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fia jannok演唱会:夜阑，涛声依旧

夜阑，涛声依旧

作者：江之浒

目录

代序 余英时教授复作者的信 前言

第一章  外侮下的童年

第二章  动荡不安的中学阶段

第三章  服务社会和继续深造 

第四章  经受“反右”洗礼

第五章  九死一生的炼狱

第六章  右派来鸿“解密” 

第七章  年近“不惑”结婚成家

第八章  “改正”后的十多年新闻职业    

第九章  “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    

第十章  美国见闻录   

317页 定价：25.75美元

本书章节摘要

江之浒:  1995年初，在江苏省淮安日报社退休。退休前先后从事过农业植保、高中语文教学、报纸采编工作。初中就读于南通通州师范附中、江苏省南通县立中学、上海市立缉椝中学，因家贫入读苏北南通农业学校(中专)，1952年毕业后工作四年。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次年，在北大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留校察看处分。1958年8月，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他成为人大学生。1960年毕业后发配宁夏，在“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同心县劳动改造十年、当高中语文教师十多年。1979年右派冤案获“改正”。1982年末调江苏，在地市报当编辑、记者十三年。职称主任编辑。退休后在北京有关报社工作两年。

一 1945年至1949年 生活在江苏南通

右图：母亲三十岁时的照片

1945年的年底，正在春节前个把月，我看到妈妈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又不见爸爸，一打听，原来爸爸跟着两个带枪的人走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新四军的。爸爸去了掘港和苴镇（两地属如皋县，现为如东县）。听说是为海边盐碱地垦殖筹款的事。

过完春节，已是1946年2月了。我和三姐考入在海复镇的通州师范附中，我的考试成绩在二百多名附近各县考生中，排名第四，但我是这前四名中年龄最小的。我们也是坐了独轮车，走了四五十公里，才到校的。胡履之先生执掌校政。他对我们很关心。学校有一批年轻教师，工作热情、认真。我们初一按考分分为甲、乙两个班共有120人。课程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等。历史又是我最感兴趣的，一开始就从鸦片战争讲起。没有课本，大多为油印的《讲义》。我们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农户家里，学校伙食很差，有时三姐去买点花生、麻花、脆饼什么的。很少有肉吃。学校还有师范部，学生都是些“大个子”。这个学校十分注重给新生讲张謇、讲校史、讲校训。“坚苦自立，忠实不欺”这八字校训，从此陪伴我一生，影响我的一生。

学校在黄海之滨，我经常和同学在海边捉蟛蜞、捡海贝。海风吹得多了，脸面上粗糙得感到有盐花。

3月下旬，学校举行集会，声讨国民党特务杀害记者孙平天等8人，酿成“南通惨案”的罪行。

4月份，我们学生列队去参加一次斗争地主、恶霸的集会。台上，翻身农民说着哭着历数地主、恶霸的罪状。地主们低着头、弓着腰站着。斗争最后的一个，好像是地主、恶霸，又是做敌伪乡长的汉奸，听许多控诉者发言说他是罪大恶极，主持人一声宣布判处死刑，由两个民兵架着下台，不知在什么地方下手的，也没有听到枪声，我吓得抓住师范部的一个大同学，他马上把我抱起来。这可说是我有生第一次接受阶级斗争“洗礼”。当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有睡好。有着无名的恐惧。

5月，学校举办春季运动会，我第一次见识到一个新的项目，师范部的同学好厉害，靠那长长的竿子，把身子撑起来鱼跃过高高的横杆！

6月下旬，爸爸托人传话要我和三姐马上乘独轮车去南通城。我们告别了学校，离开海复镇，一路向西走，看到各地田里的麦子都陆续登上了打麦场。所到之处都是连枷的劈里啪啦声，此起彼伏。坐了两天独轮车，到了南通。那里是国民党的天下。我们见到了爸爸，妈妈，和大我二十多岁的、正患肺结核病的大哥，大姐（婆家也在南通），二姐，大妹，全家大团圆了。我们在南通湾子头东租房居住(后来，家又搬到城南长桥南的獭猫巷去了)。我这时已11岁，还是第一次看到电灯，第一次用上了自来水。在这之前，我们都是点豆油灯看书学习的，为了节省豆油，也只能点一根灯芯，那真是豆大的灯光。点蜡烛、点煤油灯是一种奢侈，点汽灯那是遇到重要事情才有。如今，享受到现代文明，我觉得太幸福了。爸爸自从去了掘港、苴镇，一直未和我们见过面，据说共产党根据地政府又派他去上海筹款，他到上海后就不再去解放区了。他忠于他的“党国”，我到南通时，他已是国民党江苏省南通县党部秘书。

南通城的马路上，汽车、黄包车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荷枪实弹的士兵到处都是，军用吉普东闯西突。在著名电影演员赵丹的父亲赵子超开办的新新大戏院，第一次看了电影。那时，每次看电影，在放映正片前，都要播放新闻记录片，都是打仗的。有一次，看的是“四平街大捷”，那是一片战场惨象，到处是残垣断壁，看到陈明仁将军。所见所闻都告诉我们：可怕的、恐怖的战争又来了。

