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解放军内部帮派之争:孔庆东缅怀梁羽生 - 艺术人生栏目组 - CCTV.com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3:39:41
孔庆东缅怀梁羽生
上一篇 /下一篇 2010-03-26 12: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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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梁羽生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央视“艺术人生”，清明节要做一期道场，缅怀去年辞世的几位大艺术家。其中关于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他们垂问我的看法，并请我去做嘉宾。我第一不爱做嘉宾，第二也没有新的研究，为了朋友的情面，就把以前的文字重新烩烩，麋集于此吧。
曾有学者认为，新派武侠的鼻祖，应该是朱贞木。朱贞木的《七杀碑》是1949年发表的，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新派武侠已经有一个甲子的历史了。不过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把朱贞木看作旧派武侠小说的最后一名，看作是殿军，而把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定位在梁羽生身上。1954年香港武林的“太极派”在澳门的擂台上打败了“白鹤派”之后，香港的《新晚报》马上推出了梁羽生的一部小说，叫《龙虎斗京华》。现在一般是把《龙虎斗京华》，看成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端。
梁羽生姓陈，叫陈文统，是广西蒙山人，也是中国作协的成员。他写作武侠小说一共30年，共计创作武侠小说35种，合起来是160多册，两千多万字。到1984年他宣布，闭门封刀。梁羽生是做到了著作等身的一位作家——160多册书堆起来，而且被认为是新派武侠小说开天辟地之人，可以看成是一个挂印先锋官。梁羽生的小说风格是，堂堂正正、俊雅风流。我用一段话来概括他笔下的侠客都是什么样的人：“梁羽生笔下的大侠，具有爱憎分明的是非立场，艰苦奋斗的侠义作风，文武双全的过人才干，大公无私的高尚爱情”。我这很像是总结大陆的红色经典文学，这些侠客像大陆五、六十年代作品中的革命英雄。的确，梁羽生笔下的这些侠客，很像共产党、红军、八路军的干部，品格很高尚、英姿飒爽，同时又是文武双全的，例如，岳明珂、杨云聪、凌未风、飞红巾、张丹枫、云蕾、南霁云。梁羽生笔下这些侠客，已经成了正义、善良、勇敢和智慧的化身。提起梁羽生这个名字，就是正宗武侠精神的代名词。梁羽生是因为非常尊崇武侠小说前辈白羽，他愿意做白羽的学生，所以取名叫“羽生”，这也说明了新旧武侠小说的血脉关联。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很推崇金庸，但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要人物。新派武侠小说如果没有梁羽生，那就好像《三国演义》里没有关羽、好像《水浒传》里没有武松一样。说的实际点，如果没有开山立寨的梁羽生，也就不会有后来应运而生的新派武侠的真命天子金庸。
有人说，梁羽生使武侠小说第一次跳出了世俗的范畴，进入高雅的境界，或者说是梁羽生第一次将浪漫主义的思想放进武侠作品之中。我认为这种说法从时序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宜说得这么绝对。武侠小说的文体，本身就具有浪漫的特点，因为它是以在江湖上行侠仗义的人和故事为主要描写内容，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浪漫的。《水浒传》、《儿女英雄传》就都是浪漫的，所以，不能说到了梁羽生才有浪漫主义。早在梁羽生之前，还珠楼主、宫白羽，他们都是浪漫的，还有写《卧虎藏龙》的王度庐等等。但是，梁羽生是港台新武侠的鼻祖，这样说是比较准确的。就在海峡两岸形成冷战格局之后，1954年在香港，由于一次发生于澳门的比武事件，引发了新武侠小说的创作，第一个登场的人就是梁羽生。
