却认为您是与人民同患难共忧乐的“不管部长”。您揽了许多，处理了许多棘手的问题，为党分忧，为民操劳。冬天，你那间正房就是接待室，中间有一面墙横隔开。里面是您的卧室，外间是书房兼客厅，无人来时您就读书，有人来时，您就接待。两边的厢房，是孩子们的住室和饭厅，经常有人等候您的接待，遇到吃饭的时候，您和李昭阿姨就招呼来访者吃饭。夏天,那座小小的院落就成了接待室，您经常坐在一把椅子上，穿着圆领汗衫，摇着蒲扇和大家谈天，我们则坐在院子四周的石台阶上，和您平等地、

　　无拘束地探讨各种问题，又十分倾心地聆听您的教诲……富强胡同2号，是航行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舟，它将许许多多落难之人救助上船，同舟共济，破浪前行。船上的舵手是那样的富于远见，富有胆识，又是那样的坦城，率直而富有同情心，在他身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融为一体，赢得了人们衷心爱戴和尊敬。

　　1972年冬天，接二连三的灾难又向我袭来。由于过分劳累，我的第二个孩子早产一个月，产后我的妊娠高血压一直降不下来，更不幸的是在孩子出生第七天，我那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的公公，突然病故。第八天，我那在干校中风半身不遂的婆婆(她在农机部长陈正人同志突然病故后，承蒙总理关怀，于那年5月回京，和我同住)又因肺炎发高烧41度，住进了医院。我丈夫既要对付公公的专案组料理公公的后事，又要去照顾婆婆，无暇顾及我和儿子。由于没有奶吃，营养不良，儿子出生35天也得了肺炎，高烧抽风住进了北大医院新生儿病房。我为公公的死而忧愤，又为婆婆和儿子担心，严重失眠头痛，血压更高。当我挣扎着到医院去探视小儿子时，街上来往的汽车都让我头晕目眩，步履维艰，每走过一根电线竿都要靠着歇息一下，才能继续前行。这个产假是真正的“惨假”。当我重回学校去上课时，人们惊讶地说：“你怎么过了一个产假，一下子老了十岁?”我为了避开划不清界限的嫌疑，家里的一连串遭遇对谁都不敢提。我只能投入紧张的工作，投入学生中去，说不清是为了献身教育事业，还是为解脱心中的郁闷和精神上的痛苦，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到了夏天，我的精神才从崩溃的边缘逐渐恢复过来，是我的学生和我的工作拯救了我，但我心中的郁闷始终不能消除。我丈夫从干校回京后，远在房山工作，我们怕婆婆受不了公公逝世噩耗的刺激，将公公去世的消息瞒了她三年，从来不会说谎的我，也不得不天天编谎话来隐瞒真情，这就更教我忧上加忧，愁上添愁。心中的不平能向谁去诉说?我们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耀邦叔叔。

