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银行题材电视剧:中国正酝酿现代性价值观

中国正酝酿现代性价值观

在实现了技术、经济的现代化后，中国如今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的现代性。而因为中国有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历程、独特的文化传承和社会结构，所以中国也无法复制西方走向现代性的道路。在中国面临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社会问题爆炸、利益逐渐遍及全球的今天，中国最应该确立的是核心价值观……

中国价值观正在变革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2月23日出席在泰国华人华侨各界举行的欢迎晚宴并致辞。习近平表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将继续扩大各领域对外开放，按照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决策原则，引导企业有序开展境外投资合作，特别是重视开展有利于欠发达国家改善民生和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合作，为这些国家创造更多吸收外资、增加就业的机会。中国还将积极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这必将推动区域合作特别是东亚合作更好更快发展。

这可以看出，中国的价值观已经发生变革。在改革开放以前，单纯的国家本位意识在我国社会成员意识中占据主导。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国家本位意识的实质就是在处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把国家(以及政府、集体等)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公民的个人利益则很少被考虑。在这种单纯的国家本位意识的主导下，也出现了一些极端倾向，如借口维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任意侵犯公民个人的利益。这种极端片面的价值观颠倒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曾对我国社会发展造成过严重的危害。经过对历史教训的反思，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必须把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确立公民本位价值观，逐渐成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变革的一个大趋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真正解决被颠倒了的国家机关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现象发生。而这样的努力是否能成功，将决定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否能真正落实。

经济权利和言论自由

中国社会在过去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持续高速成长，中国崛起是过去十年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某些声音都大力呼喊的一个口号。但我们越来越发现，随着自己的不断壮大，我们的朋友少了，敌人多了，虽然中国打出和平崛起的口号，但引来一片怀疑的目光。事实上，参考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是政府解决或者维护好了公民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衡。

从经济上，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这在法律和条约义务上规定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意味着国际市场经济规则我们接受了。在这么一个大框架下，虽然经济上碰到很多波折，但有这一套基本规则，不会有大的反复。回到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破坏法治，搞权贵资本主义，也会受到很大束缚。这些规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各种经济成分享受平等待遇。十年间一个很重大的趋势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在觉醒。这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SARS、 南都案等等为标志，这些事件说明公民自由不能侵犯的观点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十年来反复博弈，特别体现在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当前公民权利博弈有两个核心，一是财产权，二是言论自由权。所有复杂的现象都围绕这两个核心在转。只要中国社会转型还没完成，这个博弈会一直存在。这两点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大事。剩下的就是思想文化走向，这也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一件大事。

中国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每年经济增长率持续在10%左右，现在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中国也避免了像西方国家那样遇到严重的金融危机，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即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美国《时代》杂志将其起名为：“北京共识”。有人声称北京共识已经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模式。这其实是本末倒置地看问题。中国的崛起，完全是接受市场经济的结果。这是最基本的。而市场经济，首先就是经济自由。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公民经济自由的核心

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是私有制——公民经济自由的核心。中国经济三十年之所以取得不少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遮遮掩掩地很不彻底地恢复了私有制，也就是他们讲的模糊产权制度。但所谓模糊产权恰恰正是冲突不断发生的根源，而不是优点。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横向比较，日本也经历过高速发展期，成为国际上引人瞩目的典型。那时它有终身雇佣制，市场不完全开放，政府介入企业的经济决策等等特点。一些人因此起劲吹嘘日本是儒家资本主义或者日本模式。后来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也跟今天的中国大陆有相似之处，又被吹捧为儒家资本主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根本上是社会稳定加市场经济和法治的产物，许多所谓特点都是后来必须改革的负担。中国的发展，是在辽阔的土地上现代化。有几个关键因素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一是外向型出口带动战略，这是四小龙和日本的经验。二是推进了城市化。一个现代国家，它的城市化应达到70%以上，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城市化不断发展，也创造着巨大的市场。在两大杠杆带动下，经济发展起来，好像是看到奇迹，其实是借鉴他人的经验，还历史旧债。有人讲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讲混合所有制。但混合所有制也不是中国发明的。英国很早就有了，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既有私营经济，又有国有经济。

任何市场经济制度，如果产权模糊，代价很大。中国恰恰就在这方面吃大苦头，原来所谓乡镇企业，花了很大代价才恢复私有制的本来面目。很多地方的国有企业，都是填不满的财政窟窿。有些表面上赢利很大的国企，如果你仔细研究其投入—产出，研究它对资源与环境的破坏，也是负资产。国企弊端在中国经济里很突出，这恰恰是中国应改而没改好的领域，而不是什么中国模式的优点。至于私人产权，一直受侵犯，是中国不稳定重要因素。民主与专制是不可调和的。纳税人拿出GDP的20-30%供养一个政府，当然要它好好办事。而现在政府成了最大的富翁，却发生了更多的社会问题，显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和逻辑，中国政府需要一个成熟合理的价值体系来支撑新形势下的需要。

大一统还是兼容并蓄

维护经济利益的长久存在，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政治权利框架。而这个政治权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取决于社会思想文化制度的发展程度。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全民思想大讨论的年代。原来国学派提倡建立孔教国家，新左派跟着国学派屁股走，也大讲思想文化上要有主体性，学术上也要有主体性。这个主体性最重要就是表现在儒学上，以它为核心建构中国的思想文化；为此要反对帝国主义思想上侵略，要建构另一套学术规范，包括重新界定一些概念，如民主、自由、法治，不能跟着西方走，要另搞一套和西方对抗。另外，自由派也开始分化。有一部分自由派在坚持宪政的同时，提倡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作为宪政的思想文化基础。现在这几大派在文化上联合了。官方也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个走向；支持国学发展，提高孔子地位，动作不少。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像就从侧面表达这一内容。一个城市树立雕塑，包括文化名人的雕像，这很正常。但把孔子变成九五之尊，赋予他特别崇高的地位，把雕像置于北京城的中心，全国政治中心，这是一个表态。树个孔子像没什么了不起，关键是有没有其他人的像要出现。先秦其他思想家有没有位置？老子、庄子、墨子能不能和何时出现在长安街上？如果长期不让他们在长安街上散步，只剩下孔子与伟大领袖并肩供人顶礼膜拜，这就严重曲了先秦的历史，体现了决策者对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状况的短视，从而成为不能不令人忧虑的文化象征。事实上，这个选择的实质是要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制度。要大一统的、专制的意识形态，还是要兼容并包的、自由的现代文化制度？中央最近多次在国内外的场合提及未来经济工作以侧重民生建设为主，似乎也在暗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方向。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天安门广场上一个人像也没有，倒是颇有点大动作之前的宁静的意味。至于以后何种思想会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由此带动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