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捐款企业:六——九

六 寻求内心的充实

我是抱着做学问的理想进北大的，进来后发现，北大并不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迎接我的是教条的课程和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不过，在世英影响下，我的初衷已经悄悄发生了改变。我认识到，学问不是第一位的，生活本身高于学问，做一个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比做一个学问家更有意义。

世英经常说，生活的意义在于内心的充实。这句话也成了我的座右铭。他自身就是我的一个榜样，虽然在同学们眼中，他是一个走入了歧途的人，但我相信他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都活得真实。他本是一个孩子般赤诚的人，只因对于精神事物过于执著，才常常陷入痛苦之中。我心想，我宁愿像他那样痛苦，也不愿像别人那样满足，因为他的痛苦其实是充实，别人的满足其实是空虚。
　　不过，我的这个决心曾经发生了一次动摇。那是在一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掀起了学雷锋的运动。有一天，我们走在校园里，他突然问我：“雷锋是谁？我只知道两点：他是解放军；被电线杆砸死了。”我也不太清楚，把耳闻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晚上，在阅览室里，我们对面坐着一个学生，一会儿翻开一本《拜伦抒情诗选》看看，一会儿在一张纸上写点什么。“你看他的模样，像读拜伦的人吗？”世英对我耳语。他站起来，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到那人身后转了一圈。走出阅览室，他对我说：“我看他在写诗，想问他要来看看。可是，往那纸上一看，吓了一跳——又是雷锋！我们每人也写一篇关于雷锋的文章，怎么样？”我答应了。
　　第二天，他拿给我一叠纸。这是一组短文，我记得有这样的句子：“雷锋是谁？他爱过吗？她是谁？一根木头倒下来，他死了。”此外就是嘲笑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对学雷锋的反应。我觉得这有点儿过分。他嘲讽一切，反抗一切，但自己没有任何肯定的东西，没有一种要坚持的信仰，这样还是追求真理吗，会有一个积极的结果吗？我回敬了一组短文，模仿他的嘲讽口吻，内容是批评他的。
　　正在这时候，年级要举行学雷锋讨论会，团支部动员我作重点发言，我同意了。现在我分析，我之所以同意，一是对世英的倾向发生了怀疑，二也有庸俗的实际考虑，想改变自己因为与世英在一起而形成的在班上的孤立状态。夜晚，在教室的日光灯下，课桌围成一圈。以前无论上课还是开会，我和世英总是坐在一起，这天他坐得离我远远的，而几个积极分子故意坐在我周围，为我助威。轮到我发言了，我鼓起勇气，宣读准备好的稿子。我谈到个性发展与社会需要的关系，表示要向雷锋学习，以个人服从社会。我还把教授们和雷锋比较，宣称雷锋的贡献更大。发言时，我看见世英埋头不停地在一个本子上写着。我的发言是以对雷锋的慷慨赞辞结束的，大意是：雷锋是雷，轰鸣的惊雷是由无数平凡的小水滴组成带电的云而引起的；雷锋是锋，锐利的锋刃是由无数平凡的金属小分子结合在一起构成的；雷锋就是以无数平凡的小事体现了他的伟大品质。现在我当然会为这些话感到羞愧，它们空洞之极，是用堆砌的辞藻表达一个当时宣传的正宗观点。然而，话音刚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周围的几个同学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在我发言前，其中一个同学写了一首赞美雷锋的诗给我看，我在纸上批道：“这是诗吗？简直是乱喊，既无内容，又无形式。”这时他恳切地对我说：“你的发言才是真正的诗。”
　　散会了，同学们簇拥着我朝宿舍走去。透过夜色，我看见世英孤零零的影子在前面走着，只有他一人，别人都离他很远，包括我。我突然感到深深的内疚，意识到自己事实上背叛了他。回到寝室，他朝我宽容地笑了一笑。