　　73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我和爱人一起来到富强胡同2号——那熟悉的小院，院子里围坐着不少人，耀邦叔叔坐在椅子上摇着扇子和大家闲谈。见我们进来，招呼我们在石头台阶上坐下，询问了我爸爸和婆婆的情况，又问起我公公去世的情况。我们告诉他公公死后，造反派不准保留骨灰，经过力争，我们将骨灰存进了老山骨灰堂，但是专案组又不准用公公的真实姓名存放，我们就用公公带职下放当石家庄地委书记时的化名去存放……耀邦叔叔听了这些情况，沉默了一阵说：“我最后见到你公公是在文革初期，我们都在北京医院住院，我没有烟抽，就到他那里去讨烟，他给了我一条中华烟。后来，他被关起来，我也挨批斗，就再也没有机会还给他香烟。唉，我还欠着他一条香烟呢!……”说到这里，他又陷入了沉思。这件小事，我已听耀邦叔叔讲过不止一次，每次讲都是充满了感情，充满了遗憾。这次讲到这里，他又久久不语。后来我们说：“公公被关在卫戍区五年多，一直到死也没做结论。我们想给中央写信，要求给公公做出明确的结论．耀邦叔叔想了想说：“关于薄一波他们出狱的情况，在延安召开七大的时候，审查代表资格。有人提出过疑问，中央有过明确的结论。他们是经组织营救出狱。这次文化大革命，又搞什么‘叛徒集团’!现在人已不在了，可以要求专案组做结论，但是写信要不卑不亢，不要用刺激性语言，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不是出气，讲气话无助于解决问题。”临走时他又叮咛我们把爸爸照顾好，把陶大姐照顾好，要让他们多活几年。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正如耀邦叔叔所料，干部政策的落实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一直到四人帮倒台后两年，几经斗争和反复，爸爸、婆婆的结论都留有尾巴，公公的案子是属于刘少奇大案的组成部分，而刘少奇已被戴上三顶帽子开除出党，公公的案子也就遥遥无期地拖下去，沉重的包袱实在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抬不起头。但我们始终相信，历史是不容歪曲的，水落就会石出，真相一定要大白于天下。我们反复地帮助老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写申诉材料，和专案组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不懈的斗争，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几个人的名誉，也更是为了维护尊严，正义和真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又来到耀邦叔叔家，问他关于“叛徒集团”的案子，是否可能在全会上了结?耀邦叔叔说：“十年动乱留下很多冤案，天安门事件，刘少奇事件，叛徒集团事件，都是大案，要案。这些问题都会解决，但是斗争很复杂，中央专案组还在，他们辛辛苦苦整了十来年，罗织种种罪名，要全部推翻，他们不甘心。四人帮的残余还在起作用，有些要害部门，象中央组织部还被他们把持着，干部问题的解决要有一个过程，我也寄希望于这次全议，寄希望于叶帅等老一辈革命家，我也会努力去讲话。但是斗争是艰巨的，我不能保证这次会议一定能解决‘叛徒集团’的问题。但我相信最终是要解决的。你们要有信心，要有韧性的斗争精神，你们的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耀邦叔叔始终是如此，讲话坦诚、实在，从不空许愿，从不打包票，从不给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宁可讲七分话，干十二分事，而得到十分成绩，绝不象有的人那样，讲十二分话，干三分事，空口许诺，一事无成，哗众取宠。他总是言传身教，带领我们脚踏实地去与邪恶战斗。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能有一点实干精神的话，那是和耀邦叔叔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格熏陶分不开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比预料的好，好得多!”这是全会结束后，耀邦叔叔对去拜访他的人讲的第一句话。那天阳光明媚，虽是冬日，但院子里并无寒意，站了许多人，有几位扶杖老者被请到椅子上坐下，“小字辈”的人全都站着。耀邦叔叔象召开新闻发布会似的，容光焕发，精神振奋，从我结识他以来，从未见过他如此地高兴。他说：“三中全会开得出乎意料的好，九大、十大不用讲，这次会开得比八大好，可以和七大相比，是真正的团结胜利的大会……”当人们称赞耀邦同志对这次会议所发生的作用时，他谦逊地说：“主要是叶帅他们这些老一辈革命家起了决定性作用……”接着他请李昭阿姨把他的亲戚从新疆带来的西瓜切给大家吃。冬日的阳光下，大家吃着脆甜的新疆瓜，真是甜到了心里。人多瓜少，每人吃了一块就没有了。耀邦叔叔让李昭阿姨再拿点出来，李昭阿姨说：“一共只有一个瓜，全切了拿出来了。”耀邦叔叔伸着两只手遗憾地小声说：“真是，还没有吃够呢，就没有了……”大家都笑了起来，他此时真是坦率，纯真得象一个儿童。襟怀坦白，毫不做作，更无矫饰，这正是耀邦性格的魅力之所在。小院，象它的主人一样，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快活而轻松……

