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动画片:【地望篇】就周族先祖迁徙问题与许倬云先生商榷

时间:2010-3-4 16:42:53   来源:中国庆阳网   作者:刘文戈   编辑:周国栋 浏览次数: 448
就周族先祖迁徙问题与许倬云先生商榷
刘文戈
近读许倬云先生的大作《西周史》，大获裨益，领教颇多。许倬云先生乃国际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茨堡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作甚丰，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文化》、《求古篱》等著作。我作为无名小卒，斗胆与这样的大家讨论问题，自觉不胜荣幸，也有点诚惶诚恐之感。
（一）
许倬云先生在《西周史》上说：
据《史记》记载，后稷之子不窋，在夏后氏政治衰微时，去稷不务，不窋失官，奔于戎狄之间。不窋与后稷的关系，自来即为学者所怀疑；由汉以来，史家即认为太史公所记周初世系有错误（《史记会注考证》）。大约后稷之名，原非官号，只是指周人为务稷的部族，去稷不务一语，本不是以夏后氏为主词，却是形容不窋领导下的周人放弃了原有的农业，改采戎狄的生活方式，到公刘的时候，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 ，则又由戎狄的生活，再变到农业生产的文化，这一大段事迹，未必在两代之间发生。
许先生的上段话，可以分析为三层意思：一、同意汉朝末年的部分史家认为不窋不是后稷的儿子的观点，同时他进一步说“后稷”之名，原非官号，只是指周人为务稷的部族。二、认为“去稷不务”一语，不是夏后氏所为，而是形容不窋领导下的周人放弃了原来的农业，改采戎狄的生活方式。三、认为到了公刘的时候，“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则由戎狄的生活，再变到农业生产的文化，这一大段事迹，未必在两代之间发生”。
接着，他又说：“若配合考古学的资料来说，农业在中原早在七八千年前即已发端，周人若在后稷时代始有农业，在中国的新时器文化中应算是后起的。”
许先生的最后一句话，把后稷的功绩贬低为零了。
关于中国的农业起源问题，《史记》中并未说始于后稷。不要说从考古成果来讲，仅从神话传说中讲，中国民众也认为农业始于距后稷很早以前的神农时代。《史记》只是说后稷改造了农业生产的方式方法，大力发展了农业。后稷所创造的农耕方法，就是“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在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所收录的歌颂周人农稼的许多诗歌中，如《载芟》、《良耜 》等，有“俶载南亩，播厥百谷”之句，就是“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的具体描述。“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其意是根据不同地理条件，选择适宜的农作物进行播种；根据地理和气候条件，播种有先有后。这种耕作方法，现在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在那个时候，要由古人做起来就非常难。七八千年，古人都未能突破这一点，以至于农业生产一直停留在最原始阶段，还不能解决日益增多的黎民的生计问题。到了帝尧、帝舜时期，起用后稷，大力推广了“相地之宜”的耕作技术，才使中国的农业大大跨越了一步，解决了黎民的吃饭问题。正如《史记》中说：“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弃主稷，百谷时茂。”“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这就是以后中国民众尊后稷为农神、到处建庙祭祀他的根本原因。我们怎么能因后稷弃并非为农业创始人而否定他在农业发展中的功绩呢？
