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李滨演了什么导致不红:纵观中国历代书法【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6:55:48
2008-11-11 10:18:19| 分类：书画古玩 |字号 订阅
先秦书法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
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秦代的六处经功刻石，将石刻艺术推向新的高度。现存绎山、泰山、琅琊、会稽四种
先秦是中国书法的初期阶段，先秦书法可分为商、西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
商、西周时期书法 中国书法是在汉字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产生的。商、西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等书法艺术所必备的三个方面的要素，书法在这时已初步形成。商、西周时期的书法主要有甲骨文和金文。
商代中期，青铜器上就出现铭文，铭文很简短，一般为二三个字，多为族徽。
战国文字 战国时期,随着七国割据、各自为政,文字的地方色彩更为浓厚，自春秋晚期就已出现的文字异形的现象。东方六国文字品式多样，风格不一，有很高的艺术性。
简册 据文献记载商代就已经有了简册。《尚书.多士篇》说周公曾对殷人讲过：“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西周和春秋时期也应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因竹木简易于腐朽,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简册目前尚未发现,而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据记载在汉、晋时期就有简牍的发现。篆书从线条转化为隶书的点画，不仅丰富了书法的用笔，而且这种新的体势和风格对以后的汉字和书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帛书 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记事书写材料是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名缯书。20世纪30年代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曾有人盗掘出一件帛书，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是中国目前最早的帛书。帛书上绘有神怪图和写有900多字,是一种数术性质的书。春秋时期帛书就已经出现，《国语·越语》有“越王以册书帛”的话，可见帛书和简册在当时是并行使用的。
先秦时代，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稚拙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
秦刻石与秦小篆
汉代书法. 概述
——汉碑风尚及隶书的形成
中国秦汉时期，汉字的变迁更为剧烈也最为复杂，大篆经过省改而创造了小篆，李斯所书《泰山》、《琅琊》、《峄山》等石刻，就是小篆的典型。另外隶书发展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在萌芽。书法家随之大量出现，此一时期的书法成就给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书法遗存今天的有帛书、简牍书、还有壁画、陶瓶及碑上的刻字。汉代的石碑艺术在这一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西汉较少而东汉却“碑碣云起”。出现了象《张迁碑》为代表的方劲古朴类；以《曹全碑》为代表的飘逸劲秀类；还有如《礼器碑》和前、后《史晨碑》的端庄凝练类等著名的碑铭。隶书书体在此时的碑刻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石刻外，近年出土的秦汉竹木简、帛书也十分丰富。如《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老子帛书》、《武威汉医简》、《居延汉简》等。篆、隶、章草均有，足与碑刻笔法体势相印证。其中有一些已显露行书、正楷的端倪。由于书法艺术在秦汉时代的昌盛，篆刻在这一时期也十分精美。各种印章出现并发展。
秦刻石与小篆
秦诏版文
所谓小篆，当以秦刻石为代表。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言：秦始皇曾经在东巡中立了六块碑刻。今所存者仅《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两种。秦刻石传为李斯所书。
《泰山石刻》为前219年时所刻，原石毁于清乾隆五年（1740）今存十字，其书与大篆比较，笔画俭约，结体更为规矩典雅。
《峄山刻石》今所传者为宋郑文宝所摹刻，峄山翻刻甚多，而尤以郑氏为最精。以上诸碑是秦篆的典型，其特点是用笔匀净挺瘦，提笔疾过，圆融峻整，其笔法又如玉筋、钗骨，所以秦篆又称“玉筋篆”秦刻比《石鼓文》、《秦公簋》简化，而且结束了六国文字混乱的局面。
峄山刻石
泰山石刻
魏晋书法
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钟王"。盛称"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又有王洵(羲之侄)善行书，有《伯远帖》传世。
著名代表书家及作品介绍
1、钟繇(151－230) 字元常，三国魏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因为做过太傅，世称"钟太傅"。他的书法，以曹喜、蔡邕、刘德升为师，博采众长，兼善各体，尤精小楷。结构朴实严谨，笔势自然，开创了由隶书到楷书的新貌。和晋代王羲之并称"钟王"。他的书法历代为人所重视。钟的真迹，早已失传，宋代以来法帖中所刻的小楷《宣示表》，《荐季直表》等都是晋唐人临摹本。其主要作品有：
（1）宣示表：小楷，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于自运"。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
（2）荐季直表：小楷，写于黄初二年(二二一)。其布局空灵，结体疏朗、宽博，体势横扁，尚有隶意。虽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结体法度均不如晋唐工整，但天趣盎然，妙不可言。
2、王羲之 (303-361) 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晋怀帝永嘉年(公元三零七年)生，死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三六七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世称为"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后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观摩学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王羲之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正体世称"书之圣"。王羲之在书法上是个革新家，他的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他把散见于前代、当代的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优点，融合统一在一种崭新的书法作品中。其主要作品有：
（1）乐毅论 ：王羲之书，小揩字体。笔势流丽，神采焕发，肥瘦相称，极合楷书的法则。隋智永称它为"正书第一"，唐代褚遂良也极为称赞。
（2）黄庭经：小楷，关于黄庭经，有一段传说：山阴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写经的报酬。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原文载于南朝《论书表》，文中叙说王羲之所书为《道》、《德》之经，后因传之再三，就变成了《黄庭经》了。因此，《黄庭经》又俗称《换鹅帖》，无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现在留传的只是后世的摹刻本了。
（3）兰亭序 ：这篇文字，是王羲之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和一些文人举行"修契"宴会上，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
（4）快雪时晴帖：王羲之书。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元赵孟俯曾称此帖为"天下第 一法书"。《石渠宝笈》收晋人三帖，号称"三希"，此帖列于首位。其为人所重视，由此可见。
（5）孔侍中帖：《孔侍中帖》和《频有哀祸》，王羲之行书，二帖连为一纸。纸本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与《丧乱·二谢·得示帖》同为唐代流入日本的王羲之名迹摹本。《频有哀祸·孔侍中帖》在活泼的行书笔意中带有凝重之感。在章法结体上又显示出欹侧取妍的艺术效果。
（6）丧乱帖：《丧乱·二谢·得示帖》均为唐摹王羲之尺牍，行书。纸本。现藏日本帝室。帖上还引有朱文"延历敕定"三印，延历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可见此帖是唐代传入日本的。《丧乱·二谢·得示帖》笔法精妙，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
（7）十七帖：《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代表作，内容是他所写的尺牍。因卷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墨迹已佚，仅有摹刻本传世。《十七帖》草书，前人评笔法古质浑然，有篆籀遗意"，也有人认为帖中字带有波挑的笔势，字字独立不相连属。这正表明他善于"兼撮众法，备成一家"，所以才能形成他独具风范的草书体势。
3、王献之(344-386) 字子敬，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幼时从他父亲学书，后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法，自成一家，与父齐名，人称"二王"。南朝宋，齐，梁，陈之间，人多崇尚他的字。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之二，笔划连续不断，世称"一笔书"。其主要作品有：
（1）洛神赋十三行：洛神赋(十三行) 《洛神赋》是王献之的小楷作品，据说王献之好写洛神赋，写过不只一本。共计十三行，真迹已不复存在。今只传贾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称"碧玉十三行"。现藏首都博物馆。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十三行)体势秀逸，笔致洒脱，清杨宾《铁函斋书号》认为"字之秀劲园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从《洛神赋》(十三行)中可看出，王献之的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完全成熟的楷书之作。
（2）鸭头丸帖： 王献之行草书。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3）中秋帖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书，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询的《伯远帖》合称"三希"，现藏故宫博物院。《书断》中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中秋帖》书法纵逸豪放，应是王献之创造的新体。
4、王洵(350 - 401) 字元琳，小字法护。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官至尚书令。他是"书圣"王羲之的族侄，出生在一个精于书法，几代不衰的名门望族。其父王恰，其祖父王导均善书，所以史称"三代以能书称，家范世学，洵之草圣，亦有传焉"。其草书《伯远帖》，一直被后代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是因为它是十分难得的东晋名人书法真迹。其主要作品有：
（1）伯远帖： 东晋王洵真迹。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伯远帖》是王给亲友的一通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被列三希"之三。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五代书法
五代和宋代的文人促进了书法的发展。印刷术的发达使书法家从单纯的功能性书写活动中解放出来，书法艺术特性被进一步强调。宋元时代的书法可以说是行草时代。宋代书法家在楷书和狂草方面不及唐代书法家，但在行草书方面却表现出鲜明的文人个性和品质，开一代新风。法帖的普及使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艺术具有绝对的典范意义。但宋代重要书法家不同程度地受到具有变革意义的中晚唐书法的影响，特别是颜真卿的影响。此外，宋人对金石学的重视和研究也使书法和篆刻艺术置于更大的历史尺度之下，汲取了丰富的源泉。
