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亲历

“风暴眼”中的叙利亚

 这些是我对叙利亚的亲眼观察，但我不能告诉读者，这些就是真相。

○本报记者 包丽敏发自大马士革

○本报记者 贺延光摄                                     

我们是在一个微妙的时间到达了叙利亚，阿拉伯动荡中新的“风暴眼”。

    当我们收到叙利亚旅游部发来的邀请时，这个地中海东岸的阿拉伯国家正面临巨大压力。自从2011年3月一些地区出现反政府示威，要求民主和自由，并遭到政府军强力镇压以来，人们能从媒体上读到的，大多是各种流血暴力冲突的消息，以及中美俄等大国围绕它展开的角力和博弈。

    先是欧盟、美国和阿拉伯联盟相继宣布对叙利亚实施制裁，再是11月阿盟非常罕见地冻结了叙利亚的成员资格，随后联合国发布报告，通过223位受害者和证人的证言，披露出叙利亚军警和安全部队以各种残暴手段实施虐杀、强奸等侵犯人权的罪行，比如当着家人的面强暴一名男童。据联合国估计，叙利亚死于冲突的人数已超过5000人。

    美国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早已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军队倒戈的消息不时传出，据称由倒戈军人组成的“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简称FSA）在土耳其组建，并开始袭击政府军和政府部门。一部分反对派组织公开要求国际社会设立禁飞区，外界开始热议的是，叙利亚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利比亚，巴沙尔政权会不会崩溃。更有一些分析警告说，这个国家已经到了内战的边缘。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12月上旬，我们接到了该国驻华大使馆旅游处邀请。该邀请绕过外交部，是以民间访问的方式。

    我坐在大使馆里办签证时，一等秘书一边审核我的资料，一边问我：“你印象中叙利亚怎么样？”我犹豫了一下，答道：“好像不大稳定。”

    “不，你错了。”一等秘书说，“叙利亚非常稳定，非常安全，局势完全可控。”他很快在我的护照上盖好公章，递给我。“相信你会旅行愉快，享受美景，”他呵呵笑着，“以及美食。”

    似乎从那间不大的办公室开始，叙利亚这个“风暴眼”中的西亚国家，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向我们展示与先前所闻不同的另一面。此后的行程中，我们也一再被告知：“西方媒体在撒谎，我们要让你们看看真实的叙利亚究竟什么样。”

    这个民间访问团一行16人，一些新闻媒体的记者，一些旅游类媒体的记者，一家电视台，一家博客网站，以及两位国际问题学者，当地时间12月18日下午到达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看到的一切“很脱节”

    这是一趟混搭的旅行。许多时候，旅程安排得真像是一场休闲游。我们被领着去游览大马士革老城，参观最大的清真寺、中世纪城堡遗迹、古老的修道院，穿过那些曲曲折折的老街，到由老房子改建成的餐馆吃饭，去游客们通常喜欢去的巴扎（集市）购物。

    这些时候，我简直恍惚：这难道是那个据说可能会发生内战的国家？生活看上去似乎一切正常。街上店铺都开着，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果蔬食品摆满了货架。大清真寺里，人们虔诚地做祷告；寺外，年轻的父母领着自己的孩子，给一群鸽子喂食。多么休闲的午后。

    然而只需打开网络，就能看到未经核实的消息和视频不断涌来：就在离大马士革车程两三小时以外的一些地方，镇压在继续，流血事件和枪战在发生，不时有死伤数字传出。

    一路上见到的普通叙利亚人好奇地向来访者张望，几乎无不脸上洋溢起笑容，热情地打着招呼。有那么几次，我们坐在大巴车里从路上驶过，路边竟然有叙利亚人遥遥站着向我们挥手致意。孩子、年轻人、老人，都可能叫住你，用简单的英文或者比划着手势，要你给他们照相。他们如此热情，以至于同行的博联社内容总监阮聿泓感叹说：“我来这儿以后跟国内最大的不同，就是见到陌生人会笑了。”