　　第二天上课时，我们又坐到了一起。课间，他给我念他昨天在讨论会上写的日记：“好家伙，把教授全给否了……祝贺你，以前是朋友，以后呢，分手了，我不阻碍你……”听着听着，我流泪了。上课铃声响了，他在一张纸片疾写，然后递给我。那是一首诗，其中写道：“我是一块石头，还是一个恶魔？刚刚吸干了自己的血浆，却又把毒刺伸向了那颗幼弱的心窝。”我含泪回了一首诗，大意是说，我是又一个高略德金（《二重人格》中主角），心儿在彷徨，彷徨也难久。他立刻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个人与社会是必然会发生冲突的，这使得每个人不可避免地都是二重人格；应该倾听自己的内在声音，让个性得到自由的表达。个性自由一直是世英关注的中心问题，他在北大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论冲动和不安》，也是围绕这个问题的，其中说：每个人都有其内在目的，表现为冲动；遭到外部压制，被掩盖起来，表现为外在目的，造成虚伪，引起不安。我读信时，他一直注视着我，脸上肌肉神经质地抽动着。下课后，他对我说：“其实我没有责备你，我也并不讨厌学雷锋，别人学雷锋我支持，问题是你——你学得了吗？你真愿意成为雷锋吗？”
　　他问得有理。事实上，我内心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我感觉到所身处的巨大社会现实，知道自己不适应它就没有出路。正是在这种现实感的支配下，我作了那样一个慷慨的发言。另一方面，我内心的确认为，仅仅做一个普通螺丝钉，人生未免太苍白了，我是不会真正甘心的。我仍然把独立思考和个性自由看得更珍贵，宁愿过一种虽然痛苦然而充实的生活。在此之后，我和世英更加亲近了。我这一只迷途的羔羊，一度被团支部领上正路，人家还来不及庆祝，很快又回到迷途上去了。

七 x和自由写作

大学一年级时，上海中学的一些老同学为了保持联系，委托我办一个刊物，由我负责组稿和编辑，然后交清华的同学油印和寄发。这种油印刊物只办了一期，后来嫌麻烦，就改为手抄本，在北京、上海两地传递。世英知道了这件事，很有兴趣地向我了解具体的做法。“我们也来办一个刊物，好吗？”他问我。我欣然同意，却未见下文。不久后我发现，这个刊物已经诞生，它就是x。
　　第二学期开学后，有一天，世英给我看他写的一首诗，题为《献给x》。开头几句是：
　　你在等待什么？x，x，还有x……
　　得到x，我就充实，
　　失去x，我就空虚……
　　他还把孙经武的一篇短文拿给我看，内容是针对他的，说自己可不想和什么x打交道，宁肯和a、b、c、d……这些小娃娃玩耍。世英显得挺生气，表示要狠狠回击。文章马上出来了，是一篇寓言，写一头大象在森林里一往无前地行进，遇到任何障碍物，它都轻松地用长鼻卷起来甩开。应他的要求，我也写了一篇，论点是：无论x，还是a、b、c、d，离开s就没有意义。s是物理学中代表方向的符号，世英看后用一句话打发了我：“s是虚构的，人生哪有什么目的？”
　　后来我明白，《献给x》实际上就是世英为《x》写的发刊词了。这份如今被视为地下文学史上的经典的手抄刊物，其实不过是郭世英、张鹤慈、孙经武三人写了作品互相传阅而已。围绕这个刊物有一个小团体，成员除他们三人外，还有一个女孩叫叶蓉青，是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因为与孙经武关系亲密而入伙。按照世英事后的说法，我算一个外围。为什么叫x呢？三人各有自己的解释：郭说是未知数，张说是十字街头，孙说是俄文中赫鲁晓夫第一个字母。
　　自此以后，张、孙经常在北大校园里出现了。张鹤慈出现得多些，他的父亲张宗炳是北大生物系教授，他随父母住在北大的一个教师宿舍区。我常常看见他到寝室来找世英，然后两人一同离去。他留着长发，脸蛋小而精巧，脸色苍白，脸部的肌肉总在痉挛着，眼中射出异样的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神经质人物。孙经武则是微胖的中等个儿，一双聪明的大眼睛里含着不易觉察的讥讽，一副满不在乎的懒洋洋的神态，更像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当时这二人都失学无业。从一零一中学出来后，孙参了军，因企图偷越国境被部队退了回来。张一度在北京师院数学系上学，以七门功课不及格的考试成绩被开除。据说他是故意考不及格的，世英多次以夸耀的口吻提起这件事，仿佛这也是他的光荣。
