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2pm - tiktok.ape:感君俱对此，不敢惹悲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0:59:37
『煮酒论史』 [青史评论]
作者：蒹葭从风 提交日期：2006-5-4 11:07:00 （元清问题——力争客观地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全国性政权）
这是著名的口水话题。由于近来与某些朋友发生一些原则上的认识歧义，不得不绕进这个颇为是非的圈子里。既然如此，铺开以下文字，不求争执出所以然，惟求尽我所言。此外，我承认我对于华夏文明的偏爱，分析中虽力求客观理性，料想也难逃“为亲是图”的把柄——若有因此而产生的指摘理由，某的确未能申辩，也只好听之一笑。
由汉民族创造并主要传承的华夏文明如同生生不息的水流，流过绵长的四千年。流过时光的锋刃、历史的荒原。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华夏千秋，疆土血染。无法一言以尽。
北魏、辽、金、元、清，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族政权，尤其是元和清，作为非汉族的全国性政权，当如何分析呢？
历史观不仅是我们面对历史的认识，更是我们的文化信念、做人原则。我比较推崇史学家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他认为，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有着相同的实质。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从民族所体现的文化差异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政权、王朝的特性，对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在论述这个问题前最好明确两个概念：“中国”和“中国历史”。
作者：蒹葭从风 回复日期：2006-5-4 11:09:38 1.何谓“中国”？
历史有着时代性，许多概念也存在着历史流变。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最多的用来指华夏/汉族建立的国家——是一个没有明确疆界标定的大致地域概念或文化政权概念。所以它和今天的中国概念不能等同。子曰：有教无类。在几千年里，中国只有夷夏之辨而无民族之别。历史中的“中国”概念重点在于“文化中国”，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却强调绝对的“疆土中国”。中国在洋务运动时期才算真的把西方的现代国家概念吸纳进来，自此以后，中国国内各民族的旧式民族关系开始在共同抵御外侮的过程中转变为新式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开始形成，各民族拥有了共同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像古代的那种夷狄之于中华的国家观已经不能适用了。现今的“中国”，已是在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互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事物与概念。
2.何谓“中国历史”？
历史有着延续性。它的内涵是动态而发展的。某地区的历史，即由该地区生活的所有族群共同缔造，由该地区文化的主体民族所传承，并涉及与该地区族群相关的所有时空的历史事件。“中国历史”的概念可由此推论。可见，“中国历史”的时空区间是无限的。历史上曾经的“中国”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概念虽然与有所差别，但它们都属于中国历史的范畴。
3.何谓“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涉及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甚至整合的过程，但这是一种客观的结果，词义为中性。融合的方式既有文明的、平和的，也有暴力的、血腥的。比如，北魏建立者拓跋鲜卑由大漠以北迁至阴山南麓，还可以说是较和平的“渗透”过程，而蒙古灭宋、满清入关就不属于一种文明的方式。蒙古南下，大宋生灵涂炭，这片土地本来的主人——汉人（南人）沦为第四等人；满清入关后亦大开杀戒，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广泛的大屠杀之下的剃发易服令杀尽了汉人的尊严。即使在清朝统治的265年也充斥着民族压迫和社会禁锢。客观地分析，不论是元朝还是清朝，都造成了华夏文化的大流失和大倒退。明太祖朱元璋有殉葬，这种习俗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被淘汰了，在后来蒙古人入侵后又带来了这一陋习，表现明朝早期人文文化处于半污染状态；同理，清朝一代，华夏文化诸多优秀内容不知不觉消失，流传了三千多年的华夏成人礼在清代二百多年间不知不觉消失了，《天工开物》等诸多典籍在清代闻所未闻，最后竟然是从外国流传回来的，否则中国后人真的不知道祖先曾经还有这样的著作；温水煮青蛙的悲哀绝不止这些……相反的，一些潜藏在华夏文化中的灰暗面却更加发扬光大，最终沉淀成当今人们熟知的传统陋习，如缠足，如权术，如集权制，如思想禁锢，如男尊女卑……最后，全都在一百多年前风雨飘摇的破碎山河间沉淀，如今植根在国人认识中的则是一个锈迹斑斑的传统中国、一个鄙陋落后的华夏文化。