    另一些时候，我们会见这个国家的高级官员，从旅游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第二大城市阿勒颇的市长到总统顾问，还有大穆夫提等宗教领袖，谈当下的严峻局势。宗教领袖们告诉我们，在叙利亚这个国家，各种宗教、教派怎样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而政府高官们则几乎无一例外发表了相同意思的演说：眼下叙利亚正在发生的这些动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阴谋；正在与政府军作战的，是被外来势力收买了的“武装恐怖团伙”，他们杀害无辜，破坏稳定；政府正推进各种改革，而这些人无疑是要破坏改革。这些也正是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和通讯社等官方媒体一遍遍告诉国内民众的。

    这一切，就像美国广播公司资深女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在专访总统巴沙尔之后，在节目中用一个词来形容她的感受：“脱节。”

    民众看法上的割裂也不难发现。网上各种视频和照片里，反政府示威声势浩荡，而现实里，我们也不止一次看到街头一群群年轻人拿着总统头像、挥舞着小国旗去参加支持政府的游行。

    不少叙利亚人不失时机地表达对政府和总统的“热爱”。比如在一个巴扎，我们突然被一群小学生围住，他们先是争着让中国记者们给他们拍照，然后又蹦又跳地、有节奏地喊起了支持总统的口号，以及“谢谢，中国！”——因为中国与俄罗斯在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投了否决票。

    一路上我们听到不少叙利亚人喊着“谢谢中国”，比如在老城区，一辆皮卡开过去，司机高喊一句“谢谢中国”，然后还从车窗里伸出手来竖起大拇指。

    虽然所有行程都由叙利亚官方安排，一路都有穿制服的军警和便衣严加安保，在阿勒颇市的两天甚至一路都是警车开道，但异议者的声音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冒出来。比如，一位高级官员会私下跟我说，其实任何政党都可能犯错误；而我们遇到的一个17岁高中生则毫不掩饰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对官办媒体的厌恶。

    其中比较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阿勒颇的一处古城堡遗址。一群据说前来游览的小学女生，在一块空地就着音乐热闹地唱起爱国流行歌曲，但突然，人群中不知是谁打开了反对派组织的旗帜，然后很快被随行的安保人员收走。

    制裁、便衣和恐怖袭击

    我们再三要求去被视为“震中”的霍姆斯市，旅游部工作人员先一口答应，最终却未安排。有消息说，那里时不时有枪战，政府军包围了一些区域。CNN引用一位刚从霍姆斯出来的自由撰稿人的报道称，在当地一些主要街道，下午4点到次日早上8点行人不能穿越街道，否则很可能被狙击手射死。有个怀孕7个月的女人在那个时间段冒险上街购物，结果被打死了。

    在叙利亚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阿盟12月底派出的观察团，进行第三方调查，在这个时间点上将极其重要。他们得出的调查结论，接下来将影响国际社会对叙利亚的决策。

    大规模的制裁已经在叙利亚造成显著影响。我们所去的景点几乎见不到外来游客，但旅游官员解释说，普通游客数量下降得很厉害，宗教性质的游客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叙利亚旅游部提供的数据称，2010年旅游业占GDP的12%，随着危机发生，已降至原来的60%。物价普遍上涨，由于油气开始短缺，首都大马士革中心城区在我们到达的那个星期开始限电。一到夜里，老城区里的人们要么点起蜡烛，要么开动自备发电机，即使是在12月24日“平安夜”也一样。

    我们在叙利亚的7天中，局势似乎变得紧张起来，随着当地时间23日两起针对安全机构的自杀性恐怖袭击突然发生，街头带枪的军警明显增多，进出大马士革的公路上，检查站已经用沙袋垒起了工事。