　　1989.4.28

　　上文一气写成后，才觉长舒了一口气。没想到竟存于箱底17年。今翻出，又想起几件事补写于后。

　　大约是在1978年，听说耀邦叔叔调到中央党校担任领导，我便骑着自行车飞跑到党校去找耀邦叔叔，请求他把我调进党校任教。耀邦叔叔让我坐下，对我说：“我知道你专业不对口，很苦恼，我对你很同情。虽然你的专业在党校也有用．但不是我们目前最急需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搞马列主义的，这十年四人帮把马列主义践踏得一塌糊涂，在理论上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我们急需的是真正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他点上一支烟，又叹了一口气说：“可是现在四人帮的残余还把持着许多部门，郭玉峰把持的中组部还卡着我们的脖子，我打报告问他要几十个名额的编制，想调一批专业人才，可他只给了我很有限的几个名额。按理说，党校也需要你的专业，但是我手中名额有限，我只能用这有限的名额调最急需的专业人才，所以目前不能调你来，你应当理解我。”顿了一下，他又说：“我很同情你，但是不能帮助你，我知道你的愿望，我会想办法介绍你到需要你的专业的单位去的……”接着他说了几个单位，并表示他愿推荐我去。

　　我知道耀邦叔叔面对百废待兴，举步维艰的境地……对他的理解和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觉得不能再耽误他的宝贵时间，便告辞出来。当我骑上车子回家时，我想，耀邦叔叔不但没有架子，还是一个多么坦率真诚的人啊！他对一个年青人的多次求助．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能办的事就热情帮助，办不到的事也如实相告，讲清道理，让我心服口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终于给“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平了反，公公的冤案得以昭雪，可惜他老人家没有活到这一天，想起他以59岁英年“病故”于冤狱之中，我们总是义愤难平。平反后，有关部门决定给他和另外二位难友补开追悼会，追悼会准备在政协礼堂举行。那是1979年l月，得此消息，我们跑去找耀邦叔叔，他那时已担任党中央的领导职务，我们提出希望他能代表中央致悼词。他低头沉思了一会说：“好!……唉，我还欠廖鲁言一条中华烟啊!”几年来，只要谈起廖鲁言，他就会回忆起在医院向他借烟的往事……后米，追悼会由李先念同志主持，耀邦叔叔代表中央和国务院致了悼词一－这一个迟到了6年的追悼仪式，终于使我们这些生者累累伤痕之心得到了些许抚慰。耀邦叔叔真是一个充满情意的人啊!

　　公公廖鲁言死得实在突然，而且疑点丛生。比如，公公的病历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公公住院后，曾经被注射了大剂量的葡萄糖。而他在文革前就早已患有糖尿病。这种“注射”是否谋杀?公公是自己走进医院的，入院时还因肚子饿，向看守他的解放军战士借过二两粮票买了点心吃，怎么入院不到24小时就被切开了气管，就……我们怎能善罢甘休?如果是谋杀，一定要找出凶手，绳之以法，为公公报仇雪恨。于是，在追悼会开过之后，我和廖玉拿着公公的病历去向耀邦叔叔求助，请他指点我们如何才能查出凶手绳之以法?耀邦叔叔沉思了片刻说：“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杀父之仇，怎么能善罢甘休呢?……”顿了一下，他又说：“要说罪人，最大的罪人就是四人帮，他们已经被抓起来了，还要进行审判；他们犯下的罪行是死有余辜的，对他们绳之以法，就是替你们，替刘少奇、陶铸、彭老总、贺老总……替千千万万死于非命的老干部和老百姓报了仇……”他吸完一支烟，又点上一支烟：“十年动乱，那是一段残酷的历史，问题很多，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擒贼先擒王嘛！至于下面的那些人，真正心甘情愿跟着四人帮的铁杆分子也有，但那是少数，真正的坏人，投机分子，总是要暴露出来的，人民不会放过他们的!下面的那些人，包括专案组的人，医生，警卫……大多数是执行者，其中多数人是认识问题，经过教育是可以转变的；有些人，他们是被迫执行的，对这些人，要教育帮助，也要等待，你们对他们要宽容一点。如果也象四人帮那样，打击面很大，斗来斗去，是不利于革命大局的。你们在文革中表现很好，很坚强，但是还要学会宽容。我们的国家现在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向前看，把国家建设富强。我们要多向前看，不要老是向后看。你们都有专业技术知识，现在可以大显身手了……所以，我劝你们就不要再去追究下面的那些人了，你们看怎么样?”我们听了，觉得有道理，一个国家要建设，要发展，不能总是斗来斗去。应当顾全大局，向前看。一个革命者，不能总是陷于私我的小圈子里，应当有开阔的胸襟……耀邦叔叔又问了我婆婆的健康情况，嘱咐我们要照顾好她老人家。