后稷是个官号，但他由帝舜专赐给了弃，就成为弃的代名词，成为一个具体人了。太史公在《史记》中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写的，并非作为一个官号而代表了许多人来写，更不是作为一个“务稷的部族”来写的。只要我们不带偏见、认真阅读一下《史记》，就会明白这一点。诚然，历史文献与考古成果相比，后者更接近于事实。但在无考古的成果或者考古成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还是要采用历史文献。正如许先生所说的，太史公那个时代根本见不着现今出土的古人居室遗址、墓葬和遗物，但有幸可以看见今人无法再见的载籍。所以，《史记》中的记载在无任何考古成果与其相悖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信其记载，如果没有这一点认识，我们的讨论就无法进行了。同时，有些问题不是考古学所能够解决的，只能依靠历史文献的记载进行合理的推测与研究。例如“去稷不务”、不窋奔戎狄等事实，它们都有一个动因问题，这个动因是什么，这是考古学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依据《史记》的记载，作合理推测。只有将历史文献与考古成果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才能使历史尽可能重现它的本来面目。
认真阅读《史记》， “去稷不务”一句，显然是夏后氏所为，并非许先生所说的是不窋所为。不窋为什么要“去稷不务”呢？这个动因很不明白。不窋是朝廷里的农官，专管全国农业，他又是继承了其父后稷的事业，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他“去稷不务”。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只有夏后氏才有这个动因与权力做到“去稷不务”。当时的夏朝帝王是太康，他是帝启的儿子。据史载，帝启在其末年时，已荒淫无道，整天沉湎于游玩，不理政事；到了帝太康，更是甚上加甚，经常出外在洛河沿岸游玩，不回朝中。他的手下后羿就起兵造反，不让帝太康回到京城。太康失了国，作为他手下管理农业的不窋也就失去了官职。国家都失掉了，何以能“务稷”？“去稷不务”者，是夏王朝的帝太康造成的，怎么会是农官不窋呢？把“去稷不务”的罪名加在不窋的头上，不窋就太冤枉了，我们也找不到不窋何以“去稷不务”的原因。
既然“去稷不务”不是不窋的主使，那么不窋又何以“奔戎狄”呢？因帝太康失国，天下大乱，农耕生产赖以存在的和平坏境已遭破坏，不窋又不愿臣服于后羿、寒浞等人，只得举族北迁。在古代，任何时期农耕文明的迁移，都是政治大动荡的结果，这是其一。其二、不窋是个孝子，他对其父所开创的农耕事业非常忠诚，总想千万百计地继承下来，这就得另寻找一个能继承其父农耕事业之地。所以，他不顾自己年迈，不畏上千里的艰难跋涉，来到了戎狄之间的庆阳。他来到戎狄之间，就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其父后稷弃的农耕事业，不可能、也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原来的农业，改采戎狄的生活方式。如果按许先生所说的那样做，就违背了他“奔戎狄”的初衷，也为周族人不答应。周族人已长时间地享用了后稷所致力的农耕事业的恩惠，不甘心再回过头来过游牧生活，正如现在我们不愿意回到上世纪60年代那个贫困的年代属同一个道理。不窋只有继承其父的遗志，在戎狄之间开创农耕事业，才能赢得民心，保住他的族长的位置，因此，许先生的观点不可信。祭公谋父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奔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修其绪，修其讯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言，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这段话就把一切事说清楚了。不窋到戎狄之间后，不敢怠懈其父所致力的农耕事业，时时向随他而来的和当地的民众叙述和介绍后稷致力于农耕事业的德行，决心遵照后稷的遗愿，实行农耕经济来完成其未竟的功业，并制订了一些法则和制度来保境安民，保障他所承继的农耕事业得以顺利实施。他虽然年纪很大了，还起早睡晚，勤奋务作；他奉行敦厚实在、忠信仁义的道德，来教化当地民众。他不但忠实地继承了其父后稷的事业，而且还教导后辈，要一代一代地将农耕事业承传下去，无愧于前人后稷。