    就在我们即将离开叙利亚的25日上午，安排了半天购物时间，一帮摄影记者在街头随意拍着，几个便衣突然围上来，要求检查照片，尽管有旅游部的陪同人员从旁解释，他们仍然纠缠了二三十分钟才作罢。这大概算是这个原本想要显得松驰的国家情不自禁露出的紧张面孔。

    从到达大马士革一下飞机，到基本结束行程，叙利亚电视台一直在跟拍我们。来采访的人们反被采访了。一拨拨不同的记者，不同的栏目，问着几乎同样的问题：你们来叙利亚之前从西方媒体上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样？来了之后觉得怎么样？你们回去以后会对读者说些什么？这让我们不由怀疑自己成了“舆论战”的一部分。

    我的回答是：我会告诉读者我在这里看到的事实，但事实并不等于真相；我可以写下对叙利亚的亲眼观察，但我不能告诉读者，这些就是真相。

叙利亚人速写：

有人高歌总统，有人暗持异见

○本报记者 包丽敏发自大马士革

 ○本报记者 贺延光摄                                   

编者按：关于叙利亚的报道，大多充斥各种数据、政客表态及时政分析，而对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来说，身处其中的人，是局势的直接推动者，也是后果的直接承受者。本版速写5位叙利亚人，虽不能代表整体，但希望有助让叙利亚问题更加可感。

    1 政府雇员高莎：

    只要见到总统，我就像到了天堂

    大马士革随处可见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各种画像。比如，大马士革机场取行李的地方，几乎每根柱子上都用透明胶带粘着一幅。但在叙利亚一周时间，我们碰到的叙利亚人却很少别着总统像章。高莎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

    她在叙利亚旅游部部长办公室工作，一路陪同我们。第一天到机场接我们，胸口就别着两枚总统像章，此后几天每天都戴着，有时还会换不同形状的像章。

    她抹鲜艳的口红，擦绿色眼影，讲一口很流利的英语，语速很快，似乎永远在高分贝地、不知疲倦地哇啦哇啦，时常能听到她“咯咯”大笑。有一天我用手指指她的像章，还没开口，她就一把按住胸口的像章，说：“啊！巴沙尔总统，我的爱！”

    “我爱巴沙尔总统，你知道吗，只要见到他，我就像到了天堂！”另一次她这么跟我说，样子无比深情，但并不让人觉得做作，“我这几天其实非常辛苦，觉睡不够，但我这么努力工作，都是为了巴沙尔总统。”

    至少看上去，她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政治在她那里是件爱憎分明的事，“安拉、叙利亚、巴沙尔，这是我们叙利亚人最爱的三样东西”，当然，她非常讨厌那些“武装恐怖团伙”，以及“不要在我面前提埃及，我讨厌埃及”。

    “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最好的国家，我们跟其他阿拉伯国家都不同。”她说，“阿拉伯国家要制裁我们，而中国却会帮我们。我们跟中国距离很远，却很亲近。”

    有两次，高莎叫上她的一位不大会说英文的女同事一起跟我们吃饭，那位女士扎着印有总统头像的头巾，项链坠是总统的头像，胸口别着总统像章，戒指则是一枚小国旗。高莎说她俩都是一个名字大意是“总统的鹰”的社团成员，专门支持总统。

    “你是复兴党党员吗？”最后一天在饭桌上我问高莎。

    “过去是。不过现在我不怎么关心党的事，我只关心总统。”她一边回答，一边忙着将盘子里的食物塞进嘴里。

    2    高级官员A先生：

    其实任何政党都可能犯错误

    同样为政府工作，A先生对叙利亚时局的理解，与高莎很不一样。如果类比中国的官员等级，他官衔不低，穿着非常得体的西装，彬彬有礼。由于以下这些都是他私下跟我说的话，我只能让他匿名出现。

    那是在一场正式会谈结束之后。我随口问起他叙利亚有哪些报刊。“官办报刊有几家，”他说着笑了一下，“不过它们几乎一模一样。”接着他给我推荐了一家私人办的阿拉伯文报纸，以及一份私人办的英文杂志，“它们相对温和（moderate）”。

