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inoese QUARTZ:中国人真需要一条鞭子来抽打奴性？

三年前，成龙一句“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被无数人口诛笔伐。三年后，喧哗、违章、胡作非为……韩寒笔下的国人“自由”众生相，却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混乱无序的国人和日本人鞭子下规规矩矩排队的“支那”顺民，是如此的矛盾又统一。中国人站起来了这么多年，今天依然需要一根鞭子来抽打我们吗？

有鞭子顺民，没鞭子暴民。我们离守规矩的公民，还很远。

梁实秋：近日有位叫韩寒的年轻人，撰文说中国人素质低，似乎大家不乐意。我看了下，“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真叫人看得气不打一处来。怎么日本人走后，国人反而更没规矩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么多年，还缺日本人那根鞭子么？

商鞅：中国人守不守规矩，跟日本人有何关系？

梁实秋：这你有所不知了。抗战的时候，大家在车站购票从来不排队。但是日本人占领车站后，秩序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个日本兵拿着鞭子来回巡视，看到有插队的，就扬起鞭子狠狠给他一下。我本以为，抗战胜了这许多年，GDP涨了这许多年，国人总该学会点规矩了，没想到，反而不如当初被奴役之时。

明恩溥：在中国传教几十年，你们中国人的不懂规矩，我是领教过了。就拿北京来说，北京街道算宽阔吧。街道两旁，摆满了本不应存在的货摊，杀猪的、剃头的、流动的食摊、木匠、箍桶匠，还有各种手艺人，都在路边安营扎寨，甚至还有妇女抱出被褥，当街摆开晾晒——自家的小院子哪有马路边宽阔。

商鞅：这么乱，无人管？

明恩溥：皇上要经过的时候，就搬开。皇上刚刚过去，又搬回到老地方了。有人管就井然有序，没人管就一团乱麻。正如梁公所说，中国人缺鞭子。

商鞅：还真缺。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如此：有鞭子时为顺民，无鞭子时变暴民。若非如此，我何苦推严刑峻法，又何苦落下这“残暴”之名？为何连坐？不就是因为国人惯于投机取巧逃脱刑罚么？为何车裂？不就是怕刑罚不重暴民屡教不改么。

梁实秋：国人总是在顺民和暴民之间游走。

何为顺民？今人张庆达不是说了么：冤死不告官，屈死不上访，人打我的左脸，就把右脸也伸过去……一个字，“忍”！“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识时务者为俊杰”……忍天灾、忍人祸、忍社会不公、忍命运无常……合不合理都接受，没有他们不能忍的事。

而暴民呢，合不合理都不接受。就像韩寒所说，他们要的，是“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

说民主，要自由，问题是，今天中国有合格的公民吗？

商鞅：对待这样的国民，一定要狠狠地扬起你的鞭子。也就是我当时推行的“轻罪重刑”——即使犯了很轻的“罪”，也要处以极重的刑罚。喜欢把灰倒在路上是吗？那就处以黥刑。要知道，额头上用刀刺上字，再涂上墨，可是一辈子去不掉的。你愿意为随地倒垃圾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明恩溥：这样严厉的刑罚，我美利坚未曾有过。不会引起反抗吗？

商鞅：你在中国呆了几十年，还是不懂中国人呐。中国人是惯于被奴役的，被管制的。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中国大陆的民众被问及是否愿被人管，仍有四成人“想被人管”，两成人“无所谓”。我想问问韩寒，你谈民主，论自由，是否有问过，还有多少人在想着“被人管”？

礼仪之邦的国民为何总是学不会守规矩？

中国人被“牧”太久了，渐渐不会自己思考了。

雍正：不守规矩？不可能。

明恩溥：为什么？

雍正：因为不守规矩的，都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果百姓不把我爱新觉罗的规矩放在眼里，那我就得检讨检讨了。就拿你们所称的“清代文字狱第一人首”吕留良来说，我大清朝建立数十年，待其不薄，为吕氏养育其子孙无数，他背地竟然妄图逆天行道，颠覆本朝。罪无可恕、大逆不道！虽其人已故，但一死绝不足以谢天下。故我命人将吕氏开棺戮尸，公开示众。