从这里，我们哪里能看到不窋放弃了农耕事业而采用戎狄的生活方式的情形呢？说不窋放弃了农耕生产而采用戎狄的生活方式的情形呢？说不窋放弃了农耕生产而采用戎狄的生活方式，纯粹是无稽之谈。不窋与他相跟相随的周族人在戎狄之间受到一些戎狄生活的影响，这不可避免，说他在戎狄之间所推行的农耕事业带有草原游牧的特性，都可以说得通，但农耕火种并没有熄灭。在不窋及其儿子鞠陶时代，周人所从事的事业仍然是以农耕生产为主体，只是到了公刘时代，周人所占据的地盘扩大了，人员众多了，公刘不但遵循其祖不窋“奕世载德，不忝先王”的遗训，坚持农耕经济，而且大面积推行农耕生产。农耕面积的增加，必然引起后人对他的重视和赞喻，这才有了“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之语，但我们不能因这句话而否定不窋在戎狄之间推行农耕经济的功绩。没有不窋在戎狄之间对农耕生产的开创和鞠陶的承前启后，何以有公刘的“复修后稷之业”的壮举！
（二）
许先生认为：周先祖始源于晋南的汾水之畔，是由东向西迁徙到了陕西的长武一带的。其根据有三：
一、他取钱穆先生之意，周人原居于豳地。“豳”又可写为“邠”；“邠”从“分”从“邑”。“分”就是汾水，汾水支流多，比泾河更似“分”；“邠”就是在汾水边上的城邑。后来周人迁徙到了陕西长武一带，才将“邠”字移了位。
二、周人由东向西转移，曾路过了今陕西省的合阳。根据是《诗·大雅·公刘》中有“于胥斯原”句，说是周族人先到了胥地，然后才到了豳地。关于“胥”字，《毛传》训“相”，但《绵》诗中也有“聿来胥宇”一语，胡适由文法比勘，以为是地名。丁山先生进一步考定“胥”为“夏”的声讹；他并考证夏代末季所在的西河，当在今陕西合阳附近，这一点，正为山西西部汾水流域到陕西西部泾水流域的中点。公刘的后代庆节更由此西去，而带有豳的地名以命名泾水地区的新地。
三、以《吕氏春秋》所述，收在《诗经》“豳风”之内的“破斧之歌”是东音，是以在汾水流域旧居发展起来的音乐。如以山西汾上为邠之命名来源，则汾域与岐山周原相对而言，颇符合“东音”的名称。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再引用许先生一段话。他说：“钱氏之说，以为《诗经》‘公刘’：‘于京斯依’，‘于豳斯馆’；及《史记》：庆节‘国于豳’，其京与豳在汉代的临汾，今新绛县东北二十五里处。豳邠古今字，皆得名于汾水。汾水为一条古水，古公得名由此水。《水经注》‘汾水注’，汾阴有稷山，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当与后稷有关。又据《水经注》‘涑水经’，闻喜附近有周阳古城，汾口西岸，则有韩城之周原堡。万泉县内井泉百余，正合《诗》‘公刘’：‘逝彼百泉’的景观，周之得名，也在此地。古公亶父受熏育戎狄之逼，止于岐下，所逾即是韩城西北的吕梁山，钱氏遂以为公刘旧居在晋南，当黄河之东，汾水之南，盐池西北的涑水流域。按地名随着人群迁移而搬家，历史上随处有之。周人在陕西住久了，其地名已深入人心，后人遂以为周人自古以来即居住在这些地方。如以钱氏之说，则周与豳都可能是古公由山西带来陕西地名，周人的祖先未必局促于泾渭之间。钱氏的理论虽有待证实，事实上也有相当的说服性，至少已是重要的一说。”
针对许先生的这一观点，饶选堂（宗颐）教授专门写信《谈西周文化发源地问题》，致许倬云先生，作了辨驳。他说：
考古学界关于先周文化之探讨，从70年代以来，由于出土文物之丰富，产生两种不同看法：一种受钱说影响，认为先周文化可能来自山西太原一带的光社文化，邹衡主之；另一种认为先周文化应来自陕西本地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尹盛平等主之。80年代以后，新资料陆续发现，以上二说均不能取得地下遗物之有力支持，已为人所扬弃。最重要的是碾子坡遗址之发现，此一文化层面分布于泾水上游，自甘肃平凉、庆阳各地遍及六盘山、陇山地带，是为文献所述早期周人居豳、提供考古学重要之实证。李峰《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一文，曾作综合性的论述，想必注意及之。大著页35引钱说以为豳、邠古今字，皆得名于汾水，汾水有一条古水，古公因之得名。又据《水经注·涑水注》，闻喜附近有周阳故城，汾口两岸有韩城之周原堡，万泉县内井泉百余，正合‘逝彼百泉’的景观，周之得名，正在此区。钱氏喜取晚出同名资料作为民族迁徙佐证，陈槃兄在其《春秋列国撰异》第七册骀及岐两条，有所辨证，如钱氏列举闻喜之姜嫄墓、后稷陵，皆出后代好事者之附会，了不足信。