而当今，许多早已在青史遗臭的人物却频频被翻案，莫不是想要开始颠覆中国人几千年的道义观念？试想，一个以伦理模式维系的文明，一个只有文化信仰而无宗教虔诚的民族，一旦这些既定的道义观念被颠覆，后果可不仅仅只是失落了，对于我们这个沉重的民族，将无疑在社会地底点燃一股躁动的岩浆暗流。
有人把游牧民族入侵，最终造成融合的现象说成是输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民族统一，推动了历史进展。可他们却忽略了每一次输血都要以死去千百倍原有新鲜血液为代价。游牧民族文化根基浅薄，即使最后倾向于选择了华夏文化，但他们无法真正贴切地继承和发扬。就像清朝，二百多年间华夏文化大大变异，汉民族失去了诸多优秀的文化内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衣冠上国一度呈现在世界各国眼前的却是丑陋的pig tail，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世界曾经被视为野蛮，丑陋，落后的象征。
然而，世上不存在没有交流的民族。生活在广袤欧亚大陆的华夏汉族亦然。她艰难地走到今天已是不易。那些恩怨的历史如风散去，但记忆却不应该一并遗失，因为它们要留下来维系这个庞大的民族继续向前。对于民族融合中的特定历史，我们既不应该忘本忘祖地粉饰，也不应该自欺欺人地否定。我国的台湾学者萧启庆在评论大陆蒙元史研究状况时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实际，承认历史上一度存在过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征服状态，是一种尊重历史的心态，与今天将它们共同看待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不矛盾。曲解历史于现实无益。
作者：蒹葭从风 回复日期：2006-5-4 11:10:29 4. 对于目前流行的“元清亡国论”“元清非中国”“元清正统论”的客观分析：
首先，关于“元清亡国论”。现在国人谈论"元清是否亡国"问题，往往将历史文化认识与当代政治认识混为一谈，而认识历史，需要历史的眼光和方法，将当代的政治概念生搬硬套加于历史之上，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生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文化主体性的维系，保持了当今中国与历史中国的文化血脉联系，而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多民族利益博弈、妥协格局，又使当今中国与历史中国具有不同的国家观念。
以彼时的国家观念和汉文化正统观而论，元清皆为彼时中国的亡国。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汉文化正统高于国家政权的历史观念，即道统高于政统，所以，即使在建州女真属于明领土一部分的情况下，明代统治者和人民仍然不认为后金是地方叛乱政权，而将蒙古灭宋、明亡清继视为中国的亡国甚至是亡天下。
王朝认同与文化认同一表一里，维系着传统社会的人们的基本心理结构。顾炎武把这两种认同化为“国”与“天下”的差别，他在《日知录》“正始”条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就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的灭亡，亡天下就是亡民生、亡文化。所以，在元清二代，生灵涂炭、文化倒退、精神奴役……这片土地上的主体民族成了劣等民族，足够亡天下了。
关于“元清非中国”“元清正统论”。
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关于“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概念，明确了中国一词作为一个动态的、流变的概念，认为这个论点的提出本身就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因为其中所涉及的中国概念未能明确。明亡清继、宋灭元承，不论占据"北京"之地的统治者在史家的笔下与彼时民众的心目中是否合法与正统，其延续的历史时代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的事实不应否认。不论那些时代是彼时认为的亡国史还是当今国家观念认知的民族关系演变史，以汉民族人民为主体的华夏土地上的人民都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和推动者、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承者。 所以元清依然是中国历史一脉相承的组成单元，不容含糊。
5.关于元清政权的性质