我到南通不久，父亲就要我去在省南通中学举办的夏令营，这实际上是个学习夏令营。学习英语和数学。我只会十分简单的英语，但那里学的却是初二或初三的课程，课程是补习性质的，一篇课文，老师教了生词，然后串讲一遍、领读一遍就完事。下一课，对不起，点到谁，谁就站起来背。父亲没有问过我过去学得如何，反正得跟上。他是个严父，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学，每天背诵。我又不能抱侥幸心理，只当老师每天会点到我背。所好只被点到过一次，我背得老师还满意。

夏令营过后，秋季要开学了，二姐到上海读一个女中，同班还有一个舞蹈明星叫胡蓉蓉的。二姐后来考入私立南通学院医科，又转学到江苏医学院，在这个学院毕业。三姐在南通女子师范初中部，大妹读小学。我没有着落。父亲当然希望让我进南通最棒的江苏省立南通中学，但当时，省通中办理转学手续较困难，也不能“走后门”，我又错过了入学考试机会，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进了南通县立中学。

到县中仍从初一开始读。因为算是转学，县中校长邵尔章倒是答允了。县中在县城的东北角，紧靠北濠河，借用的是私立崇敬中学的校舍。崇敬中学由著名电影演员顾而已父亲顾崇敬创办。赵丹、顾而已都曾就读过此校。学校操场和北濠河之间的荒地上，布满了新坟，坟上插着小木牌，木牌上面写的内容，大多是流亡学生某某某，籍贯，年龄和病故年月。我看了后，一种凄凉之情油然而生。操场经常被借用作士兵操练之用，也影响到课堂里的学习，更不用说上体育课了。学校的训育教师叫朱惟高的，在点我的名时，也像乾隆皇帝一样，把“浒”念成“许”。音乐老师叫徐抱真，教我们的一些歌曲，是讽刺国民党贪污腐败、独裁专制的，当时即使我们年龄很小，也还是知道在骂谁。比如，那首《古怪歌》：

“往年古怪少呀，今年古怪多。太阳西边出呀，月亮东边落哟，天上的梭罗地上栽呀，河里的石头又滚呀滚上坡哟，滚上坡哟！”“古怪多，古怪多，古怪古怪古怪多，半夜三更里呀，老虎闯进门哟；你问它来干什么呀，它说它来保护小绵羊哟！”

我们的《动物》老师是位姓吕的女老师，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一件紧身的旗袍，用南通口音授课，好像一开头就讲“草履虫”，后来，班上同学干脆给她取了个外号叫“草履虫”。从来看不到她的笑脸。有的同学在课堂里捣蛋，她当没看见。但她布置的作业是要按时缴的。这数十年来，我一直希望回忆出她的名字。2006年2月27日(我的生日)晨7时许，我突然想起，她叫“吕君铎”。我的老伴在Google里帮我搜索了一下，在“吕君铎”条目下，共有两条，头一条就是涉及南通平潮吕君铎女士的。我终于确认她就是我的老师。她也是我的60年前的老师。本来，我总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每况愈下了，谁知竟突然又灵光起来。难怪前几年体检，我的“脑血流图”，总是受到医务人员的夸奖。

在县中读初一我就寄宿在学校。学生生活是清苦的。早晚是稀饭，中午是籼米饭、蔬菜。一周能开荤两次，大多是青菜烧肉，每人每次能吃到两三块猪肉。吃饭都是军事化的：听到就餐铃，到饭厅，各桌人员各就各位，由各桌值日生盛好饭，总值班生吹响哨子，喊“开动！”，大家才正式拿筷吃饭。学生们吃饭狼吞虎咽，我那时才十一岁多一点，吃不过他们。周末，在学校吃过晚饭，我才回家，次日下午返校。

县中的学生普遍爱好踢足球。我也是这样，为此，我还用压岁钱买了个小足球。

初二下学期，崇敬中学复校要房子，我们学校只好搬到孔庙去了。我们寄宿生都住在大成殿里，一律的一排排双层床。这样的数百人住的大宿舍，真要入吉尼斯记录大全了。大成殿前东西两厢，就是教室。教室的门、窗框、柱子都涂上有怪味的血红的“漆”，据说是涂的猪血。政府忙着打仗，哪里有钱顾得上办教育！我们寄宿生轮流值班管理伙食，每天有两人和厨师去菜场买菜，看厨师烧菜做饭，直到分配完饭菜，全程监督，又叫“监厨”。伙食费是规定一个月交多少斤籼米（有质量、等第规定），由学生自己去粮行买，粮行出具支付籼米若干的凭条，交伙食团统一领回。记得菜金就包含在米里。这算是一种民主管理方式。由于物价飞涨，一星期就只能吃到一次肉了。我初中阶段两年多都住校，三姐也住校，家里的规定是不能违反的。这促使我们这一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娇生惯养”。

在南通城的每年农历除夕日，父亲总是给我一只空酒瓶，要我到长桥下的一家酒店去买一市斤散装“花雕”，店里是用半市斤容器的“端子”来两下子就灌一瓶。这就是全家过年祭祖和喝的酒。