槃庵历举四事以正钱氏周阳所在之岐出于移植一说之非，论证确凿。余谓周语、周本纪具称不窋居戎狄之间，《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元和郡县志·关内道》三云：“庆州，古西戎地，……今州城东南三里有不窋故城是也。”又《顺化县》下云：“不窋墓在县东二里。”公刘居豳，即唐之邠州。《元和志·三水县》下云：“古豳城在县西三十里公刘始都之处。”唐人之说，非无根据。周原出土甲骨所见地名，如毕公、密、周方诸记载，均足证明旧说之可信，不必读邠为汾，牵涉到山西之汾水。至于古山古水，考《水经注·涑水注》云：“汾水又西与古水合，水出临汾古城西黄阜下。”杨守敬疏云：“通鉴：李渊入临汾郡，宿鼓山。胡（三省）注：鼓山在绛县北，鼓、古音同，盖即古水所出之黄阜也。”《一统志》：古水在绛州西北古山下，亦名‘鼓堆泉’。盖古山原亦称鼓山、鼓堆，与古公无涉。我于1981年在山西旅行一整月，曾至绛县访碧落碑，在夏县谒司马光墓，越中条山至盐池、涑水地区，踏查所至，知非周先世活动之地，钱说纯出忖测，更证以近年泾水上游先周文化各出土实物情况，钱说已无商榷之必要。弟建议大著第三版宜从槃庵兄观点，删去山西一说，未知尊意以为然否？
饶宗颐教授的观点，至为确当，但许先生仍有坚持他的观点之意。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许先生《西周史》35页的这段话，可以说是矛盾百出。首先说“邠”字。邠与豳为古今字，先有“豳”后有“邠”，“邠”是从“豳”简化而来的。而豳是个会意字，是山中有两个豕，豕即猪也，是中原人对边远地带人民的蔑视之称，与中原人把边远的少数民族称为戎狄如出一辙。今庆阳古时称为戎狄之间，实与以称此地为豳或北豳是一个意思。然而把距夏王朝京城很近的晋南之地称为豳地，就有些不切合实际了。没有豳字，何以有“邠”字？再说，邠为汾水边的城邑之说，是因为汾水的支流多，很像个“分”字。汾水和泾水相比，哪个支流多没有人统计过。但就我所知的泾河最大的支流马莲河上的支流之多，难以胜数，何以说泾河的支流就比汾水支流少呢？说汾水支流比泾水支流多，是一种无任何根据的武断。“于胥斯原”句中的“胥”字，我同意《毛传》训为“相”字，就是“相看”、“勘查”的意思。迁徙的周族人在经过一个大原时，相看后觉得不适宜居住，就又向前行进了。把“胥”字作为相看来解释，与后文的意思非常连贯。如果作为地名，周族人由公刘率领已定居在“胥”地，后面的诗句就成为多余。因为据许先生说，公刘定居于胥地，由公刘的儿子庆节又从胥地从发，才到达豳地，国于豳。那么这首歌颂公刘的诗歌在第二段就到达了胥地，完成了使命，诗句就应到此结束，若要继续写，后面所描述的就成为庆节率族迁徙的经过，这就有些文不对题了，后面诗句中以“笃公刘”起头，就成为多余，有狗尾续貂之嫌。至于《诗·大雅·绵》“聿来胥宇”句中的“胥”字，也作“勘查”、“相看”为合适。即：“勘查地址好建房”，这个意思与上下文是连贯的。如果作为地点，那么，古公亶父已越过梁山，到了“岐下”这块地方，准备长期定居下来，怎么会又出现一个“胥”的地名来？没有任何文献可以说明周人到了“胥”地。许先生又说：古公亶父所越的梁山就是韩城西北的吕梁山，这更是大错特错了。吕梁山虽在山西的西北部，但在古公亶父所居的豳国即今陕西西部的长武的东北部，而岐山在长武的西南部，古公亶父怎么能从长武一带向东北走到吕梁山，翻过吕梁山又怎么能到陕西西南部的岐山呢？在地图上一看，这种说法就有南辕北辙的味道了。许先生又说：古公亶父之名是因汾水为古水而得名。这也是错误的。古公亶父出生地按许先生所说的，是在长武县一带，而且古公亶父是公刘的第9代孙，周人这时已移居长武一带达几百年之久，显然他已与汾水没有什么联系，何以名字与汾水相连系？若说古水，中国大地的许多河流都可以称为古水，如泾河的支流马莲河，在一亿年以前就存在了，这可以从其支流环江边出土的翼龙为证。我们说，把古公亶父与泾河这条古水相连系，还是可以说通的，若与汾水相联系，就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意思了。许先生又用钱氏之说，则周与豳都可能是由古公由山西带来陕西的地名。这又自相矛盾了。既然前面说公刘率族由晋南到了胥地，庆节率族由胥地到了长武，现何以又说由晋南到长武和岐下都是古公一人所为？古公与公刘、庆节相隔八九代，怎么做的是一件事呢？周族由晋南从东向西迁徙到陕西的西部，究竟是由谁领导的？