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 sky 酷狗mv:匹夫亦不可夺志

尽管中国人堪称世界上最易于统治的人民，然而，再驯良的老百姓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也会选择反抗，并且这愤怒积累的越久，就会产生越大的破坏力，对统治阶级造成的冲击也就越为强烈。中国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国情——中国具有极长的封建时期：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早的进入封建时代，这使中国在历史上一定时期领先于其他国家；而相对更晚的脱离封建时代却使中国沦入近代的耻辱之中，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种封建统治才被终结，然而即便如此，封建思想的残余依然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对于如何统治，尽管中国的历代帝王多采用愚民政策，视其如牛羊而牧之，但没有一个统治者敢于完全忽视他们的自主意识，唐太宗曾有一个恰当的比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鲁迅先生更有一句辛辣的说法：中国历史分为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封建时代是这两个时期的不断交替。而中国历史上的历次人民起义本质上是一种人民自主意识的觉醒，是一次次认识自己的过程，这种反抗来自于中国老百姓的性格，也塑造了这种性格。

周厉王之国人暴动

夏商周时期的统治具有强烈的奴隶主政治特点，此时的中央政权并没有真正进入封建时代，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彻底完成由奴隶时代向封建时代的过渡，秦皇扫六合，成就千古一帝。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建立强大的、稳定的中央政权。而夏商周时期的中央政权并不是十分强大：外部存在着不愿臣服的四夷，四夷之内的统治也是通过四方强大的诸侯而间接达到的，其统治效果直接依赖于诸侯的忠诚程度；与此同时内部的王权也受到大贵族的影响，天子更多的体现为天下共主。

周厉王是东周的第十代帝王，历史教科书上的记载称周厉王放纵特务组织，限制百姓评论朝政，任用小人，暴戾成性，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典故的由来。老百姓忍无可忍，冲击王宫，周厉王出逃至彘，再也没有回来，史称“国人暴动”。周厉王出逃后，由大贵族周公、召公执掌政权十四年，改元共和，其后迎王子静即位，称周宣王。

这段历史有两点很值得关注的：首先，国人暴动的发生征明了周政权的不稳定性，由于某些人的挑战，造成了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出逃，并且再也无法回来。挑战来自于何处？大贵族！《史记》记载：“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周厉王出逃是因为发现了暴动的迹象，“相与畔”——暴动是有组织的，并且暴动直指周厉王本人，为什么他不可以动用国家军队保护自己？显然是军队已经不听从他的指挥，或者无法接收到他的命令了，处在其他力量——大贵族的掌握中了，因此，他只能选择出逃。同时，他可以在彘长期居住，并且周宣王是在十四年后才即位，中国古代是讲究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这说明他还是拥有一定的支持者的，毕竟他是合法的周的继承者。其次，周厉王出逃之后掌握政权的是周公和召公，这两个人可不是简单的宗亲，他们是有封国的——周公封于鲁，召公封于燕，都是有影响力的大诸侯。所以，这里所提到的国人并不一定是所谓的老百姓，而是居住于城中的大小贵族，我们所说的老百姓这时被称为野人——居住于城郭之外的人。所以，事实的真相很有可能是周厉王鉴于周政权的衰落而尝试了一些改革，比如将山林矿山收归国有，加强国家直接主宰的经济成分——这被后世证明是正确的决策，触犯了某些贵族的利益，为此，双方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斗争，天子的权威不能超越统治集团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厉王被逐出国都。周厉王的经历证明：改革也不能超越社会发展层次，先进的理论并非一定适合实际。

周的政权是奴隶主政治的产物，与西方相比，近似于希腊的奴隶主政治，即奴隶和土地拥有者参与政治，但并不是民众的全部参与政治，这决定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国人暴动不是农民起义，是统治政权内部的斗争，但是它开启了民众积极表达自己声音的先河。

秦末农民起义

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纯粹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最大的意义在于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喊声，这是一种对自身价值的觉醒，对以后的农民起义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作用，这种呼声直接指向统治者的合法性，最是动摇其根基。通过他们的尝试，庄稼汉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舍出千刀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农民自身的局限性，这次起义并没有坚持太久便失败了，但是由它带来的反抗浪潮却把强大的秦王朝推向了坟墓。此后，再也没有一个皇帝敢于轻视老百姓的揭竿而起。

