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cp取消短信提醒:傅国涌：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育(2)

　　公民课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培育公民的核心，原先国文教科书承担的公民教育职能从此弱化。在公民教科书《编辑大意》中明确，“对于良好公民应具有的知识，习惯，和精神，予以同等的注意，以期养成忠勇服务的明达公民。”

　　《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书）每册16课，第一册从家庭、互助到学校、会场规则、小公民会、乡自治等，也就是从家庭生活到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以造成“好儿童”为目标。第二册从职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尊重别人的权利到市自治、县自治、公共心、选举适当的人、社会领袖，再到国家、法律、法治精神。第三册从省议会、国会、选举权、选举票和选举手续、代议制度的精神到人民的资格、人民的权利、人民的义务、我国的领土、我国的主权、大总统、国务员、法院、审计院、政党、好政府。第四册则涵盖国际生活。后三册就是从本市、本省生活到国家生活、国际生活，步步扩大，以造就一个“好国民”为目标。

　　在一个长期奉行官本位的民族，第二册第一课《职业》却这样告诉小学生：“我们从前的观念，以做官为荣，因此，一般人都以为官吏是最尊贵的职业。我们应当打破这种旧观念，要晓得，一切有益于社会的职业都是一样的尊贵。”第十一课《社会领袖》说：“我们中国人向来对社会的事情漠不关心；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社会领袖之缺乏，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原因。……做社会领袖的，应当具备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要有热烈的感情，第二个要件是要有精明的思想，第三个要件是要有普通的知识。无感情的人，办事就没有热忱和毅力；无知识、无思想的人，办事就动辄出轨。”第十六课《法治精神》在列举了人治的恶例之后如此解释：“民国成立后，我们有了国会，国会里的议员，都是人民举出来的代表，所有的法律，都应当由他们议决，再请政府公布施行。照这样规定的法律，就格外有力量，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所能变更或废止的。无论政府人民，都要受法律的拘束，都要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备法治的精神。”

　　第三册第五课这样解释“代议制度的精神”：

　　就国会方面来说，议员要明白他们是人民的代表，无论议决的什么案件，都要以人民全体的福利为前提。就政府方面来说，第一，行政首领须将财政方面和政治方面一切事务详细报告于国会；第二，所有法律须交国会议决，然后公布。就人民方面来说，人民虽则选出代表组织国会来执行政权，却不可因此卸责；一方面应当监督议员的言论，一方面应当做议员的后盾。这都是代议制度的精神。

　　第七课将人民的权利分为公权和私权，公权又叫政治权利，具体而言就是人民得投票选举和担任公职。私权是个人以私人资格而享有的权利，所以又叫做个人的权利，分为基本的自由权和补充的自由权两大类，前者包括人身自由、家宅的不可侵犯、营业工作的自由、保有财产的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如果这些自由有缺损的地方，个人的生活安全就没有保障了。补充的自由权包含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如果出版不能自由，人民的思想就受政府的束缚；如果集会结社不能自由，人民就不能团结许多人来做事体，所以这一类的权利也是很紧要的。此外，人民还有法律上平等权，书信秘密之保有权，请愿权等。同时也指出，人民虽有自由权，但是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或危害公安为限；过了这个限度，国家就有权干涉了。

　　第十一课《大总统》，“至于大总统的责任，可以分为政治和法律两方面来说，民国大总统经由内阁行使职权，政治的责任有国务员代负，他用不着去负的。民国法律是平等的，大总统犯法，法庭一样的可以拘拿治罪。故法律方面，大总统是要负责任的。”

　　第十六课《好政府》，“好官吏、好法律、都是好政府的原动力。但是最重要的原动力还是好人民。好人民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呢？好人民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对于政治事务要时时关心，时时监督。在选举的时候，人民固然要认真选举；选举以后，也要随时监督国会和政府。国会和政府一举一动都有人民监督着，国会就不敢议决违背民意的法律，政府也不敢做出违背民意的事情。这样一来，自然会产生好官吏和好法律。所以人民要想有好政府，不必希望别人，只要自己对于政治事务，肯时时关心和监督就是了。”

　　张粒民在《教育杂志》发表《小学校之公民教育》，为小学的公民教学设计了一张简明图表：

　　[9]

