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的是革新我们的话语系统

    仅仅依靠党政的行政组织资源和政府财力难以满足越来越多样化的公共需求。解决各项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社会变迁的规律，党政部门需要率先确立社会主义公民意识，革新我们的话语系统

    当前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公共需求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共管理的难度日益增加，实现有效和长效管理的基础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仅仅依靠党政的行政组织资源和政府财力难以满足越来越多样化的公共需求。解决各项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社会变迁的规律，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新体系。

    当前，我们在社会建设方面面临的情况和上世纪80-90年代初期在经济建设方面面临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令人深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在整个80年代放松计划管制的改革开放时期，基本上仍是国有经济唱主角。一直到了90年代初，党的十四大会议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情况才发生根本性转变。当时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要发挥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使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1994年我国出台并施行《公司法》，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和现代市场制度相配合的法制经济时代。正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国企改革才进入实战期，一个混合经济的市场体系才逐步建立起来并创造出中国经济超常发展的奇迹，其中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体的作用功不可没。同样从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从政治国家领域衍生出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也就是“公民社会”。为此，我国社会建设的核心也要顺应变化，促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如果说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企业要成为经济发展中主体的话，那么社会体制改革的方向也要使处于市场的商业（私人）部门和政府公共部门以外的社会部门的组织与服务机构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实体，发挥公民及其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实施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只有这样，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才不会成为空中楼阁、纸上谈兵，社会管理的水平才能得到实质性提升。现在如果一味依赖行政安排的计划性体制来实施对社会的管理和服务已经不适合改革后的国情。

    如何为“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搭建平台

    近十年来，原体制外的新社会组织和服务机构也在不断兴起，在社会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同样越来越明显，一个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相配套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正在成长。所以如何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建设进程成为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里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我们有必要解放思想认识到这个趋势并从善如流做出政策调整，贡献经验。因此，我们着重对社会管理格局中的“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党政部门需要率先确立社会主义公民意识，革新我们的话语系统。建议在党政各公务员系统全面开展公民权利的教育，树立群众观点，内化公共权力来自公民委托的现代政府理念，真正体现人民政府为人民。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政府和公众的关系。组成国家机构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都要把民间社会组织纳入视野，逐步建立起和这些组织的对话体制与机制。比如政策法规的听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配额需要有民间社会组织的人选。党政系统要改变把社会当作是“下级”的计划体制思路，平等对待各种性质的社会组织。公共媒体要更多使用“市民”、“公众”、“社会大众”等现代通用词汇，逐步淡出那些具有明显历史政治意识形态遗痕的词汇，更多地从人民大众和公民组织中获得问题信息和报道新闻，为“社会协同”建立平台和通道，让“公众参与”成为我们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习惯。

    第二，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真正实行管办分离、政社互动。理顺政府与行政执法类、社会公益类和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的关系，从规章制度上杜绝权力寻租和关联徇私现象发生，严格设防报批、招投标、承包与分包、操作与监督验收等环节的“内循环”。我们需要将一部分专业行政管理部门和国有国营的事业单位转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性机构，积极深化社会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要进一步确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方向，在淡化操作性机构行政化的同时加强和完善党在这些社会部门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积极发挥这些服务与管理性的社会公益组织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组织和服务机构要处处体现它非政府的性质，组织上要淡化“行政”，工作上要加强“党政”，保护社会机制在公共事务中发挥正常作用。

    第三，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要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发挥党联系社会大众的桥梁与纽带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曾以执政党的立场表示：“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这里十分重要的是“依法”，“依章程”发挥功能。因为依法、依章程这些组织首先是社会组织而不是政府行政单位。这是党在新时期里对我国历史上形成的人民团体作出的十分重要的角色定位和工作期待。除了工青妇以外，我国还有直接由党政系列组织人事部门核定编制的18个人民团体。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使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有实质性的突破，这些组织的深化改革与工作创新殊为重要。它们要从社会建设重在组织建设的高度回归社会，使这些组织成为各自联系广大公众不同社会组织的领头羊，它们可以通过牵头组织各类联合会、行业协会、联谊会、学会等形式发挥枢纽桥梁作用，在坚持党的领导、发展外援和倡导自我管理的同时，配合政府社团管理部门对各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对社会组织实现分类管理和枢纽式管理。

    第四，进一步在制度和法律上明确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机构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中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作用。要进一步向社会和企业开放社会事业领域，并实施对外开放。要创新思路，改变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和参与公共服务只是在“为民解难，为政府解愁”的计划体制留下的陈旧观念，让每一个社会组织把自治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作为组织与机构成立的自我宗旨和自我要求，成为体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一种能力。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起一种取长补短的平衡关系和合作关系。要切实改革我国目前的法人制度，把非政府、非营利（即“非以营利为目的”）组织的发展与社会事业单位（事业法人）的改革，以及社会事业体系、制度的重建结合起来。要突现公共事业的“非牟利”性质，推进和完善税制改革。要适应基本国情和市场化改革进程，把事业机构改革置于整个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框架下统筹设计安排，重建我们的法人体系结构，推动建立我国公共服务体制和社会管理新格局。在这里可以考虑把部分事业机构转型为公益性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社团法人），用“财团法人”来定位基金会组织，建立起和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

    同时，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需要从群众身边的公共事务做起，从基层社区做起，纠正目前城镇居民委员会行政化、民选的居民委员会委员职业化的不正常倾向。相信以上这些改革措施能为我国社会管理中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建立起坚实的社会基础，并提供各种不同的工作平台，有助于形成新的公共服务供给系统和社会管理格局,全面提高公共服务的质和量，改进社会管理的科学水平。

    （作者为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