其实梁羽生写的《龙虎斗京华》，粗粗一看，跟1954年之前的武侠小说没太大的区别，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区别开来的。就好象说我们不能说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瞬间这世界就变了。1949年10月1号，北京人还在吃炸酱面，龙须沟的穷苦百姓还是很穷苦，和头一天是一样的，但暗中有些东西开始变化了。《龙虎斗京华》开局很阔大：“在今山东、河北两省边界恩县的地方，当公元六七世纪的初期，还是黄河入海的故道。”第一个场面是太极门的子弟在练武，很像后来金庸《连城诀》的开头。回目也很隽雅，如“水泊隐居，一心传绝技；同门义重，千里作调人”，“历历劫灰，抚刀长太息；匆匆来去，引剑上征途”。但武功很朴实，所打的金钱镖直接来自于白羽的《十二金钱镖》，“百爪神鹰”的功夫来自郑证因的《鹰爪王》。叙述方式还带着旧派武侠的说书口吻，如“列位看官，要知道信中说的是什么事，且先待在下交待一下柳老拳师和丁家的历史……”还有“话说”云云，“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等等，都表现出并没有“新派”的自觉性。如此细致地分析这部作品，孔庆东乃学界第一人也。
所以说《龙虎斗京华》问世后，武侠小说并没有立刻“焕然一新”。历史拉开几十载的距离，我们去追溯，才发现在《龙虎斗京华》里，现代的历史政治观念已经进入了武侠。如第四回的人物对话插入了俄罗斯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内容，第六回描述了义和团的源起，到第八回则提到了八国联军，到第九回，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中国在咆哮，大地在震撼。中国朴素的农民，第一次在全国范围之内，拿着大刀、长矛、木棒、锄头，展开了对外来侵略者的抗击。”这不但已经是新文艺的表达方式，而且跟大陆同时期的文学语言惊人相似。小说结尾，突然出现一个“笔者”，这跟前文的“看官”明显是矛盾的。从这新旧杂糅中可以看出，梁羽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性人物，他的人民性立场确立了新武侠的灵魂，而历史掌故、门派打擂、内功暗器、悲欢离合等武侠因素的综合，则奠定了新武侠的格局。这时候我们才看清楚，从《龙虎斗京华》开始，港台新武侠诞生了。有了梁羽生打头阵，金庸也跃跃欲试。他俩是哥们，又是同事，平时在一块儿经常侃武侠的。《新晚报》忽悠他说，查良镛，你也写一写吧。于是，金庸就出场了。
结果金庸一出场，后来居上。假如说没有梁羽生打头阵，金庸就不会创作吗？这也未必。报社里如果没有梁羽生这个人，或者梁羽生回大陆工作了，金庸也可能会出山，但不一定就先写《书剑江山》，也不一定能成为武林盟主了。
去年梁羽生先生一去世，很多媒体蜂拥采访我，我大都谢绝了，我对媒体有意见。我说人家活着的时候，你们从来不谈人家，人家刚刚去世，你们就炒作，还要拉上我，这不是真正关心人家，不合侠义精神，所以我不谈。
另外一谈到梁羽生，就难免要涉及到“比较”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PK时代，什么事情都拿来PK一下。这个PK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是这个时代普遍弱智的表现。我从小就不喜欢回答“最”的问题，什么事情最好最大最脑残，第一第二排坐次等等。这个很难排坐次的，我们只能说金庸影响是更大的，不能说他们两个谁最有学问，这就不好说了。历史真情是新派武侠的开山鼻祖是梁羽生，梁羽生是出来打天下的，这是事实。但是后来金庸影响更大，这恰恰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为什么金庸影响更大？
在我看来，梁羽生的小说写得非常正统。梁羽生原名叫陈文统，可以看做是“文化传统”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写的是堂堂正正的新派武侠小说。这两年电视上有一个卖“何其正”的广告，陈道明做的代言，我觉得这个广告词可以改成：“梁羽生小说——何其正。”他的小说给人感觉是境界高迈、气魄宏大的，但是它也有问题，就是人物太正。好比我们看样板戏，觉得故事非常感人，唱得也好，演得也好，人物鲜明，什么什么都好，但忽然发现，主人公怎么都没缺点呢？