推翻政权以及建立政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陈胜吴广采用的是通过神鬼妖狐——“大楚兴，陈胜王”，并借助人们对楚政权的怀念来号召参与者，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办法。在《史记》中，陈胜被列为世家，与孔子、诸侯、藩王等同，而汉王朝建立之后，太祖刘邦划三十户为陈胜守陵，这也是一种对他的历史地位的肯定。

陈胜吴广起义以后，六国的残余势力，尤其是楚政权的后人，也利用秦统治的不稳定发动暴动，项梁、项羽两人作为他们的代表，对秦的统治造成了最大的打击。而不堪秦严酷统治，作为下级官员的刘邦也随着人民起义的大潮走向前台，秦末帝子婴白衣白车出咸阳降于刘邦，这标志着秦统治的最后灭亡，而刘邦作为楚汉相争的最后的胜利者登上汉王朝的最高位，也证明了没有贵族出身的泥腿子也是可以做皇帝的。而贵族出身的项羽作为楚国复国者的领袖，拥立了楚怀王作为天下共主，并围绕于此建立了分封制政权，然而，西楚霸王身上的贵族气质却使他在与刘邦的对抗中缺乏作为一个政客的灵活性，最终走向失败。他的失败标志着贵族政治的彻底落伍，贵族的骄傲被庄稼汉所击败。此后尽管汉政权建立初期曾经推行过分封制，但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式国家机器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

平心而论，秦朝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和强烈开拓意识的王朝，然而二世而亡，这不仅仅要归咎于秦的严苛刑罚，还要考虑到六国残余势力的作用，作为六国中韩国贵族的后人，张良甚至策划了对秦始皇的刺杀，一旦秦的统治出现了松动，他们就登上历史的前台。秦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尝试和创新，从骨子里上说，秦是崇尚法家的，然而儒家的思想也多多少少的起到着影响，这种思想意识上的矛盾一直困扰着秦始皇，为了统一思想，他甚至不惜焚书坑儒，但同时也在扶苏的继承权问题上反复迟疑。法家讲求以制度约束人，为法制；儒家讲求以道德约束人，为德治，两者各有优点，其后的王朝的统治实际上是采用两者兼顾的统治手法。同时，秦始皇成功的建立了中央集权政权，可是由于经验不足，核心权力分配不科学，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秦始皇去世后，内阁首脑李斯可以通过和宦官赵高勾结，并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完成政权的交替，而以个人的利益为秦帝国决定了未来，这也引出了后世在统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解决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两汉（新）的农民起义

新朝的王莽复古施政，盲目推行德治，导致地主阶级对其统治不满，这种不满又被转嫁到对农民的进一步压榨之上，最后导致了绿林和赤眉起义的爆发，后世的“绿林”一词即是来源于此，随后的发展，尤其是昆阳之战深深打击了新政权的元气，从而动摇了新政权的统治基础。同时作为统治者多年的刘氏集团依然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像一颗定时炸弹一般随时可能爆炸，刘秀等前汉皇族经过前期短暂的观望之后积极的参与到其中，这在合法性上对新政权的打击是致命的，于是短命的新政权很快覆灭了。

刘秀所建立的东汉政权史称光武中兴，然而由于新政权的建立实际上已经削弱了刘氏的统治实力，在东汉的多数时间其不得不依靠宦官和外戚进行统治，可是这些人的知识水平往往不足以担负治理国家的任务，因此，除了少数时间以外，东汉的政权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汉灵帝年间，五宦官乱政，外戚何氏乱政，造成了中央政权的混乱以及百姓的民不聊生，于是张角、张梁、张宝兄弟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名发动了黄巾起义。黄巾起义带有宗教色彩，并以宗教精神中的平均精神作为最高指导思想。张角领导下的太平道中世俗领袖与精神领袖相重合，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为东汉的统治崩溃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起义的直接效果是摧毁了东汉的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行，造成各地军阀拥兵自重，中央政权的权威性彻底崩溃，由此汉政权名存实亡。

