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 中国曾为“两个元旦”而纠结
中国在1912之前，单一使用本国“历法”，只有一个“年”，一个“元旦”。夏历也就是现在所言的农历，在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但这种局面在民国成立时，被历史性打破。
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1月2日，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
“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议决，由本总统颁行。订定于阳历正月十五日，补祝新年。请布告。孙文。” 同年1月颁布临时大总统令《命内务部编印历书令》：“兹经本院（参议院）开会议决如下：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通电发出之后，中国出现了两个元旦两个年，政府和民间进入为过“哪个年”而纠结时段。
孙中山倡导改用阳历，是因为他认为必须学习西洋，中国应该与世界接轨。当时正值世界改历运动兴起。因此，革命的中国决定废除旧历而改用西历，这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然步骤。
但同时“新旧二历并存”也显示出孙中山的改历思想是希望“中西合璧”，最终以新夏历达到“世界大同”：
“我国阴历自轩辕时代创行至今，沿用数千年之久，中经五十余次更改。其法原较阳历为善，惟闰月一层，不便国家预算。光复之初，议改阳历，乃应付环境一时权宜之办法，并非永久固定不能改变之事。以后我国仍应精研历法，另行改良，以求适宜于国计民情，使世界各国一律改用我国之历，达于大同之域，庶为我国之光荣。”
可以说，孙中山的“中西结合”思想始终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而接下来的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就缺乏这样现代化意识了。
继孙中山历法改革之后，袁世凯也进行了立法“改革”。定四时节：
“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
然而“夏节”、“秋节”、“冬节”的制度没有被保留下来，而称正月初一为“春节”并放假休息，则一直沿用下来。我国古代多以立春为春节，袁世凯却把阴历元旦“过大年”改称“春节”，致使严冬过“春节”名实相悖，且更阻滞了我国历法的改革创新。袁世凯的改历虽有顺从民俗的一面，但从改历大局来看却是历史的倒退。一如他从“民国大总统”倒退为“中华帝国的皇帝”的梦想一般。
1930年，南京政府秉承孙中山“现代化”思想，进行“废除旧历”改革。但是，这一次他们矫枉过正，甚至想把夏历变成历史，立即遭到民间强烈抵触。
“西历”与“夏历”问题上的冲突，集中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是政府激进，还是民众顽固？在西历与夏历对峙与冲突的背后，究竟暗含着怎样的文化意蕴？
夏历与西历。可分别代表汉才和洋才。
夏历与西历各有短长，一个是围着月亮转，一个是围着太阳转。
由于夏历协调了月球公转的周期，你一看日历就可以知道，当天夜里的能见度如何。夏历的最有价值之处,是设置了二十四节气，便于安排农作。
然而夏历的缺点也很明显，每年的同一历月的天数并不确定，不方便统计天数；不方便较长时间的区别，也不方便记忆。
西历只管太阳，没有月亮，相对来说算法简单，天数基本固定，误差较小。但单轨制的太阳历法，一年四季各季的长短不同，各月的日数不等，大小月的排列无规律。
夏历与西历的优缺点也可以视为中西文化的差别缩影。而两历并用，取长补短，才能最大程度地综合两种历法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
国民政府在废除旧历岁时年节问题上之所以受到民间社会的顽强抵制与舆论的严厉批评，与它在认识上的误区和采用办法的过激有直接关系。而这种误区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对旧历的性质认识不清，对旧历的合理性认识不明，对习俗变革的难度估计严重不足。
采用西历，对中国政治经济上的进步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政治上是一种革新的标志，“是革新的初步”，经济上“可以解除预算的障碍，增进农事的便利”。因此，采用阳历并将之定为“国历”，社会各界在理智上能够理解并接受的。