五代书法
钱镏钱悌批牍合卷之一
由于战争连年不断，士大夫皆无暇留心翰墨，因此书坛较为冷落。但中唐以来的书法革新浪潮影响深远，五代时期杨凝式的书法，实现了由唐至宋元的重要转折，为宋?quot;尚意"书风的崛起，作了铺垫。杨凝式之外，还有李煜、徐铉等有成就的书法家。
杨凝式（873－954年），字景度，号虚白，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唐昭宗时进士，官秘书郎，后历仕后梁、唐、晋、汉、周五代，官至太子太保，世称"杨少师"。因为对时局的混乱，政治的多变极为苦痛，杨凝式性格狂放不羁，故人称"杨风子"（即杨疯子）。久居洛阳，好游佛寺道观，兴起时常在粉壁上题字，当时洛阳寺观随处可见他的书迹。
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颜真卿，后又学习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一变唐法，用笔奔放奇逸。无论布白，还是结体，都令人耳目一新。其代表作有《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等。
王建哀册
《韭花帖》是他流传于世的代表作，是用行书书写的信札。内容是叙述午睡醒来，恰逢有人馈赠韭花，非常可口，遂执笔以表示谢意。此帖的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深得王羲之《兰亭集叙》的笔意。而《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则深得颜真卿《祭侄稿》的神髓，错落有致，气势开张，一股朴茂雄浑之气扑面而来。狂草《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均藏于故宫博物院）则更加恣肆纵横，变化多端，点画狼藉，线条扭曲不安，一股对时局不平的郁勃之气跃然纸上。《神仙起居法》在草书中，时时夹入一些行书，后人称?quot;雨夹雪"。
杨凝式被视为历来承唐启宋的重要人物。"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深受其影响。
李煜（937—978），即南唐后主，字重光，酷爱书画。他书法传二王执笔法，称为"拔镫法"。擅长行书，喜欢使用那种虬曲而颤动的笔法写字，被称为"金错刀"。作大字不用笔，卷帛而书，被称为"撮襟书"。他的墨迹流传很少，南唐画家赵幹《江行初雪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上的一行标题被认为是他的真迹。他曾出示南唐秘府所藏的书法作品，命徐铉刻成《升元帖》，供人欣赏和临习，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法帖。今已不存。
徐铉（916－991年），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曾在南唐为官，后入宋。在南唐时即以文翰知名，精于文字学。他擅长李斯小篆，也工于隶书。他与其弟徐锴是当时最杰出的篆书书法家，被称为"二徐"，他们考订了《说文解字》。此外，北宋淳化五年（994）重刻秦代《峄山刻石》，即根据徐铉的摹本。徐铉所书的篆书，映日视之，笔画中心有缕浓墨，因其笔锋直下不倒侧，故笔锋常在画中，故人也称其如"屋漏痕"、"锥画沙"。黑龙江省博物馆藏有他的《篆书千字文残卷》（宋摹本）。
夏热帖
韭花帖
元代书法
自公元一二七九年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统一全国，至元顺帝北走塞外，凡十一帝，历九十余年，是为元代。
元初经济文化发展不大，书法总的情况是崇尚复古，宗法晋、唐而少创新。文宗天历初建奎章阁，专掌秘玩古物。元文宗常幸奎章阁欣赏法书名画，书法一度出现兴盛局面。赵孟俯，鲜于枢等名家，是这一时期书法的代表。他们主张书画同法，注重结字的体态。但元代书坛纯是继承晋唐，没有自己的时代风格，稍后于赵孟俯的康里夔夔还有些变化，奇崛独出于元代书坛。
纵观元代书法，其成就大者还在真行草书方面。至于篆隶，虽有几位名家，但并不怎么出色。这种以真、行、草书为主流的书法，发展到了清代才得到改变。有元一代书风，仍沿宋习盛于帖学，宗唐宗晋，虽各有其妙，亦不能以一家之法立于书坛，较之文学，绘画等艺术门类，尚显冷落无成得多。
主要代表书家有： 赵孟俯、康里夔夔、鲜于枢、耶律楚材。
赵孟俯(1254－1322) 字子昂，号雪松道人，又号水晶宫道人，湖州(浙江吴兴)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的后裔。入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封魏国公，谥文敏。著有《松雪斋集》。
赵孟俯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元史》本传讲，“孟俯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赞誉很高。据明人宋濂讲，赵氏书法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 ”，晚年师法李北海。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集前代诸家之大成。诚如文嘉所说：“魏公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所以，赵氏能在书法上获得如此成就，是和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分不开的。
其代表作品有： 仇锷墓碑铭、汲黯传、福神观记、胆巴碑、兰亭帖十三跋、雪晴云散帖、洛神赋、妙严寺记等。
汲黯传：
福神观记 赵孟俯·楷书
赵孟俯作。小楷。他自称《汲黯传》得唐人遗风笔意，而清代冯源深评云： “此书方峻，虽据欧体，其用笔之快利秀逸，仍从《画赞》，《乐毅》诸书 得来。”倪瓒也说：“子昂小楷，结体妍丽，用笔遒劲，真无愧隋唐间人。” (引自《书林藻鉴》)，用笔不下于智永，虞世南，得称一世之冠。
洛神赋：
赵孟俯作。行书。纸本。是赵氏四十七岁时所书。其书法运笔和间架出自王 羲之，书风清新妙丽，兼得《兰亭》、《圣教》两序的法度。元人倪瓒称此 卷“圆活遒媚”，并推赵为元朝第一书人。原作现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
福神观记：
赵孟俯作。楷书。纸本，乌丝方格。全称《杭州福神观记》。是赵孟俯在元 延佑七年(公元一三二零年)，六十七岁时所书。其书法结体宽博深稳，运笔酣 畅圆润，与《胆巴碑》，《仇公墓碑铭》相类。是赵书的代表作之一。
兰亭帖十三跋：
赵孟俯作。行书。纸本。
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秋，赵孟俯由湖州乘船去北京，时至吴兴南浔镇， 独孤和尚送给他一卷五字已损本的《定武兰亭》拓本，喜之不尽，途次舟中 不断展阅此卷，多有书学心得体会，皆跋记于卷尾，计十三段，并自临《兰 亭》一过。这就是所谓的《兰亭十三跋》。后此件遭火毁，但有烧残本传世， 已流入日本。
赵孟俯此件是以自家笔法临《兰亭》，临得形神毕肖，生动自然，如见《定 武》本的原迹，堪称赵书中的精品。
康里夔夔(1295－1345)
草书尺牍 康里夔夔·草书
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又号蓬恕叟，蒙古族人。
《元史》本传称他：“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他的正书师法虞世南，行草书由怀素上追钟繇，王羲之，并吸取了米芾的奔放，在当时趋赵孟俯妩媚书风的情况下，能创自己的艺术道路。明代解缙说：“子山书如雄剑倚天，长虹驾海。”
康里夔夔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杰出书法家特立于书坛，留下的墨迹不多，有行草书《唐元缜行宫诗》，转折圆劲。其《渔夫辞册》，《草书述笔法》确有唐晋风度。所写的李白《古风第十九首》诗，字体秀逸奔放，深得章草和狂草的笔法。
其代表作品是：
草书尺牍：
康里夔夔作。草书。该信札极为精彩，虽草草不工， 却笔笔 合于法度。疏密欹正，随性所至。写到最后因语长而纸短，越写越密，甚至 字里行间时有添加补写，但并不觉得充塞拥挤，相反因字与行间能揖迎避让 而显得通灵透气，密而不闷。
鲜于枢(1254－1322)
临神仙起居帖 鲜于枢·草书
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官太常博士，赵孟俯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曾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二人书法当时并称 “二妙”。他的功力很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同时代的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书林藻鉴》)而书法家陈绎曾也说：“今代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嗔目伸臂曰：胆！胆！胆！”可见他敢于创新的精神。他的楷书有《李愿归盘谷序》，现藏上海博物馆，笔法古朴，结体谨严，气魄恢宏。行草有所写自作诗《大字诗赞》和《唐诗草书卷》，笔法纵肆，欹态横发。
其代表作品有： 唐诗草书卷、临神仙起居帖
唐诗草书卷：
鲜于枢作。草书。笔法纵肆，欹态横发。他自己说过，写草书要把笔离纸三 寸，取其指实掌平虚腕法圆转，写出的字则飘逸飞纵，体态自能绝出，观其 草书，确有悬腕回锋之妙。
临神仙起居帖：
鲜于枢作。草书。这是他临写的杨凝式《神仙起居帖》手迹，一方面我们可 以对照原帖去发现鲜于枢在临帖时如何达到形神兼备的；另一方面，我们也 能体会到只有博临众帖才有可能独立门户的道理。
耶律楚材(1190－1244)
耶律楚材 自书诗翰
字晋卿，契丹族，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元史》本传记载他三岁而孤，母亲杨氏抚养教育他，“及长，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数术及释老、医卜之术，下笔为文，若宿构者。”卒后追封广宁王，谥号文正。他的书法继承了唐宋颜真卿，黄庭坚书风，以端严刚劲著称。明人宋濂说：“耶律文正晚年所作字画尤劲健，如铸铁所成，刚毅之气，至老不衰。”(《宋学士集》)
其代表作品是：
自书诗翰： 耶律楚材作，行楷书。笔力遒劲，气宇轩昂，不拘于一点一画的繁缛，呈现漠北泼辣雄劲之气。
南朝碑刻
南朝宋、齐、梁、陈是楷书盛行的时期，楷书经过魏、西晋的发展，到东晋已趋成熟，南北朝碑刻书法大都是楷书书写的。南朝著名的碑刻有：宋《爨龙颜碑》（此碑与东晋大亨四年，即：405年的《爨宝子碑》并称“二爨”。爨龙颜活了六十三岁称“大爨”，爨宝子活了二十三岁称“小爨”），齐《吴郡造维卫尊佛题记》，梁《瘗鹤铭》、《太祖文皇帝神道阙》等。其中以《爨龙颜碑》、《瘗鹤铭》为最著名。前者是楷书，带有隶意，笔势方折雄劲而又具飞动之势。后者刻在山崖上，随山刻石极为自然，书法潇洒而有法度，字画厚重、笔势飞动，其中间杂行书，笔法方圆并用，严谨有法度。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 。另外，还有墓志：《刘怀民墓志》、《刘岱墓志》、《桂阳王妃慕昭墓志》等。这些墓志上的书法都是比较成熟的楷书。
《爨龙颜碑》局部
南朝碑刻，大体由东晋为南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碑刻，也大多继承了东晋的风气，好书法的风尚仍不亚于东晋。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极其喜爱书法。可是，南朝至齐末，仍承袭东晋禁碑的规定，当时曾有“南朝禁碑，至齐未驰”之说。因南朝仍沿魏晋遗制，有禁之律，故造成书法流传帖多于碑。所以，一般来说南朝碑版流传下来的很少，但并不是绝对没有。其原因：不外乎有的蒙朝廷特许而立；有的亦间有犯禁现象，所以尽管在禁碑的南朝三百年间，所建立的碑版亦不下数百种。可是，因受到人为的破坏，这是碑碣的莫大厄运。所以存留于今的不过数十通。《刘怀民墓志》书在隶楷之间，凝重圆润，与《爨龙颜碑》、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相似。刻的虽不甚精，但刘宋刻石与之相似者少，故为世所重。
刘怀民墓志
宋《爨龙颜碑》，为刘宋正书碑刻。字体方正，险劲简古，有气魄而多变化，仍存隶意，自有意度，为楷隶极则。这种雄浑庄严的书体，实为北魏碑的先河，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梁 《瘗鹤铭》
梁《瘗鹤铭》，真书，文自左而右。此碑的书法艺术是代表了南朝的时代风格，虽已是成熟的楷书，但仍能看出篆隶笔势的遗意。其笔势富有骞举意趣，飞舞回旋如鹤翅高翔。可见，此碑的书法精妙，使历代文人为之赞叹。自宋代吴琚直至清末龚自珍、刘鹗等都有“我生好读浮邱经，焦山来访瘗鹤铭”的雅举。它亦是研究我国书法及碑刻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学习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范本。
总之，由于南朝文化发达，艺术兴盛，这大大有利于书法的进步。同时，在这动乱的年代，不仅老百姓遭殃，连中、小地主、士族也大感失意，使人们精神上感到空虚，以信仰佛教来寻求精神寄托。正因为佛教到了南朝有了长足发展，各地的佛寺，激剧增加，塑造佛像。在造像方面，大多用金属铸造形象。这就势必延聘文学之士或书法家来撰文纪事，更为普遍的是凿石作碑碣，或在天然的岩石上凿刻，即称摩崖刻石。这种自然会使书法艺术得到普遍的发展。
北朝碑刻