在此期间类似的宗教政权还有在汉中张鲁建立的五斗米道，源自天师道的张氏父子秉承了其爱民的思想，尽管曹操进占汉中，张鲁亦不忍毁坏仓库，其德行在如此乱世堪称仁者。相对于东汉末期的其他军阀的地方割据政权，汉中和荆州是最为安定富庶的，然而刘备、诸葛亮等人占领汉中之后，积极北伐，对汉中用而不养，结果造成其经济水平反而后退。

政教合一政权的最大优势是权力的绝对集中，可是，世俗社会的真正统治还是人治，所以该种政权必然会面对神治与人治的斗争，这种斗争会造成巨大的内耗。所以，观察中世纪后的欧洲***文明和***教文明，其较为优秀的多选择了神权和政权的分离，即“上的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现代的伊朗政权也是如此，虽然精神领袖是实际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但是却不干涉国家机器的具体运转，把政府机构的运转交给专业的政治家来完成，这是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后所得到的结论。

隋末的农民起义

隋帝国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然而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却如秦帝国一样二世而亡，其原因何在？很多书籍将其归结于隋炀帝的昏庸，可是事实上，炀帝并非庸才，其人在隋文帝时期才能可称得上出将入相，太子之位也是经过了残酷的斗争的来的。其政策被诟病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京杭大运河的修建，它的修建沟通了中国的南北水系，并开辟了运输的新方式——漕运，尽管它的修建极大的损害了隋帝国的国家实力，然而却在之后的上千年证明了它的巨大的作用，真正做到了功在千秋。此外还有被反复诟病的征朝鲜，其后的唐帝国在稳定之后，堪称明主的典型的太宗李世民也再次拾起了它，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征朝鲜的决心始终不变。这是因为对于中央政权来说，任何有分离独立倾向的势力必须坚决的予以打击，即便是今天我们也是这么做的。那么炀帝错在何处？答曰：其政策的前瞻性超越了隋帝国的现实实力，操之过急。

瓦岗军起义，这是当时农民军中最有前途的，也是最为典型的。它真正的进入高潮是由李密等人加入时而开始的。为什么农民起义一旦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就变得破坏性成倍增加呢？其一、农民起义军通过引入知识分子获得了科学的组织能力，知识即是力量，受过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更是力量倍增器，他可以有效的整合并发挥农民军的力量，系统的管理并不会增加资源的总数，却会影响资源的运行方式，这就是管理学的奥秘；其二、知识分子多出身于地主阶级，他们的参与代表了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至少是在前途性上的承认，而地主阶级正是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他们的加入表明中央政权失去了其维持统治的大多数支持者。以瓦岗军领袖翟让和李密的关系为例，翟让的禅让表示着农民军从简单的为生存而努力的原则到对政治权力的诉求的原则的转变，即考虑解决弟兄们的出路问题，同样也标志着其农民军性质的转变，封建成分掌握了领导权。然而最后李密对翟让的杀害却直接打击了其内部的团结，使农民军将领离心离德，最终各奔前程，但是翟让不得不杀，因为他已经阻碍了农民军领导集团的发展。瓦岗军的部分将领如秦琼、程知节在进入唐政权之后有出色表现，这也不是偶然的，秦琼的出身低级军官，他加入瓦岗军也不免怀有投机和自我保护的目的，史书记载其最初从军时还有与瓦岗军交战的经历，其本质还是属于地主阶级的。瓦岗军的主力最后为唐政权所收编，很大程度上壮大了唐政权的实力。此外的所谓“十八路反王”，如窦建德、王世充等人尽管称王，却比不得有强大家族和人才支持的唐政权，最后唐政权被一一斩落马下。俗话说“官逼民反”，然而上山为寇亦是一种对自身发展的诉求，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已。

元末的农民起义

红巾军的起义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刘福通领导下的红巾军主力始终以推翻元的统治为第一目的，“石人一只眼，挑动天下反”，在他积极北伐的同时，南方的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起义军则忙于于抢夺地盘，没有给予其足够的支持，致使红巾军主力很快遭到镇压，甚至其所拥立的韩林儿也亡于名义上的部将朱元璋之手。由于刘福通所部始终抵御着元军主力的压力，使南方各部获得了营造稳定根据地的时间，最终使元统治者北遁大漠。红巾军起义也利用了宗教来发动人民，它选择的是信仰未来佛——弥勒佛的白莲教，清乾隆末年，白莲教再次起义，这是后话。