史学家钱穆关于政权掌握集团的评述值得注意。他认为：西方人讲政治，讲的是主权，而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只看重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尽了职没有。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大歧义。如果非要按照西方的思维模式，探寻中国的政治主权在哪里，可以这样分析：按照历史规律，中国的政治主权不可能操在一个人手里。因国家太大了，他难得掌握住。故掌握政权者，一定得是集体的。西方神权有宗教团体支持。王权有一般贵族支持。而中国掌握政权的集团是些什么人呢？实际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也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代起，已没有显然的贵族。军人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权就更不用考虑了。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基本都如此。科举制度正是维持这种模式运转的传送带。制度上无世袭特权，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中国政治何以特地会发展出这一种制度来，把政权交付给一辈读书人呢？这应该说到中国的政治理想只重职责而不重主权之一点上。士人修齐治平的家国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天下为公的心态，加之士人之间不构成社会集团，故而不存在集团性的对社会利益的垄断。
现在就来说元清政权的性质。虽说中国政治传统是一种士人政权，但也不能无变态。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尚有一种特殊的政权，钱穆称之为部族政权。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元清两代，政权由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支持。这种政权不同于士人政权的天下为公而大存私心，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只好算是一种法术或权术，一种控制此政权的手段。读书人的骨气应当决定着这个国家政权精神的强硬程度，而读书人在元清两代，从国家政权的主导者降为参与者，从主人转为仆人，成为他族统治者的工具甚至鹰犬被其凌驾于顶，可想而知其心理状态的转化——如此便不难知道奴性为何了。然而，近代诸多反省者们，若柏杨之类，痛披“丑陋的中国人”，其中之一便是中国人的奴性，他们将这种陋病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窠臼，从而为那些无畏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刀阔斧的“扬弃”改革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事实上，大家几乎都忘了曾有那样一个中国，“士可杀，不可辱”“犯我强汉天威者，虽远必诛”……忘了曾有一个智慧平和，却铁骨铮铮的华夏。
6.客观对待中国历史上的全国性少数民族政权
对待元清二代，当今有两个比较极端的心态，一个是：受线性的朝代思维、静态的国家思维的影响，很多人倾向淡漠游牧民族的征服历史，甚至强调许多“功业”和征服的荣耀，从而忘记了中国历史的主体民族曾经被征服时受到的屈辱，忘记了中国主体文化曾被游牧民族涂抹、践踏。更有甚者，因为考虑到 “中华民族”的融洽问题，故意粉饰某些历史事件；与这种思维极端对立的则是一种仇恨心理，甚至试图将真实存在过的民族屈辱历史事件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某些人还得出了“元清非中国”这样一个逻辑有漏洞的结论。
客观分析，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是不能被少数民族长期统治的。这无关乎狭隘的种族主义，这是因为，一旦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它就会面临多数民族的反抗，它的民族统治权就始终受到威胁，这样它就会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加强民族压迫和军事、思想控制，防范一切能够被多数民族利用来反抗的先进制度、科技，客观上导致了整个国家的文明水平的倒退，还有奴性文化的泛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承认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曾经给中国历史发展带来了阻滞、给华夏文明带来了厄运，是一种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客观心态，文过饰非毫无裨益。
认知历史，需要有历史的眼光，更要有普适的政治道德观、文明的基本精神，这是超越时代和历史局限，真正具有文明积淀性质的认知观念。当今我们考察元清历史，需要有对事实的尊重、对历史的正视，需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辨别、反思彼时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从中认识文化传统的珍贵、政治道义的坚守、民族文明的忠诚、认知"融合"的复杂内涵和历史的深沉启示。正视历史、反思历史、放眼未来，是历史认识应秉承的基本认知原则，也是我们思辨元清历史的目的所在。众所周知，华夏文明是唯一“存活”下来的四大古文明，虽然其间存在了政权的民族更替现象，虽然残缺、变异的成分极大，但毕竟文化仍旧延续了下来。我们这个坎坷的民族，没有必要怨天尤人，埋怨自己生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对于今天，历史的作用不是生下仇恨，而是作为史鉴指向未来。曾经的敌人早已湮没于历史的黄沙与尘土，当时的蒙古、后金屠杀者和统治者们已经死去，而即使他们的后代，作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蒙古族和满族同胞，却是我们至亲的手足。