父亲这一两年，在组织反共地方武装方面没有少出力，南通又是江苏省的甲等县，他在1946年底晋升为国民党江苏省南通县党部书记长。1947年2月，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到南通视察，南通召开了各界欢迎他的大会，大中院校学生都去了，白讲了话，父亲也致欢迎辞的。南通驻军的头头叫李默庵，他是第一绥靖区司令官。南通是师管区，我曾经有一次在街头看到不少年青人被绳子一个一个连在一起，上了十轮军用卡车被运走。据说是抓的壮丁。驻军记得先后有国军陆军整编第四十九师和第二十一师，前者的师长叫王铁汉，因为他的名字和他的军人身份特别般配，所以记住了。南门城门洞口常贴有以师的名义处决人犯的布告。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

1948年11月至1949年元月，国军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即徐蚌会战)中兵败如山倒，加之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国统区民不聊生，国民党已失去民心。

1948年12月，除父亲外，我们全家都已到上海。大哥在南通治疗肺结核病一年多后，到国防部史政局图书馆(在南京黄埔路)担任上校副馆长一职，不到一年，病情恶化，又转至上海江湾澄衷疗养院继续医治肺结核病。

1949年元月底，父亲随国军最后一批从南通撤退。他到上海和别人谈起在南通最后的几天：在南通城里，共产党干部已在城里公开活动，有的是他认识的，路上见面还互相打过招呼。

二 1949年 在上海读书的日子

我家住进上海提篮桥舟山路霍山路口的一幢房子(舟山路6号)，那是“顶”来的房子，算是取得房屋的租赁权。楼下是父亲的学生也是同乡开的“钱兆记运输行”的写字间。楼上是我家。从窗子向东望去隔霍山路就是霍山儿童公园。这房子原是犹太人住的，里面还有壁炉、GAS灶。到1949年初，这一带犹太人都先后离开了上海。在南通，我家用的是烧木柴或草的一口灶，这种最原始的灶，就像过去船民使用的那种。因为没有烟囱，烧饭时满厨房都是熏得眼睛生疼的烟。

我初到上海，在外滩乘有轨电车时，只听一声响，摸摸长袍子，大襟上的一支金星金笔没了。

过完春节以后，受父亲之命，我嫂子带我去上海市立缉槼中学，经过考试、注册，算是转了学，读该校初三春季班(我在南通县中已读完初三春季班，但该校规定只能转到初三春季班，不能转到初三秋季毕业班)。缉槼中学﹐是为紀念聂緝槼而创办的。聂缉槼﹐原籍湖南﹐是清代重臣曾国藩的女婿﹐光绪年間曾任上海道台。以后﹐他升任江苏按察使﹐继而又升任浙江巡抚。1911年聂缉槼去世后﹐他的儿子聂云台鉴于杨树浦“苦无良好学校﹐儿童失学者多”(杨树浦一带是工厂区，工人子弟多)，於是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议﹐由聂氏捐出原精武体育会土地7亩及一笔款项﹐工部局負责创办学校。次年春季﹐校舍落成开学﹐为紀念聂缉槼﹐正式命名为“工部局立聂中丞华童公学”﹐胡适曾在该公学任过教。该校后又改名为“缉槼中学”。上世纪50年代又改名为市东中学，是市重点中学。

颇有意思的是，前些时看了《李敖回忆录》的有关部分，他和我几乎同时来缉槼中学，他读初一，也是春季班（初一上）。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我第一次走进这学校的时候，它漂亮的建筑大大吸引了我，因为它比起北京四中我的母校来，的确太贵族了。它的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与文化古都的学校，风格完全不同，贫富也完全不同。注册以后，2月15日开学，一上课我就傻了，因为老师学生多讲上海话，我不懂上海话，使我非常不方便。尤其英文课，上海地区小学就念英文，英文课本是沿用几十年的《英文津逮》，内容比北京四中的《正中英语》深，我简直跟不上。”

我和他相同的是，英语也读得吃力；不同的是，我能说不十分流利的上海话。这个学校确实不错。办公楼和教学楼是连接在一起的。教室设施也较现代化。当时上下课都是听电铃。篮球场旁有砂滤水可饮用。我们初三(上)年级竟开设有《机械制图》课。

李敖说的这“十里洋场的学校”，也有让我看不懂的地方。我们的国文课学的多的是古文，每次老师讲完一课，在下一课时，都要求学生会背诵。有一次，老师叫一位同学背清代彭端淑的《为学一首示子侄》，当背不下去时，老师怒气冲冲地走到这位学生跟前，毫不客气地要学生伸出手来，用戒尺狠狠地抽打，打在同学的手上，疼在我们的心里。在南通、在海复镇读书，还没见过这野蛮的惩罚，可好，到了这大上海，见识了这位老师的“文明”。当时学校的训育主任很厉害，学生们都畏惧他的。

到1949年年初，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已极度贬值，失去信用。我妈妈每天去舟山路菜场买菜，都要带银元。我家所在的舟山路霍山路口一带，从早到晚，银元“黄牛”麇集于此，寻求交易。主要有三种银元：小头(有孙中山头像)、大头(有袁世凯头像)、鹰洋(有鹰的图像，是墨西哥的)。“黄牛”们右手掌心上拿着纵排的七八个银圆，一开一合，发出清脆的金属声，但数十个人都这样，这声音就教人烦闷。加上他们的叫卖声：“大头换小头”、“小头换鹰洋”、“鹰洋换大头”、“大头要哇大头”……直让我们无法安静下来。无奈何，只好在这种噪声中进入梦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10日邓小平查封上海证券大楼才结束。