我就不信，杀他几个，还有人学不会我朝的规矩。

明恩溥：你的规矩，他们确实学不会。

因为你的规矩，并非天下百姓认可的规矩。将百姓并不认可的规矩，强加他们身上，他们又如何心悦诚服地遵守呢？

我也曾在你们大清朝生活几十年，深深感觉到，你们中国人对规则的理解是“别人管”，需要别人盯着自己遵守规则。可没有管制者是如影随形地跟着每个人的，所以当一个人感觉不被盯着的时候，他就会不讲规则。在这种“服从命令”的规则想象中，遵守规则是一种负担，而不守规则能找到一种占便宜得利的感觉，甚至会在违规中产生一种逃避惩罚的快感。

段光清：而且有时候，并不是大家不想守规矩。

我经历过这么一件事儿：一天，我的几个佃户和邻居找到我，说衙役敲诈勒索，诬陷他们窝赃，要把他们抓起来拘留。窝赃是很严重的罪，可能被关进班房里暴打一顿。这几个人说，要把我们弄进去怎么办。我说，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敲你们一笔钱。咱们干脆大家凑点钱，我去跟他谈判，我对他说，我们每年给你一笔辛苦费，你以后再别用这个手段来栽赃。结果大家都很愿意，被栽赃的那些老百姓踊跃掏钱，衙役也很高兴。

明恩溥：当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同样一批人的时候，潜规则就这样诞生了。

但是中国人也没有自己制定规则的欲望。你们有个说法叫“牧民之官”，官员像管牛羊一样管着自己的人民。可能是被“牧”太久了吧，渐渐不会自己思考了。

我的朋友古伯察先生，对此感触颇深。1851年，道光皇帝去世。古伯察想和中国人讨论下继承人问题，竟无人感兴趣。有人还不无讽刺地说：“干吗要去伤精费神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管吧。别让咱们白操那份心。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 给每个人心底埋下一根叫“公德”的鞭子

日军在中国用鞭子维护秩序，在本国，却并不需要。

嘉纳治五郎：我也说说“鞭子”吧。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皇军在贵国需要靠鞭子“帮”大家排队，在我们日本国内是不需要的。为何？公德心。

何为公德心？借梁启超的话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根据我在中国考察的观感，中国民众普遍缺少公德心。

杨度对话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中国人普遍缺少“公德”心

商鞅：贵国公民遵守规矩的风气，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前不久，贵国大地震时井然有序的表现，就令我不少国民感到无比汗颜。

你所说的以精神教育改善我国民心性的方法，与孔老夫子“以德治国”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我仍认为，仅仅依靠精神教育可能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当下之中国，已经不仅仅是道德败坏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体系日渐混乱败坏的问题。总有一部分人不守规矩：黄牛倒卖火车票，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结党营私，萝卜招聘，处处走关系、走后门，阴谋阳谋，无所不用，这样的环境下，就算通过精神教育，培养出一批批“品性纯洁”的高素质人才，一旦放到社会这个大染缸中，还不是前赴后继地被染成五颜六色？

嘉纳治五郎：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官员腐败，抑或商贾欺诈，都源于“无公德之教育，故有此不成人格之种类”。解决的办法，惟通过精神教育“移其根性”。但公德教育并非孤立，社会体系也亟需净化。

商鞅：是的。当生存都举步维艰的时候，却要国民洁身自好，这有点强人所难。只有社会足够公平、公正、民主、透明，我们精神教育的努力才不至于白费。而要做到这些，恐怕还得回归到民主与法制建设这条“鞭子”上来。这一鞭，要抽得狠，要把中国体制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打脱落了，再配以公德心教育来予以治疗，这样，中国人才能完全不需要那条鞭子，因为他们心中已有一条鞭子，时时在鞭策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