很多学者批评样板戏是“高大全”，其实艺术是可以高大全的，关羽诸葛亮就都是高大全，美国好莱坞也经常塑造高大全。但我们说的是，如果都这样的话，就比较雷同，就觉得不够味儿。这时候人们就会想起金庸。金庸比较聪明，他在正的人物身上加了一点邪。比如杨过、令狐冲这种人，绝对是好人，肯定是大英雄。但他们经常跟少女进行调笑，不是特别严肃的英雄。梁羽生写的人物，很像八路军里的大英雄。八路军的首长见到小姑娘的时候只能说：“小鬼，你很不错啊，真勇敢。”不能再说过分的话了。而金庸的人物可以再开一点别的玩笑，比如：“你真的好性感啊。”金庸笔下的人物，像段誉、胡斐、张无忌都可以这样做。但梁羽生笔下的主人公一般不会这样，所以给人的最终感觉是一个“何其正”。
但是这个正，我们不能指责，正本身没有什么不对的。这个正，它确立了一个标准，就是英雄本来如此，这是英雄的本色。其他的那些花絮，只能是一些次要部分，是英雄的次要特点。英雄的主要特点应该是正的，假如没有这个正，只留下调笑，那就是流氓了。所以梁羽生先生给人的感觉是高山仰止。梁羽生认为：“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他甚至特别强调说，武侠小说可以没有武，但绝对不能没有侠，武侠小说的核心应该是侠。有侠无武，小说可能不大好看，但有武无侠，小说就成了赤裸裸的暴力教科书。
什么是侠?学者们有千百种定义，梁羽生认为：“侠就是正义的行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就是正义的行为。”武侠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正的标准放在那里，好像人民英雄纪念碑高耸在天安门广场一样。有了正的标准之后，你可以向左斜，向右斜，都可以自由发挥了。其实金庸把握好了这个正，金庸在人物的正的问题上，跟梁羽生是没有偏差的，都是为国为民，惩恶扬善。但是金庸丰富了一些，他给人物加了一些小奸小坏，让人读起来更好玩，更娱乐。就好象春晚上不能都是大合唱、舞蹈史诗，还应该有小品、有相声。梁羽生的这台春晚，相声小品少了一点，而金庸的杂耍、相声比较多。可惜很多读者只看到了杂耍，忘了正戏。好比春晚上严肃正经的节目越来越假大空，观众只好把遣怀的希望寄托在小品上了。当这样的时代来临时，我们自然就会格外怀念梁羽生，怀念那些堂堂正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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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艺术人生”，清明节要做一期道场，缅怀去年辞世的几位大艺术家。其中关于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他们垂问我的看法，并请我去做嘉宾。我第一不爱做嘉宾，第二也没有新的研究，为了朋友的情面，就把以前的文字重新烩烩，麋集于此吧。
曾有学者认为，新派武侠的鼻祖，应该是朱贞木。朱贞木的《七杀碑》是1949年发表的，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新派武侠已经有一个甲子的历史了。不过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把朱贞木看作旧派武侠小说的最后一名，看作是殿军，而把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定位在梁羽生身上。1954年香港武林的“太极派”在澳门的擂台上打败了“白鹤派”之后，香港的《新晚报》马上推出了梁羽生的一部小说，叫《龙虎斗京华》。现在一般是把《龙虎斗京华》，看成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端。