　　这个图表是根据教科书循序渐进的内容安排概括出来的。1924年6月初版的还有一套四册高小用“新撰公民教科书”，万良浚、魏屏三编，王云五、李泽彰校，用浅显的文体文编写，与白话的新学制教科书系列并行，《新撰公民教科书》的《编辑大要》与“新学制”几乎完全一样，内容也大致一样，第一册的许多篇目相同，比如“会场规则“、“小公民会”、‘乡自治”等，只是“新学制”纯用白话文编写。新学制的初中公民教科书是由著名法学家周鲠生编写，内容要比高小四册更深入。

　　四

　　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以党化教育替代公民教育的思潮兴起，1928年大学院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教育部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没有公民科的地位，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党义科”仅仅三年后即无奈地取消。193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小学课程标准》，公民训练与国语、算术等一起被列为十科之一。次年2月，教育部颁布《小学公民训练标准》，训练小学校的儿童“以养成健全的公民”为目标。

　　公民教育再度回归，但是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已逐渐渗入教科书的编辑当中，商务版的公民教科书也不能幸免，这是教育部课程标准规定的。在“一二八”事变之后，1933年到1934年出版的“复兴教科书”，在“编辑主旨”中既有“注重体格、德性、经济、政治的训练，以养成健全公民”，同时也将“灌输党义”写了进来。与此前的“新学制教科书”不同，许多属于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一家之言在“复兴教科书”中得到强化。

　　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公民教科书”高小共4册，每学期一册，胡宗瑞、赵琼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二册包括公正、尊重别人的意见、公平竞胜、对于不幸者的同情、诚实、互助、宽恕、集会的方法、会议的方法，怎样对付和我争论的人，还有孙中山提出“四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对于集会和会议的方法都写得很详细。

　　《尊重别人的意见》提出：“要知道无论我的思想学识是否胜过别人，我的见解未必一定高出于人，别人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对于别人和我不同的意见也要尊重。即使别人的意见，我认为确有谬误的地方，也只能就事论事”。《公平竞胜》提出：“第一要严守各项规则，二要态度公正，举动光明，尽自己本领努力竞争。三要服从评判员的裁判，不可妄加指摘。四要和竞争对方始终维持友好态度。五要谦和快乐，胜不骄傲，败不懊丧。”这样的观念一旦在一个小学生的生命中扎根，一个健全公民的基础就有了。

　　赵景源、魏志澄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四册有很多意识形态内容，包括“以党治国”、“建国大纲”、“五权宪法”等，在观念上主张牺牲个人的自由，争团体的自由等。但在讲法治精神时，明确“无论政府和人民，都受法律的拘束，都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有法治的精神。”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公民课程标准》，高中授以社会问题、法律、经济、伦理等，初中授以公民道德、政治生活、地方自治、法律大意、和经济生活等知识。复兴《公民课本》高中四册，第一册是社会问题政治概要，第二册是经济概要，第三册是法律大意，第四册是伦理大意，内容比较深，也有点儿抽象。

　　“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共三册，一年一册，第一册道德，第二册政法，第三册经济。这一版的公民课本虽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但还是保持了不少相对独立的公民教育内容。第一册由孙伯謇编写，1933年7月出版，11月已印70次。对于什么是公民？教科书解释首先是拥有国籍的国民，但国民不见得就是公民，国民之有公民权的，才是公民。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人类的共同生活团体，多数人相结合为一体，以完成共同生活，就是国家。组织国家的多数人，就是国民。”什么是自治制度？自治制度，是训练行使民权的机会，是民权政治的基础。自治的实行是否圆满，不独和地方有关，有时且可影响全国。所以公民应当了解自治的本质，养成自治的精神，并充分行使应有的政权，以尽做公民的义务。

　　在“国家道德”这一章有一节“尊重舆论”：

　　民主政治是舆论政治。国民既将政权委托于政府，政府的设施是否正当，还要取决于国民。国民对于政治的意见，叫做舆论。国民真正的舆论，政府应当采取，作成法律，期其实行。

　　舆论是一般国民的公共意见。一个政党的意见，不是舆论。一个报纸的主张，也不是舆论。真正的舆论是由国民几经讨论而后成立。国民关于舆论，应当有尊重少数和服从多数的精神。

