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听的配乐:高层管理者忌用三种人

高层管理者忌用三种人  

文/侯兴国
　　要突破和超越前人的业绩,特别是要突破前人既定的经过一定历史时期检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难度会越来越大,风险也会越来越高,因此,“聪明者”如曹参之辈便大有市场。
　　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不乏建功立业的贤臣名将,也不乏祸国殃民的奸佞之臣,关于“选贤任能和安邦治国之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已多有阐述,但以下三位历史人物,对现代组织来说,是高层管理者最需要提防和忌用之人。

　　和珅:有大才无大德者
　　《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影视剧里,和珅的扮相可谓妇孺皆知,粗鄙,阴险,乖戾,一看便是獐头鼠目之辈。影视剧为了突出人物的行为和个性特征而采用的脸谱化和戏说的手法并不为过,人物的忠奸贤愚,功过是非,善恶美丑,毕竟在老百姓眼里,一望便知,但是,从历史真实的角度来看,和珅却是另一副脸孔。
　　和珅精通满、蒙、回、藏四族语言,按照时髦说法,可谓精通四种“外语”的奇才了,除此之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他无所不精、无所不能,一部《石头记》也正是由于和珅的慧眼,才得以发现和流传。难怪乾隆将御前大臣兼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理藩院尚书种种位高权重之职让其长期担任,甚至将自己最宠爱的和孝公主下嫁和珅的儿子,两家结为儿女亲家。
　　乾隆在史上绝对是一个知人善任、爱才惜才的明主,而和珅在其任上也不负乾隆的知遇之恩,干得有声有色,颇有政绩。乾隆每次重大的外交活动,都由和珅上下打理,细心操办,不管是会见王公贵族,召见附属国朝贡和觐见使臣,还是召见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派来的马戛尔尼使者,以及祭祀、大典、封禅等等繁文缛节,和珅都办得很出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政务活动家。
　　但是,大才并不一定有大德,中国历来的股肱之臣在主政之初,无不励精图治,鞠躬尽瘁,知人善用。但是,一旦权倾朝野之际,便开始结党营私,招权纳贿,排除异己,直至落得一个千古骂名的结局。
　　和珅也无法例外,和珅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不管如何弄权施威,权位对其而言,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激励作用了。对于缺乏“事业”激励的他而言,或许只能用钱财和虚名来填补自己的贪欲和空虚之心了,所谓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所谓的“富可敌国”加在和珅身上一点也不为过。
　　乾隆驾崩的第二天,迫不及待的嘉庆皇帝即从和珅府上抄出白银近8亿两之巨,房屋2700间,当铺75座,银号42座,古玩铺13座,玉器库2间,所有财宝加起来远远超过了皇家的收入,甚至其府上管家的财产都令人瞠目结舌。乾隆朝时的岁入约为7000万两白银,而和珅红极一时的时间也仅为20来年,可见在其当政的20来年里头,大清国的子民有十年光景都是为他一人忙活了。
　　正如有些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北宋亡不在徽佶,而在神宗;明亡不在崇祯,而在万历;清衰不在嘉庆而在乾隆。而这三个朝代都产生过许多在中国历史上可大书特书的股肱之臣,比如宋神宗时的王安石,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等等,但是,无论如何,高层管理者中如有和珅式的有大才无大德者,对于一个组织而言,杀伤力可谓大矣。

　　曹参:不图变革的因循者
　　一代名相萧何辅佐刘邦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创下了汉室太平江山,其死后,曹参代之为相。曹参虽然位列相位,却耽于国政,“日夜饮以醇酒。”群臣如有事禀报,一到曹府,“参辄饮以醇酒”,直到被灌醉为止。
　　年轻的汉孝惠帝立志要像先帝刘邦那样有一番作为,因此对曹参的“无为而治”很不满意,多次在殿堂之上诘问曹参。而曹参却平心静气地作了一番“精彩”的辩解,他问惠帝:“陛下自察圣武孰与先帝乎?”意思是说:陛下自己觉得与先帝刘邦相比,谁更圣明伟大呢?惠帝当然不会说自己比父亲刘邦更圣明伟大,便回答说:“朕安敢望先帝乎?”意思是说:我怎能与先帝相提并论呢?曹参又问:“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意思是说:您看我与萧何相比,谁更贤明呢?惠帝说:“君似不及也。”意思是说:好像你的能力不及萧何。至此,曹参和盘托出了他的治国方略:既然你我才能都不及高祖和萧何,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更改他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呢?“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这就是著名典故“萧规曹随”的来由。
　　对于现代组织机构而言,稳定是其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创新是其长治久安的灵魂。稳定和创新本来就是一对相辅相成的“矛盾”,而对于具有一定规模和长久历史的组织而言,不乏守业之人,却缺乏创新之才。
　　特别是对于位列高层的管理者而言,要突破和超越前人的业绩,特别是要突破前人既定的经过一定历史时期检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难度会越来越大,风险也会越来越高,因此,“聪明者”如曹参之辈便大有市场,与其“劳心苦,劳力苦”不如“萧规曹随,墨守陈规”,但是,这却是现代组织健康发展的大忌。

　　诸葛亮:强人阴影的制造者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胡涂”,“三顾频繁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能拥有像诸葛亮这样的股肱治世能臣是历代帝王的美好愿望。
　　隆中一对,三分天下,出师一表,奠定蜀中,诸葛亮的治世之才,无人存有异议,特别是刘备与诸葛亮之间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更是令世人赞不绝口。刘备白帝城托孤之时,曾当面告诉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意思是说,你与丞相之间的关系,就像父与子的关系一样,凡事应多咨询他后再作决定,诸葛亮受此重托,亦不敢懈怠,事事亲历亲为,“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意思是说,政事不管大小,都由他来裁决。
　　诸葛亮北伐前夕,时年刘禅已年满22岁,正是少年才俊,英姿勃发之时,而诸葛亮还是一百个不放心,“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意思是说:考虑后主年少无知,是非难辨。特派心腹大臣董元担任侍中一职,统领“卫戍部队”,“监管”刘禅,“后主益严惮之”。刘禅自然会很害怕,故在诸葛亮的面前总是谨小慎微、噤若寒蝉。
　　事实上,在刘备去世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意即刘禅非常聪明,其进步超过人们的期望。刘备虽半信半疑,但还是宽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意思是:如果真是如此,我又有什么可忧愁的呢?可是,一晃几年的功夫,诸葛亮对刘禅又作出另一番天壤之别的评价,把刘禅的智商贬得一塌糊涂。当然,不排除诸葛亮有违心宽慰刘备的意图,但无论如何,如果诸葛亮真能审时度势,让刘禅多参知政务,多加历练,并着意栽培贤臣,恐怕刘禅便不会成为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了,也不会在邓艾区区几万人马围困成都之时,而蜀国主力尚存时刻,竟开门揖盗,束手就擒了。
　　优秀的管理人才,特别是高层管理人才,在组织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具有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管理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都会产生权力过于集中、事无巨细、专权专断的现象。而其他具有潜质的管理人才都或多或少地笼罩于他的阴影之中,管理才能无法得到培养,更谈不上显现和发挥了。
优秀和健康的组织都会通过一些制度性或其他软性的措施来避免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衰怪圈,避免陷入“人亡政息”的不利局面,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是,更多的组织无法从“强人”的阴影中超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