    有点出乎意料地，他突然耸了耸肩，跟我说：“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可能犯错误。”

    我有点惊讶，回答说：“但有些错误更严重。”

    他想了想，然后说：“其实说句实话，我并没有去过那些（出事的）地方。”

    “那么意思是说其实你并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我追问。

    他顿了一顿，“是的，”他说，接着就笑了起来，“这些你可不要写。”

    3    家庭主妇莉纳：

    伊拉克人开始想念萨达姆了

    由于一路都被陪同和安保，于是，在第二大城市阿勒颇市飞回大马士革的飞机上，因为不用对号入座，我决心要找个会说英语的当地人挨着坐。当我沿着过道一路“搜寻”快要走到机舱尾部时，30岁的家庭主妇莉纳叫住了我：“你可以坐这儿，这儿没人。”

    她裹着白色头巾，一眼就能看出是穆斯林。她带着两个儿子，一个2岁，一个10个月大，去大马士革与在那里工作的药剂师丈夫团聚。她自称来自一个经济优裕的家庭，母亲是医生，父亲是工程师，自己在生孩子之前是一名会计师。

    “阿勒颇人大多支持总统。”这是她给出的判断。

    “我们这里的物价在周边国家最便宜，即使现在上涨了，还是最便宜的”；当医生的母亲过去经常夜里两三点赶去医院，无需担心治安；新总统比老总统开放得多；叙利亚中等阶层很大，富的和穷的都少，而现在那些闹事的人，不过是些“不想工作的穷人”，以为推翻了巴沙尔生活会更好，但是，“你看看伊拉克，他们开始想念萨达姆了！”她一边哄着怀里的孩子，一边用不太流利的英文说，一度激动得涨红了脸。

    如果这个国家有一天要选举，“我会选巴沙尔”。她毫不犹豫地说。

    4    高中生西蒙：

    电视台撒谎，倒戈军人好样的

    17岁的西蒙恐怕不会同意莉纳的说法。他在阿勒颇读高中。当地时间21日这天，当被安排去游览一处古城堡遗址时，我们避开陪同人员的视线，到处“搜寻”可以交谈的游人，于是遇到了他和他的一帮同学，他们来这里玩，几张有的还长着青春痘的脸看上去无忧无虑。

    “你们看上去很开心。”我试探着说。

    “不，我们其实都很担忧。”他出乎我意料地接过话头，“不知道这个国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从网上了解当下的局势，不看叙利亚电视台，因为“他们撒谎！”他对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感到迷茫，但觉得那些组成“叙利亚自由军”的倒戈军人是“好样的”。

    他证实了此前的一则消息，说阿勒颇市发生了学生“为尊严而罢课”的事件，西蒙说他也参加了。警察找到他，问了些问题，就让他走了。此前他也曾因为公开发表不合适的言论，而被安保找去，不过并没有挨打。

    “我现在谁都不相信。”他露出厌恶的表情，“我不喜欢政治。”长大以后，他只想当律师或者英文老师。在这个充满反美言论的国家，这位叛逆的新生代，“最想去看的国家是美国”，因为它“很大很令人印象深刻（impressive）”。

    那么，“你喜欢总统吗？”我问。他想了想：“无可奉告（No Comment）。”

    5    “巴沙尔当总统，是被放到了错误的位置”

    总统无处不在，至少他的画像到处都是。那么总统打算怎样向他的人民解释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呢？

    2011年6月，在示威爆发约3个月后，巴沙尔·阿萨德借用大马士革大学的讲台向全国民众作了一场演讲。他告诉人民，走上街头的人有三种。首先当然是那些有要求需要政府满足的人；第二部分是相对小的群体，他们试图“操控”大多数好人，以获取利益，这些人里充斥着“不法分子和罪犯”，混乱就是他们得以逍遥法外的大好机会；第三部分更危险，虽然人数不多，但都充满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以宗教的名义杀戮，以改革的名义破坏，以自由的名义制造混乱”。并且，在一些时候，那些和平示威的人“被利用”了，一些武装分子就躲在示威队伍里，向军警和平民开枪，杀戮，破坏。