梁羽生姓陈，叫陈文统，是广西蒙山人，也是中国作协的成员。他写作武侠小说一共30年，共计创作武侠小说35种，合起来是160多册，两千多万字。到1984年他宣布，闭门封刀。梁羽生是做到了著作等身的一位作家——160多册书堆起来，而且被认为是新派武侠小说开天辟地之人，可以看成是一个挂印先锋官。梁羽生的小说风格是，堂堂正正、俊雅风流。我用一段话来概括他笔下的侠客都是什么样的人：“梁羽生笔下的大侠，具有爱憎分明的是非立场，艰苦奋斗的侠义作风，文武双全的过人才干，大公无私的高尚爱情”。我这很像是总结大陆的红色经典文学，这些侠客像大陆五、六十年代作品中的革命英雄。的确，梁羽生笔下的这些侠客，很像共产党、红军、八路军的干部，品格很高尚、英姿飒爽，同时又是文武双全的，例如，岳明珂、杨云聪、凌未风、飞红巾、张丹枫、云蕾、南霁云。梁羽生笔下这些侠客，已经成了正义、善良、勇敢和智慧的化身。提起梁羽生这个名字，就是正宗武侠精神的代名词。梁羽生是因为非常尊崇武侠小说前辈白羽，他愿意做白羽的学生，所以取名叫“羽生”，这也说明了新旧武侠小说的血脉关联。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很推崇金庸，但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要人物。新派武侠小说如果没有梁羽生，那就好像《三国演义》里没有关羽、好像《水浒传》里没有武松一样。说的实际点，如果没有开山立寨的梁羽生，也就不会有后来应运而生的新派武侠的真命天子金庸。
有人说，梁羽生使武侠小说第一次跳出了世俗的范畴，进入高雅的境界，或者说是梁羽生第一次将浪漫主义的思想放进武侠作品之中。我认为这种说法从时序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宜说得这么绝对。武侠小说的文体，本身就具有浪漫的特点，因为它是以在江湖上行侠仗义的人和故事为主要描写内容，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浪漫的。《水浒传》、《儿女英雄传》就都是浪漫的，所以，不能说到了梁羽生才有浪漫主义。早在梁羽生之前，还珠楼主、宫白羽，他们都是浪漫的，还有写《卧虎藏龙》的王度庐等等。但是，梁羽生是港台新武侠的鼻祖，这样说是比较准确的。就在海峡两岸形成冷战格局之后，1954年在香港，由于一次发生于澳门的比武事件，引发了新武侠小说的创作，第一个登场的人就是梁羽生。
其实梁羽生写的《龙虎斗京华》，粗粗一看，跟1954年之前的武侠小说没太大的区别，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区别开来的。就好象说我们不能说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瞬间这世界就变了。1949年10月1号，北京人还在吃炸酱面，龙须沟的穷苦百姓还是很穷苦，和头一天是一样的，但暗中有些东西开始变化了。《龙虎斗京华》开局很阔大：“在今山东、河北两省边界恩县的地方，当公元六七世纪的初期，还是黄河入海的故道。”第一个场面是太极门的子弟在练武，很像后来金庸《连城诀》的开头。回目也很隽雅，如“水泊隐居，一心传绝技；同门义重，千里作调人”，“历历劫灰，抚刀长太息；匆匆来去，引剑上征途”。但武功很朴实，所打的金钱镖直接来自于白羽的《十二金钱镖》，“百爪神鹰”的功夫来自郑证因的《鹰爪王》。叙述方式还带着旧派武侠的说书口吻，如“列位看官，要知道信中说的是什么事，且先待在下交待一下柳老拳师和丁家的历史……”还有“话说”云云，“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等等，都表现出并没有“新派”的自觉性。如此细致地分析这部作品，孔庆东乃学界第一人也。
所以说《龙虎斗京华》问世后，武侠小说并没有立刻“焕然一新”。历史拉开几十载的距离，我们去追溯，才发现在《龙虎斗京华》里，现代的历史政治观念已经进入了武侠。如第四回的人物对话插入了俄罗斯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内容，第六回描述了义和团的源起，到第八回则提到了八国联军，到第九回，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中国在咆哮，大地在震撼。中国朴素的农民，第一次在全国范围之内，拿着大刀、长矛、木棒、锄头，展开了对外来侵略者的抗击。”这不但已经是新文艺的表达方式，而且跟大陆同时期的文学语言惊人相似。小说结尾，突然出现一个“笔者”，这跟前文的“看官”明显是矛盾的。从这新旧杂糅中可以看出，梁羽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性人物，他的人民性立场确立了新武侠的灵魂，而历史掌故、门派打擂、内功暗器、悲欢离合等武侠因素的综合，则奠定了新武侠的格局。这时候我们才看清楚，从《龙虎斗京华》开始，港台新武侠诞生了。有了梁羽生打头阵，金庸也跃跃欲试。他俩是哥们，又是同事，平时在一块儿经常侃武侠的。《新晚报》忽悠他说，查良镛，你也写一写吧。于是，金庸就出场了。
