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胜道闸控制器说明书:“公司＋农户”的危险一面

“公司＋农户”的危险一面


2002年12月3日09:56 [ 仲伟志 ]　 来源：[经济观察报 ]

许多地方正在把千千万万农民的生存问题交给那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而土地“流转”之后的农民并没有寻求到土地之外的保障形式。把土地交给公司的农民们，他们或许正沉浸在对远大前程的憧憬之中，却不知道他们所依赖的那些龙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往往脆弱难支
李昌平在《读书》杂志上问：“公司＋农户”可以富裕农民吗？他的困惑是，“公司＋农民”在中国也有几十年了——如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 公司＋农户等等——农民生产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菜、花生等农产品给这些企业经营，但“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公司＋农户’的路子并没有把农民 搞富起来，相反越搞越穷了。”
这样的问题使很多人芒刺在背——毕竟，“公司＋农户”已经成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面政策旗帜，难道 我们仅仅因为这位“前镇长”的经验性论述，就轻易推翻倡导了这么多年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吗？而且，浙江、广东等地正在积极推进农民土地股份制改革，大量 土地正在从农户向基地和公司流转，难道这种万民身受的改革方向又错了吗？
围绕“三农”问题的争论，往往出现二元对立的局面，不是这样就 是那样，有人正襟危坐，有人字正腔圆，其实，声震屋瓦，扰攘多年。然而，我们在这方面经常犯下“概念系统压抑经验”的错误，我们沉湎于概念争驳的时间远远 超过“田野调查”的时间。在这里，我并不想先入为主地支持李昌平的观点，我希望大家能耐心地听我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著名的蓝 田股份和成千上万的湖北洪湖农民。有关资料显示，1996年，蓝田落户洪湖，为迅速扩张生产经营规模，大搞“圈地运动”，征用瞿家湾镇大量鱼池与耕地，用 于建设工业园、高科技实验场、啤酒厂、酱油厂、度假村以及修建道路等等。失去鱼池和土地的农民则成为蓝田员工或者“契约农业工人”，他们的土地和鱼池则多 以产业化模式整修成为养殖基地。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让上上下下为之兴奋和鼓舞了很久，蓝田成为全国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并被湖北省树为“农业产业化的一面旗帜”。
当时媒体对此极尽溢美之词，在此转述其中一段文字：“公司在洪湖周边9个乡镇的 30多个村建立了多个生产基地，如万亩莲藕基地、万亩蔬菜基地、10万头种猪和200万只良种鸡的畜牧养殖基地，基地与几万农户相连接，企业与农民之间形 成了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产业化经营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产品的竞争力。”当时，“农业产业化”滥觞全国各地，这段评价文字简直放之四海而 皆准。
最兴奋的是那些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这种模式避免了农民直接面对市场的风险，是一种“点石成金的产业整合”；更重要的是由此带来 的农民身份的彻底转变——与农民进城不同，这种身份转变是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的，是一种长远的、稳定的、有序的、渐进的、根本性的转变，“蓝田 模式”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上是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典型。看来，这些学者也许更希望通过某种方式把农民永远固定在原来的地方。
但是，让我 们看一下《中国社会导刊》的调查：好景不长，因为银行贷款出现危机，从2001年9月份，蓝田公司没钱发工资了；到年底，蓝田高层出事，各项生产停止，公 司也全部放假了，吴以山（被蓝田“收编”的洪湖农户之一）只好给附近的个体鱼贩子打工，一天挣一二十元钱。吴以山不无凄凉地说：“过去不管怎样，总还有个 ‘雀笼子’（指旧房屋）住，现在旧房被拆了（指移民建镇），搬到陈湾村建房，公司说要给3万元建房费，可至今只给了5000元，房子没钱建不起来，一家人 只好住在亲戚家里。又没了田，又没了塘，叫我们怎么生活呢？”
很多人都知道刘姝威引发蓝田绩优神话破灭，但很少有人关注那些已经把蓝田 公司当成惟一生存出路的成千上万洪湖农户的命运。我们相信当时蓝田老总瞿兆玉绝对无意刻薄农户，因为他就是洪湖瞿家湾人。我们也看到洪湖市正在尽最大努力 将土地交还给农户——虽然有很多土地已经不能复垦。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蓝田模式中的“村组公司化”、“农民工人化”，反而带来了更可怕的风险。以中国之现 状，土地仍然是农民的第一保障，土地“流转”到那些龙头公司手中之后，如果公司经营不善或者遭遇其它市场风险，谁来保护不能享受任何正式社会保障的农户的 利益？
而在当下，在中国更多的地方，正在把千千万万农民的生存问题交给那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而农民并没有寻求到土地之外的保障形 式。把土地交给公司的农民们，他们或许正沉浸在对远大前程的憧憬之中，却不知道他们所依赖的那些建立在农民的优点和弱点之上的“龙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 也往往脆弱难支。
威廉·Ｈ·尼科尔斯曾经说，美国农业的长期问题不是“剩余的”棉花、小麦或柚子，而是“剩余的”农民。我不知道美国有 多少农民，但我们认为这更是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我们认为“公司＋农户”依然是一种改善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但我们必须指出其中存在的风险与弊病，希望有 关方面能够趋利避害。而对于那种希望藉此将大量过剩劳动力永远沉淀在农村的思路，我们坚决反对——恳请诸位不要再以此为由为农民自由选择生存空间设置障 碍。
（作者为本报首席记者，电子邮件：ｚｈｏｎｇｗｅｉｚｈｉ＠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ｃｏｍ．ｃｎ）