元清已经过去，它的定位终将在历史中清晰，给我们文明的反思以指引。认识元清，认知华夏先祖世代生存的土地上所发生一切光辉、伟大、屈辱、悲惨的历史，将是对后人承继文明能力的考验。
作者：蒹葭从风 提交日期：2006-5-4 11:07:00 （元清问题——力争客观地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全国性政权）
这是著名的口水话题。由于近来与某些朋友发生一些原则上的认识歧义，不得不绕进这个颇为是非的圈子里。既然如此，铺开以下文字，不求争执出所以然，惟求尽我所言。此外，我承认我对于华夏文明的偏爱，分析中虽力求客观理性，料想也难逃“为亲是图”的把柄——若有因此而产生的指摘理由，某的确未能申辩，也只好听之一笑。
由汉民族创造并主要传承的华夏文明如同生生不息的水流，流过绵长的四千年。流过时光的锋刃、历史的荒原。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华夏千秋，疆土血染。无法一言以尽。
北魏、辽、金、元、清，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族政权，尤其是元和清，作为非汉族的全国性政权，当如何分析呢？
历史观不仅是我们面对历史的认识，更是我们的文化信念、做人原则。我比较推崇史学家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他认为，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有着相同的实质。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从民族所体现的文化差异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政权、王朝的特性，对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在论述这个问题前最好明确两个概念：“中国”和“中国历史”。
历史有着时代性，许多概念也存在着历史流变。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最多的用来指华夏/汉族建立的国家——是一个没有明确疆界标定的大致地域概念或文化政权概念。所以它和今天的中国概念不能等同。子曰：有教无类。在几千年里，中国只有夷夏之辨而无民族之别。历史中的“中国”概念重点在于“文化中国”，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却强调绝对的“疆土中国”。中国在洋务运动时期才算真的把西方的现代国家概念吸纳进来，自此以后，中国国内各民族的旧式民族关系开始在共同抵御外侮的过程中转变为新式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开始形成，各民族拥有了共同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像古代的那种夷狄之于中华的国家观已经不能适用了。现今的“中国”，已是在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互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事物与概念。
2.何谓“中国历史”？
历史有着延续性。它的内涵是动态而发展的。某地区的历史，即由该地区生活的所有族群共同缔造，由该地区文化的主体民族所传承，并涉及与该地区族群相关的所有时空的历史事件。“中国历史”的概念可由此推论。可见，“中国历史”的时空区间是无限的。历史上曾经的“中国”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概念虽然与有所差别，但它们都属于中国历史的范畴。
3.何谓“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涉及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甚至整合的过程，但这是一种客观的结果，词义为中性。融合的方式既有文明的、平和的，也有暴力的、血腥的。比如，北魏建立者拓跋鲜卑由大漠以北迁至阴山南麓，还可以说是较和平的“渗透”过程，而蒙古灭宋、满清入关就不属于一种文明的方式。蒙古南下，大宋生灵涂炭，这片土地本来的主人——汉人（南人）沦为第四等人；满清入关后亦大开杀戒，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广泛的大屠杀之下的剃发易服令杀尽了汉人的尊严。即使在清朝统治的265年也充斥着民族压迫和社会禁锢。客观地分析，不论是元朝还是清朝，都造成了华夏文化的大流失和大倒退。明太祖朱元璋有殉葬，这种习俗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被淘汰了，在后来蒙古人入侵后又带来了这一陋习，表现明朝早期人文文化处于半污染状态；同理，清朝一代，华夏文化诸多优秀内容不知不觉消失，流传了三千多年的华夏成人礼在清代二百多年间不知不觉消失了，《天工开物》等诸多典籍在清代闻所未闻，最后竟然是从外国流传回来的，否则中国后人真的不知道祖先曾经还有这样的著作；温水煮青蛙的悲哀绝不止这些……相反的，一些潜藏在华夏文化中的灰暗面却更加发扬光大，最终沉淀成当今人们熟知的传统陋习，如缠足，如权术，如集权制，如思想禁锢，如男尊女卑……最后，全都在一百多年前风雨飘摇的破碎山河间沉淀，如今植根在国人认识中的则是一个锈迹斑斑的传统中国、一个鄙陋落后的华夏文化。
