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查车管理制度:品谈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

托洛茨基的自传《我的生平》（以下简称《生平》）素以内容丰富和叙事生动而著称。1996年以来，此书已经有了三个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东方出版社2005年）。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最新的中译本（《我的生平》，赵泓、田娟玉译，郑异凡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相对于作者的特殊性，《生平》能够在十一年内出版四个不同的版本，足以证明其对读者的吸引力。

通常，托洛茨基被视为冷酷傲慢的化身。但他其实是一个最擅长与普通群众进行交流并能赢得其信任的政治活动家，仅就这一方面而言，二十世纪可能无人能出其右。《生平》对十月革命前后托洛茨基在摩登杂技场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场景的描述，足以修正我们对他的传统看法。也许有的读者会说，那只是因为在革命高潮期间群众情绪普遍倾向激进的缘故，否则托洛茨基的演说不会产生如此效果。不过这并不仅仅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在更加困难的环境中，托洛茨基也同样做到了这一点。自传中有两个小故事可为佐证。

第一个故事。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在美国流亡的托洛茨基立即乘船返回欧洲，不料途径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时，竟被英国海军强行扣押。“海盗”们将托洛茨基关进设在亚默斯的德国战俘营，当时德俄两国正处于交战之中，“海盗”们的险恶用心可见一斑。不料，托洛茨基非但没有让自己落到遭受德国战俘敌视的境地，反而通过反战宣传，迅速地将战俘中的士兵团结在了自己周围。战俘中的德国军官与看守他们的英国军官于是也赶忙放弃敌对，结成统一阵线来对付托洛茨基和战俘士兵。无产者的国际联合与资产者的国际联合的公开对垒在这个小小的战俘营中形成了。当英国军官发布禁止托洛茨基在战俘营中演讲的命令时，已经太晚了，大多数战俘已经成为托洛茨基的坚定支持者，战俘们以一份对禁令的联名抗议表明了这一点。士兵战俘的支持令托洛茨基“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足以补偿关押在亚默斯期间所受到的一切苦难。”

另外一个故事。内战期间托洛茨基曾主动去视察一个关押着上万名逃兵的看守所。“逃兵同志们”，在别人眼中只是逃兵，但是在托洛茨基眼中，仍旧是革命同志。经过托洛茨基一番演讲后，“逃兵同志们”立即犹如脱胎换骨，变成了最勇敢的红军战士，并在内战中立下了赫赫功勋。谈及此事，托洛茨基本人也是“不无自豪”。托洛茨基在与群众交流时能够取得如此成效，是由于他对群众的态度，既非浅薄的同情，亦非虚伪的吹捧，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任。他坚信群众能够超越其分散的和狭隘的个人眼界，看到共同利益所在，从而能够为此展示出自己的力量和尊严。套用今天的流行术语来说，他坚信劳动者能够建立一个既不受资本、又不受权力所奴役的世界。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革命发生官僚蜕化的时候，托洛茨基也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官僚的死敌（列宁也是如此，只可惜他在关键时刻被病魔击倒并过早地去世了）。托洛茨基一生的经历，可以简单地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革命的思想家和领导者，后期则是反对革命的官僚蜕化的思想家和领导者。读者往往期望通过阅读《生平》来获得对这两种经历的全面了解，尤其是后者，更是我们今天所特别感兴趣的。不过就此而言，《生平》会多多少少让读者感到失望的。这是因为如作者自己指出的，《生平》只是一部个人传记，而不是一部历史著作，两者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对于我们所急切地想了解的问题，如官僚蜕化的根源和来龙去脉，托洛茨基及其反对派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具体主张，反对派与官僚的斗争经过等等，《生平》并没有作全面论述，尽管提供了很多生动的细节。

要想对此有全面了解，其实是有捷径可寻的。托洛茨基的思想，曾经以政治纲领的形式明确的表达出来，这就是1927年由托洛茨基执笔的《反对派政纲》。这部政纲全面地反映了反对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点，同时批驳了当时当政的斯大林-布哈林集团的观点。纲领不仅内容丰富深刻，而且表述得深入浅出，清晰易懂。记述苏联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实在是乏善可陈。即使是像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这样的佳作，在对托洛茨基的经济和社会观点做介绍时，也是显得较为单薄。至于其它的著作，一般说来就更是等而下之了。因此，与其去看那些历史学家的作品，还不如直接去看《反对派政纲》。例如，长期以来人们都认定托洛茨基在经济上主张“超工业化”和“掠夺农民”，而只要与《反对派政纲》对照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纯属无稽之谈。了解托洛茨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直接去读他的代表性作品。

另外，《生平》完成于1929年，而几年之后托洛茨基对官僚蜕化的认识有了重大的变化。1933年之前，尽管自己已被官僚集团视为敌人，但是托洛茨基对官僚集团仍旧持“改良”态度，如《生平》中明确指出的。1933年后，托洛茨基从改良派变成了革命党，他认为官僚集团已经无可救药，只能将其打倒，代之以工人苏维埃民主，如十月革命初期那样，否则蜕化将逐步加深直至倒退回资本主义。写作《生平》时，托洛茨基的态度还处在矛盾之中，他一方面激烈地反对官僚集团，另一方面又自缚手脚，企图把斗争局限在党内。伊萨克•多伊彻曾指出《生平》对于官僚蜕化问题没有给以明确的解释，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托洛茨基关于官僚蜕化问题的明确的最后的结论，是在《被背叛了的革命》和《过渡纲领》当中做出的。

因此，读者们在享受《生平》带来的阅读快乐时，不要忘记，只有结合着其它著作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托洛茨基的思想脉络。这些著作过去都曾作为内部读物出版过，细心的或幸运的读者们不妨试着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