左图：父亲江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摄于台北

父亲是3月份坐海轮只身去台湾的。听说有人曾建议父亲带我一道走的，但父亲没有这么做，主要是他没有钱。

解放军马不停蹄地挺进，上海也开始吃紧。街头报摊零售的《新闻天地》、《文萃》、《观察》等多种杂志，我也喜欢看，其中有许多文章在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局势。有的文章在探讨如何“应变”。4月份，霍山路靠大连湾路那里，有一个国军的“联勤总部”的仓库，不像平时那样有岗哨，好像乱糟糟的，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搬东西。不久，远处开始传来炮声。我还是去上学，有的老师已不上课了。到5月上旬，有一天，我去学校，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非常失望地回家了。许多店家也关了门。黄浦江上军舰上的大炮不时轰鸣。一到晚上，浦东方向的照明弹把天空照得透亮。半夜里，载着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国军的大批军车呼啸而去。后来，甚至在大白天，从楼上向霍山路望去，有些店家也遭大兵破门而入，被抢劫一空。有的大兵进不了门，竟恼怒地在门上系上一根绳子，而这绳子是连着开盖的手榴弹内的扣子的。嗣后，正好一小队巡逻兵路过，才没有出事。

5月25日，我们家居住区提篮桥就有解放军战士在马路两旁搜索前进。在这前一天，从收音机上，已听到苏州河南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了。次日，就看到马路上一批批队容不整、疲惫不堪、耷拉着脑袋的败兵被解放军押着走。我到学校去，那里根本不上课，学生们都一堆堆地在学扭秧歌，学唱《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班上同学一个也不见，我性格内向，不爱跳、不爱唱，只好回家看看书。不多天，学校在东海电影院开了个实行军管的大会。

后来，我再不去母校了。因为家庭经济情况每况愈下，我已不可能再读这个学校了。

三 1949年至1952年 国立南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上图：1952年于南通农校的毕业照(最后一排右起第二人为作者)

二姐早在1949年3月份就转学去了镇江的江苏医学院读书。二姐读大学，也是王俊杰先生资助的。他当时有承诺，凡家乡子弟有读大学的，他补助学杂费。

三姐也正好初中毕业，她首先自找出路，报考了华东军政大学(校址在南京)。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了该校录取名单上有她的名字，她高兴得不得了。大姐夫告诉她，这不是什么正规大学，哪有几个月就毕业的大学，劝她不要去。

这时，我已从《解放日报》上看到国立南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招生广告。从广告上得知：这个学校是“国立”的，学杂费全免、且免费提供食宿。这正是我们最好的去处。于是我和三姐去重庆路上的报名处（据说是李鸿章在沪的官邸）报了名，过了几天，又在那里参加了入学考试。考得还算顺利。为了应付考试，在这之前，我们已把《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大众哲学》等看过多遍，还看报纸上的时事。数理化、英文、国文等也没难倒我们。后来很快来了录取通知，我们都是正取，录取在农产制造科（该校还招畜牧科、农艺科的新生），学校还录取了一批备取生。这样，三姐就不去华东军政大学报到了，和我一块去读农校。这是一所中专学校，它历尽沧桑，直到半个世纪后的2003年才“升级”为“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945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江北杨家花园建立“国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当夏在重庆招生100人，设农艺、园艺、森林三科。抗日胜利后于1946年迁校至南通。1947年元旦，学校改名为“国立南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这是一所师资、设备较好的中专学校，拥有成套的面粉加工设备、罐头加工设备、美国制造的轮式拖拉机和各种教学仪噐等。学校校址在南通东城外的三里墩，校舍是在南通地方士绅张敬礼献给的张氏义园内兴建的。学校四面环水，环境幽雅。

好景不常，我们入学才个把月，“老母鸡变鸭”，校名由“国立南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改成“苏北南通农业学校”，受苏北行署农水处和文教处领导。1950年9月，有关方面又宣布撤销园艺科改为农垦科、改农产制造科为病虫防治科，保留畜牧科；将学生读书公费改为人民助学金，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经评议分等发放；学生毕业后由政府统一分配工作。这一系列“改革”令我们眼花缭乱，人心惶惶。本来，我们同学是奔着“国立”、“享受公费”、“毕业后自谋职业”来报考的。招生简章不就是“合同”、“契约”吗？于是，一个要求复国立、改专科、发百分之百的助学金、保留农产制造科的学潮掀起来了。罢课、贴大字报，全校教学秩序陷于混乱。1951年上半年，苏北行署派李旭东、严涛然和顾缉来校分别担任校长、党支部书记、教导主任职务，“进行正面教育，处理了闹事的为首学生”(《江苏省南通农业学校四十五周年校庆纪念》1990.11.8)，学潮才逐渐平息。一部分同学转学到苏州农校，一部分又重新投考其他学校。我们这些穷学生无力折腾，只好服从，放弃学农产制造，改学病虫害防治（即植物保护）。学校校舍处于四周是河的二百多亩地的中间部分，后面是实习农场场部，前面也是农田。有一首歌，我们学生都会唱：

三里墩呀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曳引机（即拖拉机）来把土翻哪，抽水机来灌溉忙。荷兰牛呀大乳房，约克夏肥又壮，美利奴羊毛细长。