北魏王朝的建立及孝文帝的改革，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北方经济也开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之也出现了文化繁荣。北魏的书法艺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巨大的发展。这时期南北碑版书风已逐渐到全面的趋向统一。这说明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它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相联系的，这充分说明了北朝碑版书法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北朝的书体，是沿袭汉碑分隶而来，盖其族望质朴，不尚风流，均守旧法，很少变通，书体猥拙，不似南人之风流蕴藉，故与南朝书风异趣。北朝不像南朝禁止立碑，而且北朝崔卢世族，既善属文，名篇巨制，自然立碑甚多。加上佛教盛行北方，造像题记不知凡几。许多是出于石工之手，造像记尤其如此。故猥琐鄙恶者不少，但好的也很多。同时，自唐以来专重二王手迹，宋承其风，于是中原碑碣，很少有人问津，任其霾蚀。但也有有利的一面，即榷拓者少，所以西北诸省，千年前所立碑，往往至今尚存。
孙秋生造像记
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和大量造像。仅以“龙门造像记”而言，共达三千六百种以上。这些对魏碑书体特点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杂居，促进了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汉文化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营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北朝尤其是北魏时代碑版的书法，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体，又是石刻艺术和书法艺术两者完美结合的共同体。这种魏碑体，以方笔文体为主，后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尤其受到南朝楷书的影响，掺杂圆笔道，字体渐趋圆秀。到了北齐、北周时期，逐渐改变魏碑体，而由瘦硬的书体取而代之。到了隋代碑刻书体，已成为很成熟的楷书。
元显隽墓志铭
由于北朝没有禁止立碑的规定束缚，所以北朝的碑版很多。最多当推北魏，其次是东魏、西魏，这时立碑之风极为盛行。这时期的碑不但数量多，而且又都非常精美。这种碑版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书法造诣上，都可以与东汉的隶书碑版相媲美。这种北朝的石刻，不只指具有碑的形式的一些石刻，而且还包括着北朝各种石刻在内，如墓志、塔铭、摩崖、造像题记、幢柱刻经等。所以，自北魏至北周，整个北朝时期内的石刻，可以说数以千计。这些石刻，大多数出自民间无名书家之手，为后代留下了许多赞口不绝的杰作。尤其是楷书，到了北朝，形成了独具风貌，故人们称谓“魏碑”，也称谓魏碑体。这种字体基本上属于楷书范畴。在书艺方面，有着其它时代不可具有的特色，即崇尚自然和天趣。开创了这一代的书风，这和汉碑、唐碑各自体现了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高峰，并派生出各种流派。
北朝的碑版很多，以造像记来说，当以龙门造像为最多，其中以二十品为精品，世称“龙门二十品”，尤其以杨大眼、孙秋生、始平公、魏灵藏为最佳，是龙门造像中的最精品，并最有代表性，世称“龙门四品”，以外，北魏尚著名的碑版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杨碑》等。北魏著名的墓志有《张黑女》、《李超》、《刁遵》、《元显隽》墓志及《石门铭》等，它是北魏墓志的杰作。东魏著名的碑志有《李仲璇碑》、《程哲碑》、《高盛碑》、《敬显隽碑》、《司马升墓志》等。
天柱山铭
天柱山
西魏留传下来的碑刻极少，最为著名的当推《杜照贤造像》，还有《刘曜碑》等。至于北朝的北齐、北周，由于国祚较短，存留下来的碑版相应来说远不及北魏。其气格既卑下，书法又极平板。主要有北齐《陇东王感孝颂》、《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隽修罗碑》、《天柱山铭》、《报德象碑》。 另外，北齐亦有些碑志十分起眼，可说北齐碑志中的佳品。如《泰山经石峪》、《朱岱林墓志》、《刘悦墓志》、《重登云峰山记》等。北周的碑版较著名的有《贺屯植墓志》、《西岳华山庙碑》、《曹烙碑》、《窦卢恩碑》、《匡吉刻经颂》、《寇炽墓志》等。
北齐 经石峪金刚经
除以上所列举的北朝碑志外，还有榜书，亦以北朝为尊，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石刻，山东邹县的葛山、岗山、尖山、铁山，统称四山石刻，字有尺径，以方圆笔兼施，高古浑厚，简整和穆。还有郑道昭在山东益都县百峰山上用方笔写的“中岳先生荧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与“此白驹谷”，共十九个大字，遒劲奇伟，尤以方笔写大字，深得雅健之致。
以上列举的一些碑志，皆为北朝的杰作。对于魏碑书法艺术的成就，前人有过很高的评价。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上赞其大放光彩说：“古今中外唯南碑与魏碑虽可宗，曰有十美……”赞扬北碑之美，从此北碑的价值更加提高了。而且，这些碑碣、墓志数量很多，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碑版书法艺术的宏富宝库。同时，这时期的魏碑书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表现在用笔、体态和风格上的千变万化。它不但为唐楷（唐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又浇灌了有唐一代的唐楷这一艳丽花朵。因此，魏碑在我国书法史上的作用，不可抹煞。当代著名的书法理论家潘伯鹰所说：“唐朝一代正规楷书的大发展，都是在南北朝千门万户的字形和风格的广沃基础上生根发芽的”，这一评述，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郑文公下碑
北朝遗存大量珍贵的石刻，大多为无名书家作品，不但数量之多，而且分布也较广。在山东、河南、辽宁等省，广阔的地域里书写这么多的碑版，这决不是少数人的书风问题了，应看作当时社会的产物，并反映时代的面貌。北碑中流传最多的当推魏碑，故魏碑在历代碑版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以河南洛阳为大宗；其次是山东省内的泰山、铁山、冈山、尖山、薤山诸崖刻经。云峰山、天柱山、太基山、百峰山等题刻。
另外，由于南北朝最盛行信佛，所以除立碑之外，还大造佛像，如洛阳龙门、山西云岗、河南嵩山等等，甚至连小地方时有发现，大的如山西云岗大佛、龙门大佛，小的只有手掌那么大小的佛像，并刻有佛像说明，叫做造像记。所以，将碑碣、墓志、造像记等都叫做刻石。
石门铭
这些丰富多彩的刻石，由于它们的书体在笔划、结体和风格上各有特点，故大体可分三大类。第一类，方笔道，笔划方，结体凝整，传世最普遍的北魏碑，以龙门石刻为代表。如《龙门二十品》中绝大部分均属于这一类，其中以龙门四品——杨大眼、始平公、魏灵藏、孙秋生造像最著名。在北朝碑版中具有典型性，这对其它碑版的书法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造像记中，成为北朝书法艺术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并表现了最大的创新精神。第二类，圆笔道，笔划绝大部分是圆的，但有部分笔道稍带方笔道，结体飘逸。代表作有《郑文公上下碑》和部分云峰山摩崖题记和《石门铭》等均属此类。这些北朝摩崖刻石，特别是大字刻石，大多分布在山东地区，以掖县的云峰山、太基山、平度的天柱山和益都县的玲珑山最为集中和丰富。第三类，笔划既方又圆。这一派的字比较整齐，较接近魏碑中的馆阁体，笔道既方又圆，结体整齐。它的代表作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元显隽墓志》、《张玄墓志》等。这些隶楷书，方圆兼备，为擘窠之楷则。
由于这些碑志年代较晚，所以可以说是魏碑书体中已臻成熟的时期，已日趋规范化。这一类碑版的书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王派书风的影响，使魏碑初期的那种雄健粗犷之风为之一变，而渐渐趋向端整秀雅，成为后世碑刻楷书流美一派的先河。
这里附带谈一个问题，有关碑刻的署名。石刻自古以来，例不署书者姓名，倘若有署名者，间有一二，但为数极少。故人们欲就石刻诸书以论其人、其事却较难。在北朝碑刻有书人名字可考者，则有北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为道教立碑之始，赵文渊书《大代华岳庙碑》，萧显庆书《孙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记》，朱义章书《始平公造像记》皆是。郑述祖书《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等。王子椿书《徂徕山佛号》、梁恭之书《陇东王感孝颂》。北周有匡喆书《小铁山刻经颂》、口咸韬书《小铁山佛经铭》等。
中国书法史
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都已为世人所认可，在这一博大精深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书画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一历时性的嬗变过程。而具有姊妹性质的书画艺术在历史的嬗变中又以其互补性和独立性释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由于书、画创作所采用的工具与材料具有一致性。《历代名画记》中谈论古文字、图画的起源时说：“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画虽然具有同源的可比性，但以后的发展状况是以互补的独立性发展变化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书法”呢？我们可以从它的性质、美学特征、源泉、独特的表现手法方面去理解。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又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中国文字起源甚早，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也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的形成)。有记载可考者，当在汉末魏晋之间（大约公元2世纪后半期至4世纪），然而，这并不是忽视、淡化甚至否定先前书法艺术形式存在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中国文字的滥觞、初具艺术性早期作品的产生，无不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就书法看，尽管早期文字——甲骨文，还有象形字，同一字的繁简不同，笔画多少不一的情况。但已具有了对称、均衡的规律，以及用笔（刀）、结字、章法的一些规律性因素。而且，在线条的组织，笔画的起止变化方面已带有墨书的意味、笔致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先前书法艺术的产生、存在，不仅属于书法史的范畴，而且也是后代的艺术形式发展、嬗变中可以借鉴与思考的重要范例。
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一个历时性、线性的过程，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展示着自身的发展面貌。在书法的萌芽时期（殷商至汉末三国），文字经历由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八分）、草书、行书、真书等阶段，依次演进。在书法的明朗时期（晋南北朝至隋唐），书法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由篆隶趋从于简易的草行和真书，它们成为该时期的主流风格。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出现使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的艺术成就传至唐朝倍受推崇。同时，唐代一群书法家蜂拥而起，如：虞世南、欧阳询、楮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名家。在书法造诣上各有千秋、风格多样。
唐代的书法理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基础上更加精密、完善。如：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书仪》及张彦远的《法书要录》都被后人奉为准则，对后世书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五代、宋、辽、金、元的书法是对晋、唐时期书法的追述与继承，这一时期由于战乱和政局不稳，呈现出复杂局面。书法家转向以书法抒发个人的情感意趣的轨道。出现了北宋的“宋四家”，元代的赵孟頫等名家。书法理论也获得了发展，出现了如：《墨池篇》、《书史》、《宣和书谱》、《翰墨志》、《广川书跋》、《法书考》、《翰林要决》等理论著作。给当时及后世书法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参考的文样和理论的指导。
明代书法艺术基本上是继宋、元帖学书法而后加以发展。而今人论及清代书法时，每以“帖学”、“碑学”划分为前后两期，大致以嘉庆道光之际为分期点。也就是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为帖学时期，之后为碑学时期。这种划分是否合理当另当别论。不过，宋元之后，以二王书学为中心的所谓碑帖学时代，至今已转入最低潮，而学习汉魏以前的篆隶书法的作者，则逐渐增长，当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时也是名家辈出、各领风骚。而这时的书法理论比前代更有成就，《书筏》、《艺舟双楫》、《书概》、《广艺舟双楫》等理论著作相继产生。