结果金庸一出场，后来居上。假如说没有梁羽生打头阵，金庸就不会创作吗？这也未必。报社里如果没有梁羽生这个人，或者梁羽生回大陆工作了，金庸也可能会出山，但不一定就先写《书剑江山》，也不一定能成为武林盟主了。
去年梁羽生先生一去世，很多媒体蜂拥采访我，我大都谢绝了，我对媒体有意见。我说人家活着的时候，你们从来不谈人家，人家刚刚去世，你们就炒作，还要拉上我，这不是真正关心人家，不合侠义精神，所以我不谈。
另外一谈到梁羽生，就难免要涉及到“比较”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PK时代，什么事情都拿来PK一下。这个PK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是这个时代普遍弱智的表现。我从小就不喜欢回答“最”的问题，什么事情最好最大最脑残，第一第二排坐次等等。这个很难排坐次的，我们只能说金庸影响是更大的，不能说他们两个谁最有学问，这就不好说了。历史真情是新派武侠的开山鼻祖是梁羽生，梁羽生是出来打天下的，这是事实。但是后来金庸影响更大，这恰恰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为什么金庸影响更大？
在我看来，梁羽生的小说写得非常正统。梁羽生原名叫陈文统，可以看做是“文化传统”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写的是堂堂正正的新派武侠小说。这两年电视上有一个卖“何其正”的广告，陈道明做的代言，我觉得这个广告词可以改成：“梁羽生小说——何其正。”他的小说给人感觉是境界高迈、气魄宏大的，但是它也有问题，就是人物太正。好比我们看样板戏，觉得故事非常感人，唱得也好，演得也好，人物鲜明，什么什么都好，但忽然发现，主人公怎么都没缺点呢？
很多学者批评样板戏是“高大全”，其实艺术是可以高大全的，关羽诸葛亮就都是高大全，美国好莱坞也经常塑造高大全。但我们说的是，如果都这样的话，就比较雷同，就觉得不够味儿。这时候人们就会想起金庸。金庸比较聪明，他在正的人物身上加了一点邪。比如杨过、令狐冲这种人，绝对是好人，肯定是大英雄。但他们经常跟少女进行调笑，不是特别严肃的英雄。梁羽生写的人物，很像八路军里的大英雄。八路军的首长见到小姑娘的时候只能说：“小鬼，你很不错啊，真勇敢。”不能再说过分的话了。而金庸的人物可以再开一点别的玩笑，比如：“你真的好性感啊。”金庸笔下的人物，像段誉、胡斐、张无忌都可以这样做。但梁羽生笔下的主人公一般不会这样，所以给人的最终感觉是一个“何其正”。
但是这个正，我们不能指责，正本身没有什么不对的。这个正，它确立了一个标准，就是英雄本来如此，这是英雄的本色。其他的那些花絮，只能是一些次要部分，是英雄的次要特点。英雄的主要特点应该是正的，假如没有这个正，只留下调笑，那就是流氓了。所以梁羽生先生给人的感觉是高山仰止。梁羽生认为：“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他甚至特别强调说，武侠小说可以没有武，但绝对不能没有侠，武侠小说的核心应该是侠。有侠无武，小说可能不大好看，但有武无侠，小说就成了赤裸裸的暴力教科书。
什么是侠?学者们有千百种定义，梁羽生认为：“侠就是正义的行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就是正义的行为。”武侠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正的标准放在那里，好像人民英雄纪念碑高耸在天安门广场一样。有了正的标准之后，你可以向左斜，向右斜，都可以自由发挥了。其实金庸把握好了这个正，金庸在人物的正的问题上，跟梁羽生是没有偏差的，都是为国为民，惩恶扬善。但是金庸丰富了一些，他给人物加了一些小奸小坏，让人读起来更好玩，更娱乐。就好象春晚上不能都是大合唱、舞蹈史诗，还应该有小品、有相声。梁羽生的这台春晚，相声小品少了一点，而金庸的杂耍、相声比较多。可惜很多读者只看到了杂耍，忘了正戏。好比春晚上严肃正经的节目越来越假大空，观众只好把遣怀的希望寄托在小品上了。当这样的时代来临时，我们自然就会格外怀念梁羽生，怀念那些堂堂正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