　　社会国家的事情非常复杂，一个问题发生，不止一个原因。一个问题解决，也不止一个结果。社会国家的问题都有关于国计民生，解决问题，又不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先事试验。所以一个公共意见须经有见识的专家发表言论，并须容纳反对的主张，而后为最终的决定。如果多数人的意见偶合，便压迫少数人的议论批评，却不是真正的舆论了。

　　初一年级的公民教科书能对舆论作出如此清晰笃定的解释，这样的公民教育自然是有价值的。1923年生在无锡的李慎之先生回忆：

　　三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过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课本。虽然分量不大，但是相当扼要而明确地教给了我们什么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他与中国人历来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我们当年的教师又是一个口才极好，极善于启发学生对公民权利的觉悟的人，使我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我推想与我同时学过公民课的应当有几百万人，最少也应当有几十万人……”[10]

　　他高中毕业于1940年，1937年之前读初中，读的大概就是这个版本的公民教科书。他说由于时代的风浪起伏不定，受过商务公民课本陶冶的一代学子，多少人还能在未来的人生中忆及公民课给予他的训练？今天已无法知道，但是，可以确定，包括李慎之在内，那个时代上过公民课、接触这些课本的少年，他们还是有幸的。学者谢泳说，李慎之先生生前有一次在上海，曾亲口对他谈起早年公民教育的影响，“他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他感到他这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规则，都来源于早年公民教育，虽然经历了时代的变化，公民教育中的一些内容后来不再提了，但那些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还是保留在了他们那一代人身上。中国50年代社会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那些早年受过公民教育的人来支撑的……”[11]

　　五

　　1937年3月，依照教育部修正课程标准，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新的一版公民教科书，“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第一册，李之鸥编著，韦悫校订，增加了公民道德与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等内容，当时战争迫在眉睫，特别增加“童子军训练”一节。

　　从课本来说，比以前的更贴近学生，更为成熟了。先从“群己”关系入手，再澄清公民与公民的关系，提出一个良好公民须具备的条件，“不但须有强健的体魄，丰富的知识，并须有优美的道德，有浓厚的爱国心，有努力从公的精神；对于为国家服务方面，应谨慎的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应竭力的实践政治上的责任。一个国家的盛衰，全靠公民的良好与否；国家有良好的公民，便日趋强盛，否则便日趋衰弱。”

　　在“学校生活与公民道德之培养”一章说，学校设置的各种科目“都是使学生们获得必要的知识，和养成健全公民的要素。例如语文课的国文，不独可使我们能明白清楚地叙述事理，表达情意，而且可从中了解我国固有的文化；外国文，使我们得由外国的语言文字中了解外国的事物情况。又如历史地理，不但使我们明白本国与外国的历史事实与地理情况，且可激发我们的爱护国家、爱护民族的观念。这些知识，可说没有一种不是一个健全公民所需要的。不但如此，我们做课业的活动，直接是学习功课，间接乃是培养公民道德。”比如养成对公民服务的责任心，守规律的习惯，虚心谨慎无形中养成做公民的根本条件。“体育活动的成效，还不只是增进我们身体的健康，并且是与几种重要的公民道德有关系。例如在运动场比赛时，有裁判员作公正人，成绩的好坏丝毫不容作伪，这便是公正的精神；运动比赛时，各人都勇往直前，竭全力来奋斗，这便是勇敢的精神；在团体运动时，彼此团结一起，彼此合作，彼此服从团体的纪律，这便是团结、合作及服从纪律的精神。这些都是一个良好的健全的公民所应有之德性，而在体育活动中，都可以培养成功的。”至于课外活动，无论读书会、演讲会，运动会、远足等，更不要说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不仅可补课堂的不足，而且也是公民生活的实习。

　　1939年，罗廷光在《教育杂志》发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与中学公民训练》，即带有浓厚的党化教育意味，与商务版代表的公民教科书长期以来致力的目标已有很大差异：

　　确认三民主义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最高理想，也便是中学实施公民训练的无上准则。……本此以实施训练，则：第一，中学生须认清“中国国民党之主义、政纲、政策，为建国及解决社会问题唯一之途径”；第二，彼等在公民科及其他有关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问题等）上对他种主义尽可多方面研究，但以不离乎三民主义的立场为是。……[12]