而当今，许多早已在青史遗臭的人物却频频被翻案，莫不是想要开始颠覆中国人几千年的道义观念？试想，一个以伦理模式维系的文明，一个只有文化信仰而无宗教虔诚的民族，一旦这些既定的道义观念被颠覆，后果可不仅仅只是失落了，对于我们这个沉重的民族，将无疑在社会地底点燃一股躁动的岩浆暗流。
有人把游牧民族入侵，最终造成融合的现象说成是输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民族统一，推动了历史进展。可他们却忽略了每一次输血都要以死去千百倍原有新鲜血液为代价。游牧民族文化根基浅薄，即使最后倾向于选择了华夏文化，但他们无法真正贴切地继承和发扬。就像清朝，二百多年间华夏文化大大变异，汉民族失去了诸多优秀的文化内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衣冠上国一度呈现在世界各国眼前的却是丑陋的pig tail，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世界曾经被视为野蛮，丑陋，落后的象征。
然而，世上不存在没有交流的民族。生活在广袤欧亚大陆的华夏汉族亦然。她艰难地走到今天已是不易。那些恩怨的历史如风散去，但记忆却不应该一并遗失，因为它们要留下来维系这个庞大的民族继续向前。对于民族融合中的特定历史，我们既不应该忘本忘祖地粉饰，也不应该自欺欺人地否定。我国的台湾学者萧启庆在评论大陆蒙元史研究状况时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实际，承认历史上一度存在过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征服状态，是一种尊重历史的心态，与今天将它们共同看待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不矛盾。曲解历史于现实无益。
首先，关于“元清亡国论”。现在国人谈论"元清是否亡国"问题，往往将历史文化认识与当代政治认识混为一谈，而认识历史，需要历史的眼光和方法，将当代的政治概念生搬硬套加于历史之上，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生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文化主体性的维系，保持了当今中国与历史中国的文化血脉联系，而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多民族利益博弈、妥协格局，又使当今中国与历史中国具有不同的国家观念。
以彼时的国家观念和汉文化正统观而论，元清皆为彼时中国的亡国。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汉文化正统高于国家政权的历史观念，即道统高于政统，所以，即使在建州女真属于明领土一部分的情况下，明代统治者和人民仍然不认为后金是地方叛乱政权，而将蒙古灭宋、明亡清继视为中国的亡国甚至是亡天下。
王朝认同与文化认同一表一里，维系着传统社会的人们的基本心理结构。顾炎武把这两种认同化为“国”与“天下”的差别，他在《日知录》“正始”条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就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的灭亡，亡天下就是亡民生、亡文化。所以，在元清二代，生灵涂炭、文化倒退、精神奴役……这片土地上的主体民族成了劣等民族，足够亡天下了。
关于“元清非中国”“元清正统论”。
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关于“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概念，明确了中国一词作为一个动态的、流变的概念，认为这个论点的提出本身就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因为其中所涉及的中国概念未能明确。明亡清继、宋灭元承，不论占据"北京"之地的统治者在史家的笔下与彼时民众的心目中是否合法与正统，其延续的历史时代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的事实不应否认。不论那些时代是彼时认为的亡国史还是当今国家观念认知的民族关系演变史，以汉民族人民为主体的华夏土地上的人民都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和推动者、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承者。 所以元清依然是中国历史一脉相承的组成单元，不容含糊。
5.关于元清政权的性质
史学家钱穆关于政权掌握集团的评述值得注意。他认为：西方人讲政治，讲的是主权，而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只看重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尽了职没有。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大歧义。如果非要按照西方的思维模式，探寻中国的政治主权在哪里，可以这样分析：按照历史规律，中国的政治主权不可能操在一个人手里。因国家太大了，他难得掌握住。故掌握政权者，一定得是集体的。西方神权有宗教团体支持。王权有一般贵族支持。而中国掌握政权的集团是些什么人呢？实际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也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代起，已没有显然的贵族。军人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权就更不用考虑了。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基本都如此。科举制度正是维持这种模式运转的传送带。制度上无世袭特权，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中国政治何以特地会发展出这一种制度来，把政权交付给一辈读书人呢？这应该说到中国的政治理想只重职责而不重主权之一点上。士人修齐治平的家国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天下为公的心态，加之士人之间不构成社会集团，故而不存在集团性的对社会利益的垄断。