经班上民主评议、学校批准，我和三姐享受了助学金待遇，可以免费吃饭。在校全体学生的学杂费是全免的。寒暑假留校自习，享受助学金的还可供应伙食,但回家就不管了。学校一日三餐。早晚两顿稀饭，菜是盐水煮的黄豆，饭菜均为定量。中饭是菜面（青菜和面条煮的又叫烂焐面）或干饭（有煮青菜），十天八天，打牙祭一次，吃到三五片肉。这个“饭菜谱”是日日、月月、年年如此。在1950年和1951年的两个暑假，我们都无偿地参预苏北行署组织的社会调查。1951年暑假，我和南通学院农科的大学生到靖江县去，做这个县的农业生产基础数字修订工作；1950年暑假，我们全班到江都县宜陵地区做农村基本情况调查。烈日炎炎，我们成天都在做挨家挨户的调查，包括户名、成分、人口、劳动力、土地亩数、牲畜头数(牛、马、骡、驴)、稻麦亩产量(常年、丰收年、歉收年)等等。有些农户有顾虑，不愿谈真实情况，我们还要让他们明白做这个调查的目的。这一整个暑假，我们都忙着调查、统计、归纳，填了大量的表格，我们都是志愿做这一工作，伙食费由公家提供。3个寒假，我们都在学校和一批贫苦学生坚持自学、护校。

临毕业的那学期，即1952年上半年，学校根据上级指示，在我们中专学生中也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负责领导这场运动的，是学校教导主任顾缉。此人非常“左”，使许多同学因这两场运动，背上了沉重的政治思想包袱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为在以后政治运动中挨整埋下了伏笔。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在以后的悲惨遭遇，就是在这时“种”下了祸根。

在这两个运动中，我们每个人都要交待家庭成份、家庭成员政治历史情况、社会关系，个人历史、个人在解放前后的政治思想情况，对各项政治运动，包括对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的看法；对“美帝”的认识(有无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反动会道门，有宗教信仰的更要一一交待。还要谈反动错误言行产生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以及反动思想言行的危害性。最滑稽荒谬的是，想考大学的人都要批判自己的“考大学思想”，查考大学的动机和危害性，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封建的光宗耀祖思想，并要表态：坚决服从祖国需要。我的家庭成份是地主，这也是学校定的。如前所述，我家在抗日前就已无寸地出租。定为地主成份是因为父亲是“反动官僚”，而“反动官僚”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阶级中最凶恶的”。这就是原罪，是根本无法改变的。

在农校住宿的3年，养成一个习惯，每当熄灯铃响过后，躺在床上，大家对任何感兴趣的问题都要交流、议论一番。大至国家大事、辩证法、形而上学，小至校内外新鲜事。有几个同学思想特别活跃，有一次谈及校方动辄要学生写检查。有的就说，我们不是刚学过波以耳定律，压力和体积成反比吗？就用这个办法对付它。当然，哪有不透风的墙？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有关的同学就为“活学活用”波以耳定律写检讨，没完没了。

我们都才十七八岁，最大也就二十岁左右。在这两个运动中，每个人都要自残、自贬、自损、自辱，把自已说得不是个人，不晓得有多坏。有时挖空心思“编”点出来，好应付过关。比如，我父亲去了台湾，我得和他划清敌我界限。我在检讨中就说，解放前，受反动父亲影响，就想参加国民党。然后批判一通，这不又多了些检讨内容了吗？其实，我那时才多大啊！这种思想改造运动，迫使学生上纲上线，从而使人丧失个人尊严，没有自信心。同学们相互攻击、揭发、批判，不少人心灵上遭受重大创伤。最后，人人过关，给每人建立了一个档案袋，如影随形，跟你到永远，让你“享用”到永远。

除去上述的苦涩回忆，我难以忘怀农校的恩师们。

据老生说，1949年以前的“国立南通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许多教科书都是英文版的。教学要求较高。到我们进校时，仍有一些资深教师留下执教，有些学历很高，有的甚至拥有博士学位。教我们《植物生理》的周老师是留德的，教我们《棉作学》的张老师，是留美的。他们都是洋博士。我们的副校长沈兆燕老师，教我们《植物病理》，他英文、日文都很好。有两件事使我很难忘记：一件事是，我有一次写的实验报告，把“笔直”写成了“毕直”，他认真改过来了，又成了我的一字师；另一件事是，我是红绿紫色盲，读农是一次误会，现在高考体检都通不过的。他不知怎么知道的，有一次布置植物病理绘图，特为给我布置的是绘冬孢子图。只要绘黑白的，不必在图上再涂颜色。真感动上帝，使我永记心头。毕业离校时，我特地到他的办公室，向他索要了我至今还珍藏的他的一张半身像。文革中，他被迫害致死。另一位是《昆虫学》老师尤其伟，他是中国昆虫学奠基人之一。他能书善文，精于刻砚。他讲课也十分有趣，能吸引人的眼珠和耳朵。他的板书非常漂亮，我有时边听课边学写他的字。当他擦黑板时，我总感到这些字擦掉太可惜了。遗憾的是好人不长寿，文革中他在广东被迫害辞世。沈老师和尤老师都在大学担任过教职，尤老师在大学任教的同时，为我们授课。教我们《物理》的范仲胡老师，厦门大学的高材生，他上课从来只带一个粉笔盒，板书整齐、规范。后来，也被打成右派。