　　自此以后，我也经常读到他们三人的作品了。他们三人的写作体裁和风格各不相同。张鹤慈主要写诗，艺术上精雕细刻，写得精致、唯美而朦胧。我相信，他不愧是北岛、顾城这一代诗人的先驱，中国当代朦胧诗的历史应该从他算起。我保存着他稍晚些年写的四首诗，可惜的是x时期的诗作已经难寻踪迹，我只记得其中的两句诗：“月亮患了癌症”，“太阳是个大傻瓜”。他也写短篇小说，文字同样唯美而精炼。我记得一篇的情节，写一个美丽女子患了癌症，坐在炉火前一边烧毁信件和日记，一边回忆往事：她曾经与一个有才华的同学热恋，那个同学成了右派，她后来违心地和一个当公安干部的同学姘居，从此幸福毁了，只剩下痛苦和悔恨。孙经武擅长写评论。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在看歌剧《蝴蝶夫人》之后，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长文，对剧中细节的描述之详尽和准确使世英惊叹不已。世英告诉我，他经常钻研《毛选》和党史，然后写评论文章。我只看过一篇，题为《论纸老虎》，辞藻很华丽，讽刺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论点。其中说，既然是纸糊的老虎，用手指一戳就会破的，何必那样如临大敌。又说，中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之所以是修正主义，只因为他是赫鲁晓夫。世英让我回他一篇，我就模仿孙的文风，描绘纸糊的老虎放在暗处，模样如何可怕，真假如何难辨，因此哪里还有用手指戳破它的勇气。世英看后说：“算了，甭给他看了，他准要骂你。”他认为，孙是犯了语义学错误，并按这个思路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现在想来，当时我的文章实在是够不上他们的水准，我才幸而没有成为x的正式成员。
　　世英的写作体裁比较多样，开始是诗和短篇小说，后来很认真地经营一个剧本，最后又写起自传体长篇小说来，但由于x出事，剧本和长篇都没有完成。他有一首自己很欣赏的诗，大意是说，他流着泪喝一杯苦酒，眼泪不断地滴进杯里，这杯苦酒永远喝不完了。在写作上，他真正坚持不懈做的一件事是即兴记录生活和思想的片断。他不知从哪里源源不断弄来许多废弃的纸张，纸质非常好，一面打印有英文字，他就利用另一面写东西。张、孙的东西都写在正经的活页纸上，一笔一划显出一种认真，而他使用的纸张本身就鼓励了一种随意。他常常对我说：“思想不是追求来的，而是自己跑来被你碰上的。”现在我知道，这句话基本上是抄自尼采。不过，他的确这样做了，随时随地带着纸，随时随地记录瞬间闪过的思绪和反省到的心理活动。这种习惯对他帮助很大，使他在运用他所激赏的意识流写作方式时得心应手。
　　不但在阅读上，而且在写作上，世英都是给了我重大影响的第一人。事实上，我有意无意地在模仿他。较早的时候，我正沉迷于屠格涅夫，便以读初中时对一个女生的暗恋为素材，写了一篇近万字的书信体小说，题为《一札未发出的信》。我拿给班上一个似乎也喜欢文学的同学看，没想到他读后连连叫道：“太丑了！太丑了！”世英知道了，责备我不该给那人看。他对这篇习作的评价是：“你能写东西，文笔很流畅。不过，情节太简单了，没有曲折和起伏。”又转述曹秋池的评论，说我写的不是爱情，而是性欲的觉醒。我听了为曹的敏锐吃惊，心里却不太舒服。后来，我也开始写自传体长篇小说，集中写上北大后这一段经历，但写了不多就中止了，原因是生活的浪潮来得太猛了。我给一个朋友写信说：“生活尚且来不及，哪里顾得上去回忆！”当时我写得最勤的也是感受和思绪的即兴记录，即所谓随感，这个习惯完全是在世英的影响下养成的。我还学他的样，热中于用文字描述眼前某个实景，例如课堂上老师和同学的表现，某件事发生时人们的表情，校园里某一处的风景，我称之为文字写生。此外，我十分认真地写日记，每天都写好几页。我把日记当做我的主课，如果我在阅览室里埋头疾书，摊在笔下的多半是日记本。现在来看，所有这些随感、文字写生和日记，虽然不是正式的写作，却比任何正式的写作更有效地提升了我的写作能力。它们在我身上培育了一种猎人似的警觉，随时随地捕捉生活中和心灵中有价值的东西，并转换成文字储存起来。