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种类:胡乔木披露：毛主席一生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胡乔木披露：毛主席一生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阅读 663 回复 3   [回复]  [管理]  [修改]

毛泽东：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毛、张在长征中是合作的，但是也有矛盾。毛主席讲过一个例子。张闻天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主席是在夜里工作的，早上怎么起得了床？他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张闻天敢管事，本来这类事可以不管，张闻天的知识分子气太重。还有一次，毛主席在会上交给张一份文件。张闻天说，这事会上不谈。毛主席将文件扔到地上，认为开会不能讨论问题。毛主席讲话海阔天空，一讲可以讲很多，讲了很多道理。张闻天则喜欢刻板的工作方式，开会要有准备，有议程，按事先计划进行。列宁下过命令，开会发言不能超过五分钟，一位工程师发言长了，被他制止。张闻天也学了这种办法。毛主席非常不习惯这种开会方法，经常在会上转移话题。

郁达夫：你完全可以做一个诗人

庐山会议上，我同张闻天的意见比较接近。本来我在苏联时同他谈话，对国内形势的意见就比较接近。

“歌特”文章（注7）是张闻天写的，这没有问题。为何作用不大？可能文章写出不久，他就离开了上海，所以在“左联”的实际工作中未起影响。不仅周扬、夏衍没有接受，连鲁迅也没有接受。

我们那时办了一份32开的刊物，叫《中国青年》。1941年2月，我们在《中国青年》上登了张闻天早年发表过的小说《飘零的黄叶》。张闻天不赞成再登。我觉得可以发表，对他讲了我的考虑。那时绥米警备区刚刚收复，青年学生多，他们文化程度比较高，我认为发表《飘零的黄叶》会有作用。从张闻天那里我听说，当年小说发表后，郁达夫对他说，你这篇小说像一首诗，你完全可以做一个诗人。

张闻天的《王尔德介绍》是一篇较好的作家论。就对王尔德的评论而言，此后中国似乎没有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问世。张闻天翻译的王尔德的《狱中记》至今也没有新的译本代替。

注释：

注1 对冯文彬的批评，指1938年批评青训班逮捕人一事。胡乔木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中记述了这件事：

“同张闻天同志第一次发生工作上的接触，我记得是由于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担任陕西安吴（属泾阳县）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副主任时发生的一件事。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同志当时不在安吴，大概是因工作去西安了。班里有一个名叫陈珍雄的广东青年，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这时在青训班学员中宣传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被如今在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廖季立同志告发。除陈珍雄以外，还有一两个跟他观点相同的人在共同活动。那时正当康生回国后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派匪帮》一文以后不久，我和当时也在青训班担任负责工作的张琴秋等同志商量，决定先对陈珍雄进行批斗，然后把他和同他一道从事托派宣传的人逮捕起来，准备送延安处理。正在这时，冯文彬同志回来了，不久他就接到张闻天同志来的一份电报。大意说，青训班是办在国民党统治区，这是由于西安事变时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条件（那时红军驻在泾阳、三原等地，红军开往山西抗日前线后，除为便于在西安、延安之间的运输、交通和其他联络，在由三原到洛川等县城设联络站以外，还曾在泾阳县属的云阳镇设有留守处，在安吴堡也曾有伤员留驻，两处都在三原以西不远的地方），国民党正在想种种办法要取缔青训班，现在并非政权机关的青训班竟然逮捕人，这正好给国民党一个借口，因此必须坚决纠正乔木等人的这个错误，立即把人释放。这个电报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自己也认识到确实太幼稚。结果是把陈珍雄等经过统一战线关系转送到长安县政府（那里的县长是党的一位同情分子），由长安县政府放了。”

注2 应是“狭、高、空、怯、私”。

注3 指张闻天的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之行。绥德是这次调查最先路过的地方，也是调查的最后一站。

注4 指批评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人的“九篇文章”。胡乔木说，这组文章“的确写得很尖锐”，“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刺人的过头话不少”。毛泽东当时没有准备发表，1965年5月修改时有了重新发表的念头。他对这组文章钟爱有加，1974年6月曾找出仔细看过，临终前一个月还让人读给他听过一遍。

注5 关于政治秘书，在最初载于《回忆张闻天》一书的《回忆张闻天同志》文中，胡乔木是说“毛泽东同志曾经要张闻天同志在身边担任政治研究工作”。此文后来收入《胡乔木文集》时，采用了“政治秘书”一语。

注6 这本大事记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被称为“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胡乔木说它是张闻天“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担任党中央领导工作期间的耳闻目睹”写成，“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它连同张闻天长征途中的日记、1942年陕北晋西北调查的报告和材料等等，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紧急情况下烧掉了，“这实在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注7 指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发表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1932年11月）。文章批评了排斥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将文艺归结为政治留声机的关门主义错误。据程中原查证，瞿秋白、冯雪峰接受了这一批评，针对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论争因而停止。鲁迅1932年12月写的《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同歌特文章反对关门主义步调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