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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态学：对人类与知识实体关系的新探索
2005-10-29 22:48:31    陇菲 张一凯/KMCenter 

陇菲 张一凯

人类对于“知识”向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传说亚当·夏娃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禁果而承担原罪的重负：普罗米修斯因为盗窃天火而遭受残酷的刑罚；仓颉造字而天雨粟，夜鬼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但是，所有这些神话中有关知识消极作用的告诫，都未能使人类及时地自觉反思知识本身的价值。甚至，如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那样的大声疾呼也无济于事。人类文明的以往历程中，向来是“知识越多越好”的观念处于统治的地位。

知识，特别是科学技术，一直在长足加速进步，问题也因此接踵而至。

当今，人类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资源危机、核战威胁、文明滞差( culture-civilization lag) 、时间加速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正如“知识生态学”(EOK,  即 Ecology of Knowledge)的创立者加拿大握太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沃杰霍夫斯基所说：“都是知识直接间接引起的后果。”

人类必须对知识本身的价值重新进行反思。

人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人类与知识实体之间的关系”。

固然，人是知识的创造者，但是，反过来，人又是知识的产物。事实是，当人创造了如沃杰霍夫斯基所说的相对独立的“知识实体”( body of knowledge)或者如卡尔·波普尔( Karl R．Popper)所说的“客观知识”(objective  knowledge)之际，他就同时创造了—个如同沃杰霍夫斯基教授所说“自身也参与其中”的新的系统结构。

人由生物、特别是由作为生物个体之集会的动物社会进化而来。作为社会动物，人的先祖原来生活在—个自然的生态环境之中。但是，人之所以是人，其所不同于一般社会动物的，是因为在人类与自然之间，有一个人工的媒介。这个媒介，便是“知识”及“人工产物”。

由于人类创造丁“知识”及“人工产物”，人类便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自然 - 人工”的生态环境之中。人类与此“自然 - 人工”的生态环境共同构成了沃杰霍夫斯基教授称之为“人类生存系统”的整体结构。

在于1975年创立的“知识生态学”中，沃杰霍夫斯基教授把这个“人类生存系统”又细分为如下几个层次：

1，  知识系统(KS，即 The Knowledge System),由人与知识( man-knowledge)构成；

2，  文明系统(CS，即 The Culture System),由人与知识以及人工产物（man-knowledge-products）构成；

3，人类生存系统（ESM,即 The Existential System of Man）,由人与知识以及人工产物还有自然(man-knowledge-products-nature)构成。

沃杰霍夫斯基教授对“人类生存系统”的细致区分，以及“知识生态系”的创立，有一个西方文明的认识基础。这个认识基础就是：“对知识客体与人类主体的非同一性的肯定”。这种“心身二元”、“主客区分”的观念，确是西方哲学的特色。

沃杰霍夫斯基教授强调：知识客体尽管是由人所建构的，但它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实体存在，而不同于建构知识容体的人类主体。这与卡尔·波普尔关于“第三世界”或“客观知识”的“客观性和自主性”的论述正相吻合。在沃杰雷夫斯基教授以及其他西方学者看来，只是因为“对知识客体与人类主体的非同一性的肯定”，才能把“知识”看作是与人类相互作用的一个独立因素。(笔者按：而对于许多中国学者而言，则正是“人类主体与知识客体的相互作用”，使得我们把二者视为“同一的整体”。)

沃杰霍夫斯基教授创立的“知识生态学”认为：知识容体与人类主体的相互作用，使得“知识”在人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与卡尔·波普尔关于‘“第二世界(笔者按：即人类主体)与第三世界(笔者按：即客观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论述正相吻合。沃杰霍夫斯基教授认为：“知识永远有能力创造出具体成果”。因此，他特别推崇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当然，我们可以补充说明：知识只有正确地被人类利用，才能适当地发挥其伟大的力量。这里所说的“正确”、“适当”，正是“知识生态学”所关切的。

沃杰霍夫斯基在“知识就是力量”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命题：

不管那些创造知识或利用知识的人本意如何，知识都一定会产生正面的负面的两种不同作用。

沃杰霍夫斯基教授在为我们正在编译的《知识生态学》一书所写的中译本《序言》中强调指出：“对这一点的认识是推动本书作者建立知识生态学理论的主要原因之一。”