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本能，不管他以后是否以写作为生，要他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郭世英和张、孙当时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并且属于精神上十分敏感的类型，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又有相当的接触，因而格外感觉到生活在文化专制下的压抑和痛苦，表现出了强烈的离经叛道倾向。在他们三人中，张、孙的作品较多涉及政治，郭离政治要远一些。我完全不同，一方面更幼稚，另一方面还比较正统，对于他们的这种倾向并不太理解，甚至感到疑虑和害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写作——主要是郭的作品和张的诗——对于我仍是一种巨大的启示，令我耳目一新。他们使我看到，写作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完全不必遵循时行的政治模式，而可以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创造和思想探索，一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当时我并非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种子已经悄悄播下，总有一天会发芽生长。

八 为郭世英担忧

我上北大时，正值展开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以之带动国内的阶级斗争。在这个背景下，学校里政治学习很多，而多数学生的政治热情似乎也很高涨。从1962年底开始，反修斗争以抨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方式揭开序幕，不久后就升级为与苏共中央的公开论战，报上陆续发表重头文章。每次发表前，都先行广播，许多学生守在校园里的各个高音喇叭下面等候，准备好对那些他们觉得铿锵有力的句子大声喝彩。我心中不免反感，觉得这些人看似立场鲜明，其实并没有自己的立场，如果生活在苏联，他们同样会为苏联对中国的批判喝彩。郭世英更是压抑不住内心的反感，夜晚在盥洗室里，他经常向我发牢骚。
　　“我们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他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你知道谁对谁错？说人家是特权阶层，有别墅，咱们哪个领导人没有呀。我父亲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专用的房子，北戴河、上海、青岛都有。中国还不是凭资格吃饭，才能毫无用处……”他的浑厚的低音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从一个风向不定的远处飘来。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我知道他是在认真地为这些问题苦恼，他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也投入了自己的心，因而远比那些朝高音喇叭喝彩的人更接近真理。
　　使世英反感的另一件事是学校宣布要整顿纪律。他对我说：“整吧，容得下我就容，容不下我就走。我恋着北大什么？是赵老师（辩证唯物主义教员）的讲义，还是陈老师（年级主任）的训话？”陈老师要他为旷课写检讨，他回答说：“你处分我吧。你按照规定处分了我，我也按照规定受了处分，还有什么必要写检讨呢？”
　　他的情绪越来越烦躁了，经常头痛、失眠。他告诉我，他的神经衰弱是装出来的，人有点病就自由了，可以不受纪律约束。可是，我明明看到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一回，他当着我的面用火柴烧手指。还有一回，他逼方小早把他的双臂捆绑起来，说想试一试用多大的力量能够挣脱。当时大学生里基本上没有人吸烟，而他却烟斗不离手。其实他没有什么烟瘾，不过是显示一种叛逆的姿态，他知道老师和同学们对此反感，愈是这样，他就愈是当众大模大样地吞云吐雾。
　　在去教室的路上，他看见有几个工人在锅炉房外清扫煤渣，便对我说：“以后我就是干这个的，而胡某某这些人会成为我的上级。他妈的，我什么也不要，我是天之骄子！”胡某某是我们寝室的一个同学，安徽农家子弟，心胸比较狭隘，最看不惯世英，在大吵过一次后，彼此不再说话。