前面说是公刘、庆节、后面又说是古公亶父，自相矛盾，前后不一，难圆其说，何以教人？许先生考证周族人的迁徙，多数以《诗·大雅·公刘》篇为据。他说：“万泉县内井泉百余，正合《诗》‘公刘’：‘逝彼百泉’的景观，周之得名，也在此区。”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古人以水为居，无水就无法生活，所以他们选择定居之地一定要有水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中的“逝”字，作“往”字解释，即寻找有百泉的地方。他们虽然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原上，这里有平坦肥沃的耕地，但并无赖以生存的水泉，他们只能舍弃这个优越的地方，继续前行了。既然万泉县有百泉在内，周族人为何没有止步？这就难以解释。
还有关于“破斧歌”为东音之说，正如许先生论述此点时说：“《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记，可能是传说。然而正因其内容与世所熟悉的《诗经》不同，其传说倒可能有古老的来源。祖先在豳创业的事，周人岂能不加追述。然而公刘之世，周人朴质未文，其诗歌是否有文字传下，大为可疑，是以‘生民’，‘公刘’诸诗，都用后世追述语气。然而音乐曲调，口耳相承，又有乐师保存因袭，大约即可留下‘豳风’的名称，是以鲁人兼用四代之乐，而有击土鼓吹苇钥的土俗音乐。”诚如斯言。“豳风”的诗歌大都是周人后世追颂先祖的歌谣，虽然这种歌谣的曲调产生于周先人在豳时创业的过程之中，然后经过许多代人的口耳承传，其曲调必然有些变化，加之后来由作为宫廷乐师的鲁人改造，成为东音是完全可能的，毫不奇怪。
综合上述，周族人由东向西迁移说，难以站住脚。
（三）
许先生说：
不窋以前之周人历史，实在相当渺茫。钱宾四先生以地名讨论之方法，倬云亦并不以为可作定论，并特为指出地名迁徙之说，“其方法学上的缺陷，实如双刃利剑，左砍右割，均有可商榷之处”（拙作，页35），以示不敢盲从。（同理，尊函依据唐人著作之不窋遗迹，指实不窋之在庆州，公刘之在邠州，其方法学上之问题，亦有危险。）惟既然钱氏与邹衡先生意见有可以互补之处，在史迹渺远不可断言时，其假说亦应介绍于读者也。同时，周人事事攀援夏人，傅孟真先生在论“夏”“雅”之关系时，已详论之。周人与夏人之间，究竟是何缘源，今日仍不能断言。史阙有间，他日史料更多时，或可再作推论，俟诸他日耳。尊函赐教，嘱咐将来修订拙作时，删去山西部分，谨领雅教，当于修版时，视可有之资料，特加注意。—然而，此事皆在不窋以前事，与碾子坡文化遗存之讨论两不相涉也。
这是许先生答复饶选堂先生的书信中的一段话。从这段话中看出，许先生仍不以饶先生的观点为是，也就是说，他对不窋来庆阳、周族人由邰迁庆、由庆迁豳、由豳迁岐之传统说法存有疑问。
正如许先生说的，“不窋以前周人历史，实在相当渺茫”。这是因为文献史料太少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依据有限的文献资料，加以地名佐证、考古成果的证实和合理的推测进行研究。除此而外，别无他法。
从史书记载看：“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这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周族人迁徙的过程，即由邰迁庆、由庆迁豳、由豳迁岐。这是传统的说法。
既然周人将后稷弃视为始祖，那么弃的封地在邰，邰就是周人的根据地，或者称为始源地。尽管弃出生在晋南，因为那里有姜嫄墓、后稷山、后稷祠、后稷亭，但那时，弃还未建功立业，默默无闻，不可能形成一定规模的周族。只有弃被帝尧、帝舜起用了，建立了功勋，那么在他的威望号召下，许多攀龙附凤的人倾之，加之有了封地，才形成了周族群体。后稷弃卒，他的职务和事业由其子不窋继承。当在不窋末年，帝太康“盘于游田，为后羿所逐，不能返国”，天下大乱，农业生产赖以生存的条件被破坏，天下‘去稷不务’，不窋因此失去了官职。为形势所迫，加之他要寻找一块安定且肥沃之地来继承其父遗留的农耕事业。不窋就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决定率族由邰外迁。外迁之地，向东是动乱之地，他不愿意去；向南是秦岭大山，难以逾越，这样只能选择向北向西的方向了。