　　我们每次去看耀邦叔叔，都从他那谆谆教诲中深受教益。他总是那么平等，一点架子都没有。我们敢向他打开心扉，无所顾忌地谈出自己的想法。即使说错话，也不会受到训斥，而是得到循循善诱的纠正和引导，他真是一位良师益友。

　　由于耀邦叔叔的指点，我们给周总理写信求助，终于使爸爸得以住院治疗，保住了一条命，以至于1976年他查出恶性肿瘤又能得到及时治疗。爸爸终于亲眼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看到了三中全会的胜利。爸爸精神大好，欣喜之际，一天，他命我陪他去看望并感谢耀邦叔叔。当爸爸拄着拐杖在我搀扶下跨入小院的门槛时，拐杖点地的笃笃声惊动了正在书房看书的耀邦叔叔，他开门出来，跑下台阶，把我爸爸搀扶进书房。坐定之后，他问候了爸爸的健康情况，又讲了形势，他情绪焕然，对我爸爸治病的疗效也很乐观，说了许多安慰和鼓励的话。他对爸爸说：“你是一位老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为党做了许多工作，这十年受了很多折磨，头发都白了。你身患沉疴，但是很顽强，很乐观……你今后的任务有两条，一是好好治病。休养生息，延年益寿；第二，就是写一本回忆录，把你在延安交际处的工作好好回忆一下，记录下来。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的成熟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成熟了，你帮助毛主席、周副主席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应当总结一下，留给后人研究，那是党史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党的宝贵财富。你那段工作非常重要，也很有成绩，应当把它写出来，出一本书。你的问题(中央专案)还留有尾巴，但一定会彻底解决的。落实政策以后，你就不要再担任实职了，做做顾问就行了。主要是完成那两个任务，主要是延年益寿！他又说：“四人帮这十年，把中国推向灾难的深渊，要拨乱反正，清理政治思想界的混乱，要恢复和振兴经济，我们党有很多事要做。现在急需要把年青人提拔起来，叫他们挑重担。你要支持年青人，帮助他们走上领导岗位，接好班……”爸爸原本就是个淡泊名利的人，昕了这番话，频频点头。当我们跟耀邦叔叔告别时，他一直送到院子门口，并拱手对爸爸再三祝福说：“延年益寿，延年益寿!”

　　从此后，爸爸除了治病，就全力以赴写回忆录。他多次亲自到中央档案馆查阅历史档案，还亲自登门拜访延安时期的老同事，老战友。1986年，爸爸写的《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我们给耀邦叔叔送了一本书去，耀邦叔叔非常高兴。

　　在爸爸担任统战部顾问和政协常委期间，还抱病到上海等地，亲自搞调查研究，发现基层统战工作在十年动乱中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党外同志冤案没有平反，要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处处遇到阻力，真是问题成堆，困难成堆。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爸爸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他总结归纳了统战工作面临的几个重大问题，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这份报告得到耀邦叔叔的高度重视，他在文中做了多处批示，最后又把这份报告批转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请他们重视采纳爸爸的意见和建议。这使爸爸很受感动。

　　后来耀邦叔叔虽然很忙，但当他得知我爸身体欠安时，还派儿子德平来我家中看望……

　　记得，有一次我到北京医院去看我爸爸，不知怎么回忆起延安生活。爸爸又告诉了我一件事，他说：“我跟你妈妈结婚时，在延安新市场摆了一桌酒，耀邦同志也来喝了喜酒，他还是我们的证婚人呢!”那时我父母都刚从抗大毕业不久……这也是我原来不知道的事。怪不得，耀邦叔叔对我爸那么了解，那么熟悉!原来，他们相识的年代比我的岁数还大呢。真诚，坦率，重情义，这就是耀邦叔叔……

　　2005年11月21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