左图：1958年作者23岁时

四 1952年至1956年 苏北治蝗

1952年8月，我和三姐终于熬到中专毕业，按那时流行的话,要“走向生活”了。二姐和二姐夫陈坤生在江苏医学院毕业后参军，分配在长春的东北空军医院工作。大妹考入上海市第二护士学校。家境已开始大大改观。当时在大中专毕业生中流传“四个‘北’不去”，这“四个‘北’”就是：西北、华北、东北、苏北。可我们的情况不容挑肥拣瘦，我们必须在8月底前到扬州，去苏北行政公署报到，听候分配工作。从南通回到上海家中，家里又为我们购买了脸盆、牙刷、毛巾等。我们乘火车到镇江，乘船渡江到扬州，在招待所住下。

很快，分配方案下达了。我们班分到苏北各县农林部门做植保工作的多，一部分在地区。我和另外3个同学被分在苏北行暑农林处病虫害防治所。在招待所住的几天，我们凭就餐券，每餐可以无限量地吃大馒头、大米饭，这是在农校3年享受不到的。分到单位，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领上工资和预借的出差费，我把三分之一的工资先汇给妈妈。报到后第三天，单位就分配我和印象初出差去淮阴县(现淮安市淮阴区)。我17岁，他18岁，两个毛头小伙子，就立即上路了。一路从扬州到仙女庙(江都县府所在地)，到高邮，到宝应，到淮安，到淮阴，到王营（淮阴县府所在地）。两个人第一次有了钱，走了一路，吃了一路。什么五香茶叶蛋、包子、烧饼、油条、锅贴、豆腐脑、五香茶干等尝了个遍。在县政府，接待我们的秘书看我们人小，口气却不小，但也无可奈何，介绍我们去了棉区和蝗区。那时，我俩下乡都是背着背包(连蚊帐都是自带)步行的。后来，我们又到宿迁县的埠子镇乡下。下来一个多月，了解了这两个县的一些农作物主要病虫害情况。接下去，我们又到洪泽湖畔的高良涧蝗区(当时也属淮阴县，现为洪泽县府所在地)看了看。这时，突然接到电报，要我们返回扬州。我们租了一条小船，乘船到淮阴再转赴扬州。这条小船类似鲁迅先生笔下的乌篷船。那天成天下着小雨，间或有中雨。船主夫妇俩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他俩轮流上岸，赤着脚，冒着风雨(没穿蓑衣)，踏着泥泞的小路拉纤，在船上的既要掌舵、划桨，又要看护孩子。为了生计，他们只能这样艰辛劳作。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坐过的拉纤的船。到淮阴已近傍晚。

回到扬州机关后，才知道苏南行署和苏北行署合并，成立江苏省人民政府。我们许多人都去不了南京，只好作鸟兽散。印象初分到泗阳县。我去了海安县，在那里没有呆满4个月，就由省农林厅重新分到专业防治东亚飞蝗的新海连治蝗站，这个站就在新海连市（即现在的连云港市）的新浦，站址紧靠市政府，算是省农林厅的一个派出机构。业务管辖范围包括3个地区（徐州、淮阴、盐城）的赣榆、新海连、东海、新沂、灌云、沭阳、滨海等7县市。

每年冬季，我们要到蝗区普查蝗卵分布情况，要训练蝗情侦查员，要配合县乡弄清楚蝗区蝗卵分布情况和密度，为来年准备治蝗物资、经费提供依据。翌年5月，随着气温的升高，蝗卵陆续开始孵化出土，全面侦查开始，6月前后，全面防治，我们要做技术指导，东奔西走，居无定所，食无定时，有时为了赶路，饿了渴了，就在路边茅草屋人家买两个黑馒头就着白开水吃。馒头嚼起来才感到牙碜，只好不细嚼慢咽，吞进肚子拉倒；还有那种玉米和高粱做的煎饼（当地人又叫“摇头饼”），我们南方人吃起来要皱眉头的，岂止皱眉头，还要摇头晃脑地用劲拽了吃，就着盐渍的生辣椒吃。

有一次，出差到沭阳县阴平地区，当地村长把我安排在一个小村子旁边的一间房子休息，屋里只有一张简陋的木床。那个年代，我们骑治蝗专用的自行车，自带行李。在这前一天，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就在这房里吊死的。我那时才18岁，即便这样，也只好硬着头皮住下歇息。

关于当地蝗虫《沛县大事记》记载：“1921年6月，微山湖沿湖地区发生蝗灾。蝗虫起飞，遍天盖地。庄稼被吃光，受灾群众衣食无着，被迫抛弃家园，逃荒外地”。江苏昆虫局记载：“1928年，全省61个县中有58个发生蝗害。长江两岸的芦苇叶子差不多被吃光，仅余光秆。……当时南京下蜀发现大群蝗蝻，……当大群蝗蝻跳越沪宁铁路时，把轨道盖没，火车无法通过；同时，下蜀镇被成千上万的蝗蝻袭击，房屋的墙壁、屋顶爬满了跳蝻，并向室内进袭，商店无法开门，仅在门一个窗洞买卖东西，农田被毁一空”。

