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卷有疑》试读：名言的张冠李戴与移花接木

文/胡文辉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似有两大显学：一是《红楼梦》研究，一是鲁迅研究。但时移世异，风气逆转，鲁迅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近20年来，当意识形态的光环散去，鲁迅也就走下了神坛，当年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文献，还能存留下来不失价值的，恐怕多是那些就事论事的考证吧。
我的老师，原中山大学教授李伟江先生，长期研究鲁迅、左翼文学及现代文学史料学，在他去世7年之后，他一生的心血《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岳麓书社2007年版)，最近终于出版。这部遗著，既是他个人学术生涯的一个墓志铭，也可以视作鲁迅研究的一个墓志铭;通过阅读这部遗著，我不仅是在怀念一个踏实学人的一生，也似乎是在凭吊鲁迅研究史的往日繁华。
李先生在文集中，分别考订了鲁迅与中山大学、鲁迅与广东报刊、鲁迅在粤港讲演等专题，而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共产党是火车头……”一段话的由来》一篇。以下仅谈谈我读此文后的感想，但取一瓢，而不及其余。
曾有不少语录、手册和文章，都称鲁迅对日本友人说过“共产党是火车头……”这样的话，李先生在此文中澄清，这只是由于翻译不准确而导致的张冠李戴，鲁迅原话的中译应作：“国民党把有为的青年推进了陷阱。最初(他们)说，共产党是火车头，国民党是列车;由于共产党带着国民党，革命才会成功……所以青年们都很感动，当了共产党。而现在又突然因为是共产党的缘故，把他们统统杀掉了。”这段话是针对国民党清共而言，由上下文看，“共产党是火车头……”的主语显然是国民党，鲁迅只是转引国民党方面的话语，以指责他们反复无常、欺骗青年。李先生进而寻根究底，挖掘出鲁迅这段引语的始作俑者，应是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1926年11月的演说：“中国共产党好像机关车，国民党好像货车，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好像人车货车套上机关车;没有机关车断不容易把中国的革命载到世界革命队伍里去。”这是戴氏在国共合作期间，有意迎合苏俄顾问鲍罗廷而说的门面话。所谓“机关车”，也即后来通称的火车头。
我所以特别留意这篇考证，是因为类似将名言张冠李戴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我曾在《敦煌学与爱国/民族主义》(《最是文人》，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里指出：大凡讲到敦煌学，一般多喜欢引用陈寅恪“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话，其实陈氏原话见于《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作：“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可见，这句话既非出于陈氏本人之口，陈氏本人对此也未必认同。又如世俗都将“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当作徐悲鸿的妙语，但徐氏早在《悲鸿自述》里明白交代，他早年在离开宜兴女子学校时，国文教授张祖芬临别赠言：“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愿受鄙言，敬与君别。”(《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2005年版)后来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也重复了此说，只不过将张祖芬的赠言译成白话：“我希望你记住两句话：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你，就送你这两句嘉言吧!”(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以上数例，是将名言的原创者误植;还有一种情况更为恶劣，是对名言故作曲解。过去批判胡适时，多指责胡氏所说的“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一语，但我的朋友谢泳先生写过一篇《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指出这句话实出于偷梁换柱，原始出处应是胡氏介绍詹姆士实在论哲学的《实验主义》一文：“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所谓“历史是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的比喻，就是将这里“实在”偷偷改成“历史”，如此就轻巧地完成了对胡氏本义的歪曲。谢泳更举出冯友兰20世纪50年代的批胡文章为例，冯氏当时在《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底政治路线底关系》中对胡氏的话做了移花接木：“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谢泳认为，“历史是个小姑娘”这句话的广泛流传，或许就与冯友兰此文有关。这是很有价值的辨析，跟李先生《“共产党是火车头……”一段话的由来》一文有异曲同工的意味。
此外，还可以为谢泳补充一个有趣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末，哲学史家方立天先生在《评“四人帮”在中国哲学史方法上的实用主义》中有这样一段：“‘四人帮’信奉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胡适文存》一集卷二)……的实用主义历史观。”(《中国哲学史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作者表面上引用原文，并注明出自《胡适文存》，实际上却将原文中作为哲学名词的“实在”，当作虚词来使用——“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居然就成了“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
同样的情形，也见于季羡林先生笔下。1990年季先生在《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的序言中说：“寅恪先生对共产党什么态度呢?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中讲到，寅恪先生有一次对他说，他赞成communism(共产主义)，但反对Russian communism(俄国式共产主义)。”(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1999年他在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发言，再次提到：“陈先生对共产主义是什么态度?现在一些人认为他反对共产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大家看一看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他用英文写了几个字说陈先生赞成communism，但反对Russian communism，即陈先生赞成共产主义，反对俄罗斯式的共产主义。浦江清写日记，当时不敢写‘共产’两个字，用了英语。说陈先生反对共产主义是不符事实的。”(《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其实浦江清日记的原文是：“他不反对communism，但他不赞成Russian communism。”(《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扉页，三联书店1999年增补本)原文明明只是消极的“不反对”，到了季先生那里，就变为积极的“赞成”了。
由以上列举的例证可知，对名言的误植或歪曲，绝非偶然。错误并非无缘无故地发生，而往往有其思想背景和动机。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归于陈寅恪名下，将“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归于徐悲鸿名下，那是因为大家都希望借名人的光环，以加重言论的分量;当我们需要证实鲁迅信仰共产主义、认同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是火车头”这种话也就顺理成章地出自鲁迅之口;当我们需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历史观的时候，胡适也就顺理成章地说出“历史像个小姑娘”这种奇谈怪论;当我们需要证明陈寅恪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时候，陈寅恪也就顺理成章地表态“赞成共产主义”。这些误植或歪曲，或恰好切合时代精神的大气候，或恰好符合引用者个人的价值取向;换句话说，被误植被歪曲的文本，更符合引用者的需要，尤其是政治上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需要，就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文本，文本“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啊!
尤其需要反省的是，误植或歪曲不仅出于大众无知的以讹传讹，更出于学者有意的将错就错。连学界名流都可以肆意地曲解前贤，又何怪乎今天的小市民们流言满天飞呢?
还是再回到李伟江先生那里。我想，李先生对鲁迅的认知和信仰，并没有能超出那个时代，他眼中的鲁迅，恐怕仍是光环笼罩下的鲁迅。尽管如此，他绝不抹杀证据，绝不隐没事实，即使他希望发掘出更多鲁迅转向共产主义的新史料，他仍死心眼地争辩，“共产党是火车头……”并不是鲁迅自己的话。考虑到《“共产党是火车头……”一段话的由来》一文最初的发表时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仍是学术界春寒料峭的时代，就更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