沃杰霍夫斯基教授指出：生态平衡是生物进化产生的各种物种同生共处所形成的。新物种在不同程度上同原有的物种有区别；可是它们并不破坏大自然的统一性。一般来说，新物种总会在整个生态平衡中找到它自己的位置，它并不冒犯生物进化的或大自然的任何规律。由于总的来说它是自然规律决定的产物，因而它是适应自然的。

但是，人类既是生物进化乃至作为生物个体之集合的动物社会进化的产物，又是“文化进化”(CE即 Cultural Evolution，莱斯利·怀特 L．white1949；沃杰霍夫斯基1985)或“人文进化”(HCCE即Human-Culture-Civilization Evolution，牛龙菲，1987)的产物。因此，如沃杰霍夫斯基教授所说：人的理性及其产物——知识结构，按其性质是同自然界相异的一种秩序。人的肉体是可以降解归回到自然的生物机体。因此，人的肉体不会毁灭自然，它也不会打乱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相反，人的精神却不是可以降解归回到自然的生物机体。它跟自然界的差别越来越大。因此，知识的发展增了人与自然间的不协调的可能性。

正是基于如上的认识，沃杰霍夫斯基教授区别了“人与非人的生态”。

在沃杰霍夫斯基教授看来，生物进化不仅决定着非人生态的平衡性质，还决定着非人生态的相对静态性质。相反，文化进化或人文进化不仅决定着人类生态的不协和性，而且决定着人类生态的加速变迁。

正是因此，沃杰霍夫斯基教授认为：人类生态学性质的知识生态学必须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1，长远规划，面向未来；

2，整体观念，全球意识。

显而易见，自然秩序中生态平衡的需要强迫我们去限制那种自发的、奢侈的能源消费。而文化进化或人文进化的时间加速，则迫使我们在行动之先便考虑到结局，换言之，出于人类活动的威力和成效的增加，“知识”及“人工产物”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便显得迫在眉睫而刻不容缓。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们开始意识到“长远规划，面向未来”的必要性时，“未来”对于我们，已经不象先前那样“长远”。沃杰霍夫斯基教授用一个“定理”概括了这个事实：

人类创造世界的能力同可用以解决人类造成的问题的时间成反比。

等待着人类的将是一场吉凶未卜的量子跃变。

知识生态学需要考虑的第二个方面是“整体观念，全球意识”。“生态学”(ecology)这个词是厄尼斯特·哈克尔( Ernest Hacke1)根据希腊语“Oixos”(房舍)和“1ogos”(理性)创造的。所谓“生态学”就是研究对于有机体而言有着特别重要意义之“有机体与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这无疑正是一种“整体”观念的产物。

“知识”，需要集体的通力合作。当今这种“合作”已经扩展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规模。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超级文明崛起的时代。“全球化”，是以科学、技术，特别是提供大规模世界范围内高速通讯方式的媒介为基础的。人类已经发展到真正在“族类”水平上相互依赖的地步。在当今，出现了一种超国界的力量。这种超国界的力量，正在把不同的文明以及不同的个人扯平。但是同时，又有一种与这种平均化力量抗衡的力量，这便是“主张文明多元”的力量与“尊重文明个性”的力量，就某种意义而言，以民族和国家为本位的“文明多元论”正在被“尊重个性”的呼声所取代，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从“相同的文明特性”的角度来划分那些具有瞬态性质的亚文明团体。在这个前提下，“文明滞差”所形成的文明模式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个性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沃杰霍夫斯基教授强调指出：“个性是人所特有的创造行为无穷变化的可能性的根源。”但是，统一的规划和相互的依赖往往会限制富有创造性的个性并压制人们选择的自由。因此，沃杰霍夫斯基教授深入讨论了“多元价值体系”的问题。

“知识”虽然是一种力量，但是这种力量本身并不能解决它所带来的问题。人类为了摆脱目前的“生态窘境”( ecological predicament)必须进一步地发展用以指导人们正确选择和适当使用知识的价值体系。