明清的书法作品如同绘画一样传世、遗留的较多。当前见诸于市面上出现的也较多。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至迟从魏晋以来，一直被历代宫廷和民间作为艺术品珍藏起来，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但在流传中竟出现了作品的真赝问题，困惑着收藏家、鉴赏家。而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赝品的官案。明清时，由于部分沿海城市的工商业先后发展起来，书画的需求便日渐增多，明间制造赝品便应运而声。什么“苏州片”、“河南造”、“湖南造”、“后门造”，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这也是困扰收藏家、鉴赏家难题所在。明清的作品虽然流传很多，但里面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者也大有其作。因此，对于当下艺术市场中的收藏家、收藏界来说，购买、收藏这部分作品时应保持谨慎的态度。
甲骨文、金文、石鼓文
中国的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要研究书法必先了解文字的起源和构造。中国文字的起源，可以推至五千年前。而在三千年前已有结构完备的甲骨文，其书写的技巧、工具的运用，都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完美。夏商周是书法艺术的初期阶段，可惜考古挖掘至今仍未能发现夏代较完整性的文字。但商、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等书法艺术必备的三个重要因素，书法在这时已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的书法主要体现在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帛书、竹（木）简诸方面。这一时期，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从幼稚阶段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特殊地位。
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可识文字，是书写或隽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亦有少许的记事文。然而，它的发现却是近代史上的事，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89）由王懿荣发现的。据统计，已发现的甲骨文有十五万片以上，不重复的字约有四千五百多个，可识的约有一千五百字。这些字用尖利的工具契刻，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或朱书文字。笔画瘦硬方直，线条无论粗细都显得遒劲而有立体感，表现出契刻者运刀如笔的娴熟技巧。书法风格也随着时期的不同而迥异，或纤细谨密，或草率粗放。董作宾曾就甲骨文书法的时代特征作了划分：第一期（武丁），雄伟；第二期（祖庚、祖甲），谨饬；第三期（廪辛、康丁），颓靡；第四期（武乙、文丁），劲峭；第五期（帝一、帝辛），严整。以时代来分，大致前期的字大，中期的字小，较质朴，晚期的字带有一些金文的特点，有的字很小，但很严谨。
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刀刻的有的刻好后填朱，也有少数甲骨以朱墨所写而未刻。说明甲骨文一般是直接刻字，也有的是先写后刻。从这里知道甲骨文的线条不仅有刀法而且还包含笔意，对于笔意是不容忽视的。因工具材料的限制，其线条瘦劲犀利，有直线也有曲线；有单刀也有双刀。往往是中间较粗两头尖，而点画起止仍有一些方圆之法；有的直画微带曲意，线条点画显得丰富而有变化。字的结构一般呈扁长方，方圆曲线、直线组合的很有意味。甲骨文均以竖行排列，由上到下，由左到右或由右到左依次排开。
甲骨文已具备“六书”（象形、会意、指事、假借、转注、形声）的汉字构造法则。甲骨文已包含着书法艺术的诸多因素，从其点画、结字、行气、章法来看，浑然一体又富于变化，体现了商代人的艺术技巧和艺术素养。
帛书、竹（木）简
在战国时期，有一种用帛作为书写材料的书体——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叫缯书。中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帛画是20世纪30年代在长沙的楚墓中发现的。近些年又出土了大批的竹木简。如1951年湖南长沙五理碑，1954年长沙仰天湖古墓，1954年长沙杨家湾古墓，1957年河南信阳台古墓，1975年湖北云梦睡地秦墓，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土墓，发掘了大量的战国时代的竹木简。另外还有1942年长沙楚墓出土帛书（1945年流入美国），又山西侯马盟书等。无论是写在竹木简还是丝织品上的书体，都是战国时代的手迹。这些简与波帛书墨迹，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尤其对于研究书法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左图为楚帛书
四帛书又称楚缯书，内容共分三部分分，即天象、灾变、四时运转和月令禁忌，其内容丰富庞杂，不仅载录了楚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和风俗，而且还包含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方面的思想。在文字的四周绘的12个怪异的神像，帛书四角有用青红白黑四色描绘的树木。
就帛书的书法艺术而言，其排行大体整齐，间距基本相同，在力求规范整齐之中又现自然恣放之色。其字体扁平而稳定，均衡而对称，端正而严肃，介于篆隶之间，其笔法圆润流畅，直有波折，曲有挑势，于粗细变化之中显其秀美，在点画顿挫中展其清韵，充分展示作者将文字艺术化的刻意追求。
帛书的画像列于文字的四围，先以细线勾描，然后平涂色彩，看似漫不经心随意绘出，却将12个神录描绘得姿态各异，活灵活现，他们或立或卧，或奔走或跳跃，个个栩栩如生。同时所绘神灵像又显示出很强的写实性，如一些神像身上的斑纹，描绘得细致真切，仿佛从虎豹身上揭来。特别是帛书四周所画的树木，随物赋形，繁枝摇曳，依像图貌，茂肚婆娑，可谓用笔之工、描绘之细分毫不爽。楚帛书不仅力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珍品，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珍奇。
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简牍
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称木牍，多用于书写短文。
简牍起源于西周，春秋战国时使用更广。公元4世纪左右，由于纸已广泛使用，简牍才为纸抄本所代替。
最著名的有：
1. 1953年7月，湖南长沙仰天湖古墓出土竹简42支。最长的22厘米，宽1.2厘米，篆文，每简2-10字，为战国之物。
2.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约五千枚。
3.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多枚。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竹简不仅在古代文化史、书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印刷术也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简牍的形式，即为卷轴装的前身，为早期的雕版印刷所广泛使用。
简帛档案
西汉武帝末年，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据《汉书·艺文志》）
汉宣帝时，河内某女子拆旧屋，得《易》、《礼》、《尚书》等古佚书各一篇。（据《论衡·正说篇》）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得竹简数十车，经整理为75篇，10余万言，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据《晋书·束皙传》及《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
晋武帝元康年间，有人在嵩高山下，得一枚东汉明帝显节陵中的策文简。（同上）
刘宋升明二年冬，延陵县（即今江苏武进）季子庙的井中得一木简。（据《南史·齐高帝纪》）
北周末年，居延一古屋遗址中得有字竹简。（据《太平广记》卷368引唐德裕《玄怪录》）
北宋崇宁初，甘肃皋兰天都山，出土载有东汉章帝章和年号的木简札。（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7）
北宋政和年间，陕右出土东汉安帝永初二年（108）的讨羌檄书。（据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赵彦卫《云麓漫钞》卷7及陶宗仪《古刻丛钞》）
1901年2月，英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在新疆尼雅发掘简牍44枚，1906年10月，斯坦因又于尼雅收走简牍11枚，在故楼兰遗址发现木简173枚。
1901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于古楼兰遗址发掘魏晋简牍121枚。
1907年3-5月，斯坦因于敦煌西部榆树泉盆地掘走木简、纸、文书近千件，仅汉文木简便达708枚。1914年3-4月，斯坦因又在同一地区及玉门等地出土汉代木简166枚。
1909年日人大谷光瑞等在新疆海头故诚发现“李柏文书”和木简5枚。
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来华，于海头发掘木简48枚。
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古城掘得木简17枚（现存敦煌博物院）。
1930年4月，中国、瑞典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于居延获汉简万馀枚，出土地共30处。其中破城子出简5200枚，红城子出简3500枚。
1930、1934年，黄文弼两次于罗布沼尔获汉简71枚。
1942年，向达于敦煌南湖古董摊收购木简10馀枚。
1944年夏鼐、阎文儒于小方盘城以东得木简49枚。
1949年前，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被盗掘帛书一幅，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1949-1966年，先後于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等六座楚墓中，出土七批战国楚简共800馀枚（详见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
1959年7月，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出土以竹木简书写的《仪礼》九篇，总字数约27400馀。
1972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木简78枚，木牍14方，内容全为医方。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4974枚，多为兵书。
1972-1982年，居延地区先後采集、发掘、核查出土简牍近20000枚，其中包含70多部完整和基本完整的简册。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宣帝时的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竹简100馀枚，有《论语》《文子》等书。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汉代帛书26件，120000馀字。
1973年，湖北江陵纪南城凤凰山三座汉墓中，共出土竹简428枚，木牍9方。
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竹简遗册410枚、《养生方》竹木简200枚和木牍7方。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1155枚，绝大部份是有关法律的文书。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竹简6000馀枚，有《诗经》《周易》等书。
1978年夏，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汉代木简400枚，内容多与军事有关。
1979年10月，敦煌马圈湾出土简牍1217枚。
1983-1985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五座汉墓共出土竹简2787枚，至今尚未全部发表。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秦简460枚。
1989年冬，湖北云梦龙岗出土秦简283枚、木牍1枚。
1990年，湖北江陵杨家山出土秦代简牍75枚，沙市关菹秦汉墓出土秦汉竹简500枚。
1990-1992，敦煌效谷县悬泉置先後三次出土汉代简牍近20000枚。
1993年春，江苏连云港尹湾村两座汉墓出土木牍24方、竹简133枚，共40000馀字。
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秦代竹简800馀枚。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战国楚简800馀枚，其中有字简730枚，计13000馀字。