    演讲虽然强调了外部施加的“阴谋”，但“阴谋就像细菌”，“它们没法被消灭，但我们可能通过增强身体的免疫力来保护自己不受侵害”，所以更重要的是“必须集中精力应对国内问题”。之后，他宣布和解释了一系列的国内改革措施，因为“一个政府有责任去满足人民的正当要求”，并呼吁那些逃往邻国土耳其的民众回国来。

    这就是这位46岁、身高1.89米的总统在国家危机中的一次重要亮相。正如危机发生后他首次接受国际媒体专访，采访他的美国广播公司资深女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事后对他的评价：“他既不像穆巴拉克那样强悍，也不像卡扎菲那样疯狂，他看上去平静，说话温和。”

    巴沙尔原本不会当上总统，他是一位优秀的眼科医生。外媒报道称，由于他的哥哥巴希尔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他才在他的父亲、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2000年去世后继任总统。他在英国读过书，说一口口音比较重却十分流利的英语。而他的妻子，拥有英国和叙利亚双重国籍。

    在叙利亚，我从不同渠道听到了这样的评价：新总统年轻，开放，以及如何不带随从，自己驾车，去街头，去餐馆，听人民诉说心声。

    而19岁的美国男孩拉米·沙菲为我描述了更多他所了解的巴沙尔。在我们入住的酒店电梯里偶然碰上拉米多少像是一场奇遇，他自称母亲是叙利亚人，是巴沙尔大学时代的好朋友，自从巴沙尔当上总统后很少见面，但保持电话联系。母亲多次讲起巴沙尔的“人格魅力”，比如他们有一次驾车外出时，因为违章被交警拦下，一开始交警并不知道他是总统的儿子，而他也一点没想利用自己的身份。

    “巴沙尔当总统，是被放到了错误的位置。”这是拉米母亲对巴沙尔的评价。

    拉米说，他愿意接受一位中国记者的采访。这些故事当然有助丰满巴沙尔的形象，但却无法核实。

    而有据可考的是，在巴沙尔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说了一句有意味的话。女记者芭芭拉问他：“世界上很多人把你看作一个独裁者或暴君，对此你怎么说？”他回答说，“独裁者和独裁政权不是一回事，后者是体制（system）。”

    “那么你觉得大多数人民还支持你？”女记者又问。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在中间，他们不反对（我）。”

一场重大冲突 专业记者缺席

谁在报道叙利亚危机

○本报记者 包丽敏发自大马士革

○本报记者 贺延光摄                    

正如一些国际媒体的资深从业者注意到的，关于叙利亚究竟在发生什么，外界从国际媒体上看到的，许多是由非专业人士从现场用手机或摄像器材拍下的视频，而伤亡数据，也大多引用自反对派组织、活动分子和人权组织。

    CNN、BBC、路透社等各大媒体在引用这些视频、数据和消息时，通常会明确交待：由于难以入境采访，无法进行独立核实。并通常用“非专业视频（amateur videos）”一词来指称它们引用的视频资料。

    尽管叙利亚信息部部长给出的数据称，自3月示威爆发以来，已有150多个来自各个国家的媒体代表团到过叙利亚，但据《青年参考》记者了解，西方国家记者比较难获得签证进行自由采访，许多消息都是发自黎巴嫩的贝鲁特和埃及的开罗。

    某种程度上，在这场叙利亚危机中，那些活跃在叙利亚境内外的活动分子，填补了传统意义上专业记者的缺席和真空。

    相比于叙利亚政府的态度，反对派团体和人权组织乐于主动提供各种信息。比如草根反对派组织“地方协调委员会”下即有专门的团队，负责向社交媒体上传信息，并向国际媒体发布新闻，为国际记者提供事件目击者和抗议者的联系方式。