然而，那时的国民政府是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阴阳历的。既然阳历是世界上最科学通行的历法，那么旧历自然就是“不科学的不准确的历法”，“推行国历”，势必要“废除旧历”。国民政府将旧历与国历对立起来，将旧历年与国历年对立起来，一再强调“非废除旧历无以普用国历”，从而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官厅以为要创造新中国，非扫除旧有的一切迷信陋习和封建思想不可，要扫除迷信陋习，非废旧历不可，要除旧历非禁止过旧历年不可。”
这种认识决定了政府在辞旧迎新的过激办法。
国民政府“鼎革之后，改正朔，易服色，凡属旧迹，必除之务尽”的激进做法，一度上纲上线：“沿用旧历，就是奉行满清的正朔，也就是民国的叛徒。”将民众因日常生活习惯而沿用旧历，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一概斥之为“民国的叛徒”，显然是牵强的。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多数民众已经采纳了民国纪年，奉行民国的政令，并没有奉行满清的“正朔”：“普通一般人民对于阳历节固遵奉正朔，而对于阴历年节仍保持旧观念。风俗习惯深入人心，虽政府申禁，而行之如故。”
一般人们对政府推行国历虽能理解，但对它将阴历视为“封建专制”的极端做法并不赞同：“今政府从世界所同，而用格勒果历，虽不无理由，而谓旧日之阴阳合历，为封建专制之迹，则无理之尤也。”《大公报》批评说：“记得去年宣传国历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标语：‘奉行阴历的就是反革命’。现在，想一想一切，不禁的要‘悚然’了。”
过激的口号及暴烈的举动，必然造成作为推行者的政府与奉行者的民众之间的冲突，也妨碍了国历之推行。民众将阳历视为“洋历”，将阳历新年视为“鬼子年”，便是非常典型的例证。
政府在对待传统方面的过激举措，不仅一般民众不能接受，就是知识界许多人亦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对于推行阳历虽在理智上赞同，但在情感上还是顾恋旧历年，对政府强制废除旧历年表示不理解与不赞同，因而发出质疑：
“阴历是从上古传下来的，现在楞要废了，算什么事？”有人诘难说：“什么推行国历，那不过是抄袭外来的东西，这些的所谓国历，也不见得比咱们的旧历怎样的方便，咱们的国家可惜太弱了，所以这些旧历也蒙罩了一个不幸的‘禁止’的缭锁。”
民国废除旧历运动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与因为它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活跃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中国奉行旧历，已历数十世纪，民众物质生活以至精神生活，“莫不依为绳尺”，国民政府骤然间废除旧历，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数千年中国的民众日常习惯，而且是几千年来中国民众所赖以生活的深厚的风俗文化。因此，看似简单的变更日期，实际上包含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也意味着这场社会变革的难度，远远超出了当时推行者的预料。
既然旧历有其合理性，而国历不能不推行，那么唯一的出路，便是如何将国历与旧历进行调适。但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融入式的化学反应。
传统不能抹杀，现代化又是大势所趋，国民政府的历法运动最终回归孙中山“中西合璧”的本位。国民政府改变了“旧历既废，则凡附带之旧习惯应一律废除，免留痕迹”的过激办法，采取“取渐衰渐胜之道”的变通办法。
正是在这种政府寻求变通之道、向民间社会作有限的妥协与退让，同时民众受潜移默化影响逐渐参与国历庆典的相互调适中，国历及其节日逐渐为社会各界认同，从而改变了民初那种旧历为主、国历为附的格局。
在30年代初以后，逐步确立了国历在整个社会上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种以国历为主、旧历为附的新局面。中国逐渐被拧在了世界时钟的发条上。民间接受西历新年为“元旦”、政府沿称夏历元旦为“春节”，列为国家第一传统节日，等于间接承认夏历新年为民间“大年”。
回望历史长河，深感中国人在中西合壁的作为上并不缺少智慧，尽管在夏历与西历合壁样本中，显然确立的是“西历为体，夏历为用”，但这正是直面世界潮流、面向未来的积极进取方式。“西历为体”并不影响我们把传统日历中的大年初一当成最大的节日来过。中国人一边日常与世界大家庭同步“公历”，一边在特殊的日子里尽享旧历中的传统节日。这岂不是中西合璧的难得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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