　　从修身课到公民课，重视公民教育是商务印书馆这家民营出版机构的一贯宗旨。针对小学公民教育，不仅有教科书，在配套的“小学教育从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之理论与实际》，“师范小丛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概论》，“小学教师丛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教材和教法》，此外还有《学生自治须知》、《公民教学法》等，“小学生文库”中除了《国家浅说》、《政治浅说》、《民权初步摘要》、《民权主义浅说》、《法律》等，另有一本叫《好公民》。在“民众基本从书”中也有一册《怎样做公民》。日本侵略者对商务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和民族意识都深怀疑虑，“一二八”事变时之所以要轰炸商务的工厂、焚烧东方图书馆并非偶然，其中就有毁灭文化达到毁灭一个民族意志的险恶用意。

　　抗战全面爆发，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一度推行“国定本”，商务印书馆代表的民营出版业最后一版教科书止步于此。1942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公民》共三册，编辑要旨称，这是根据教育部1940年7月公布的《修订中学课程》标准编辑的，官方的正中书局与民营的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等组成的“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负责印刷，“参阅者”名单包括朱家骅、吴铁城、陈果夫、陈布雷等要员，官方聘请的梁实秋等专家，出版家王云五虽然也名列其中，主导权已转移。尽管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还在，公民权利、地方自治、公民训练、国家公共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还是在教科书中得到了体现。

　　但是，因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介入，党化教育的不断侵蚀、污染、异化，在时代的跌宕起伏中，此时的公民教育实际上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微，20年代的黄金时代再也不可能重现了。虽然1947年12月汪懋祖在《教育杂志》发表的《中学公民课程之讨论》为中学公民教育概括了五个原则，那也只是理想状态，很大程度上不可能付诸现实：

　　1、公民的习惯与品性

　　2、公民的动机

　　3、公民常识

　　4、培养公民理性

　　5、树立公民理念和信心[13]

　　抗战后期，李慎之在燕京大学毕业，曾在成都一个中学教过半年书，校长让他包教全校高中三个年级六个班的全部公民课，教的大概已是国定本。他说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居然大受学生欢迎”，晚年回想起来他深感惭愧，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为未来的民主建设多培养一些元气，所以1997年11月他在《改革》杂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一个人真的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下一辈子最想做的工作就是再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课教员。”[14]

　　自1949以后，公民教育不仅退出学校，而且在整个社会销声匿迹，以致今天许多人把政治课、思想品德课与公民课相混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提出在初中开设公民课，二十五年过去了，公民课尚未得到恢复。2005年杨东平等编的小学版《新公民读本》出版，也未能使用，新公民读本的中学版则迄今未见出版。今天，即使我们像李先生那样怀抱一个当中学公民课教员的梦想，也依然只能是梦想。

　　2010年11月6日杭州

　　说明：此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程巢父兄帮我复印了24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身、新修身和公民教科书，凡来自这些教科书的引文，不一一标明出处。此外，还要感谢王小庆兄，他编的《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待出版）选录了《教育杂志》1909年到1948年间发表的有关公民教育文章，他撰写的前言也令我受益。

　　注解：

　　[1]曾在幹《略论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8年2月。

　　[2]常道直《小学公民课教学法》，《教育杂志》1924年1月。

　　[3]张粒民《小学校之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4年4月。

　　[4]陈筑山《平民的公民教育之计划》，《教育杂志》1927年9月。

　　[5]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味》，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68年。

　　[6]吴家镇《高时良现阶段中国公民训练之鸟瞰及其改进》，《教育杂志》1936年3月。

　　[7]易正义《民国初年中学“公民”课程的建立》，《亚东学报》2009（29），转引自王小庆《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前言》。

　　[8]彭基相《公民的训练》（译文），《教育杂志》1924年9月。参考王小庆王小庆《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前言》。

　　[9]张粒民《小学校之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4年4月。

　　[10]《李慎之文集》上册，62页，自印本2003年。

　　[11]谢泳《1913年的美国公民学》，165—166页，《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

　　[12]罗廷光《国民精神总动员与中学公民训练》，《教育杂志》1939年11月。

　　[13]汪懋祖《中学公民课程之讨论》，《教育杂志》1947年6月。

　　[14]《李慎之文集》上册，53页，自印本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