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孙吴嘉禾纪年简牍10万枚以上，目前正在清理中。 新华网湖南频道据谢桂华教授《百年简帛》一文摘编
先秦书法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
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秦代的六处经功刻石，将石刻艺术推向新的高度。现存绎山、泰山、琅琊、会稽四种
先秦是中国书法的初期阶段，先秦书法可分为商、西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
商、西周时期书法 中国书法是在汉字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产生的。商、西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等书法艺术所必备的三个方面的要素，书法在这时已初步形成。商、西周时期的书法主要有甲骨文和金文。
商代中期，青铜器上就出现铭文，铭文很简短，一般为二三个字，多为族徽。
战国文字 战国时期,随着七国割据、各自为政,文字的地方色彩更为浓厚，自春秋晚期就已出现的文字异形的现象。东方六国文字品式多样，风格不一，有很高的艺术性。
简册 据文献记载商代就已经有了简册。《尚书.多士篇》说周公曾对殷人讲过：“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西周和春秋时期也应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因竹木简易于腐朽,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简册目前尚未发现,而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据记载在汉、晋时期就有简牍的发现。篆书从线条转化为隶书的点画，不仅丰富了书法的用笔，而且这种新的体势和风格对以后的汉字和书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帛书 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记事书写材料是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名缯书。20世纪30年代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曾有人盗掘出一件帛书，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是中国目前最早的帛书。帛书上绘有神怪图和写有900多字,是一种数术性质的书。春秋时期帛书就已经出现，《国语·越语》有“越王以册书帛”的话，可见帛书和简册在当时是并行使用的。
先秦时代，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稚拙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
秦刻石与秦小篆
汉代书法. 概述
——汉碑风尚及隶书的形成
中国秦汉时期，汉字的变迁更为剧烈也最为复杂，大篆经过省改而创造了小篆，李斯所书《泰山》、《琅琊》、《峄山》等石刻，就是小篆的典型。另外隶书发展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在萌芽。书法家随之大量出现，此一时期的书法成就给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书法遗存今天的有帛书、简牍书、还有壁画、陶瓶及碑上的刻字。汉代的石碑艺术在这一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西汉较少而东汉却“碑碣云起”。出现了象《张迁碑》为代表的方劲古朴类；以《曹全碑》为代表的飘逸劲秀类；还有如《礼器碑》和前、后《史晨碑》的端庄凝练类等著名的碑铭。隶书书体在此时的碑刻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石刻外，近年出土的秦汉竹木简、帛书也十分丰富。如《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老子帛书》、《武威汉医简》、《居延汉简》等。篆、隶、章草均有，足与碑刻笔法体势相印证。其中有一些已显露行书、正楷的端倪。由于书法艺术在秦汉时代的昌盛，篆刻在这一时期也十分精美。各种印章出现并发展。
秦刻石与小篆
秦诏版文
所谓小篆，当以秦刻石为代表。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言：秦始皇曾经在东巡中立了六块碑刻。今所存者仅《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两种。秦刻石传为李斯所书。
《泰山石刻》为前219年时所刻，原石毁于清乾隆五年（1740）今存十字，其书与大篆比较，笔画俭约，结体更为规矩典雅。
《峄山刻石》今所传者为宋郑文宝所摹刻，峄山翻刻甚多，而尤以郑氏为最精。以上诸碑是秦篆的典型，其特点是用笔匀净挺瘦，提笔疾过，圆融峻整，其笔法又如玉筋、钗骨，所以秦篆又称“玉筋篆”秦刻比《石鼓文》、《秦公簋》简化，而且结束了六国文字混乱的局面。
峄山刻石
泰山石刻
魏晋书法
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钟王"。盛称"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又有王洵(羲之侄)善行书，有《伯远帖》传世。
著名代表书家及作品介绍
1、钟繇(151－230) 字元常，三国魏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因为做过太傅，世称"钟太傅"。他的书法，以曹喜、蔡邕、刘德升为师，博采众长，兼善各体，尤精小楷。结构朴实严谨，笔势自然，开创了由隶书到楷书的新貌。和晋代王羲之并称"钟王"。他的书法历代为人所重视。钟的真迹，早已失传，宋代以来法帖中所刻的小楷《宣示表》，《荐季直表》等都是晋唐人临摹本。其主要作品有：
（1）宣示表：小楷，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于自运"。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
（2）荐季直表：小楷，写于黄初二年(二二一)。其布局空灵，结体疏朗、宽博，体势横扁，尚有隶意。虽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结体法度均不如晋唐工整，但天趣盎然，妙不可言。
2、王羲之 (303-361) 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晋怀帝永嘉年(公元三零七年)生，死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三六七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世称为"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后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观摩学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王羲之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正体世称"书之圣"。王羲之在书法上是个革新家，他的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他把散见于前代、当代的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优点，融合统一在一种崭新的书法作品中。其主要作品有：
（1）乐毅论 ：王羲之书，小揩字体。笔势流丽，神采焕发，肥瘦相称，极合楷书的法则。隋智永称它为"正书第一"，唐代褚遂良也极为称赞。
（2）黄庭经：小楷，关于黄庭经，有一段传说：山阴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写经的报酬。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原文载于南朝《论书表》，文中叙说王羲之所书为《道》、《德》之经，后因传之再三，就变成了《黄庭经》了。因此，《黄庭经》又俗称《换鹅帖》，无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现在留传的只是后世的摹刻本了。
（3）兰亭序 ：这篇文字，是王羲之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和一些文人举行"修契"宴会上，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
（4）快雪时晴帖：王羲之书。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元赵孟俯曾称此帖为"天下第 一法书"。《石渠宝笈》收晋人三帖，号称"三希"，此帖列于首位。其为人所重视，由此可见。
（5）孔侍中帖：《孔侍中帖》和《频有哀祸》，王羲之行书，二帖连为一纸。纸本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与《丧乱·二谢·得示帖》同为唐代流入日本的王羲之名迹摹本。《频有哀祸·孔侍中帖》在活泼的行书笔意中带有凝重之感。在章法结体上又显示出欹侧取妍的艺术效果。
（6）丧乱帖：《丧乱·二谢·得示帖》均为唐摹王羲之尺牍，行书。纸本。现藏日本帝室。帖上还引有朱文"延历敕定"三印，延历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可见此帖是唐代传入日本的。《丧乱·二谢·得示帖》笔法精妙，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
（7）十七帖：《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代表作，内容是他所写的尺牍。因卷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墨迹已佚，仅有摹刻本传世。《十七帖》草书，前人评笔法古质浑然，有篆籀遗意"，也有人认为帖中字带有波挑的笔势，字字独立不相连属。这正表明他善于"兼撮众法，备成一家"，所以才能形成他独具风范的草书体势。
3、王献之(344-386) 字子敬，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幼时从他父亲学书，后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法，自成一家，与父齐名，人称"二王"。南朝宋，齐，梁，陈之间，人多崇尚他的字。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之二，笔划连续不断，世称"一笔书"。其主要作品有：
（1）洛神赋十三行：洛神赋(十三行) 《洛神赋》是王献之的小楷作品，据说王献之好写洛神赋，写过不只一本。共计十三行，真迹已不复存在。今只传贾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称"碧玉十三行"。现藏首都博物馆。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十三行)体势秀逸，笔致洒脱，清杨宾《铁函斋书号》认为"字之秀劲园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从《洛神赋》(十三行)中可看出，王献之的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完全成熟的楷书之作。
（2）鸭头丸帖： 王献之行草书。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3）中秋帖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书，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询的《伯远帖》合称"三希"，现藏故宫博物院。《书断》中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中秋帖》书法纵逸豪放，应是王献之创造的新体。
4、王洵(350 - 401) 字元琳，小字法护。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官至尚书令。他是"书圣"王羲之的族侄，出生在一个精于书法，几代不衰的名门望族。其父王恰，其祖父王导均善书，所以史称"三代以能书称，家范世学，洵之草圣，亦有传焉"。其草书《伯远帖》，一直被后代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是因为它是十分难得的东晋名人书法真迹。其主要作品有：
（1）伯远帖： 东晋王洵真迹。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伯远帖》是王给亲友的一通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被列三希"之三。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五代书法
五代和宋代的文人促进了书法的发展。印刷术的发达使书法家从单纯的功能性书写活动中解放出来，书法艺术特性被进一步强调。宋元时代的书法可以说是行草时代。宋代书法家在楷书和狂草方面不及唐代书法家，但在行草书方面却表现出鲜明的文人个性和品质，开一代新风。法帖的普及使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艺术具有绝对的典范意义。但宋代重要书法家不同程度地受到具有变革意义的中晚唐书法的影响，特别是颜真卿的影响。此外，宋人对金石学的重视和研究也使书法和篆刻艺术置于更大的历史尺度之下，汲取了丰富的源泉。
五代书法
钱镏钱悌批牍合卷之一
由于战争连年不断，士大夫皆无暇留心翰墨，因此书坛较为冷落。但中唐以来的书法革新浪潮影响深远，五代时期杨凝式的书法，实现了由唐至宋元的重要转折，为宋?quot;尚意"书风的崛起，作了铺垫。杨凝式之外，还有李煜、徐铉等有成就的书法家。