　　在平静的时候，世英试图分析自己，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人还会颓废，战后颓废还好理解。是因为不自由吗？我有什么不自由的？爱不上课就不上课，老师也拿我没办法。也许是因为才能不够，我的才能离我想达到的差太远了。但我不羡慕别人，我还是喜欢我自己。”又说：“我的思想够灰的了，但还不算太灰，要不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还是想寻求同情。”
　　有一天，全校围歼臭虫，宿舍楼前的空地上，一张张双层床四脚朝天。我和世英在一起，我们正向床的缝隙里喷敌敌畏，他对我小声说：“告诉你，有一天我要出国。”我嘲笑他说：“你这个样子，出国能干什么？”他仿佛受了侮辱，用激烈的口气回答：“怎么，你看不起我？我当个资本家回来给你看看！”我说：“得了，没成为乞丐就不错。”他瞥我一眼，说：“走着瞧吧。”可是，一会儿，他苦笑了一下，对我说：“其实我不是很想出国，张鹤慈、孙经武他们出去还有事可干，我能干什么呢？”那天午睡时，我听见他在窗外叫我，便翻窗出去。他旁边站着张鹤慈，他们想去喝酒，但没有钱了，向我借钱，还要用一下我的学生证去旧书店卖书。张鹤慈手里拿着一套《莫里哀戏剧集》，几天后我在海淀旧书店里看到了这套书，扉页上有张的签名。他们三人经常去饭店喝酒，在半醉中写作。有一次，都喝得醉醺醺了，孙经武盯郭世英良久，咕噜一声：“死鱼的眼睛！”这句话令他大为欣赏。
　　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三人是不折不扣的另类。他们的行为，一半是对现实的反叛，一半是对西方艺术家的模仿，我估计主要是在模仿《人，岁月，生活》所描写的洛东达酒吧里的榜样。使我越来越担心的是，世英的情绪这样放任下去，与现实的冲突日趋激烈，不知会走向一个怎样悲惨的结局。

九 出事了

对于我来说，1963年5月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许多场景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
　　五一节前一天，下课后，回到寝室，郭世英对我说：“五一我不回家，看他们怎么样！”他眯缝着眼凝视窗外，眼中闪烁着一丝冷笑。“不过，你可别告诉人家。”他补充说。一会儿，他抓起书包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了深深的不安之中。我在他的长篇小说中读到过家
　　庭餐桌上的冷战场面。譬如说，面对一桌丰盛的菜肴，他会发出挑衅的感叹：“唉，要是把这些菜带回学校里慢慢吃，该多好。”这明显是对家里特权生活的讽刺，结果会出现一阵尴尬的沉默。然后，母亲开始重复他早已听腻的训话，姐姐附和，哥哥向他投以鄙夷的目光。在这种场合，父亲总是沉默无语。妹妹和小弟还小，与他同病相怜的只有大弟民英。我由此知道他和家里的关系有些紧张，但没想到紧张到了这个地步。
　　5月3日和4日，他没有来上学。5月5日晚上，曹秋池突然来找我。这是很不寻常的，他和郭世英关系密切，和我却不曾有单独的来往。刚在床沿上坐下，他开口便说：“喔哟，真紧张，出事了。”接着告诉我，五一期间，郭世英一直没有回家，他们试图偷越国境，被发现了。
　　这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在此之前，世英虽然说过有一天他要出国，但我只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有放在心里。现在回想起来，他最近的一些反常行为有了答案。例如用钱紧张，他和张鹤慈老去旧书店卖书，他还把食堂的菜票退了，吃白饭或者和我合吃一个菜。又例如格外热心地锻炼身体，天天早起练双杠和举哑铃。那么，这是在为出国做经费和体力的准备了。
　　“现在他在哪里？”我问。
　　“听说在张鹤慈家里。”曹秋池答。