现在就来说元清政权的性质。虽说中国政治传统是一种士人政权，但也不能无变态。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尚有一种特殊的政权，钱穆称之为部族政权。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元清两代，政权由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支持。这种政权不同于士人政权的天下为公而大存私心，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只好算是一种法术或权术，一种控制此政权的手段。读书人的骨气应当决定着这个国家政权精神的强硬程度，而读书人在元清两代，从国家政权的主导者降为参与者，从主人转为仆人，成为他族统治者的工具甚至鹰犬被其凌驾于顶，可想而知其心理状态的转化——如此便不难知道奴性为何了。然而，近代诸多反省者们，若柏杨之类，痛披“丑陋的中国人”，其中之一便是中国人的奴性，他们将这种陋病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窠臼，从而为那些无畏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刀阔斧的“扬弃”改革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事实上，大家几乎都忘了曾有那样一个中国，“士可杀，不可辱”“犯我强汉天威者，虽远必诛”……忘了曾有一个智慧平和，却铁骨铮铮的华夏。
6.客观对待中国历史上的全国性少数民族政权
对待元清二代，当今有两个比较极端的心态，一个是：受线性的朝代思维、静态的国家思维的影响，很多人倾向淡漠游牧民族的征服历史，甚至强调许多“功业”和征服的荣耀，从而忘记了中国历史的主体民族曾经被征服时受到的屈辱，忘记了中国主体文化曾被游牧民族涂抹、践踏。更有甚者，因为考虑到 “中华民族”的融洽问题，故意粉饰某些历史事件；与这种思维极端对立的则是一种仇恨心理，甚至试图将真实存在过的民族屈辱历史事件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某些人还得出了“元清非中国”这样一个逻辑有漏洞的结论。
客观分析，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是不能被少数民族长期统治的。这无关乎狭隘的种族主义，这是因为，一旦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它就会面临多数民族的反抗，它的民族统治权就始终受到威胁，这样它就会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加强民族压迫和军事、思想控制，防范一切能够被多数民族利用来反抗的先进制度、科技，客观上导致了整个国家的文明水平的倒退，还有奴性文化的泛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承认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曾经给中国历史发展带来了阻滞、给华夏文明带来了厄运，是一种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客观心态，文过饰非毫无裨益。
认知历史，需要有历史的眼光，更要有普适的政治道德观、文明的基本精神，这是超越时代和历史局限，真正具有文明积淀性质的认知观念。当今我们考察元清历史，需要有对事实的尊重、对历史的正视，需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辨别、反思彼时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从中认识文化传统的珍贵、政治道义的坚守、民族文明的忠诚、认知"融合"的复杂内涵和历史的深沉启示。正视历史、反思历史、放眼未来，是历史认识应秉承的基本认知原则，也是我们思辨元清历史的目的所在。众所周知，华夏文明是唯一“存活”下来的四大古文明，虽然其间存在了政权的民族更替现象，虽然残缺、变异的成分极大，但毕竟文化仍旧延续了下来。我们这个坎坷的民族，没有必要怨天尤人，埋怨自己生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对于今天，历史的作用不是生下仇恨，而是作为史鉴指向未来。曾经的敌人早已湮没于历史的黄沙与尘土，当时的蒙古、后金屠杀者和统治者们已经死去，而即使他们的后代，作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蒙古族和满族同胞，却是我们至亲的手足。
元清已经过去，它的定位终将在历史中清晰，给我们文明的反思以指引。认识元清，认知华夏先祖世代生存的土地上所发生一切光辉、伟大、屈辱、悲惨的历史，将是对后人承继文明能力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