杨凝式（873－954年），字景度，号虚白，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唐昭宗时进士，官秘书郎，后历仕后梁、唐、晋、汉、周五代，官至太子太保，世称"杨少师"。因为对时局的混乱，政治的多变极为苦痛，杨凝式性格狂放不羁，故人称"杨风子"（即杨疯子）。久居洛阳，好游佛寺道观，兴起时常在粉壁上题字，当时洛阳寺观随处可见他的书迹。
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颜真卿，后又学习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一变唐法，用笔奔放奇逸。无论布白，还是结体，都令人耳目一新。其代表作有《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等。
王建哀册
《韭花帖》是他流传于世的代表作，是用行书书写的信札。内容是叙述午睡醒来，恰逢有人馈赠韭花，非常可口，遂执笔以表示谢意。此帖的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深得王羲之《兰亭集叙》的笔意。而《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则深得颜真卿《祭侄稿》的神髓，错落有致，气势开张，一股朴茂雄浑之气扑面而来。狂草《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均藏于故宫博物院）则更加恣肆纵横，变化多端，点画狼藉，线条扭曲不安，一股对时局不平的郁勃之气跃然纸上。《神仙起居法》在草书中，时时夹入一些行书，后人称?quot;雨夹雪"。
杨凝式被视为历来承唐启宋的重要人物。"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深受其影响。
李煜（937—978），即南唐后主，字重光，酷爱书画。他书法传二王执笔法，称为"拔镫法"。擅长行书，喜欢使用那种虬曲而颤动的笔法写字，被称为"金错刀"。作大字不用笔，卷帛而书，被称为"撮襟书"。他的墨迹流传很少，南唐画家赵幹《江行初雪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上的一行标题被认为是他的真迹。他曾出示南唐秘府所藏的书法作品，命徐铉刻成《升元帖》，供人欣赏和临习，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法帖。今已不存。
徐铉（916－991年），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曾在南唐为官，后入宋。在南唐时即以文翰知名，精于文字学。他擅长李斯小篆，也工于隶书。他与其弟徐锴是当时最杰出的篆书书法家，被称为"二徐"，他们考订了《说文解字》。此外，北宋淳化五年（994）重刻秦代《峄山刻石》，即根据徐铉的摹本。徐铉所书的篆书，映日视之，笔画中心有缕浓墨，因其笔锋直下不倒侧，故笔锋常在画中，故人也称其如"屋漏痕"、"锥画沙"。黑龙江省博物馆藏有他的《篆书千字文残卷》（宋摹本）。
夏热帖
韭花帖
元代书法
自公元一二七九年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统一全国，至元顺帝北走塞外，凡十一帝，历九十余年，是为元代。
元初经济文化发展不大，书法总的情况是崇尚复古，宗法晋、唐而少创新。文宗天历初建奎章阁，专掌秘玩古物。元文宗常幸奎章阁欣赏法书名画，书法一度出现兴盛局面。赵孟俯，鲜于枢等名家，是这一时期书法的代表。他们主张书画同法，注重结字的体态。但元代书坛纯是继承晋唐，没有自己的时代风格，稍后于赵孟俯的康里夔夔还有些变化，奇崛独出于元代书坛。
纵观元代书法，其成就大者还在真行草书方面。至于篆隶，虽有几位名家，但并不怎么出色。这种以真、行、草书为主流的书法，发展到了清代才得到改变。有元一代书风，仍沿宋习盛于帖学，宗唐宗晋，虽各有其妙，亦不能以一家之法立于书坛，较之文学，绘画等艺术门类，尚显冷落无成得多。
主要代表书家有： 赵孟俯、康里夔夔、鲜于枢、耶律楚材。
赵孟俯(1254－1322) 字子昂，号雪松道人，又号水晶宫道人，湖州(浙江吴兴)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的后裔。入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封魏国公，谥文敏。著有《松雪斋集》。
赵孟俯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元史》本传讲，“孟俯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赞誉很高。据明人宋濂讲，赵氏书法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 ”，晚年师法李北海。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集前代诸家之大成。诚如文嘉所说：“魏公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所以，赵氏能在书法上获得如此成就，是和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分不开的。
其代表作品有： 仇锷墓碑铭、汲黯传、福神观记、胆巴碑、兰亭帖十三跋、雪晴云散帖、洛神赋、妙严寺记等。
汲黯传：
福神观记 赵孟俯·楷书
赵孟俯作。小楷。他自称《汲黯传》得唐人遗风笔意，而清代冯源深评云： “此书方峻，虽据欧体，其用笔之快利秀逸，仍从《画赞》，《乐毅》诸书 得来。”倪瓒也说：“子昂小楷，结体妍丽，用笔遒劲，真无愧隋唐间人。” (引自《书林藻鉴》)，用笔不下于智永，虞世南，得称一世之冠。
洛神赋：
赵孟俯作。行书。纸本。是赵氏四十七岁时所书。其书法运笔和间架出自王 羲之，书风清新妙丽，兼得《兰亭》、《圣教》两序的法度。元人倪瓒称此 卷“圆活遒媚”，并推赵为元朝第一书人。原作现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
福神观记：
赵孟俯作。楷书。纸本，乌丝方格。全称《杭州福神观记》。是赵孟俯在元 延佑七年(公元一三二零年)，六十七岁时所书。其书法结体宽博深稳，运笔酣 畅圆润，与《胆巴碑》，《仇公墓碑铭》相类。是赵书的代表作之一。
兰亭帖十三跋：
赵孟俯作。行书。纸本。
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秋，赵孟俯由湖州乘船去北京，时至吴兴南浔镇， 独孤和尚送给他一卷五字已损本的《定武兰亭》拓本，喜之不尽，途次舟中 不断展阅此卷，多有书学心得体会，皆跋记于卷尾，计十三段，并自临《兰 亭》一过。这就是所谓的《兰亭十三跋》。后此件遭火毁，但有烧残本传世， 已流入日本。
赵孟俯此件是以自家笔法临《兰亭》，临得形神毕肖，生动自然，如见《定 武》本的原迹，堪称赵书中的精品。
康里夔夔(1295－1345)
草书尺牍 康里夔夔·草书
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又号蓬恕叟，蒙古族人。
《元史》本传称他：“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他的正书师法虞世南，行草书由怀素上追钟繇，王羲之，并吸取了米芾的奔放，在当时趋赵孟俯妩媚书风的情况下，能创自己的艺术道路。明代解缙说：“子山书如雄剑倚天，长虹驾海。”
康里夔夔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杰出书法家特立于书坛，留下的墨迹不多，有行草书《唐元缜行宫诗》，转折圆劲。其《渔夫辞册》，《草书述笔法》确有唐晋风度。所写的李白《古风第十九首》诗，字体秀逸奔放，深得章草和狂草的笔法。
其代表作品是：
草书尺牍：
康里夔夔作。草书。该信札极为精彩，虽草草不工， 却笔笔 合于法度。疏密欹正，随性所至。写到最后因语长而纸短，越写越密，甚至 字里行间时有添加补写，但并不觉得充塞拥挤，相反因字与行间能揖迎避让 而显得通灵透气，密而不闷。
鲜于枢(1254－1322)
临神仙起居帖 鲜于枢·草书
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官太常博士，赵孟俯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曾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二人书法当时并称 “二妙”。他的功力很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同时代的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书林藻鉴》)而书法家陈绎曾也说：“今代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嗔目伸臂曰：胆！胆！胆！”可见他敢于创新的精神。他的楷书有《李愿归盘谷序》，现藏上海博物馆，笔法古朴，结体谨严，气魄恢宏。行草有所写自作诗《大字诗赞》和《唐诗草书卷》，笔法纵肆，欹态横发。
其代表作品有： 唐诗草书卷、临神仙起居帖
唐诗草书卷：
鲜于枢作。草书。笔法纵肆，欹态横发。他自己说过，写草书要把笔离纸三 寸，取其指实掌平虚腕法圆转，写出的字则飘逸飞纵，体态自能绝出，观其 草书，确有悬腕回锋之妙。
临神仙起居帖：
鲜于枢作。草书。这是他临写的杨凝式《神仙起居帖》手迹，一方面我们可 以对照原帖去发现鲜于枢在临帖时如何达到形神兼备的；另一方面，我们也 能体会到只有博临众帖才有可能独立门户的道理。
耶律楚材(1190－1244)
耶律楚材 自书诗翰
字晋卿，契丹族，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元史》本传记载他三岁而孤，母亲杨氏抚养教育他，“及长，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数术及释老、医卜之术，下笔为文，若宿构者。”卒后追封广宁王，谥号文正。他的书法继承了唐宋颜真卿，黄庭坚书风，以端严刚劲著称。明人宋濂说：“耶律文正晚年所作字画尤劲健，如铸铁所成，刚毅之气，至老不衰。”(《宋学士集》)
其代表作品是：
自书诗翰： 耶律楚材作，行楷书。笔力遒劲，气宇轩昂，不拘于一点一画的繁缛，呈现漠北泼辣雄劲之气。
南朝碑刻
南朝宋、齐、梁、陈是楷书盛行的时期，楷书经过魏、西晋的发展，到东晋已趋成熟，南北朝碑刻书法大都是楷书书写的。南朝著名的碑刻有：宋《爨龙颜碑》（此碑与东晋大亨四年，即：405年的《爨宝子碑》并称“二爨”。爨龙颜活了六十三岁称“大爨”，爨宝子活了二十三岁称“小爨”），齐《吴郡造维卫尊佛题记》，梁《瘗鹤铭》、《太祖文皇帝神道阙》等。其中以《爨龙颜碑》、《瘗鹤铭》为最著名。前者是楷书，带有隶意，笔势方折雄劲而又具飞动之势。后者刻在山崖上，随山刻石极为自然，书法潇洒而有法度，字画厚重、笔势飞动，其中间杂行书，笔法方圆并用，严谨有法度。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 。另外，还有墓志：《刘怀民墓志》、《刘岱墓志》、《桂阳王妃慕昭墓志》等。这些墓志上的书法都是比较成熟的楷书。
《爨龙颜碑》局部
南朝碑刻，大体由东晋为南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碑刻，也大多继承了东晋的风气，好书法的风尚仍不亚于东晋。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极其喜爱书法。可是，南朝至齐末，仍承袭东晋禁碑的规定，当时曾有“南朝禁碑，至齐未驰”之说。因南朝仍沿魏晋遗制，有禁之律，故造成书法流传帖多于碑。所以，一般来说南朝碑版流传下来的很少，但并不是绝对没有。其原因：不外乎有的蒙朝廷特许而立；有的亦间有犯禁现象，所以尽管在禁碑的南朝三百年间，所建立的碑版亦不下数百种。可是，因受到人为的破坏，这是碑碣的莫大厄运。所以存留于今的不过数十通。《刘怀民墓志》书在隶楷之间，凝重圆润，与《爨龙颜碑》、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相似。刻的虽不甚精，但刘宋刻石与之相似者少，故为世所重。
刘怀民墓志
宋《爨龙颜碑》，为刘宋正书碑刻。字体方正，险劲简古，有气魄而多变化，仍存隶意，自有意度，为楷隶极则。这种雄浑庄严的书体，实为北魏碑的先河，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梁 《瘗鹤铭》
梁《瘗鹤铭》，真书，文自左而右。此碑的书法艺术是代表了南朝的时代风格，虽已是成熟的楷书，但仍能看出篆隶笔势的遗意。其笔势富有骞举意趣，飞舞回旋如鹤翅高翔。可见，此碑的书法精妙，使历代文人为之赞叹。自宋代吴琚直至清末龚自珍、刘鹗等都有“我生好读浮邱经，焦山来访瘗鹤铭”的雅举。它亦是研究我国书法及碑刻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学习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范本。
总之，由于南朝文化发达，艺术兴盛，这大大有利于书法的进步。同时，在这动乱的年代，不仅老百姓遭殃，连中、小地主、士族也大感失意，使人们精神上感到空虚，以信仰佛教来寻求精神寄托。正因为佛教到了南朝有了长足发展，各地的佛寺，激剧增加，塑造佛像。在造像方面，大多用金属铸造形象。这就势必延聘文学之士或书法家来撰文纪事，更为普遍的是凿石作碑碣，或在天然的岩石上凿刻，即称摩崖刻石。这种自然会使书法艺术得到普遍的发展。
北朝碑刻
北魏王朝的建立及孝文帝的改革，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北方经济也开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之也出现了文化繁荣。北魏的书法艺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巨大的发展。这时期南北碑版书风已逐渐到全面的趋向统一。这说明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它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相联系的，这充分说明了北朝碑版书法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北朝的书体，是沿袭汉碑分隶而来，盖其族望质朴，不尚风流，均守旧法，很少变通，书体猥拙，不似南人之风流蕴藉，故与南朝书风异趣。北朝不像南朝禁止立碑，而且北朝崔卢世族，既善属文，名篇巨制，自然立碑甚多。加上佛教盛行北方，造像题记不知凡几。许多是出于石工之手，造像记尤其如此。故猥琐鄙恶者不少，但好的也很多。同时，自唐以来专重二王手迹，宋承其风，于是中原碑碣，很少有人问津，任其霾蚀。但也有有利的一面，即榷拓者少，所以西北诸省，千年前所立碑，往往至今尚存。