下面这一段，对蝗灾的现场描写更令人触目惊心：“记得我6岁那年（1943年）夏秋，有一天，天空突然变暗，只见大群大群的飞蝗，从天而降。尽管倾城筛锣、敲盆全力驱逐，蝗虫还是纷纷落下，我家西边天王庙头伏大娘家炸油条的锅里，都像下饺子似地一个接一个往里掉。顷刻间，整座海州城都成了蝗虫的世界。这些蝗虫不知是哪里飞来的，就像饿虎似的，见到青头就啃。我家院前天东墙根一溜竹子，更成了它们的攻击目标，几乎每一片竹叶上、每一个竹梢上都扒着大蝗虫。只听一片“沙沙”声，眨眼工夫，竹叶全光了，竹梢给啃掉了，竹皮也被啃了。自那后，一排竹子再也没发过青。“（2005年4月15日《连云港日报》：韩世泳《50年前的灭蝗大战》）

上世纪50年代的那些年，治蝗工作随着科技进步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有所变化。开始时是“人海战术”，组织农民兄弟姐妹在蝗区一字儿排开，每人拿着旧鞋底蹲下来扑打蝗蝻，边扑打边推进。或是挖沟、驱赶蝗蝻到沟里掩埋。这是最原始的办法。以后，又用手摇喷粉器，喷粉手也是排队边推进边喷粉，在数以万亩计的蝗虫发生地，又便于飞机治蝗的，就用飞机喷药。还可用麦麸拌可湿性六六六粉做成毒饵治蝗。也有的地方用上了双轮三用机等。治蝗中也出现过事故。1953年夏季，在微山湖蝗区飞机治蝗中，一架飞机(TTO-02型)因发生故障迫降，飞机螺旋桨将负责计时的中央治蝗队女队员邸欣击倒致死。

灭蝗主要是喷六六六粉，这种农药早已停产，现在也不使用了，因为它对环境、对人体健康都有很大的危害。那时,我们都和这种药有“亲密接触”，甚至晚上喜欢用药袋垫在床板上，防止臭虫、虱子、跳蚤、蚊子的袭扰。工作中，呼吸和皮肤接触这药更是无法避免。食品和水也可能被污染了，被我们吃进肚子了。当时，我们确实顾不了那么多，也没有现在这样的环保观念和安全意识。至于它对我们从事专业治蝗人员的健康会产生什么危害，谁也说不清楚。没有人跟踪调查过，尽管后来在我们专业治蝗人员中也有因癌症死亡的。

六月份之前，被我们灭杀的蝗虫是“夏蝗”，它不可能百分之百被杀灭的，留下的残蝗会产卵，在七八月份高温多湿的情况下，很快孵化出蝗蝻，这叫“秋蝗”。防治夏蝗之后，紧接着下一轮的歼灭秋蝗大战又开始了。直至9月初，方才告一段落。接着，统计战果、整修治蝗药械。冬季又开始培训治蝗骨干分子，查蝗卵分布面积、密度，绘制蝗卵分布图。总结治蝗工作上的经验和教训，制订下一年的计划。每年这一工作周而复始，我们一年中有9个月左右在蝗区奔忙。

江苏常年发生的蝗区面积三百多万亩，而全省的专业治蝗人员才七十多人，其辛劳由此可见一斑。中央对治蝗工作是较为重视的，当时的治蝗经费是由农业部直接下拨到省，然后由省下拨到治蝗站和县的，专款专用，绝不允许挪作他用。

有的县乡，并不一定重视治蝗工作，或者只是口头上重视，转发转发上面的文件，等因奉此，敷衍塞责。我们也有一套让他们“重视”的办法。我们下到县里，不去县委、县政府，直奔蝗区，只要发现有“情况”，并带上蝗蝻标本，最好有三龄、四龄、甚至五龄的蝗蝻，就可回到县上，理直气壮地找“县太爷”（县委书记或县长），提出我们的防治建议。如他们仍虚与委蛇，就给他们看已草拟好的给省有关部门或地区党政负责人的电报，如实汇报这个县的蝗情，但“引而不发”，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希望我们不要拍发了，会立即行动。实践证明，这一招最管用。

总之，这4年的工作，自认为用“忘我劳动”来形容，绝不为过。

盐城地专机关是1955年省里第一批肃反试点单位。为做到所谓“生产、肃反两不误”，单位里的干部划分为两部份。一部份专职肃反；一部分负责日常行政事务和专业工作。当然，还有的人就是肃反对象。我自身没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不是肃反目标，但因为家庭有问题，也不会获得重用，就还在事业单位工作。这也并不奇怪。但战役性的斗争会得参加。斗争会开始时，是大家谈听了某书记的报告，受到了教育，克服了右倾麻痹思想，提高了革命警惕性，树立了敌情观念等等，这之后就立即言归正传，对准既定目标“开炮”。我一看，目标对准的都是那些三四十岁以上留用的“旧人员”。再下面，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和少数有历史问题的中专生。那些旧人员，有的本来有参加复兴社、国民党、三青团的历史(早已交待过)，有些人说他们“屁股里有屎”。他们当“小媳妇”还来不及，谁还敢“嚣张”？为了饭碗，一年365天，天天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斗争会上，还是有人揭发出他们的“反动气焰”。比如：“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同志逝世了，全国、全世界人民都很悲痛，某某某，那些天，你竟敢和人下馆子喝酒，这是为什么？”有的明明是工作上的一些差错，也说成是故意的破坏活动，令人有口难辩。一旦被确定为肃反对象，此人马上失去自由，肃反积极分子会24小时全程监控他的行踪。他就成天处于无止境的检查、交待，再检查、再交待之中，如厕、吃饭等所有日常活动都有人跟踪，晚上有人“陪伴”他在一个屋子里睡觉。这样，连维护最基本的人的尊严也成为不可能，国家宪法、法律都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