    一家总部设于英国的NGO组织“叙利亚人权观察”提供的伤亡数字经常被援引。根据BBC对这家组织的介绍，该组织成立于5年前，据称目前有240名成员分布在叙利亚各个城市，搜集最新动态，统计和核实死伤数字。

    而一些年轻的活动分子也通过网络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个对外进行新闻发布的“媒体中心”。

    脸谱网（Facebook）上名叫“叙利亚革命2011”的阿拉伯语主页，是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这个主页已经吸引24万“粉丝”，每天更新大量照片、视频和信息。据法国24小时电视台网站报道，有约400人在支撑这个主页，其中100人在叙利亚境外。每个人在不同的城镇和村庄起码有两三个联络人。“这样我们就能联系到成千上万个叙利亚人。”一位负责人说。

    他们有不同分工，有些人负责向YouTube上传视频，有些负责每日新闻发布，回答媒体询问，有些负责处理从叙利亚各地发来的消息，工作日每天能有1500条，示威多发的周五则能有5000条。

    另一个名叫“叙利亚协调者联合会”的网上团体也同样有联系人分布在叙利亚境内77个城镇，各有分工，联络示威时间和地点，或者制作招贴和标语，或者拍照片和视频，然后上传到网上。

    一位观察人士称，国际媒体的叙利亚报道大量依赖这些信源。这些活动分子部分扮演了“战地记者”的角色，从他们传出的视频中，人们看到了大规模示威抗议、枪战和政府军警暴行的受害者。

    一位活动分子告诉法国24小时电视台：“如果我们知道坦克刚刚开进一个镇里，但没有照片为证，这条新闻就没有多少价值。”为此，他们需要冒不小的风险，甚至有人为此失去生命，但“这场革命属于叙利亚的年轻人”，“我们都为国家而战斗”。

    不过，叙利亚官方指称，包括总统巴沙尔在演讲中也提到，许多拍摄者是被人用钱收买了。

    相比之下，叙利亚官方在吸引国际媒体关注方面不如人意。尽管各大国际媒体基本都会引用政府的声音以求平衡，但《青年参考》记者在叙利亚期间，多次听到官员们抱怨国际媒体对官方声音引用较少，报道“有偏见”，并且“捏造事实”。

    官方电视台的报道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它们大量报道支持政府的集会，民众在镜头前表达爱国心声，它们将那些被“武装恐怖团伙”杀害的军警称为“烈士”，并用很多镜头展现和控诉“恐怖团伙”实施虐杀、破坏的罪行。许多报道和评论告诉民众，这是以色列、美国、欧盟、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制造的一场“阴谋”，“武装分子躲在示威队伍里，对着示威者和安全部队开枪”。

    有观察人士称，叙利亚政府和官方媒体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宣传味道太重，导致其声音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公信力。

一场迟到的改革

○包丽敏                        

民众耐心的流失速度超出执政者的预期，而冲突远比改革的成效到来得更快。

    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时候，有一幕让我们深感惊讶：站在稍微高一些的楼房向外望出去，能看见居民楼顶上，密密麻麻都是卫星锅。人们告诉我们，他们可以随意收看境内外各种电视台，包括CNN、BBC、半岛电视台这样的“敌台”。

    接着我们看到，在街头报摊上，竟然可以买到三四天前出版的《泰晤士报》、《时代》周刊等外国报刊。此外，连上网络，可以打开视频网站YouTube和脸谱网（Facebook）。前者，反对派活动分子上传了各种不利于政府的视频；后者，在“阿拉伯之春”中被示威者广泛用于“串联”。