孙秋生造像记
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和大量造像。仅以“龙门造像记”而言，共达三千六百种以上。这些对魏碑书体特点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杂居，促进了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汉文化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营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北朝尤其是北魏时代碑版的书法，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体，又是石刻艺术和书法艺术两者完美结合的共同体。这种魏碑体，以方笔文体为主，后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尤其受到南朝楷书的影响，掺杂圆笔道，字体渐趋圆秀。到了北齐、北周时期，逐渐改变魏碑体，而由瘦硬的书体取而代之。到了隋代碑刻书体，已成为很成熟的楷书。
元显隽墓志铭
由于北朝没有禁止立碑的规定束缚，所以北朝的碑版很多。最多当推北魏，其次是东魏、西魏，这时立碑之风极为盛行。这时期的碑不但数量多，而且又都非常精美。这种碑版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书法造诣上，都可以与东汉的隶书碑版相媲美。这种北朝的石刻，不只指具有碑的形式的一些石刻，而且还包括着北朝各种石刻在内，如墓志、塔铭、摩崖、造像题记、幢柱刻经等。所以，自北魏至北周，整个北朝时期内的石刻，可以说数以千计。这些石刻，大多数出自民间无名书家之手，为后代留下了许多赞口不绝的杰作。尤其是楷书，到了北朝，形成了独具风貌，故人们称谓“魏碑”，也称谓魏碑体。这种字体基本上属于楷书范畴。在书艺方面，有着其它时代不可具有的特色，即崇尚自然和天趣。开创了这一代的书风，这和汉碑、唐碑各自体现了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高峰，并派生出各种流派。
北朝的碑版很多，以造像记来说，当以龙门造像为最多，其中以二十品为精品，世称“龙门二十品”，尤其以杨大眼、孙秋生、始平公、魏灵藏为最佳，是龙门造像中的最精品，并最有代表性，世称“龙门四品”，以外，北魏尚著名的碑版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杨碑》等。北魏著名的墓志有《张黑女》、《李超》、《刁遵》、《元显隽》墓志及《石门铭》等，它是北魏墓志的杰作。东魏著名的碑志有《李仲璇碑》、《程哲碑》、《高盛碑》、《敬显隽碑》、《司马升墓志》等。
天柱山铭
天柱山
西魏留传下来的碑刻极少，最为著名的当推《杜照贤造像》，还有《刘曜碑》等。至于北朝的北齐、北周，由于国祚较短，存留下来的碑版相应来说远不及北魏。其气格既卑下，书法又极平板。主要有北齐《陇东王感孝颂》、《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隽修罗碑》、《天柱山铭》、《报德象碑》。 另外，北齐亦有些碑志十分起眼，可说北齐碑志中的佳品。如《泰山经石峪》、《朱岱林墓志》、《刘悦墓志》、《重登云峰山记》等。北周的碑版较著名的有《贺屯植墓志》、《西岳华山庙碑》、《曹烙碑》、《窦卢恩碑》、《匡吉刻经颂》、《寇炽墓志》等。
北齐 经石峪金刚经
除以上所列举的北朝碑志外，还有榜书，亦以北朝为尊，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石刻，山东邹县的葛山、岗山、尖山、铁山，统称四山石刻，字有尺径，以方圆笔兼施，高古浑厚，简整和穆。还有郑道昭在山东益都县百峰山上用方笔写的“中岳先生荧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与“此白驹谷”，共十九个大字，遒劲奇伟，尤以方笔写大字，深得雅健之致。
以上列举的一些碑志，皆为北朝的杰作。对于魏碑书法艺术的成就，前人有过很高的评价。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上赞其大放光彩说：“古今中外唯南碑与魏碑虽可宗，曰有十美……”赞扬北碑之美，从此北碑的价值更加提高了。而且，这些碑碣、墓志数量很多，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碑版书法艺术的宏富宝库。同时，这时期的魏碑书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表现在用笔、体态和风格上的千变万化。它不但为唐楷（唐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又浇灌了有唐一代的唐楷这一艳丽花朵。因此，魏碑在我国书法史上的作用，不可抹煞。当代著名的书法理论家潘伯鹰所说：“唐朝一代正规楷书的大发展，都是在南北朝千门万户的字形和风格的广沃基础上生根发芽的”，这一评述，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郑文公下碑
北朝遗存大量珍贵的石刻，大多为无名书家作品，不但数量之多，而且分布也较广。在山东、河南、辽宁等省，广阔的地域里书写这么多的碑版，这决不是少数人的书风问题了，应看作当时社会的产物，并反映时代的面貌。北碑中流传最多的当推魏碑，故魏碑在历代碑版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以河南洛阳为大宗；其次是山东省内的泰山、铁山、冈山、尖山、薤山诸崖刻经。云峰山、天柱山、太基山、百峰山等题刻。
另外，由于南北朝最盛行信佛，所以除立碑之外，还大造佛像，如洛阳龙门、山西云岗、河南嵩山等等，甚至连小地方时有发现，大的如山西云岗大佛、龙门大佛，小的只有手掌那么大小的佛像，并刻有佛像说明，叫做造像记。所以，将碑碣、墓志、造像记等都叫做刻石。
石门铭
这些丰富多彩的刻石，由于它们的书体在笔划、结体和风格上各有特点，故大体可分三大类。第一类，方笔道，笔划方，结体凝整，传世最普遍的北魏碑，以龙门石刻为代表。如《龙门二十品》中绝大部分均属于这一类，其中以龙门四品——杨大眼、始平公、魏灵藏、孙秋生造像最著名。在北朝碑版中具有典型性，这对其它碑版的书法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造像记中，成为北朝书法艺术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并表现了最大的创新精神。第二类，圆笔道，笔划绝大部分是圆的，但有部分笔道稍带方笔道，结体飘逸。代表作有《郑文公上下碑》和部分云峰山摩崖题记和《石门铭》等均属此类。这些北朝摩崖刻石，特别是大字刻石，大多分布在山东地区，以掖县的云峰山、太基山、平度的天柱山和益都县的玲珑山最为集中和丰富。第三类，笔划既方又圆。这一派的字比较整齐，较接近魏碑中的馆阁体，笔道既方又圆，结体整齐。它的代表作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元显隽墓志》、《张玄墓志》等。这些隶楷书，方圆兼备，为擘窠之楷则。
由于这些碑志年代较晚，所以可以说是魏碑书体中已臻成熟的时期，已日趋规范化。这一类碑版的书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王派书风的影响，使魏碑初期的那种雄健粗犷之风为之一变，而渐渐趋向端整秀雅，成为后世碑刻楷书流美一派的先河。
这里附带谈一个问题，有关碑刻的署名。石刻自古以来，例不署书者姓名，倘若有署名者，间有一二，但为数极少。故人们欲就石刻诸书以论其人、其事却较难。在北朝碑刻有书人名字可考者，则有北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为道教立碑之始，赵文渊书《大代华岳庙碑》，萧显庆书《孙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记》，朱义章书《始平公造像记》皆是。郑述祖书《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等。王子椿书《徂徕山佛号》、梁恭之书《陇东王感孝颂》。北周有匡喆书《小铁山刻经颂》、口咸韬书《小铁山佛经铭》等。
中国书法史
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都已为世人所认可，在这一博大精深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书画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一历时性的嬗变过程。而具有姊妹性质的书画艺术在历史的嬗变中又以其互补性和独立性释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由于书、画创作所采用的工具与材料具有一致性。《历代名画记》中谈论古文字、图画的起源时说：“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画虽然具有同源的可比性，但以后的发展状况是以互补的独立性发展变化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书法”呢？我们可以从它的性质、美学特征、源泉、独特的表现手法方面去理解。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又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中国文字起源甚早，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也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的形成)。有记载可考者，当在汉末魏晋之间（大约公元2世纪后半期至4世纪），然而，这并不是忽视、淡化甚至否定先前书法艺术形式存在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中国文字的滥觞、初具艺术性早期作品的产生，无不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就书法看，尽管早期文字——甲骨文，还有象形字，同一字的繁简不同，笔画多少不一的情况。但已具有了对称、均衡的规律，以及用笔（刀）、结字、章法的一些规律性因素。而且，在线条的组织，笔画的起止变化方面已带有墨书的意味、笔致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先前书法艺术的产生、存在，不仅属于书法史的范畴，而且也是后代的艺术形式发展、嬗变中可以借鉴与思考的重要范例。
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一个历时性、线性的过程，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展示着自身的发展面貌。在书法的萌芽时期（殷商至汉末三国），文字经历由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八分）、草书、行书、真书等阶段，依次演进。在书法的明朗时期（晋南北朝至隋唐），书法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由篆隶趋从于简易的草行和真书，它们成为该时期的主流风格。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出现使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的艺术成就传至唐朝倍受推崇。同时，唐代一群书法家蜂拥而起，如：虞世南、欧阳询、楮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名家。在书法造诣上各有千秋、风格多样。
唐代的书法理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基础上更加精密、完善。如：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书仪》及张彦远的《法书要录》都被后人奉为准则，对后世书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五代、宋、辽、金、元的书法是对晋、唐时期书法的追述与继承，这一时期由于战乱和政局不稳，呈现出复杂局面。书法家转向以书法抒发个人的情感意趣的轨道。出现了北宋的“宋四家”，元代的赵孟頫等名家。书法理论也获得了发展，出现了如：《墨池篇》、《书史》、《宣和书谱》、《翰墨志》、《广川书跋》、《法书考》、《翰林要决》等理论著作。给当时及后世书法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参考的文样和理论的指导。
明代书法艺术基本上是继宋、元帖学书法而后加以发展。而今人论及清代书法时，每以“帖学”、“碑学”划分为前后两期，大致以嘉庆道光之际为分期点。也就是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为帖学时期，之后为碑学时期。这种划分是否合理当另当别论。不过，宋元之后，以二王书学为中心的所谓碑帖学时代，至今已转入最低潮，而学习汉魏以前的篆隶书法的作者，则逐渐增长，当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时也是名家辈出、各领风骚。而这时的书法理论比前代更有成就，《书筏》、《艺舟双楫》、《书概》、《广艺舟双楫》等理论著作相继产生。