根据《诗经·大雅·公刘》一诗，周族人的迁徙是以武装的形式进行的。他们放弃了原有的大小田亩和堆满粮食的仓库，背着干粮袋，身挎弓箭，手持戈矛斧盾，向北启行。在行进的途中，“陟则在巘,后降在原”，即爬过一座又一座小山，来到一个原上，上下勘察，是不适宜居住的地方；“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他们要去的地方必然要有水泉，虽然他们后来来到一个特别大的原上，但这里无水源不能长久生活，只能放弃，继续前行。“溥”，是大的意思，在黄土高原上，再没有比董志原更大更平的原了，只有董志原才能称得上溥原。如果把周族人定为由山西南部自东向西迁徙，中途就无可以称得上“溥原”之地了。当周族人来到过去称为戎狄之间今称为庆阳之后时，这里山环水绕，土地肥沃，人烟稀少，又离中原是非之地遥远，认为是继承父业、推行农耕经济的理想之地，就决定定居了下来。在戎狄之间，他们继续实施农耕经济，开展农业生产。不过那时，他们才到新地，势力弱小，推行农耕生产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很大，其实施的面积自然很小，涉及的范围也不大，所以太公史在《史记》中没有重点去写。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农耕生产而采用了戎狄的生产、生活方式。农耕的火种没有熄灭，加之其子鞠陶承上启下，才有了公刘时代的大力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周族人逐步增多了，势力强大了，他们的农耕面积一再扩大，涉及到了陕甘两省的许多地方，形成了一定影响，《史记·周本纪》中为公刘重重地写上了一笔：“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由于戎狄对周族人的不断骚扰，周人难以安居乐业，只得南迁，迁到了陕西省的旬邑与邠县的交界处。这次迁徙不同于第一次迁徙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进行的。公刘在庆阳之南的宁县停留过，因此宁县曾称为公刘邑。在豳地，周族人生活了七八代人，到了古公亶父阶段，又受熏育戎狄的压迫，古公亶父才率族逾梁山，南迁到了岐下。
如果我们以地名来佐证，庆阳当有不窋的遗址比比皆是。如庆城就称为不窋城，城的东面山上有不窋墓，庆城之南有周人居住过的昔姬沟，庆城东北有天子坳，为周老王游行处，庆城的西南有周老王陵，庆城之北有公刘庄，等等。这是从大的方面说的，还有鹅池洞、花村、玄（陷）马湾、马镫砭、马蹄泉等，也都与不窋有关。特别是在庆城北关有兴教寺，在一铜像的衣襟上刻云：周禘行宫。这说明周人尊不窋为他们的先祖，在周王朝建立之后，这里建有禘祀行宫，供每五年禘祀的官员居住。如果说，这都是唐代好事人之所为，那么同理，晋南的那些遗迹岂能可信？
周族人由邰迁到庆阳的事实不仅文献有记载，又有地理名称为证，更重要的受到考古成果的支持。不窋城因历代为州、县所在地，历史文化层叠压，不窋时生活的遗迹已不可寻，但在庆城周围，周族人早期生活过的遗址比比皆是。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有无耳、单耳、双耳、三耳小罐，平沿、束颈、鼓腹大罐，直口、袋足鬲，以及盆、盘、甑、斝、瓮等。陶质以橙黄色、红褐色和夹砂为主，间有少量灰陶，未发现黑陶。一般器壁较厚，纹饰有划纹、兰纹、附加堆纹、锥刺纹、锯齿纹、蜂窝纹和绳纹。它与典型的齐家文化的广和县齐家坪、临夏秦魏家等代表性器物差异很大，而与陕西省的龙山文化、宁夏的齐家文化很接近。陕西的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年，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确定的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加上公元以来的时间，距今约4070年左右，这正是龙山文化所在的时期。在这期间，周祖不窋率族来到了庆阳，并将族人扩散到庆城的周围百余里是完全可能的。无论从哪方面考察，庆阳的齐家文化，要比长武的碾子坡文化早许多年，这也成为庆节南迁、国于豳提供了佐证。另外，1995年在修建周祖陵森林公园时，在现今的八卦亭之前出土了一批文物，又为周祖不窋在庆阳生活过、而且去世在庆阳的真实性作了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