    但如果回顾一下叙利亚网络开放的过程，你能看到一个政权是如何摇摆的。据叙利亚一位博客写手介绍，现总统巴沙尔2000年接掌权力后承诺开放，于是在“大马士革之春”里，卫星锅大量安装，主要城市开了网吧。但没过多久，政府回缩。政治异见分子遭到抓捕，网络世界里各种限制也开始了。先是Hotmail被禁，然后是Yahoo邮箱。后来Hotmail解禁，但2008年脸谱网被屏蔽，接着是YouTube。几年里时有反复。但2011年2月，“很奇怪地”，脸谱和YouTube突然解禁。

    叙利亚旅游部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他获得的消息说，是总统巴沙尔命令放开的。但也有质疑者称，所谓放开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监控活动分子。

    无论如何，我们在叙利亚一周的时间内，会见了一系列高级官员，他们那些意思雷同的讲话，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关键词：“阴谋”和“改革”。

    民间要求改革的呼声早在2000年巴沙尔掌权前后就已响起，当时讨论政治问题的地下沙龙或论坛在大马士革大量出现，并蔓延到其它城市，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签署了“99宣言”，主张一系列政治权利，包括组建政党，释放政治犯，取消宪法中规定复兴社会党具有领导地位的第8条，等等。但这场“大马士革之春”最终以异见分子被抓捕而告终。

    此后，巴沙尔以实用主义的姿态推进了不少改革措施，比如经济私有化后，如今私营部门占经济总量的约70%；再比如媒体向私人开放。这些措施为社会创造了一些宽松的空间。4年前创刊的叙利亚第一家私人创办的日报《祖国报》（Al-Watan），虽然因据传老板是总统表弟而饱受质疑，并且2011年12月初被欧盟加入制裁名单，但按照一位西方外交官告诉法新社的说法：其它报纸都很枯燥，相比而言，它算是可读的，因为毕竟是新闻从业者在办报，而其它报纸是公务员在办报。第一家私人创办的新闻门户网站建于2004年，读者达100万。而在大马士革可以订阅英文杂志《今日叙利亚》，其言论尺度让人惊讶，它的网站上最新的一些文章，以比较客观深入的方式介绍了反对派的组成，并发表言论直指政府无法代表人民。

    但这样的改革显然没能满足民众的要求，也未能化解这个社会中深层的矛盾。终于，2011年3月，因一群小学生在墙上涂写反政府口号被政府抓捕而引发民众示威，最终演变成至今已持续近10个月的深刻危机。

    在人们走上街头之后，一场步伐更大、更为急切的改革随后展开。巴沙尔不仅很快撤换了出事城市如霍姆斯、德拉等地的行政长官，还撤换了总理以及一系列部长级高官，随后取消了自1963年以来的紧急状态法和1968年以来设立的国家安全（军事）法庭。重中之重的是出台了政党法，允许组建新政党。当局希望以此满足抗议人群的要求，希望“这样他们就无需上街了”。

    这些措施几乎完全呼应了“大马士革之春”中那些异见者的政治要求。但如今，这场改革却不得不在这样的阴影下展开：街头抗议，暴力冲突，流血事件，大批难民涌向邻国土耳其……

    在大马士革，我问总统的媒体和政治顾问沙班女士（Bouthaina Shaaban），这场改革是不是晚了一点。她说：“不，我们这十年来一直在进行改革，但改革需要时间。”

    叙利亚官方称，取消紧急状态等措施，是早在示威爆发之前就已经酝酿了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只能说明民众耐心的流失速度超出执政者的预期，而冲突远比改革的成效到来得更快。也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个国家始终没能开启它真正需要的改革，直到形势所迫。

    示威爆发3个月后，2011年6月，叙利亚的异见分子们在大马士革开了一次会议，许多参加者都曾在“大马士革之春”中呼吁改革，当年遭到逮捕的异见者如今再聚首，考虑与政府对话，但大马士革一位媒体人士撰文称：“很明显，他们已经不能代表新一代的抗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