在一次斗争会上，一位姓糜的科员多次用手拽我衣服，要我发言，我想，我又不是小孩了，要你来“导演”我？于是不予理睬。他也无奈。自然，这样做，他们会在暗地里让我吃足苦头的。

那时候，地区和县机关的许多事业单位的头头，大多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初高中文化程度的也是少数。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打江山的功臣，出身好，最可靠。家庭成份不好的、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的，天生是挨整的对象。运动一来，两个实力极不对称的阵营，泾渭分明。

我们治蝗站在盐城高家巷2号，办公、住宿都在一起。里面还有一个“邻居”——地区水利队。那个水利队就更大大地出格了，斗争对象常常被打得惨叫、呻吟。没有看到公安人员，看来是他们自个儿“行刑”的。对这些做法、作为，我是反感的。当时，还没有明确的人权观念，但我知道这是违宪的。另一个“邻居”是地区畜牧兽医站，3个业务骨干(徐某、季某和郑某均为大学毕业生)，都挨整。

1956年元月，我随盐城地区代表团到南京参加江苏省农业高额丰产社代表会议，在28日的会议开幕式上，聆听了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顺元的报告，其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惊人之语：“主席说：‘再过50年，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数学水平都要赶上华罗庚！’”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再过100年，这个浪漫的预言也不能实现。两年后的“大跃进”，从他的这一“预言”中已见端倪。

1956年3月，省农林厅调我到扬州治蝗站。扬州啊，久违了。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年应该是日子比较好过、似乎带来一点希望的一年。这年，中共又召开了“八大”。周恩来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中央又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指示，号召机关干部职工积极报考高等院校，只要符合报考条件者，任何人都不得阻拦。那时，我正出差在宝应县，得此消息，兴奋得彻夜无眠。准备回去后背水一战，坚决要求报考大学。

北京二姐得知我被北大录取的消息后，给我来信开头就说：“你果真考上了北大……”这“果真”两字，是辛酸的，又是令我欣慰的。比起别人来，我的入学门槛更高，为此，我必须付出更多的心血，我的考试成绩必须更加优秀。如果人们对改革开放前的数十年高考情况有所了解的话，焦点会聚到1956，这一年，也只有这一年，在全国高考中，对考生的政审，相对来说，是较宽松一些的，使一批有志青年有机会进入大学。

8月15日去上海。一早由扬州赶到镇江，去上海的快车票售罄，只好乘下午一时的慢车。真焦人，名副其实的慢车，一直到晚8点23分才到达上海。在扬州到镇江的轮渡上，碰到省文化干部学校的一个人，知道该校报考的4人全被录取了：杨路在南京大学、孟在复旦、顾在华东政法、殷在哈尔滨外语学院。他们都是和我在省扬中高考补习班的同学。在火车上，和几位《扬州农民报》的记者攀谈起来，他们报社有好几个人参加高考，一个也未考上，但早已知道我录取在新闻专业。到家后，妈妈和妹妹得知我考上北大，十分高兴。8月21日回到机关。上午办完了离职手续。下午写好鉴定，次日早上通过。站里同仁为我和吴亚及蒋站长（他去省里学初中文化课程）设宴送行，并合影留念。三姐汇给我40元，我用这笔钱买了一只旧皮箱。

23日至28日，一直在镇江至北京的旅途之中。大学都快开学，新生老生都在赶往学校报到。快车票已卖到四五天以后，只好乘加班的慢车，沿途在南京、徐州、济南、天津等地一一换车。在南京，住不上旅馆，被安排在一个浴室休息。在济南，住市中心区，和吴亚玩了些地方，吃了济南名菜磨菇鸡肉。这个城市树木多，山东省境也较好。但到河北，满眼是荒地。到天津，在北站慌忙下车，又重新乘三轮车到东站（总站）。在天津住一夜，次日（28日）抵北京前门车站，站外各大学校旗飘扬，北大的特别显眼。迎新的校车排成长队。乘校车（行李票交迎新同学代领）到校，在哲学楼前下车，还未办手续时，就碰到了李德厚（南通农校同届毕业），他今年考进北大生物系。入学注册报到手续也是迎新的老同学代办的。

1956年，北大录取了2600多名新生，我们新闻专业是91人。

一年后，作者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些照片记录了一个人的历史。

上图：1957年10月13日，作者被划为右派后，北京大学给家长的划右处分通知书

1959年八个右派兄弟合影于“七姊妹”。
前排左起：房文斋、伍伯涵、伍士杰、朱绍武；后排左起：甘粹、江之浒、傅家训、雷凡。

1960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四年级13班毕业照(最后一排右起第一人是作者)

上图：1979年1月24日，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对1957年将作者错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

上图：因为右派问题，大学“毕业”后19年(1979年)，校方才补发给作者的毕业证书

注：本文节选自书的第二、第三章，小标题为《民间历史》网站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