客观的说，进入中原的元政权的统治者还没有摆脱他们在草原上生活所留下来的习惯，固执的将老百姓分为四等，将部分耕地退化为草原，这极大的损害了以农业为生存基础的老百姓的利益，使中原大地的经济水平发生了较大的退步，进一步导致的结果是民不聊生。对于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来说，如何统治农耕民族始终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无论是推行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是分而治之都无法维持稳定的统治，唯一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之后的清政权，但是其付出的代价就是自身民族独特性的丧失。先进文化融合落后文化的趋势不可反抗，只要有交流就会发生！

元末的农民起义应该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至少它把一个彻头彻尾的庄稼汉扶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背景的出身使得朱元璋可以深刻的理解老百姓的疾苦，也使得他对种种盘剥老百姓的恶行深恶痛绝。朱元璋是一个勤勉的皇帝，也不乏雷霆手段，但是却无法在根本上改变这种建立在压迫百姓上的封建统治，没过多久，明王朝的统治又回到原先官民对立的老路上去了，皇帝轮流换，然而压迫不变。其实，天下大同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只要社会还存在一天，就一定会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分，其根本在于人与人是不同的，每个人都存在着欲望，却不存在任何人都支持的价值观，就像绝对真理并不真实存在一样。

元末的农民起义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但是这里的民族性是有特指的：即在宋被灭亡时而言，元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者，但是元统治结束以后，入侵的游牧民族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抱负的民族，大多数汉族民众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被少数的、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过的这个事实的，然而历史是客观的、不为个人感情而更改的，那么可以接受的说法就是，征服民族也被被征服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征服，并成为了这个民族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是符合现阶段中华民族要求稳定、和谐、进步的要求的，也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民族，必须需要学会正视自己的历史，不仅要正视成功的历史，也要从屈辱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历史证明：并不存在可以在历史长河中一直领先的文明，有胜就必有衰，所以不可讳疾忌医，这是我们老祖宗很早就告诉我们的。同样，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民族，我们应该学会站在世界的角度坦然、平和的看待自己，这样不仅可以善待别人，同时也是善待自己。惟独只有先怀着包容世界的胸怀，继而才会有影响世界的能力。

明末的农民起义

李自成起义直接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它的过程可以作为农民起义的斗争的典型。李自成出身为一个驿卒，由于欠饷而发动起义，投入高迎祥麾下为闯将，农民军最初表现仅仅类似于流寇，流动于陕西省内，多次遭到挫折，甚至到十几骑遁入商雒山中，直到遇到知识分子李岩加入才使起义军成摧枯拉朽之势。李自成麾下农民军由小至大，即便是最艰苦的时候也坚持着不妥协的态度，在明军将领的奏折中也称其最为顽强。

明末的农民军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一直存在，各支起义军多次发生火并乃至吞并，这种对抗在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最为激烈，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双方的实力。张献忠有屠夫之称，尽管这期间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是其下属起义军采取了竭泽而渔的流寇行为是不容置疑的，可怜堪称富庶的天府之国却在明末的战争中成了一片废墟，百里不见人烟，清初竟然还要湖广填四川。张献忠的表现类似于唐末的黄巢，没有任何长期的计划，其行为的基点仅仅在于获得简单的生存和盲目的杀戮，就其个人来说是生存价值的缺失。

李自成大顺政权之郝摇旗、李过和张献忠大西政权之孙可望、李定国等农民军领袖在与南明朝廷达成妥协之后积极的参加了该政权对清军的防御战争，其表现至少可以说让南明的正规军汗颜，其中的孙可望和李定国更成为了南明政权的最后的抵抗者。然而矛盾的是，事实上正是由李自成等人发动的农民起义摧毁了明王朝这个汉文化正统政权抵御来自北方的进攻的能力，如果没有他们的起义，清政权由于综合实力是劣势将永远不可能打进山海关，游牧民族最怕的就是农耕民族横下心来和他打一场消耗战，人口、经济都经不起这样的消耗。从抗日战争来说，日本就是在消耗战中伤了元气，近些年来有人重翻历史，认为没有美国的参战，抗日战争中国必败，但是笔者认为，即便是完全消灭蒋介石中央政府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明王朝根本是亡于内部，历史为汉民族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尴尬。