明清的书法作品如同绘画一样传世、遗留的较多。当前见诸于市面上出现的也较多。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至迟从魏晋以来，一直被历代宫廷和民间作为艺术品珍藏起来，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但在流传中竟出现了作品的真赝问题，困惑着收藏家、鉴赏家。而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赝品的官案。明清时，由于部分沿海城市的工商业先后发展起来，书画的需求便日渐增多，明间制造赝品便应运而声。什么“苏州片”、“河南造”、“湖南造”、“后门造”，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这也是困扰收藏家、鉴赏家难题所在。明清的作品虽然流传很多，但里面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者也大有其作。因此，对于当下艺术市场中的收藏家、收藏界来说，购买、收藏这部分作品时应保持谨慎的态度。
甲骨文、金文、石鼓文
中国的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要研究书法必先了解文字的起源和构造。中国文字的起源，可以推至五千年前。而在三千年前已有结构完备的甲骨文，其书写的技巧、工具的运用，都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完美。夏商周是书法艺术的初期阶段，可惜考古挖掘至今仍未能发现夏代较完整性的文字。但商、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等书法艺术必备的三个重要因素，书法在这时已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的书法主要体现在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帛书、竹（木）简诸方面。这一时期，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从幼稚阶段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特殊地位。
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可识文字，是书写或隽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亦有少许的记事文。然而，它的发现却是近代史上的事，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89）由王懿荣发现的。据统计，已发现的甲骨文有十五万片以上，不重复的字约有四千五百多个，可识的约有一千五百字。这些字用尖利的工具契刻，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或朱书文字。笔画瘦硬方直，线条无论粗细都显得遒劲而有立体感，表现出契刻者运刀如笔的娴熟技巧。书法风格也随着时期的不同而迥异，或纤细谨密，或草率粗放。董作宾曾就甲骨文书法的时代特征作了划分：第一期（武丁），雄伟；第二期（祖庚、祖甲），谨饬；第三期（廪辛、康丁），颓靡；第四期（武乙、文丁），劲峭；第五期（帝一、帝辛），严整。以时代来分，大致前期的字大，中期的字小，较质朴，晚期的字带有一些金文的特点，有的字很小，但很严谨。
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刀刻的有的刻好后填朱，也有少数甲骨以朱墨所写而未刻。说明甲骨文一般是直接刻字，也有的是先写后刻。从这里知道甲骨文的线条不仅有刀法而且还包含笔意，对于笔意是不容忽视的。因工具材料的限制，其线条瘦劲犀利，有直线也有曲线；有单刀也有双刀。往往是中间较粗两头尖，而点画起止仍有一些方圆之法；有的直画微带曲意，线条点画显得丰富而有变化。字的结构一般呈扁长方，方圆曲线、直线组合的很有意味。甲骨文均以竖行排列，由上到下，由左到右或由右到左依次排开。
甲骨文已具备“六书”（象形、会意、指事、假借、转注、形声）的汉字构造法则。甲骨文已包含着书法艺术的诸多因素，从其点画、结字、行气、章法来看，浑然一体又富于变化，体现了商代人的艺术技巧和艺术素养。
帛书、竹（木）简
在战国时期，有一种用帛作为书写材料的书体——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叫缯书。中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帛画是20世纪30年代在长沙的楚墓中发现的。近些年又出土了大批的竹木简。如1951年湖南长沙五理碑，1954年长沙仰天湖古墓，1954年长沙杨家湾古墓，1957年河南信阳台古墓，1975年湖北云梦睡地秦墓，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土墓，发掘了大量的战国时代的竹木简。另外还有1942年长沙楚墓出土帛书（1945年流入美国），又山西侯马盟书等。无论是写在竹木简还是丝织品上的书体，都是战国时代的手迹。这些简与波帛书墨迹，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尤其对于研究书法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左图为楚帛书
四帛书又称楚缯书，内容共分三部分分，即天象、灾变、四时运转和月令禁忌，其内容丰富庞杂，不仅载录了楚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和风俗，而且还包含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方面的思想。在文字的四周绘的12个怪异的神像，帛书四角有用青红白黑四色描绘的树木。
就帛书的书法艺术而言，其排行大体整齐，间距基本相同，在力求规范整齐之中又现自然恣放之色。其字体扁平而稳定，均衡而对称，端正而严肃，介于篆隶之间，其笔法圆润流畅，直有波折，曲有挑势，于粗细变化之中显其秀美，在点画顿挫中展其清韵，充分展示作者将文字艺术化的刻意追求。
帛书的画像列于文字的四围，先以细线勾描，然后平涂色彩，看似漫不经心随意绘出，却将12个神录描绘得姿态各异，活灵活现，他们或立或卧，或奔走或跳跃，个个栩栩如生。同时所绘神灵像又显示出很强的写实性，如一些神像身上的斑纹，描绘得细致真切，仿佛从虎豹身上揭来。特别是帛书四周所画的树木，随物赋形，繁枝摇曳，依像图貌，茂肚婆娑，可谓用笔之工、描绘之细分毫不爽。楚帛书不仅力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珍品，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珍奇。
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简牍
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称木牍，多用于书写短文。
简牍起源于西周，春秋战国时使用更广。公元4世纪左右，由于纸已广泛使用，简牍才为纸抄本所代替。
最著名的有：
1. 1953年7月，湖南长沙仰天湖古墓出土竹简42支。最长的22厘米，宽1.2厘米，篆文，每简2-10字，为战国之物。
2.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约五千枚。
3.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多枚。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竹简不仅在古代文化史、书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印刷术也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简牍的形式，即为卷轴装的前身，为早期的雕版印刷所广泛使用。
简帛档案
西汉武帝末年，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据《汉书·艺文志》）
汉宣帝时，河内某女子拆旧屋，得《易》、《礼》、《尚书》等古佚书各一篇。（据《论衡·正说篇》）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得竹简数十车，经整理为75篇，10余万言，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据《晋书·束皙传》及《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
晋武帝元康年间，有人在嵩高山下，得一枚东汉明帝显节陵中的策文简。（同上）
刘宋升明二年冬，延陵县（即今江苏武进）季子庙的井中得一木简。（据《南史·齐高帝纪》）
北周末年，居延一古屋遗址中得有字竹简。（据《太平广记》卷368引唐德裕《玄怪录》）
北宋崇宁初，甘肃皋兰天都山，出土载有东汉章帝章和年号的木简札。（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7）
北宋政和年间，陕右出土东汉安帝永初二年（108）的讨羌檄书。（据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赵彦卫《云麓漫钞》卷7及陶宗仪《古刻丛钞》）
1901年2月，英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在新疆尼雅发掘简牍44枚，1906年10月，斯坦因又于尼雅收走简牍11枚，在故楼兰遗址发现木简173枚。
1901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于古楼兰遗址发掘魏晋简牍121枚。
1907年3-5月，斯坦因于敦煌西部榆树泉盆地掘走木简、纸、文书近千件，仅汉文木简便达708枚。1914年3-4月，斯坦因又在同一地区及玉门等地出土汉代木简166枚。
1909年日人大谷光瑞等在新疆海头故诚发现“李柏文书”和木简5枚。
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来华，于海头发掘木简48枚。
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古城掘得木简17枚（现存敦煌博物院）。
1930年4月，中国、瑞典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于居延获汉简万馀枚，出土地共30处。其中破城子出简5200枚，红城子出简3500枚。
1930、1934年，黄文弼两次于罗布沼尔获汉简71枚。
1942年，向达于敦煌南湖古董摊收购木简10馀枚。
1944年夏鼐、阎文儒于小方盘城以东得木简49枚。
1949年前，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被盗掘帛书一幅，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1949-1966年，先後于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等六座楚墓中，出土七批战国楚简共800馀枚（详见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
1959年7月，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出土以竹木简书写的《仪礼》九篇，总字数约27400馀。
1972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木简78枚，木牍14方，内容全为医方。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4974枚，多为兵书。
1972-1982年，居延地区先後采集、发掘、核查出土简牍近20000枚，其中包含70多部完整和基本完整的简册。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宣帝时的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竹简100馀枚，有《论语》《文子》等书。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汉代帛书26件，120000馀字。
1973年，湖北江陵纪南城凤凰山三座汉墓中，共出土竹简428枚，木牍9方。
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竹简遗册410枚、《养生方》竹木简200枚和木牍7方。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1155枚，绝大部份是有关法律的文书。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竹简6000馀枚，有《诗经》《周易》等书。
1978年夏，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汉代木简400枚，内容多与军事有关。
1979年10月，敦煌马圈湾出土简牍1217枚。
1983-1985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五座汉墓共出土竹简2787枚，至今尚未全部发表。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秦简460枚。
1989年冬，湖北云梦龙岗出土秦简283枚、木牍1枚。
1990年，湖北江陵杨家山出土秦代简牍75枚，沙市关菹秦汉墓出土秦汉竹简500枚。
1990-1992，敦煌效谷县悬泉置先後三次出土汉代简牍近20000枚。
1993年春，江苏连云港尹湾村两座汉墓出土木牍24方、竹简133枚，共40000馀字。
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秦代竹简800馀枚。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战国楚简800馀枚，其中有字简730枚，计13000馀字。
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孙吴嘉禾纪年简牍10万枚以上，目前正在清理中。 新华网湖南频道据谢桂华教授《百年简帛》一文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