　　曹秋池一走，我立即去陈老师家里，想从他口中了解一点情况。他刚送走叶蓉青，得意地说：“过去你们不来找我，现在出了事，都来找我了！”我坐下后，他接着说：“即使你们不找我谈，我就不知道情况了？我都知道！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呢，不就是x嘛。”我听了心中一惊，知道x之事已经暴露。他对我进行了一番教育，中心意思是要我相信组织，组织上了解郭世英，一定能够挽救他。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世英！我不知道张鹤慈的家在哪里，只知道他的父亲是教授。北大南校门对面有一个蔚秀园，听说住了许多教授，我就去那里寻找。我在那个不大的院子里瞎转了整整半天，遇人就问，见门就敲，一遍遍狂喊着郭世英的名字，当然没有结果，筋疲力尽而返。
　　那两天里，我心中充满担忧，想世英想得几乎要发疯。在我心目中，全世界只有一件大事，就是见到世英，亲眼看到他是平安的。不见到他，我是无法生活下去的。8日那一天，张鹤慈自动出现在了我面前。他和蔼地说：“你想见郭世英吗？在我家里——中关园某号。”然后把一张小纸条塞在我手里，匆匆离去了。我展开纸条，上面是那熟悉的笔迹：“因为你聪明，我才给你写这封信。以后我们会有机会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语气之平静出乎我的意料，但我想不明白他说的改变关系是什么意思。
　　当天下午，我去中关园，途中遇到曹秋池。他刚去过张家，扑了一空，遇见我后折回与我同行。他坦率地说，他的全部努力是为了让事情平息，自己不受牵连。“你劝劝他，现在谁的话他都不听，你说他会听的。”他对我说。
　　中关园由一排排整齐的红砖平房组成，每户门前有草坪。我们到时，孙经武和叶蓉青坐在张宅门口的台阶上，谈论着花的名称，黄刺梅、紫藤等等。曹秋池跟孙搭讪，说起郭世英：“他是装英雄。”孙懒洋洋地纠正：“他是装英雄玩儿。”等了一会儿，世英回来了，后面跟着张鹤慈。世英像精神失常似地瞪着眼睛，慢慢朝我们走来。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吓坏了，心砰砰乱跳。不过，我很快发现，他是在瞪孙经武。他对曹秋池极为冷淡，完全不理睬。见到我，他的神情立即放松了，和善地一笑，说：“真倒霉，谁叫你认识我的。”在草坪上坐下，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说，我们差一点儿见不着面了。后来我知道，在这些天里，他曾企图卧轨自杀，被张鹤慈察觉和跟踪，从铁路边拉了回来。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又去张宅看世英。有一回，我们俩坐在草坪上，张、孙二人在屋里烧毁文稿，他们进进出出，显得十分忙碌。张鹤慈从屋里出来，举着那一叠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问郭世英：“你这个烧不烧？”郭答：“不烧，我还要写下去呢。”张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满的表情。我还听见孙经武说，他也想留下那些读毛选的笔记。我走时，张对我说，以后不要上这儿来，弄脏了洗不干净。
　　那几天里，学校、家庭、朋友都在努力，目的是让郭世英的情绪稳定下来，他终于回自己家住了。5月中旬的一天，他来到学校，重返学生生活。看上去他的精神很平静，只是完全不愿意谈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反正哲学系是不能读了，因为他读哲学必然会背叛家庭。我看出来，他极厌恶曹秋池。有一次，他问我：“你要不要我搞曹秋池一下？”我说：“算了吧，就让他混，反正也混不久。”他说：“你倒还挺善良。”还有一次，我看见他和张鹤慈一起把曹叫出去，曹一脸晦气。我隐约感到，是曹告发了x，后来陈老师向我证实了这一点。陈老师还说，5月初，郭世英给家里留下绝命书，说他走了，他们再也不可能找到他了。于立群来找陈，哭了。张鹤慈到北大替郭拿衣服，被扣住，才知道郭在张家，陈陪于到张家见了郭。三十六年后，我见到张鹤慈，从他那里知道了稍微详细一些的情况。据他说，1963年三、四月间，曹写信给郭沫若的秘书，可能还给公安部写了信，告发了x小团体之事。其后风声甚紧，郭世英和他便筹划从云南方向偷越国境，但事实上并未实施。
　　世英回校后不几天，5月18日，我们俩正在寝室里下象棋，有几个同学在旁观战，突然来了两个人，把他叫了出去。那两个人是学校保卫组的。他这一走出寝室，就没有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