人类是由个体以及从小至家庭到大至国家的各种不同等级的社会团体组成；因此与之相关的“价值体系”，首先是一个有着各种不向等级层次的系统。其次，在每一个不同的等级层次上，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

在个人的层次上，每个人都因先天、后天条件的不同而备有其独特的个人价值观念。往往对于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态度和反应。“价值”因此而与“主观”似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似乎是不断产生分歧而使舆论无法统一的主要障碍。但是，既然团体的存在需要一定程度的个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它就必须至少在一部份价值中保持一个统一的评估尺度以及对于个体不同价值观念的理解。因此，社会团体越大，就越需要一个能够沟通个体不同价值的共同价值尺度。因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往日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明滞差”，正在被“超级全球文明”与“独特个体选择”之间的张力所取代。正是这种全球规模的知识传播，使得人们得以能够选择更加多种多样的行为方式，也使得人们进一步地考虑个体行为在全球规模的整体中的作用和地位。

沃杰霍夫斯基教授所创立的“知识生态学”，对知识的“价值”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众所周知，西方科学在近三百年中的飞速发展，是与知识的“客观性”(objectivity)和“超价值性”(value-free)分不开的(笔者按：中国科学在近代的落后，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归咎于其“经世致用”的非客观性和过多的价值干预)。知识生态学的创立，意味着对知识之“价值”的再认识，意味着人类对于“知识本身”的再反思。如果说，“生物生态学”意味着对于物种的限制的话；那末，“知识生态学”则并不完全是对“知识”或“智能”的限制。毋宁说，它是人类智慧的一种升华。人类正在以更加成熟的眼光来审视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宇宙。

沃杰霍夫斯基教授已经意识到：理解知识的作用对于理解文化进化或人文进化是不可或缺的。反过来，理解文化进化或人文进化也会进一步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事实上，“知识”以及“人工产物”都是文化进化或人文进化所产生的“文明成果”( products of Culture--Civilization)。

沃杰霍夫斯基教授在1985年提交“一般系统研究会第27届年会”的论文《智能和人类的进化》中写道：“人类进化是文化进化。”对于他所谓的“文化进化”的特点，沃杰霍夫斯基教授作了如下的说明：首先是因为导致知识结构形成的理性认识从人的头脑中外化出来了，其次是因为外化出来的理性知识客体化了并储存起来。正是这种“知识”与“人类”之间的馈送关系，成为一支有力的杠杆，它使人类能够超出自然，使人类能够用文化进化的规律部份取代生物进化的规律。(笔者按：正是考虑到“人”“Human”与“文”  “Culture - Civilization”之间的馈送关系，牛龙菲才在“文化进化”的基础上，于1987年提出了“人文进化”的概念。)

正是因此，我们认为：“知识生态学”所讨论的问题，在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知识”的范围。“知识生态学”在实际上已经推广成为了“文明生态学”( The Ecology of Culture--Civilization)。它所讨论的问题，已经涉及到“文明”(包括“知识”以及“人工产物”)与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地说，“知识生态学”已经推广成为了“一般生态学”( T he General Ecology)  它所讨论的问题，已经是“人类、文明、生物、自然(狭义的)之间的相互关系”。

人是跨越物理、化学、生物、(作为生物个体之集合的动物)社会、人文等不同等级层次的存在。人除了作为整个宇宙巨系统的—个子系统之外，还和其它的各种子系统组成各式各样的相互关联的网络。这个关联一切的系统网络，正起所谓的“生态”。但是，这个关联一切的网络，并不是创世的结果，而是进化的产物。正是在一般进化(GE即General Evolution， Ervin laszlo，1986；牛龙菲1987)的长河之中，正是在物理进化、化学进化、生物进化、作为生物个体之集合的动物社会进化、人文进化的历时过程之中，才产生了当今共时集合的物理系统、化学系统、生物系统、作为生物个体之集合的动物社会系统、人文系统，才产生了当今这样一个整体的宇宙巨系统。人类正是生存于这个“生态环境”之中。人类必须对此整个巨系统的相互关联作进一步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