另外由于清军入关而造成关内民众的自发的反抗也可以归于起义，在扬州和嘉定的抵抗给清政权的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可以蔑视明政权的腐朽和无力，然而却不能忽视汉文化在长期传承下所形成的强大的凝聚力，在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流下的鲜血为汉文化赢回了尊严，至此清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如何协调与关内人民的关系，而非使用简单的刀枪来对话。

清末的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最大的特点是它是以***教义为指导思想的起义，***并非本土宗教，却策动了一场极为浩大的农民起义，这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中国的国门被强行打开，习惯于闭关锁国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种种外来文化。尽管有景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但***对中国广大民众来说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接受新宗教，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在国家落后的情况下力图改变国家现状的而采取的努力。对于这种带有***色彩的农民起义，西方政府和民众的态度是矛盾的：国家利益与宗教热情相交织。一方面维持在中国的傀儡殖民统治是符合其国家的扩张要求的；另一方面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又是每一个渴望传播福音的基督徒所期盼的。然而经过了短暂的犹豫和观察之后，西方国家最终决定站在清政府一边，因为他们认为与其获得一个不听话的有力政府，不入慢慢的传播福音更容易被接受，毕竟吃到嘴里的肉谁也不想吐出来的，于是国家利益战胜了宗教热情。以***教义为指导思想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太平天国相对于清政府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他们甚至使用汽船在长江上对抗清军水师。

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最大的失策在于没有对起义的根本目标进行详细的刻画，这种矛盾和犹豫可以在太平天国北伐的决心不彻底上看出来，尽管抽调其最精锐的部队进行北伐，同时却也分出相当的部队分别向东和向西拓展根据地，致使北伐军孤立无援，被各个击破。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知道根据地的重要性，却忘记了改朝换代最讲究一鼓作气，如果推翻了清政权的统治，不仅是江南，整个中国都将是他们的战利品。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产生犹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对自身的信心不足，而实际上攻占南京之后整个太平天国体现出的是摧枯拉朽的气势，若是全师北伐，清政权必亡；其次是由于获得了一定的战果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产生了满足享乐思想，在起义初期的生存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的团结被瓜分战果时的贪婪所取代，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也在此时凸显出来。

再说一下消灭了整个太平天国进取心的天京事变，这次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至衰的转折点，在这之后，太平天国再无直接摧毁清政权的实力。东王之乱本质上是由不同政治理念上的冲突所造成的，太平天国初期天王洪秀全主要是作为精神领袖的角色出现的，而实际的指挥主要是由东王杨秀清负责的，进入南京之后太平天国的实际权力也掌握在他的手里，杨秀清认识到了在政权基本稳固之后建立正规的政府的必要性，这就要求将神权从政权中剥离出去，然而这就意味着要剥夺建立在神权上的洪秀全的政治权力，这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没有实权的洪秀全选择了忍辱负重，而私下里利用权力欲极重的韦昌辉来除掉杨秀清，然后再利用其他将领对韦昌辉的不满除掉韦昌辉。结果两次杀戮基本上摧毁了金田起义时的老班底，除了翼王石达开以外，再无一人有足够的威望可以威胁到洪秀全的权威，但是洪秀全进一步采取提拔年轻将领的办法削弱石达开的权力，尽管其中包含像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这样的优秀人才，但同时也引入了太多贪图享乐却无真才实干的庸才。这种不信任直接逼走了石达开和他手下的主力部队，至此太平天国最后的柱石也被抽掉了。笔者对这里涉及到的的几个人的评价是：洪秀全阴险，杨秀清跋扈，韦昌辉残酷，石达开任性。

清末以后的起义

清以后的起义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孙中山等人为了推翻清政府所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复我中华”为口号，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但是决定清政府最后被推翻的主要原因不是其强烈的民族性，而是清政府的腐朽落后！即便是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成立的国民政府，最初使用的五色旗，其中的红、黄、蓝、白、黑分别代表了汉、满、蒙、回、藏民族，这说明这次革命没有将满族简单的划分出去，而是包含为一体，承认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另一个是由典型的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起义。以秋收起义为例，它是由农民为主要力量的。所以中国革命不仅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同时也具有农民暴动的性质，这是由中国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人口以农民为绝对主体，工人只是人口的少数，力量不足，所以在历史教科书上将这次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可以排除共产国际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坚持由中国实际来指导中国革命，其气魄和自信绝非常人能比，这为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这种绝非常人能比的气魄和自信也为革命战争之后的建设阶段的弯路埋下了伏笔。

在上面所叙述的起义以外还有唐末的黄巢起义和两宋期间的方腊起义、杨幺吕波起义较为典型，然而由于其特点和篇幅所限，便不加以详细的说明了。其间要补充的一点是：在物质财富较为丰富的两宋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说明，由于分配不公平所产生的矛盾也会导致民众的强烈不满，这是统治者应该认识到的。

由此而来的思考

问题一：中国为什么有这么长久的封建统治？

笔者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承认儒家思想在这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在于秩序，强调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在他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上，维护社会的秩序是每个人的本分，每个人都有他所应该处于的位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得僭越，剥夺了作为个人思考的权利。这从思想上削弱了人民的反抗意识，同时人应该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善于满足再加上佛教引入的来世观念使得中国人民成为了最能忍受压迫的民族。

另一方面中国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即便在物质极为丰富的宋朝，大多数财富还是束缚在土地上，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独立资本，同时客观上中国的中央政权一般比较强大，民间力量不足以挑战中央政权，所以在经济基础上维护了封建统治。

问题二：农民起义的合法性的构建。

始皇帝传国玉玺上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历代的帝王也要在圣旨上写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他们所标榜的便是君权神授，解释的是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每一个准备改朝换代的起义领袖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证明自己起义的合法性，由笔者看来不外乎两点：

其一、神鬼胡说。这里面最早的鼻祖就是陈胜吴广，首先是学狐狸叫、鱼腹藏书，作“大楚兴，陈胜王”，继而称受公子扶苏、将军项燕这两个根本放不到一起去的人的命令起义，鼓动这一群失期戍卒铤而走险。其过程并不复杂首先神化自己，减少同伴的恐惧心理，在扯出面大旗呐喊，借他人威望为己用，只要把同伴拉上了造反的道上就一切搞定了。有了陈胜吴广的例子。后人多为效仿，比如种种上面说的几个宗教起义。不仅仅是这些土地里扒食的庄稼汉爱用这招，就是堂堂的刘备刘皇叔也是个中好手，刘皇叔自称家中有大桑树，其树远望之如天子冠盖，他自小就在树下玩耍，自然是帝王之象了。之后讨曹操苦于无直接的理由，毕竟正牌的天子汉献帝还在人家的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嘛，于是刘皇叔就变出一条衣带诏来，大义到手，至于汉献帝的死活嘛，嘿嘿，嘿嘿，反正曹丕篡位不久刘皇叔就勉为其难的当上皇帝了，既然汉中王可以自己封，那么皇帝也未尝不可啊。

其二、找出一个好祖宗。

翻开史书会发现这一个个的造反头目都是有来头的，大一点的是那神仙之后，或者干脆是神仙下凡；小一点的也是个帝胄出身，即是是编草鞋的出身，也称是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皇叔是也。话说那汉太祖刘邦，是赤帝之子，斩白蛇举义，更有五行学说称汉为水德，克秦之木德而立。至于刘邦本人据其夫人吕雉称，其所居之处常有天子气，汉政权建立之后更是将其祖宗推到黄帝时期。这类的追根溯祖，即使是闯王李自成也干过，他把自己的祖宗安到西夏国主李继迁的头上，李继迁有后人如此，亦是不冤啊。

问题三：中国农民起义的特点。

简单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组织形式一般比较简单，不严密，多数缺乏足够的准备。

二、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满足现状，定位于割据的多数遭遇失败。

三、一旦有知识分子加入，起义将愈演愈烈。

四、起义成功后的成果多为地主阶级所窃取。

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机器对镇压起义越来越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